我的生命裡有兩次歸零，就是家完全毀了，一無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後來開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領導的，後一次是土地爺發動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綠服裝、戴紅袖章、人手一把斧頭的男孩女孩闖進馮家，「砸爛舊世界」。其中有個姑娘，模樣端正，眼神卻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鬧，砸起東西來分外細緻。在同伴們已經掃蕩過的房間裡，她轉來轉去，把還算完整的東西一件件翻出來，有條不紊敲個粉碎。然後，她翻出馮驥才的一本相冊，把裡面的照片一張張抽出來，撕成兩半。她做這些的時候，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馮的母親、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氣的眼睛發著寒光，用兩隻白白的手把它們撕成細小的碎片，唰唰作響。
照相主義者馮驥才心痛極了。姑娘走後，他從地上拾起零星殘片，將珍貴的童年少年，留下一點點。這姑娘難忘，被寫在80年代初發表在《收穫》上的散文《書桌》裡。
他還被抄家者押進一個房間，猛見30年代照片上過《北洋畫報》、文靜嫻雅的母親坐在地上，頭髮被剪禿，滿臉塗著紫藥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覺，緊接著像被一根皮筋似的東西拉了一下，回轉來，前後不過一分鐘。事後母親告訴他，那一分鐘裡，他瞪著眼睛在狂笑，聲音駭人。事後醫生告訴他，若沒有那根「皮筋兒」，他可能就瘋了。
這之前的24年裡，馮驥才無憂無慮，唯一的受挫是報考中國美院而未取，原因曖昧，似與階級出身有關。這不算什麼。他快樂地在天津市隊打籃球，因傷退役後在書畫社裡領一些計件活兒，在家裡畫仿古國畫；要麼讀書，一個人站在屋裡背誦《蜀道難》《赤壁賦》或者《致大海》。有時約畫友出去寫生，有時騎著自行車，車後綁一個木凳，斜背一架廉價相機，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見識那些美物：楊柳青年畫、木雕、磚刻、風箏、泥人、燈籠……他保存著那些素描和《天津磚刻藝術》的手稿。這部小書寫成於22歲（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見了一個叫顧同昭的女孩子，她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顧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園別墅裡，是她外祖父設計的。50年代變為公產。60年代毛澤東視察天津下榻在那裡，從此得名「潤園」。在馮驥才看來，顧家平和、安靜、本分，女孩子們愈加單純，像瓷娃娃一樣長大。
我媽媽那時候特別愛看越劇，越劇基本都是悲悲慼戚的，跟她傷感的氣質相投。我愛人她姨也愛看越劇，那天戲院裡，帶著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說，這是我外甥女。那時候她好像才20歲，很小。母親問她幹什麼的，她說我畫畫，想考美院。母親說我兒子今年高中畢業也考美院。她發愁說不知道素描怎麼考，母親說你來我家好了，我兒子也許能告訴你。
那時候也沒電話，有一天她忽然就來了。我的房間在二樓，打開門，忘了去過道幹什麼，她從樓梯跑上來了。那時候北京正舉辦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她戴一個花朵形狀的乒乓球賽紀念章，穿一個藍色對襟的小褂，因為她從小學芭蕾、學鋼琴，步子輕快，儀態很美。我一看，咦，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覺。她一見我：請問，這是姓馮嗎？我說，呵，是。你就是馮驥才呀。是。她說哎呀，那麼高啊！那時候我也很單純，20歲左右，還沒有戀愛的想法。後來，她說，做女孩子的時間長一點好，我們也就沒急著結婚，直到「文革」來了。
1983年，冰心和吳文藻先生金婚紀念日，冰心問前去祝賀的馮驥才：你怎麼結的婚？
拍攝者：姜曉明
當時我和未婚妻兩家都被抄了，我們決定結婚。結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父親關在牛棚裡，母親的頭髮被紅衛兵鉸了，都沒能去。我倆都是被抄戶，在飯館裡不敢聲張，大家壓低嗓子說「祝賀你們」，然後不出聲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衛隊給了我一間幾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幾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兒，夾在自行車後座去的飯館，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於兩手空空進了那間小屋。屋子中間安一個煤球爐子，床是用三塊木板搭的，我撿了一些磚，壘個檯子，把木板架在上邊。有一個小破桌，向鄰居借了兩個凳子，此外沒有什麼了。窗子不敢掛窗簾也不敢糊紙，怕人說我們躲在屋裡搞反革命名堂。進屋不多會兒，外邊大喇叭響起來，我們趕快關了燈。原來樓下有個紅衛兵總部，知道樓上有兩個狗崽子結婚，整整鬧了一晚上，一個勁兒朝我們窗戶上打手電，電光就在天花板上掃來掃去。我們和衣躺下，我愛人在我懷裡整整哆嗦了一個晚上。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聽完，笑著也是認真地跟我說，馮驥才，你別抱怨生活，這樣的結婚才能永遠記得。大魚大肉的結婚都是大同小異，過後是什麼也記不住的。
馮驥才本想寫一部關於抄家的小說，最終寫成中篇《感謝生活》。它被譯介的版本最多。
婚後最初十幾年的照片一張張看過來，有簡陋困苦，有狹小逼仄；有顧同昭在廚房餐廳客廳集於一角的家裡轉過頭來，眼神無助但依然清亮；有馮驥才穿著肘部打補丁的衣服在書堆前憂鬱，那補丁是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後兩個人臉上的笑多了，可母親的臉比嬰兒瘦小……這一家人的臉上有苦有難也有笑，卻沒有恨。怎麼會沒有恨？
恨是悲劇生出的種子，它會再生出一個悲劇來。我沒有具體恨過某一個人，儘管有的人對我特別不好。我們單位有一個人，「文革」的時候整我整得非常厲害，用了各種比較惡毒的辦法，後來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寫到中篇小說《啊！》裡邊了。《感謝生活》的原型是韓美林，最後一個細節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騎車在路上走。那時候單位很窮，我給單位跑業務，聯繫各廠的包裝，常騎車。那天剛下完雨，空氣特別好，樹葉剛變黃，在逆光裡邊，被照成透明的金黃。就像我們小時候捂著眼睛看陽光，能看見手是紅色的，那是血的顏色，生命的顏色。地上還有積水的反光，那一瞬間我覺得所有的葉子特別有活力，特別美。這時候迎面一塊白顏色過來，在秋天藍跟黃的對比裡邊，在光影之間，那個白顯得特別純。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個人，我好久沒見他了。在那個特定的光線顏色氣氛裡，來了個認識的人，我覺得特別親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說了好些話，也說了一些對生活的看法什麼的，結果又變成他揭發我的一個材料。我寫這個細節，是覺得藝術家有時候是自己感動自己，過於天真。我也覺得搞藝術的人，如果對生活充滿愛的話，不管遇到什麼災難都不會丟掉內心的東西，比如純潔、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顧同昭異常乾淨明亮的眼睛，還有笑容。
她喜歡笑，到現在也這樣，特別單純，而且不會提防任何人。她喜歡畫畫喜歡藝術，像我媽媽一樣，喜歡佈置家，把屋子裡弄得特別有藝術氛圍。她不喜歡首飾，從來不戴；最不喜歡名牌，因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來人都變成一樣的了。她也不喜歡跟任何人攀比，她覺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適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歡說社會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麼一種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個什麼東西覺得挺好，就讓我看一看，或者我畫完以後我們倆一起聊聊這幅畫什麼的……真正的伴侶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後重疊成一個人。
1986年在新加坡評金獅獎，大陸是我和諶容去的，台灣請了陳映真、黃春明，還有詩人非馬。最後一天，陳映真很晚來敲門，他是因為美麗島事件剛放出來不久。他說：「我嚮往革命的東西，但對大陸的『文革』不瞭解，想問你一個問題，「文革」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沒有破壞得更厲害的東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壞了人的單純和樸素，人的本質被破壞了。」他問害處是什麼，我說，如果每一個純真的人都變得油滑、老練而且精明了，那麼整個社會就壞了。純潔的人心裡愛比較多，他不防備這個社會。人們說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為那是不需要設防的地方；人們之所以覺得孩子可愛，也是因為孩子的心沒有圍欄。人變得精熟之後，人和人之間全是算計、提防、懷疑，獨獨沒有了信任和真情，那麼人回不去了，整個社會也就回不去了，我覺得「文革」最大的破壞就在這兒。當時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說，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對經濟、文化的破壞，還有對人心的破壞。它跟法西斯不一樣，不是殘害人的肉體，而是虐殺人的心靈，它製造一種恐怖給你一種壓力，讓你自己內心崩潰。
天津海河邊有個掛甲寺，從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撈起來蓋上草蓆子，等著家人認領。那些年間，草蓆不夠用，天天有人投河自盡，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間綁著嬰兒的女子……王蒙先生講過，那年月裡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難的同時也正遭受著家庭的不幸，還有哪個地方像當時的中國那樣，盛產親人朋友之間的兇猛、決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種文化和教養的。馮顧兩家，沒有這樣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種人。
能在苦難面前活下來，還是一種對生命的本能，就是懷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還真不是挨下來熬過來的，是有一種美好的東西在裡邊。我結婚時那破房子後來弄得——可惜那時候沒有相機不然我拍下來——挺好看的。磚壘的垛子上面鋪的木板，我愛人找幾塊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鋪上。床腳下有兩個破箱子，紅衛兵把蓋兒都砸碎了，我會點木匠活兒，在院子裡拾的木條都給它釘好了，完了我愛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個小沙發，後面有墊，下面還有流蘇，歐式的那種，擺屋子裡也挺好。我們只有一個櫃子，也是抄家時讓人砸爛了的，我把它立起來，做了一個門，然後在那上邊用油漆畫了一些畫。我當時有句話，生活就是創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來的。它不美好是一個現實，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書畫、手稿、剪報，幾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腳尖擠在小旮旯裡洗衣服的小漫畫，兒子第一次畫的爸爸，兒子在寄居的屋子裡學彈鋼琴的樣子……星星點點都被保存。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時，拿得出這等對物的愛惜，對生命的珍重？
我對大地震的親身體驗，第一下並不是左右劇烈搖晃，是所有的東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愛人的體驗是門框下邊最安全，當時她摔倒在門框下，屋裡屋外磚瓦下雨一樣砸下來，她居然一點沒受傷。
當時我睡在我們家，也就是長沙路那個閣樓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間，我本能地撲向兒子的小床，剛把他拉起來，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個地震也就40秒鐘，可我覺得太長了。後來鄰居告訴我，整個過程一直聽到我在喊，像在嚎，聽著很慘。但我根本不記得自己在叫。
我們挖了一個窟窿從樓上跑下來。那是凌晨三四點鐘，滿街的人都在跑，還有半裸的。我們住著過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愛人孩子的臉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頂上掉下來的老灰。也顧不上擦臉，我拉著他們跑到路角一個空地，看看周圍沒有電線桿子會砸到他們，在一個菜店拿了個菜筐反過來，我說你倆坐在上面別動，我去看看，等我回來。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車，鄰居說，你這褲衩，馮驥才。他給我一個工裝褲，短，露著兩截腿，都在流血。我蹬著自行車先去看兩家老人，都沒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轉了一圈。我記得一上午轉了36家，只有一個朋友腰被砸傷了我給他送去了醫院。我朋友始終特別多，路上一見，大馮你這腿怎麼砸成這樣都是血。都凝結了，還有土，也顧不上了。大家互相問問情況，我說我們家完了。他們就往我那個工裝褲胸前的兜裡塞錢，說你帶點錢走。一直到中午，我見著愛人孩子，跟他們一說，都沒事，沒有砸死的。後來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萬多人。我愛人問我怎麼辦，我說人家給我塞了好些個錢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濕乎乎硬邦邦的一個疙瘩，全是汗。掰開數，一塊、兩塊，我記得就一張五塊的，數了半天71塊錢。
當時我和我愛人工資加起來也就一百出頭，「文革」十年我都沒有一次拿過這麼多錢。當時誰給了幾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30多年過去，記不清了，但我記得人世間真正的財富是什麼。
地震平息以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個腰被砸壞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鷗相機，我借來爬上廢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兒拍照，我要把我整個的家照下來。一堵破牆上還垂著一本日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來，留到今天。一個人應該把他經過的事情記下來，這個想法也貫穿我寫《一百個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經歷不應該讓它輕易翻過去。這也是作家的本質。我後來聽說巴金連每次出去的機票都留著，挺感動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讓它輕飄飄過去。但凡這樣的人內心都有一點傷感，他要精細地生活，要記錄生活。我後來做文化遺產搶救也一樣，我們見到的每一樣東西都必須做檔案。民間文化，就是時間創造的財富。
「文革」初，馮驥才望著父親用小車把家裡的物件一車一車推去單位的背影，體會父親的心情。從出生到現在，他在這座城裡搬過九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四棟樓；最小的8平米。許多次，四壁皆空，一點一點壘起來。人生無常，得失聚散間，他有一種對身外之物的淡漠。於是，我們談「貴族」和「最後的貴族」，這些在中國看起來虛浮無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絞刑台的時候，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下意識地說一聲對不起，我覺得這是貴族。《簡·愛》裡的羅切斯特也是。貴族首先有很好的教養，他應該是一個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貴族一個是有錢，一個是傲慢，我覺著這恰恰是土豪。土豪這個詞的發明真偉大。真正的貴族是一代一代慢慢養育出來的。第一代人一定帶有暴發戶色彩，所以托爾斯泰說過三代出貴族。貴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他有一個不能輕易改變、帶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責任連在一起的，他必須是有擔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