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蒙戈和米吉，你們被控犯了重傷罪。有什麼要為自己辯護的嗎？」
「法官大人，沒錯，我的確犯了罪，」瑪麗說，「但那不是我的錯。我咨詢過專家，是她告訴我應該這麼做。所以，別怪我，怪她。」
「我也犯了罪，」蒙戈說，「但那不是我的錯。我咨詢過我的治療師，是她告訴我應該這麼做。所以，別怪我，怪她。」
「我不會否認，」米吉說，「但那不是我的錯。我咨詢過占星師，他告訴我，因為海王星正處於白羊座的位置，所以我應該這麼做。所以，別怪我，怪他。」
法官歎了口氣，然後宣佈他的判決：「由於本案並無先例，我必須與法院的資深法官討論。不過，恐怕你們的辯詞沒有說服他們，所以我判處你們最重的刑罰。但請記住，這是我咨詢其他法官的結果，是他們告訴我要判這樣的刑罰。所以，別怪我，怪他們。」
資料來源：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ethuen出版社，1948。
要承認壞事是因為自己的錯很困難，但奇怪的是，一遇上好事，人人都會接受是自己做的。行動結果的好壞似乎會影響我們對結果的負責程度。
規避責任的其中一種方法是拿別人的意見抵擋指責。其實，我們之所以問其他人的意見，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他們能支持我們，同時也為自己的選擇提供一些外在認可。正因為對自己的選擇缺乏勇氣，所以要去別人那裡尋求支持。
如果我們以為尋求他人意見可以減輕自己的責任，那就是在欺騙自己，這樣做其實只是微妙地改變了我們負責任的對象。原本只需為自己所做的負責，現在卻還要為自己選擇的意見提供者負責，以及為自己聽從他人的意見負責。舉例來說，如果我咨詢神父，他卻給了我糟糕的意見，我要負責的就不只是我最後的行為，還包括我選擇了糟糕的建議者並接受他的建議。這就是瑪麗、蒙戈與米吉那樣的辯護不妥的原因。
然而，在我們準備將他們三人的陳情僅僅當成托詞前，我們必須嚴肅地面對一個事實：我們並非在每個領域都是專家，有時需要向其他更瞭解該領域的人尋求建議。比如，如果我對計算機絲毫不瞭解，有個計算機專家卻給了我糟糕的建議，而我最後買到不合適或質量不好的計算機，這當然是專家的錯，而不是我的錯。畢竟，除了找個人提建議，我還有什麼合理的選擇呢？
或許我們應該考慮責任連續體的問題。對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處理的選擇，我們負責的較少，但對自己能處理的選擇，則必須負全責。至於生活中絕大部分我們一知半解的領域，要負責的範圍則在較少責任與完全責任之間。
不過，這個原則的風險是瑪麗、蒙戈與米吉這些人的辯詞的可信度將會過分提高。此外，他們也留下一個有待回答的重要問題：誰是有關專家？當和生活風格與關係的選擇有關時，就特別具有緊迫性。我們是否應該聽從治療師、占星師，甚至（但願不會這樣）哲學家的建議，還是只有自己才有資格決定自己該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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