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撰寫得到了許多朋友的幫助。首先，最應該感謝的就是約翰·羅爾斯，是他啟發我進入了這一領域。幾十年來，他一直是我的良師。即使我不贊同他的某些結論，他的思想仍舊對我產生了巨大影響。我想以這本書來紀念他，這不僅因為我從他那裡受到了教誨，而且因為他鼓勵我開展研究工作。
1968—1969年間，我由德裡大學到哈佛大學訪問，與羅爾斯及肯尼斯·阿羅共同為哈佛大學的研究生講授一門研討課。從那時起，我開始了與羅爾斯的廣泛接觸。與我以往的眾多著作一樣，阿羅對本書的影響同樣巨大。這不僅體現在幾十年來我們不斷的討論中，而且表現在我採用了他最先提出的現代社會選擇理論的分析框架。
本書主要完成於哈佛和劍橋三一學院。自1987年起，我就在哈佛大學工作。1998—2004年間，我受邀回到劍橋大學擔任三一學院院長。半個世紀以前，我正是在那裡開始了對於哲學問題的思考。我尤其受到皮耶羅·斯拉法和C.D.Broad的影響，Maurice Dobb和Dennis Robertson則始終如一地鼓勵我探索和追求。
由於我長期以來一直不斷地質疑並建構自己的理論框架，以至於本書的寫作耗時甚久。幾十年以來，我有幸從無數人那裡獲得了極為有益的評論、建議、質疑以及鼓勵，我要感謝他們所有人。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妻子Emma Rothschild的幫助與指導，她從始至終地影響著本書的寫作。而熟悉伯納德·威廉斯著作的讀者，則會從我對哲學問題的思考中找到他的影子。他的影響既來自我們之間多年來結下的「閒聊式的友誼」，也來自我們曾共同策劃、編輯並推出的一本有關功利主義視角及其局限性的文集（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1982）。
`我有幸能夠與一些同事進行關於政治和道德哲學的深入探討。除了羅爾斯之外，我還想感謝希拉裡·帕特南和托馬斯·斯坎倫多年來與我進行的多次富有啟發性的交談。與威拉德·奎因和羅伯特·諾齊克的交流也讓我收穫頗多，遺憾的是，他們二人皆已辭世。對我而言，執教於哈佛大學使我能夠與學生和同事們展開互動，相互學習。在近十年的時間裡，我每年都和羅伯特·諾齊克一起為學生授課，許多時候還有埃裡克·馬斯金（Eric Maskin），他們都對我的思想產生了影響。我也曾多次與喬舒亞·科恩（來自距哈佛不遠的麻省理工學院）、克裡斯蒂娜·喬斯（Christine Jolls）、菲利普·范帕裡基斯（Philippe Van Parijs）、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約翰·羅爾斯、托馬斯·斯坎倫、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以及到哈佛做訪問學者的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和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等人合作教學。這些合作不僅令人愉悅，而且通過我們之間的辯論，我的思想得到進一步提煉。
我所有的論著都得益於我的學生的批評，本書也不例外。本書尤其得益於我多年來與Prasanta Pattanaik、Kaushik Basu、Siddiqur Osmani、Rajat Deb、Ravi Kanbur、David Kelsey、Andreas Papandreou，以及後來與Stephan Klasen、Anthony Laden、Sanjay Reddy、Jonathan Cohen、Felicia Knaul、Clemens Puppe、Bertil Tungodden、A.K.Shiva Kumar、Lawrence Hamilton、Douglas Hicks、Jennifer Prah Ruger和Sousan Abadian等人的交流。此外，我還得益於同其他學生就與本書主題相關的一些問題的討論，他們是Luigi Spaventa、Sourin Bhattacharya、D.P.Chaudhuri、Kanchan Chopra、Luca d』Agliano、John Wriglesworth、Yasumi Matsumoto、Jonathan Riley和Nirvikar Singh。
我還從互動式教學中獲得了許多樂趣和益處，這始於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我在牛津大學與羅納德·德沃爾金、德裡克·帕菲特以及後來加入的傑拉爾德·艾倫·科恩共同為學生講授一些課程——一個學生曾形容這些課程「火藥味很濃」。2009年1月，科恩在倫敦大學學院為我很好地組織了一次關於本書主要思想的研討會，大家的投入勾起了我對昔日的美好回憶。這次研討會自然也有很多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其中就包括科恩（毋庸置疑）、喬納森·沃爾夫（Jonathan Wolff）、勞拉·瓦倫蒂斯（Laura Valentis）、裡茲·莫凱爾（Riz Mokal）、喬治·萊薩斯（George Letsas）以及斯蒂芬·格斯特（Stephen Guest）。眾人的評論對我都極有幫助。（勞拉·瓦倫蒂斯在會後還友善地給我提出了一些更為深入的評論）。
儘管一套關於公正的理論必然首先屬於哲學領域，但本書也從其他許多學科中借鑒了不少東西。本書涉及的一個主要領域是社會選擇理論。我與這個領域中的諸多學者都曾有過交流，但難以在有限的篇幅內將其一一列舉。從與肯尼斯·阿羅和鈴村興太郎合作編輯《社會選擇理論手冊》（Handbook of Social Choice Theory，該手冊第一卷已發行，第二卷待出版）的過程中，我獲益甚多。我也要感謝傑裡·凱利（Jerry Kelly）、伍爾夫·蓋特納（Wulf Gaertner）、普拉桑塔·帕坦尼克以及莫裡斯·薩爾斯（Maurice Salles）等人，因為他們在這一領域做了引領性的工作，尤其是他們為《社會選擇與福利》（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這本學術期刊的創辦和發展做了富有遠見且孜孜不倦的工作。除了上述人士，我還要感謝Patrick Suppes、John Harsanyi、James Mirrlees、Anthony Atkinson、Peter Hammond、Charles Blackorby、Sudhir Anand、Tapas Majundar、Robert Pollak、Kevin Roberts、John Roemer、Anthony Shorrocks、Robert Sugden、John Weymark以及James Foster。長期以來，我與他們就社會選擇理論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廣泛討論，收穫良多。
在我對於公正問題，尤其是與自由和可行能力相關的公正問題的研究中，瑪莎·努斯鮑姆對我的影響可謂深遠。她的工作，與她對「可行能力視角」的強烈支持一道，深刻地影響了這一領域的最新進展，包括探索其與亞里士多德關於「能力」和「繁榮」的思想之間的關聯，以及與人類發展、性別研究、人權之間的聯繫。
近年來，有相當多的知名學者對可行能力視角的適用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的著述極大地影響了我的思想，限於篇幅，此處不能盡數羅列他們的名字，但下述人士不能不提：Sabina Alkire、Bina Agarwal、Tania Burchardt、Enrica Chiappero Martinetti、Flavio Comim、David H.Crocker、Severine Deneulin、Sakiko Fukudaparr、Reiko Gotoh、Mozaffar Qizilbash、Ingrid Robeyns和Polly Vizard。可行能力視角與人類發展這一新領域之間存在緊密的關聯，我已故的朋友馬赫布卜·烏爾·哈克對此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Paul Streeten、Frances Stewart、Keith Griffin、Gustav Ranis、Richard Jolly、Meghnad Desai、Sudhir Anand、Sakiko Fukudaparr、Selim Jahan等人也對此產生了重要影響。《人類發展與能力期刊》（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與能力視角緊密相關，《女性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也對這一領域饒有興趣。每次與該期刊的主編戴安娜·斯特拉斯曼（Diana Strassman）交流女性主義視角與能力視角之間的關係時，我都會受到諸多啟發。
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時，我與一大批哲學家、法學家及其他一些對公正問題感興趣的人為伴，並有幸能與Garry Runciman、Nick Denyer、Gisela Striker、Simon Blackburn、Catharine Barnard、Joanna Miles、Aanya Kbir和Eric Nelson等人交流，偶爾也會與伊恩·哈金（Ian Hacking）交流（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還是學生的時候就相識了，有時候他會回母校）。此外，我也有幸能與一大批傑出的數學家、自然科學家、歷史學家、社會科學家、法學家和人文學者進行交流。
我還受益於同其他一些哲學家（除了上文已經提及的外）的對話，他們是Elizabeth Anderson、Kwame Anthony Appiah、Christian Barry、Charles Beitz、Isaiah Berlin（已故）、Akeel Bilgrami、Hilary Bok、Susan Brison、John Broome、Ian Carter、Nancy Cartwright、Deen Chatterjee、Drucilla Cornell、Norman Daniels、Donald Davidson（已故）、John Davis、Jon Elster、Barbara Fried、Allan Gibbard、Jonathan Glover、James Griffin、Amy Gutmann、Moshe Halbertal、Richard Hare（已故）、Daniel Hausman、Ted Honderich、Susan Hurley（已故）、Susan James、Frances Kamm、Stig Kanger（已故）、Erin Kelly、Isaac Levi、Christian List、Sebastiano Maffetone、Avishai Margalit、David Miller、Sidney Morgenbesser（已故）、Thomas Nagel、Sari Nusseibeh、Susan Moller Okin（已故）、Charles Parsons、Herlinde PauerStruder、Fabienne Peter、Philip Pettit、Thomas Pogge、Henry Richardson、Alan Ryan、Carol Rovane、Debra Satz、John Searle、Judith Shklar（已故）、Quentin Skinner、Hillel Steiner、Dennis Thompson、Charles Taylor，以及Judith Thomson等。
在法學思想方面，與下列人士（除了上文已經提及的外）的討論也讓我收穫不少，他們是Bruce Ackerman、Justice Stephen Breyer、Owen Fiss、Herbert Hart（已故）、Tony Honore、Anthony Lewis、Frank Michelman、Martha Minow、Robert Nelson、Justice Kate O』Regan、Joseph Raz、Susan RoseAckerman、Stephen Sedley、Cass Sunstein以及Jeremy Waldron。有關本書內容的研究始於1984年我為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所作的關於「福利、自主與自由」的約翰·杜威講座，而基本上終於2008年我為斯坦福大學所作的另一系列關於「公正」的講座。其間我也曾經在多所大學的法學院講授我的有關公正理論的觀點。除了在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華盛頓大學的法學院開了幾次講座和研討會以外，還於1990年9月在耶魯大學法學院作了關於「客觀性」的斯托爾斯（Storrs）講座、1998年9月在西北大學法學院作了關於「公正領域」的羅森塔爾（Rosenthal）講座，以及2005年9月在卡多佐法學院作了一次關於「人權與法律的局限」的特別講座。杜威講座主要由艾薩克·李維（Isaac Levi）安排，斯托爾斯講座主要由蓋多·卡拉佈雷西（Guido Calabresi）安排，羅森塔爾講座主要由羅納德·艾倫（Ronald Allen）安排，卡多佐法學院的講座則主要由戴維·魯登斯坦（David Rudenstine）安排。在與他們以及他們同事的交流中，我收穫很多。
在我最初所研究的與公正密切相關的經濟學領域中，我也從與以下人士（除了上文已經提及的外）幾十年來不斷的交流中獲益匪淺，他們包括George Akerlof、Amiya Bagchi、Jasodhara Bagchi、Dipak Banerjee（已故）、Nirmala Banerjee、Pranab Bardhan、Alok Bhargava、Christopher Bliss、Samuel Bowles、Samuel Brittan、Robert Cassen、Sukhamoy Chakravarty（已故）、Partha Dasgupta、Mrinal DattaChaudhuri、Angus Deaton、Meghnad Desai、Jean Dreze、Bhaskar Dutta、JeanPaul Fitoussi、Nancy Folbre、Albert Hirschman、Devaki Jain、Tapas Majumdar、Mukul Majumdar、Stephen Marglin、Dipak Mazumdar、Luigi Pasinetti、I.G.Patel（已故）、Edmund Phelps、K.N.Raj、V.K.Ramachandran、Jeffrey Sachs、Arjun Sengupta、Rehman Sobhan、Barbara Solow、Robert Solow、Nicholas Stern、Joseph Stiglitz以及Stefano Zamagni。
我亦曾經與下列人士有過極有收穫的交流，包括Isher Ahluwalia、Montek Ahluwalia、Paul Anand、Peter Bauer（已故）、Abhijit Banerjee、Lourdes Beneria、Timothy Besley、Ken Binmore、Nancy Birdsall、Walter Bossert、Francois Bourguignon、Satya Chakravarty、Kanchan Chopra、Vincent Crawford、Asim Dasgupta、Claude d』Aspremont、Peter Diamond、Avinash Dixit、David Donaldson、Esther Duflo、Franklin Fisher、Marc Fleurbaey、Robert Frank、Benjamin Friedman、Pierangelo Garegnani、Louis Gevers（已故）、W.M.Gorman（已故）、Jan Graaff、JeanMichel Grandmont、Jerry Green、Ted Groves、Frank Hahn、Wahidul Haque、Christopher Harris、Barbara Harris White、John Harsanyi（已故）、James Heckman、Judith Heyer、John Hicks（已故）、Jane Humphries、Nurul Islam、Rizwanul Islam、Dale Jorgenson、Daniel Kahneman、Azizur Rahman Khan、Alan Kirman、Serge Kolm、Janos Kornai、Michael Kramer、JeanJacques Laffont（已故）、Richard Layard、Michel Le Breton、Ian Little、Anuradha Luther、James Meade（已故）、John Muellbauer、Philippe Mongin、Dilip Mookerjee、Anjan Mukherji、Khaleq Naqvi、Deepak Nayyar、Rohini Nayyar、Thomas Piketty、Robert Pollak、Anisur Rahman、Debraj Ray、Martin Ravallion、Alvin Roth、Christian Seidl、Michael Spence、T.N.Srinivasan、David Starrett、S.Subramanian、Kotaro Suzumura、Madhura Swaminathan、Judith Tendler、Jean Tirole、Alain Trannoy、John Vickers、William Vickrey（已故）、Jorgen Weibull、Glen Weyl，以及Menahem Yaari。
多年來，我還曾與下列人士就與公正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過交流並受益良多，包括Alaka Basu、Dilip Basu、Seyla Benhabib、Sugata Bose、Myra Buvinic、Lincoln Chen、Martha Chen、David Crocker、Barun De、John Dunn、Julio Frenk、Sakiko FukudaParr、Ramachandra Guha、Geeta Rao Gupta、Geoffrey Hawthorn、Eric Hobsbawm、Jennifer Hochschild、Stanley Hoffmann、Alisha Holland、Richard Horton、Ayesha Jalal、Felicia Knaul、Melissa Lane、Mary Kaldor、Jane Mansbridge、Michael Marmot、Barry Mazur、Pratap Bhanu Mehta、Uday Mehta、Ralph Miliband（已故）、Christopher Murray、Elinor Ostrom、Carol Richards、David Richards、Jonathan Rilev、Mary Robinson、Elaine Scarry、Gareth Stedman Jones、Irene Tinker、Megan Vaughan、Dorothy Wedderburn、Leon Wieseltier，以及James Wolfensohn。2005年，在位於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我作了三次關於「民主」的講座。本書中，論述民主與公正的關係那部分內容（第15～第17章）即是以此為基礎的。這些講座由蘇尼爾·基爾納尼（Sunil Khilnani）發起，還得到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支持。他們二人都給了我很好的建議。這三次講座之後，在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還舉辦了數次相關的會議，其討論同樣讓我很有收穫。
從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五年內，我在哈佛大學負責一個全新的「公正、福利與經濟學項目」（Program on Justice，Welfare and Economics）。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我能夠與那些來自不同領域，卻對相似的問題感興趣的師生進行交流。我的繼任者沃爾特·約翰遜（Walter Johnson）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能保持並進一步擴大了這類交流。在離任時，我有幸獲允將本書的主要思想向到場者作了講演，收到了許多很好的反饋。
埃琳·凱莉和托馬斯·斯坎倫幫助通讀了本書手稿的大部分內容，並提出了許多極為重要的建議。在此，我向他們二人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包括助理費用在內的本書部分研究費用，是由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歷史與經濟學研究中心（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at Kings College，Cambridge）的一個有關民主的為期五年的研究項目提供的。這個項目在2003—2008年間受到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梅隆基金會（Mellon Foundation）的共同資助。之後研究的開展則受益於福特基金會資助的「全球視野中的印度」（India in the Global World）這一研究印度思想史與當代問題之間關係的新項目。對於這些支持，我深表感激。對於協調這些項目的Inga Huld Markan，我同樣無比感謝。我也有幸能得到一些能力很強和想像力豐富的助手的協助，他們對本書興趣盎然，並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使我得以完善書中的論述和表達。為此，我尤其感謝Pedro Ramos，他與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對本書影響甚大。我也要感謝現在的助手Kirsty Walker和Afsan Bhadelia，他們為本書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作出了思想上的貢獻。
本書由企鵝出版社出版，在北美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Michael Aronson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本書的兩位匿名審稿人則給出了極具價值的評點。經多方探詢，我終於得以在此指名致謝，他們是Frank Lovett和Bill Talbott。由於時間緊迫，本書的編輯與出版工作是在企鵝出版社的Richard Duguid（責任編輯）、Jane Robertson（文字編輯）以及Phillip Birch（助理編輯）不辭辛勞的工作下完成的，我對他們一併表示深深的感謝。
千言萬語也難以表達我對企鵝出版社負責本書的編輯Stuart Proffitt的無比感激之情。對於本書的每一章（實際上，差不多是每一頁），他都提出了寶貴的意見，並建議我修改手稿裡的多處內容，使其更為清晰易懂。他對本書的組織架構方面的意見，同樣不可或缺。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本書終於付梓時他心中洋溢的愉悅！
阿馬蒂亞·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