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已經進行了好一陣子了，地點是距離倫敦1小時車程的薩裡郡（Surrey）肯利（Kenley），卡爾·波普爾的家。
正引領我進到批判馬克思核心理論的波普爾站起身來，要我跟他到客廳去。我們繞著一架大鋼琴走了一圈，上面放滿了書，有些書還打開著。最笨重的書放置在金屬架上。我隨意瀏覽，想知道他最近在研究什麼（《蘇格拉底前的哲學家》《古巴導彈危機》）。
但是，波普爾扶著我的手，把我帶到書房後側；書架上的書，全都是馬克思的相關作品；有19世紀英文、德文等不同的版本，有著燙金的書皮。這是書房中收藏古老書籍的角落，而這位89歲高齡的哲學家，則把他個人作品的各種語文版本，放在正對面。他給我看他從17歲開始研究的那套《資本論》（Capital），但這不是他離開桌旁把我帶到這裡的原因。他接著抽出《資本論》旁邊，一冊開本較小比較薄的書，英文版的《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913年出版。他飛快地翻著書頁，要找什麼顯然心裡有數，然後翻到第117頁指給我看。「我們看看這上面寫些什麼。」這本書是馬克思1847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是批判蒲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早些年的著作《貧困的哲學》（Philosophy of Poverty）。他想給我看的主題是：「解放被壓迫階級」（emancipation of oppressed class），意味著在無產階級中「暗藏了締造新社會的必要性」。為了這個理想，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已經獲得的生產權力（productive powers）跟現存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之間的聯繫，有必要切斷，不讓兩者結合。……把所有革命的成分組合成一個階級，應該意味著所有生產力將可在舊社會的羽翼下誕生、存在。
這段引介「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的著名段落，預言了對立終將結束，而波普爾要強調的卻是其中一個重點——彷彿他見到了一道撕裂的閃光，彷彿當年的馬克思在腦中突然想到一個可以推翻既有理論的關鍵。接下來他又念了下面一段話：「這意思是：在舊社會崩解之後，會有新的統治階級興起，最終累積成新的階級勢力嗎？」
這個問題直指共產主義問題的核心：終結所有社會與政治衝突的想法，與民主互不相容，反對的自由以及相關設計，好像也沒有存在的空間。但是，在這個問號之後，馬克思的答案卻很簡單：「不會。」「你看嘛，」波普爾說，「這樣重大的問題，卻用一個簡單的答案輕輕帶過。然後呢？他怎麼面對這個問題？他只說『不會』，卻沒有進一步地解釋，甚至於不試圖解釋為什麼（他至少應該試試看吧）。這麼篤定的預測應該有些基礎吧？不過現在我們可以確定馬克思的答案是錯的。」
波普爾是馬克思與共產主義的強勁對手，尖銳質疑依照歷史法則（laws of history）設計出來的政治計劃（political project）。這位開放社會的理論大師認為，1989年與1991年發生的事件，證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正確無誤。1919年，時年17歲的他，這套批判架構在他心中就已經規模粗具了。波普爾早些年曾沉溺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布爾什維克（Bolshevik）革命所推出的和平計劃（peace programme），這曾經把他引入他所謂的「捕鼠器」裡。他在訪談中談到早年的這一段，為他的自傳補充了新資料[1]。他的批評已經在1945年首度出版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巨著中完整呈現，[2]意大利文初版於1974年，由阿爾曼多（Armando）獨家發行。但是，今天大家對波普爾的政治想法依舊保持高度的興趣，卻不只是因為他對馬克思的激烈攻擊。我之所以到他家訪談的理由有兩層：一個與歷史有關，另一個則在於政治理論的層面。
第一個理由從1989年開始就在我的心頭盤旋，我想跟一個在「十月革命」後就開始批評馬克思主義，且至今政治光譜上所有人士都接受其政治想法的理論大師，好好談一談。共產黨政權是在波普爾小時候誕生的，在他漫漫人生中發展茁壯，存在到他近90歲高齡。他在很早的時候，就直指馬克思主義本質上的缺失，理論體系將近完成。我還想跟他談談他的人生，談談他過去的歲月，談談他見過的人，特別是對那些始終反對他的知識分子，他會有什麼回應。畢竟，這是一個悠久的歷史經驗，基礎源自對一個理論（馬克思歷史主義）優劣的掌握，而他也找到了解釋的途徑。[3]但我想問的是：經歷這麼長時間的堅信不疑，會不會在他的心底種下了宿命主義（fatalism）與挫折感？最後，我也想知道瞭解過去的錯誤究竟有什麼意義；錯誤，還會重演嗎？
波普爾不想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是他再次討論到歷史主義的時候，稍微露出了點兒口風。事實上，有人認為他是一個站在河岸看著敵人屍體漂過去的人。但是，這些比喻完全不適用於波普爾：敵人、屍體，特別是河流，都跟波普爾的理念無關。他一向認為非暴力是文明的基石，而屍體是他所嫌惡的。他也反對在政治或歷史上，把敵友兩極化（friend-enemy polarization），這個看法更是他痛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工具。「河流」就更離譜了，因為波普爾認為，把歷史當作一條河，有源頭、有入海口的理念，其實犯下了許多惡行。
你可以隨意研究歷史，但是河流之類的名詞只是隱喻罷了，實際上根本沒有這種事。你研究的是過去的事情，如今已經結束了，你不能以為你可以沿著河流順流直下，或是自己也跳下去載沉載浮。
與波普爾開放社會呼應的想法，是他的開放未來理論。我們可以從過去學到教訓，但這並沒有授予我們權力，任意把我們預期發生的事情，投射到未來去。一句「我們知道歷史演進的下一步」，頓時讓我們對現在沒有道德責任，把我們矮化成被「命運」支配的人，被迫捲入終將會發生的事件中。波普爾猛烈批評歷史主義。他認為所謂歷史的「意義」、人類事務的「發展方向」之類的看法，將會導致「蠢不可言的錯誤」，也會讓暴力與專制合理化——對人類來說，這是最不幸的結果。我們可以理解，波普爾為什麼拒絕把自己放到「我就知道會這樣」的位置上。他覺得的重點是：「順著歷史演進法則的方向前進」之類的想法，一旦冒出頭來，就要盡快撲滅；不但在政治領域裡如此，在其他的人類領域，甚至在藝術界中，都是如此。共產主義的信仰核心就是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者就是認定歷史「法則」、歷史「目的論」，讓他們有權力重新塑造社會脈絡，廢除現存的所有事務。然而，事實的另一面卻是：儘管它是錯的，卻不能說反過來就是對的；批評共產主義的目的不是實現另外一種「真實的」歷史法則。
為了支持我們稱之為反必然論（anti-necessitarian）、反歷史主義的思維，波普爾在訪談中談到了兩點值得深入省思的論點。第一，他認為蘇聯政權本可以維持很久，說不定永遠不會崩潰；它之所以有今天，是某些特定的事件（許多活生生的人冒著危險做出的特定決定）導致蘇聯潰亡的，絕對不是什麼法則、命運的必然結果。第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共產黨政權的建立，蘊含了反馬克思主義與反共意識形態的必要性；所以，在兩種「同樣瘋狂」的意識形態中，兩大陣營在20世紀對峙了幾十年之久。如果我們都同意，雙方的意識形態都不免有些瘋狂的成分（波普爾把責任歸給馬克思主義，是有爭議的，但暫且按下不表），那麼，根據馬克思思想塑造的政權雖然崩潰，卻不意味著主導權將轉到敵對陣營的意識形態手上；至少不像對峙正值高峰的時候那般。雖說攻擊左翼民主運動（他們跟共產主義其實有相當大的不同，但現在卻輪到他們被批判）時，波普爾的理論曾經發揮過反動與保守的殺傷力（這還是反共時代的遺毒），但我們卻要肯定一件事情：波普爾拾回了久違的自由思維，重新肯定了一種「十月革命」後就逐漸褪色的功能。
這又引發了第二個原因，我認為重新接觸波普爾理論會有個好處：我們可以在他的自由理論中，找到解決政治與左派問題的大致方向。其實，在漫長的共產黨政權經歷中，暗藏了另外一條可能的道路，一個可以融合自由與社會解放的重大政治選擇。但是，這種可能性在反共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長期的衝突中，卻被激盪得煙消雲散。也許左派與民主派的結合（雖然現在看起來好像很烏托邦）能有實現的一天。
在波普爾的自傳中，他與共產主義決裂之後，記下了這麼一段話。
在我拒絕馬克思主義之後，我還是當了好多年的社會主義信徒。如果社會主義能跟個人自由結合在一起，我想我還會是社會主義者。能在人人平等的社會中，過著溫和、簡單、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我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發現這只是個美夢罷了，自由比平等重要；為了實現平等，很可能會危害自由。如果沒有自由，在這群不自由的人群中，也不會有平等。[4]
也許波普爾至今還是同意他在1974年寫下的這段話：融合社會主義與個人自由，只是個美夢罷了。但是，從訪談中看起來，他言下之意並不排除政治行動的可能性與必要性——或許我們不應該只把注意力放在自由與平等的平衡上，應該多花點兒心思在市場與社會干預的平衡上。他的遠景似乎離不干涉自由主義越來越遠。有一點倒是很清楚：他說戈爾巴喬夫應該先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社會，然後才在莫斯科開辦股票市場。他也有很明顯的干預主義者傾向。談到電視，他會動火，甚至要求當局管制大眾傳播媒體，要求他們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民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波普爾對國家與市場的平衡這個問題，已經流露出傾向於干預主義、民主漸進原則的徵兆，但卻沒有見到如同訪談過程中如此旗幟鮮明的呼籲，要求外界設定他心目中的政治行動綱領。事實上，這種建議預設了目的導向的政府，甚至進到了國際級的層次（銷毀核武器、人口管制、教育），不但與「開放社會」極不相容，甚至與致力於有限公共行動領域中的自由主義也是格格不入。我們可以從我們現今面對的問題本質，也可以從共產主義體系的問題中看出這種差異。
共產主義的重大挫折在公眾生活與理念層次上，都造成了重大的衝擊，特別是在自由理論的廣泛領域中，掀起了驚濤駭浪：我們可以從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最近的訪談中看得出來。以賽亞·伯林的角色與波普爾頗為接近，他比波普爾小7歲，不一樣的是：他不曾沉迷過馬克思與共產主義。以賽亞·伯林小的時候，他的家人瘋狂支持俄國的民主「二月革命」（February Revolution）[5]。但是，布爾什維克上台之後，卻狠狠地潑了他們一桶冷水。在接受盧克斯（Steven Lukes）的訪談時，以賽亞·伯林重新解釋他對馬克思的態度，以及自己的政治思維演進過程。[6]在著名的《自由的兩種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一文中，這位精研理念的歷史學家，首度說明了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與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之間的差異。[7]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批判依照積極自由建構的政治設計，避免它衍生出危險的後果。換句話說，他批評的是一種斷言人類生存應該具備怎樣特質與內容的態度。以賽亞·伯林主要的抨擊目標當然是馬克思的政治設計，竭力捍衛的則是消極自由；如果不計較細節，從邏輯上來推論，消極自由跟「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經濟頗有神似之處。以賽亞·伯林在他的《自由四論》（Four Essays on Liberty）中說，平衡是建立在消極自由上，共產主義是主要根除的目標，而幾乎所有的災難都來自於積極自由。但如今以賽亞·伯林卻表示：「我應該說得更清楚一點兒，積極自由跟消極自由一樣，都是高貴而基本的理想。」[8]以賽亞·伯林，這位19世紀自由主義的詮釋者，也認為有必要將政治行動帶進實質的目標與內容（這就是左派的標準取向），捍衛個人自由，抵禦權力的予取予求。[9]
1989年在東歐發生的歷史轉折，對政治思想界造成更深遠的影響。獨裁政治體系與國有經濟體系被時代淘汰，不再具有威脅性，連帶使得侵入大多數自由思想中的政治、社會干預，變得沒那麼討人厭。原先社會體系與資本體系對峙的態勢，如今已經無法掩蓋公/私兩極化的爭議。由西方社會主義與民主運動（大致說來就是左派）獨立提出的社會與政治訴求，與東歐計劃經濟和執政共產黨的政策，其實是兩碼事。許多要求擴大公共行動空間的訴求，被納入共產主義的軌道。於是，就算這些訴求有時必須放棄某些必須採行的政治決定，還是有人把它們歸類成「權威主義」。我們可以輕易看出「事實上存在的社會主義」（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陰影，他們為了全面就業、保護勞工、實行社會保險，所推動的措施，非但有初期集權主義的威脅，也可能會鉗制個人自主與個人自由。雖說，特殊的私人利益試圖馴化這種組合，卻沒有明顯的舒緩效果——在拓展福利國家與重新分配的舉措時，好像始終無法擺脫「共產主義」陰影。在磁場中，存在著共產主義政權，基本上是相當擾人的（當然是跟理想的狀況相比而言），鐘擺始終得擺盪在公與私、政治行動與不行動、國家與市場、左派與右派之間。當然，這需要深究，敵對的勢力究竟有沒有影響力（弄清楚東方政權對西方國家政治的直接衝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西歐勞工運動的鮮明角色，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斯大林迷思風行一時的史實）。我們在這裡要強調的重點是：界定得較為寬鬆的自由思想看來比較容易向現存的干涉主義（interventionism）情勢移轉，甚至可能移到先前被視為危險的領域，但這是有益的發展。
波普爾在訪談中列出政治上的當務之急，然而這理想卻需要為大家共同接受、攜手合作才有可能實現，特別是教育民眾非暴力的態度。我們已經知道，波普爾對此期望甚殷，甚至不惜要求當局審查媒體。雖然他訴諸政治的舉措未必為大眾所接受，[10]但是，他關切的問題的確相當嚴重，所以，雖然有此激烈的言論，卻無損於他的「自由本質」。從波普爾的這番呼籲，我們可以發現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非但有權力保護國民不受暴力的侵害，也是共同揚棄、憎惡暴力的文明進程中必然的演進結果。而這引出了文化形成發展與倫理規範方面的問題，一般來說，就是人民究竟該怎麼待人處世、怎麼與他人交往、怎麼養大孩子之類的事。對波普爾來說，法治具有絕對不容挑戰的優先地位，如果破壞這普遍協議的人數上升到某種比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不單岌岌可危，甚至有「崩解」的危機。在社會中，暴力蔓延得越廣，普遍協議就越無力剷除它，也就越必須以政治高壓手段來解決。消弭暴力（波普爾認為是法治國家最重要的基石）或許可以用政治高壓手段來達成，但保護人們心中的良知，撫育人們心中的非暴力傾向，卻是自由正統的觀點。波普爾認為對媒體施以包括審查在內的強硬手段，是阻止人類持續墮落不可或缺的方法；同時，當然也要輔以支持法治的教育政策。
法治的概念因此必須囊括一種跨越世代、不同文化與倫理的「社會資源」（social substance）。在維護法治的訴求下，使得政治行動有足夠的正當性，可以重組、更新足以捍衛法治的社會資源。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必須要問：法治的概念是否要延伸到文化過程的每個成分？政府不只是教育人民對社會關係要堅持非暴力的態度，還要維持他們最低限度的收入、文化、信息與公民精神，讓他們具有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條件。支持法治，培育法治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深化文化過程——也許可以指引出一條道路，重新界定政治行動的目標。左派的思維，追尋新的融合成分，在新的基礎上重新界定的功能；這種種努力，很可能有助於（至少在方法邏輯上有所幫助）波普爾發展他在書中描述的法治理念。[11]在社會烏托邦的理想破產之後，左派必須放棄他們重建社會的夢想。在過去，左派充分證明他們有能力以嶄新的道德資源補給公共行動，激發人民改良社會的期望，以及鼓舞男男女女把眼光超脫眼前的利益，追尋更遠大的目標。波普爾在訪談中，或是在別的時空情境裡，一再思考這些問題，他的成就也有助於我們更精確地設定我們的目標。把他對法治的概念拿來跟左派的理念比一比，將會是促進權利的力量，培育與發展公民精神的契機。[12]
為了讓讀者更能瞭解波普爾的民主理念、對媒體的看法與迷你國家（mini-state）和父權國家（paternalist state）的區別，我們在這本書中，還選擇了兩篇以前未曾發表的波普爾演說稿：《民主政體理論與實務的省思》（「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Democratic State」，1988）與《自由與知識分子的責任》（「Freedom and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1989）。波普爾在第一篇演說中，強烈批評民主就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理論，重拾他最著名的概念，分辨「該誰統治」與「政府該如何統治」之間的歧異：關懷的層面較訪談更加廣泛。波普爾參考了康德的學說，在這篇講稿中一再強調：必須在保護自由的消極概念與同意政府大幅介入的必要性之間，找出平衡點；想到我們一再重申的自由思想，波普爾這種態度格外值得重視。
但在這兩種概念相互激盪的緊縮空間中，波普爾堅持一個明顯的事實：在道德層次上，公共行動（public action）絕對不能限制國民自由。難就難在，「很不幸的，不管是原則上還是基於道德的理由，少了父權主義，事情好像就行不通了」。不管是強制駕駛者繫上安全帶，在公眾場合禁止吸煙，為了國防與政治秩序規定種種限制，還是為了福利國家提高稅率，政治行動無可避免地逐漸遠離抽像界定的迷你化國家。我們主要關心的重點，因此轉移到了如何控制這種向父權主義挺進的範圍——舉個例子來說，我們是不是該定個標準：「除了道德上的必要，不能有更多的父權主義。」把迷你化國家的烏托邦理想，當作「可以調整的原則」來保存是有必要的，這樣就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們無法再堅持迷你國家的原則，不能硬說它比父權國家的道德訴求來得高明；結果發現，我們又回到過去那種國家與自由對立的局面，回到康德反獨裁統治的訴求：除非必要，應該盡可能減少干預自由」。
在我們對波普爾的訪談中，蘇聯的解體與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在他轉變為蘇聯激進民主運動的支持者以前）[13]所扮演的角色等內容，已經引起了相當廣泛的辯論。[14]波普爾以他前所未見的激烈態度，猛力抨擊這位前蘇聯科學家，與1981年他在紐約薩哈羅夫60大壽生日會上的盛讚，形成尖銳的對比。波普爾對古巴導彈危機的詮釋、赫魯曉夫意圖的推估，與薩哈羅夫超出核物理學家的本分而展現過度急切的侵略態度等問題的批評，都與歷史學家及科學家的判斷，有很大的出入。我們覺得有必要在這裡提一件往事：波普爾在紐約的演說中，稱讚薩哈羅夫是「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偉大的英雄，最重要的是：他始終率真，始終在追求真理」。在那個時候，薩哈羅夫參與氫彈研發的過去早就為人所知。但是，那時的波普爾還認為薩哈羅夫只是跟西方的《原子能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那批科學家一樣，是基於對人道的自覺，而參與核武器的研發。至少，「從1957年開始」，波普爾辯稱，「薩哈羅夫把他的生命，投注到任何可以減少威脅人類生命的活動上」。波普爾也還是覺得薩哈羅夫在19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在道理上是說得通的。在他的眼裡，薩哈羅夫是一個寬容也願意承認錯誤的人；他「徹底反轉態度」的能力，充分凸顯他的心靈在「教條主義與自我批評」[15]中的激烈歧異。這種猛烈抨擊自己的理論，不惜與昨日之我挑戰的狂放態度是很少見的；據說，薩哈羅夫不但在科學領域中是如此，就連在社會與政治理論中也是一樣。當時，波普爾顯然不知道薩哈羅夫的自傳《回憶錄》[16]的內容，不清楚薩哈羅夫在辯論中的立場〔可能比較類似美國的「鷹派」泰勒（Edward Teller），而不是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促使蘇聯做出製造「大炸彈」（big bomb）的決定[17]。
最後，我們不能免俗地在這裡要解釋一下，為什麼意大利文化，不管是左派、右派，對波普爾的思想都保持緘默，至少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譯本於1974年在意大利問世之前都是如此。[18]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歷史主義仍主宰著意大利學界，儘管波普爾這位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學者聲嘶力竭地大加抨擊，但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始終信守歷史主義。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左派文化在意大利有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一時之間，很難擺脫斯大林主義的沉重包袱。
賈恩卡洛·博塞蒂
[1] 見最新版K. Popper,Unended Quest,London:Routledge,1992。
[2] 見最新全一卷版K.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1995。
[3] 見Popper,Unended Quest,p.35,文中馬克思主義被定義為歷史預言和一個隱隱約約的道德律：攜手共創歷史的必然！
[4] K. Popper,Unended Quest,p.36.
[5] 「二月革命」發生於1917年，俄國彼得格勒發生群眾示威、罷工兵變，結果導致沙皇政權垮台，由傾向自由主義的溫和社會主義者與工人、士兵代表聯合執政。——譯者注
[6] 刊載於佛羅倫薩期刊Iride。
[7] 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18-172.
[8] 見與Steven Lukes的訪談錄。
[9] 在這裡，「左派」的意思，見Giancarlo Bosetti,Il legno storto e altre cinque idee per ripensare la sinistra,Venice:Marsilio,1991。
[10] 然而，許多在美國所做的審查的確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糧。見合集Big World,Small Screen:The Role of Television in American Societ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2。
[11] 參考K. Popper and K. Lorenz,Die Zukunft ist offen. Das Altenberger Gesprach,Munich:Pipor,1985，特別是在談到人類的影響如何通過遭遇困難時所有之冒險及試驗的方法而改變。「尋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被波普爾形容為生存冒險的一部分。「發現一個理想世界一直是我們的夢想、我們的希望、我們心目中的烏托邦。那樣的想法似乎通過達爾文的物競天擇深植吾人心中。」
[12] 我較支持近年來於意大利蓬勃發展的研究計劃。參見Giovanna Zincona,Da sudditi a cittadini,Bologna:ⅡMulino,1992。
[13] 見「La superbomba del falco Sacharov」,L'Unita,5 December1991。
[14] 我記得其他人如博比奧（Norberto Bobbio）的反應，就認為波普爾今日的責難有些過度，而在1981年的演講中又有了過多的讚美。博比奧亦惋惜波普爾的非難並未提到「防止」的概念，而那正是核武器錯誤餘波蕩漾時期防禦戰略的特質。參見訪談錄「Difendo Sacharov.Non era un criminale」,in ,6 December 1991。
[15] K. Popper,「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Discussion. An Argument for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Free Inquiry,vol.2,no.1,Winter 1981-1982,pp.7-8.
[16] A. Sakharov,Memoirs,London:Hutchinson,1990.
[17] 布爾拉茨基（Fedor Burlatsky）在此觀點上極為堅持，參見Khrushchev and the First Russian Spring,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1,esp. pp.257-262。
[18] 在意大利唯一的例外是博比奧對《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英文版出版不久後極為仔細詳實的評論。見 chiusa e aperta,ⅡPonte,no.12,December 1946,pp.1039-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