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選擇的第三個符號是漢字。它不是一個符號，而是一個符號系統，即由眾多漢字組成的漢文化的書面語言。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姜寨和大汶口等處都有在陶器上的刻劃符號（見文後的附圖）：
「對於半坡遺址、姜寨遺址以及仰韶出土的陶器符號，有學者認為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但很多學者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這些刻畫只是記事符號，類似結繩紀事。而文字和記事符號的性質是不同的。文字是記錄語言用的，而記事符號則與語言不發生關係，它只是為了某種記事的需要，幫助個人記憶而使用的一些單個的標記。所以《易傳·系辭傳》早就很明確地把結繩紀事和『書契』區分開來。」[1]
這個說法似乎已是被普遍認同並廣泛流行的「定論」。我不是語言學家或文字學家，沒有能力和資格來討論這個問題。因此，下面的看法只是一種個人的意見（opinion），不能算作認知或科學。我的看法與這個「定論」恰好相反，我以為這些「類似結繩紀事」的符號刻畫正是漢字——書面語言的起源。而漢字並不「是記錄語言用的」。
清朝「御制」的《康熙字典》的序文引《易傳》說，「上古結繩而治[2]，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與世界眾多書面語言大不相同，我以為，漢字（書面語言）重大的特點在於它並不是口頭聲音（語言）的記錄或複寫，而是來源於和繼承了結繩和紀事符號的傳統。在這裡，完全用不上索緒爾所說的「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在於表現前者」。恰好相反，從起源說，漢文字的「存在理由」並不是表現語言，而是承續著結繩大事大結、小事小結、有各種花樣不同的結來表現各種不同事件的傳統，以各種橫豎彎曲的刻劃以及各種圖畫符號（「象形」）等[3]視覺形象而非記音形式（拼音）來記憶事實、規範生活、保存經驗，進行交流。它不是「幫助個人記憶而使用的一些單個的標記」，而是集體（氏族、部落的上層巫師們）使用的整套系統的符號工具。其實，前引《周易》說得很明白，「結繩」是為了「紀事」，「易之以書契」是指用刻劃的「書契」代替了結繩，但並未改變「紀事」。所以我以前說，在許慎「六書」中「指事」是第一原則，但「指事」不是許慎舉例說的「上、下是也」，而是指記錄、記憶上古氏族、部落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人群生活的重大經驗以及發現、發明。這些事件、經驗、發現和發明關係著整個氏族、部落的生存秩序和生活規範。《說文》序說，神農結繩為「治」。可見這個「結繩紀事」與整個社會的「治理」大有關係。它與對人群社會樹立規範、頒布律令有關。也因為此，結繩和文字都具有非常崇高甚至神聖的地位，其中便有溝通天地鬼神的巫術功能。考古學家說，「……甲骨文的初創……遠在商代以前一千多年前，距今五千年前後，也證明這些文字的發明者原本就是掌握神權的巫者一類人物」[4]。例如，「丙」字字形可能與創造鬲形陶器的發明有關，[5]「鬲」這一發明當然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需要一個字來記憶、保存和承繼。由「鬲」還生發出一系列以鬲為偏旁的字彙。這在當時都披上了濃重的巫術衣裝：重大事件和發現發明通過漢字記錄而保存了神的旨意或命令。今日小傳統中道士以漢字式的符篆請神驅鬼仍是這種巫術痕跡。所以上古傳說倉頡造字使「天雨粟，鬼夜哭」，文字刻劃即「書契」的確立，標誌著人類對自然外界的控制主宰力度的分外加強和人類生存處境的極大提升。漢字的「指事」，如上所述，不僅記錄著群體的記憶、經驗的傳承，成為歷史的載體；而且更代表神靈，告誡和統領人們的生活和行為，前引《易傳》、《說文》也都表明古人所謂「治作書契，紀綱萬物」，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從彩陶刻劃、骨卜刻劃到甲文金文，到石刻銘功，貯存了大量歷史經驗的漢字，正好指示著魚龍時代的紀綱秩序的「成文化」。它以標準的符號系統成為這個生命、生活和權威/秩序的體現者。一代又一代的人群，主要是統治—領導集團和階層，擁有著、享用著這貌似僵固卻實際永生的歷史經驗的權威凝結物，作為符號工具，不斷指導、規範、鞏固、統治人群的生存和延續。《易·系辭》說，「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易·序卦》和《易·雜卦》說，「央，決也」，《易·系辭》說「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央」，也就是以書契發號施令，決斷萬事。漢字書契以此神秘的視覺形象形式，成為「百官」治理、鑒察「萬民」的重大的實用工具，來「鼓天下之動」。所以漢字著重的是它作用於人們行為活動的規範特質，而並不在複寫、記錄口頭語言的認識功能。直到近世（一九四九年以前），民間還隨處可見「敬惜字紙」的告諭招貼，顯示了漢字在人們心理上的神聖律令性能，它決不只是人人都能說的口頭語言的記錄、複寫而已。這大概就是「太初有字」與「太初有言」的差異所在吧？！聲音在場但瞬刻消逝，文字不在場卻持續永存。這長存且行進的便是作為歷史經驗的「道」，「太初有字」也就是「太初有道」。[6]
漢字作為刻劃符號，它積累成文，形成文法，具有愈來愈豐富和複雜的意義和內容，而後與口頭語言相銜接，這一時期形聲字急劇猛增。漢字接納、交融口頭語言而成為書面語言（漢字文言文），但仍然與口語保持相當距離，始終不是口頭語言的表現和記錄。所以與其他書面語言（文字）大不相同，在這裡，不是語言主宰（支配、統率、規範）文字，而是文字主宰（支配、統率、規範）語言。口頭語言即使大有變化遷移，而漢字和書面語言卻基本可以巋然不動。即使大量形聲字的出現標誌著文字與語言的交會銜接，但文字複述的仍然只是語言的意義，而不是語言的聲音，始終是「語言文字寖寖分別而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語言，而語言轉可收攝於文字」。（梁漱溟）[7]漢字文言在與地域遼闊、地理複雜、語音差異極為巨大、文法結構並不盡同的口頭語言的互動中，始終處於絕對地支配、統率、主宰的地位，起著無比巨大的規範功能。我以為二千年前的《爾雅》中的一部分，就是這種統一各地語言、規範語言的著作。直到「我手寫我口」的今天白話文時代，仍然無論在詞語構成和使用上、語法習慣上、表達感歎上，漢字文言仍然具有很大的支配力量，始終是文字左右語言而非相反。
漢語不重音而重義，它忽視、省略、刪除了任何沒有意義的聲音。漢語之所以成為這種單音節語言，正是因為漢字從一開頭便支配、統率、規範著語言，而不是記錄語言的緣故。今天漢語譯名仍多棄音譯而用「意譯」。如電腦、民主、資本主義、無產階級、非典等等，便是其他語言少有或沒有的。
漢語詞彙少有抽像語彙如無「軟性」（Softness）、「白性」（Whiteness），而有「白」、「白之」、「使之白」、「說白了」等等不脫離具體活動、經驗的字（詞）。漢語沒有時態、性別、冠詞、詞類等區分，卻跟隨具體情境而可作或不作更明白的確定。例如沒有一般的過去、現在、未來式，卻隨需要又可用某日某時（昨天、明日、某刻）來具體明確它。這種字、詞、句和文法表明，必需聯繫整個文本和語境，特別是人的活動本身才能描述、理解和使用。它展示的是充滿空間經驗的「實用」時間，而不是被規範了的抽像時間。漢語在認識功能上的模糊不定，也顯示出它對實用效能的依從。漢字能指、所指常混為一體。文字即本物，所以文字可以是「神」本身。從而它也最宜於作權威/秩序所需要的命令規範的物態化載體，成為秩序/權威的體現物和守護者。
西方語言因有系詞being，於是總「有」點什麼，「是」點什麼的問題。到底有點什麼，是點什麼？或者最根本的「是」或「有」（Being）究竟是什麼？物質？精神？上帝？理式？律令？規則？單子？個體？於是無限地追求認識、理解和信仰。漢字語文中沒有這個問題，可以是一切空無，也可以是萬殊俱有。沒有現象之後的本質，沒有變動之外的實在。現象就是本質，即用即體；變動就是實在，雖有又無。因之，漢語文化很難有本體論（Ontology，是論、存在論），也不可能有關於不同於存在者的「存在」的「基礎本體論」。
漢字文言中虛詞的眾多和並非口語特點的音樂形式，如由平仄音調到字義的對偶反覆、抑揚頓挫、合轍押韻，使漢字文言文的表情功能非常顯著而重要。它融情感、理解、記憶三者於一爐，對中華文化心理結構的塑建和影響甚為巨大。也許，中華兒女可以流連忘返在這作為心理積澱的漢文字（書法）和文學中，去尋找或寄托那失去的歷史家園和邈遠的故國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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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龍」都與原始巫術活動有關，如前述仰韶人面含魚和「黃帝乘龍」是如此。「魚、龍均為水生，都能行天降雨，同為祈雨的對象和引導人、魂陞遷騰達的神物。……同為大禹治水的重要幫手。」[8]漢字也如此。它是由結繩變來的用以「治理天下」的「書契」，它使「天雨粟，鬼夜哭」，顯出了原始巫術的巨大威力。
魚、龍、漢字，這些中華文化的神聖符號，源遠流長，至於今日。如何闡釋，敢不慎歟？野人獻芹，供一笑耳。
二○○四年十一月
於Boulder，Colorado
【註釋】
[1]《中國文化導讀》，第二版上冊，第131頁，香港城市大學，2001。
[2]我以為，所謂「河圖洛書」可能即這「結繩而治」的神聖符號。
[3]「中國文字的起源應當歸納為指事與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應當發生於象形系統之前。」（郭沫若《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第256頁，人民出版社，1973）
[4]郭大順：《尋找五帝》，第113頁，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5]同上。
[6]參閱拙著《論語今讀》。
[7]《中國文化要義》，第312頁，學林出版社，1987。
[8]陶思炎：《中國魚文化》，第184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0，並參閱圖楚帛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