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事三難，信為最難。難就難在謬誤之不可避免。無數譯者在序言或後記中說自己水平有限，錯誤在所難免，其實並非謙辭，畢竟我們不過都是凡人。首先是理解的偏差。如果說文學閱讀時，人們尚且會說“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那麼哲學翻譯時，作品內容之深刻，語句之繁複，皆是妨害譯者修成正果的業障。至於有些段落連母語人士都感覺佶屈聱牙、令人費解，身為譯者的我們就只能見仁見智了。所以譯者的視野直接決定了原作與譯者“視野融合”的質量，而文本意義的實現正有賴於此。然則書籍翻譯又是個十分漫長的過程，譯者不是機器，很難一直保持相同的狀態，有時或許下筆如有神助，有時則是旬月躊躇，難見寸功。而譯者的身體條件更是譯本質量的保證。再則德語乃是表音文字，語言之基即在字母的排列順序，往往一個字母的增減竟成意義之迥異與語法之殊別。謹舉兩例，Bürgen（擔保）與Bürger（公民），兩者的差別只在最末的字母；而konnten（“能夠”的過去時）與könnten（“能夠”的虛擬式）則僅僅是通過兩個點來承載一個很重要的語法信息。西方哲學長於分析其實與其語言大有關係，而譯者雖然均在目的語上浸淫多年，但仍需克服自傲心理，面對西文文本時必須慎之又慎，不可想當然耳。謹慎也是譯者克服上述所有問題必有的態度。縱然謬誤如物理學上的誤差般不可避免，譯者仍要認真做好每個細節，爭取最大限度接近真值。
尼采此書文字恣肆，才情非凡，嬉笑怒罵，詞深人天，細讀來竟有些“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意思。然則其人生於西方“原罪”文化之中，每受德國唯心主義與辯證法熏陶，兼采英國心理學與進化論之長，以語源學為解牛之刀，更有卓然不群之志，遂成此鞭辟入裡之文字。譯者本人才氣不足，不敢存並駕齊驅之奢望，唯願勤能補拙，為我國讀者奉獻一誠意之作。所幸對於翻譯者而言，當今時代正是最好的時代。以前從事翻譯的老先生，經常為查找一個人名地名而耗去很多光陰與精力，而如今全球化與網上電子資源的發展，卻讓這一切都變得很容易，所以如今的我們沒有理由不翻譯得比前人更準確翔實。是故凡是本書所涉人名和地名，若Pütz版已給出註釋，則按Pütz版翻譯，若沒有，則認真求索，全部給出相關註釋，尤其注重與尼采本人以及上下文之關聯。而所涉引言，則首先一定先去尋找已有的中譯本，找到相關文字出處，並參照德文譯出，特別是相關的章節目次按已有中譯本的構架給出，方便中國讀者按圖索驥。至於尼采本人的引言，則全部依照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箋注本尼采著作全集”的翻譯，略有修改。另外，本書的翻譯同時還參考了三聯版周紅老師與漓江版謝地坤老師的譯本，周老師文字輕快流暢，謝老師平實質樸，均給了我很多啟發，在此謹表謝忱！同時也向尼采所引文獻的所有中譯本譯者表示感謝！
承蒙劉小楓與倪為國兩位先生錯愛，委託我翻譯此書。不料這樣一本小冊子，竟然一拖再拖，實在汗顏。而兩位先生未曾有過苛責，如此寬容厚意，不能不讓人拿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氣力，力求做出目前中國最好的譯本與箋注，奉獻給兩位先生。唯有如此，才能稍解我內心之慚愧。同時還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彭文曼女士對整個工作的支持與幫助。如果海德格爾所言不差，那麼“謝”（danken）與“思”（denken）當是同源，我們有了感激之思方有感激之言。其實在我們說出謝意之前，就已經先行謝過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極耗心血與思考的譯作，其實正是為感激而生的。
梁錫江
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