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述，乃系中國古代哲學忽然中道消滅的歷史。平常的人都把古學中絕的罪歸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兩件事。其實這兩件事雖有幾分關係，但都不是古代哲學消滅的真原因。現在且先記焚書坑儒兩件事：
焚書 秦始皇於西曆前230年滅韓，228年滅趙，225年滅魏，223年滅楚，明年滅燕，又明年滅齊。221年，六國都亡，秦一統中國，始皇稱皇帝，用李斯的計策，廢封建制度，分中國為三十六郡；又收天下兵器，改鑄鍾鋸鐵人；於是統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為中國有歷史以來第一次造成統一的帝國(此語人或不以為然。但古代所謂一統，不是真一統，至秦始皇真成一統耳。當日李斯等所言「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並非妄言)。李斯曾做荀卿的弟子，荀卿本是主張專制政體的人(看他的《正名》篇)，以為國家對於一切奇辭邪說，應該用命令刑罰去禁止他們。李斯與韓非同時，又曾同學於荀卿，故與韓非同有歷史進化的觀念，又同主張一種狹義的功用主義。故李斯的政策，一是注重功用的，二是主張革新變法的，三是很用專制手段的。後來有一班守舊的博士如淳於越等反對始皇的新政，以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把這議交群臣會議。李斯回奏道：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看上章論韓非一節)。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等話全是韓非《顯學》《五蠹》兩篇的口氣，《商君書》論變法也有這等話。但《商君書》是假造的(考見上章)，不可深信〕。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侯字當作儒)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學相與非法教(而字本在學字下)。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於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有欲二字原本誤倒。今依王念孫校改)，以吏為師。(此奏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及《李斯列傳》)
始皇贊成此議，遂實行燒書。近人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卷一)、崔適(《史記探原》卷三)都以為此次燒書「但燒民間之書，若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自存」。又以為李斯奏內「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一句，當依徐廣所校及《李斯列傳》刪去「法令」二字，「吏」即博士，「欲學詩書六藝者，詣博士受業可矣」(此康有為之言)。康氏、崔氏的目的在於證明六經不曾亡缺。其實這種證據是很薄弱的。法令既說「偶語詩書者棄市」，決不至又許「欲學詩書六藝者，詣博士受業」，這是顯然的道理。況且「博士所職」四個字泛得很，從《史記》各處合看起來，大概秦時的「博士」多是「儒生」，決不至兼通「文學百家語」。即使如康氏、崔氏所言，「六經」是博士所職，但他們終不能證明「百家」的書都是博士所守。《始皇本紀》記始皇自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大概燒的書自必很多，博士所保存的不過一些官書，未必肯保存諸子百家之書。但是政府禁書，無論古今中外，是禁不盡絕的。秦始皇那種專制手段，還免不了博浪沙的一次大驚嚇；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個張良。可見當時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書一定很不少。試看《漢書·藝文志》所記書目，便知秦始皇燒書的政策，雖不無小小的影響，其實是一場大失敗。所以我說燒書一件事不是哲學中絕的一個真原因。
坑儒 坑儒一事，更不重要了。今記這件事的歷史於下：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並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能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遂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也通耶字)!諸生在成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謠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成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史記·秦始皇本紀》)
細看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殺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一班望星氣、求仙藥的方士(《史記·儒林列傳》也說：「秦之季世坑術士」)。這種方士，多坑殺了幾百個，於當時的哲學只該有益處，不該有害處。故我說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學中絕的真原因。
現今且問：中國古代哲學的中道斷絕究竟是為了什麼緣故呢?依我的愚見看來，約有四種真原因：一是懷疑主義的名學，二是狹義的功用主義，三是專制的一尊主義，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我且分說這四層如下：
第一，懷疑的名學 在哲學史上，「懷疑主義」乃是指那種不認真理為可知、不認是非為可辯的態度。中國古代的哲學莫盛於「別墨」時代。看《墨辯》諸篇，所載的界說，可想見當時科學方法和科學問題的範圍。無論當時所造詣的深淺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範圍，便可推想這一支學派，若繼續研究下去，有人繼長增高，應該可以發生很高深的科學和一種「科學的哲學」。不料這支學派發達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擊。這種根本上的打擊就是莊子一派的懷疑主義。因為科學與哲學發達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一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以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辯的，利害嫌疑治亂都是可以知識解決的。故「別墨」論「辯」以為天下的真理都只有一個是非真偽，故說：「彼，不可兩不可也。」又說：「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這就是信仰知識的精神(看第八篇第三章)。到了莊子，忽生一種反動。莊子以為天下本沒有一定的是非，「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極端的懷疑主義，以為人生有限而知識無窮，用有限的人生去求無窮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況且萬物無時不變，無時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變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為不是了；今人的是，將來或者又變為不是了。所以莊子說，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當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這就是懷疑的名學。有了這種態度，便可把那種信仰知識的精神一齊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傳下來的「使民無知無慾」的學說，和莊子同時的慎到、田駢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學說，自然更容易養成一種對於知識學問的消極態度。因此，莊子以後，中國的名學簡直毫無進步。名學便是哲學的方法。方法不進步，哲學科學自然不會有進步了。所以我說中國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一個真原因，就是莊子的《齊物論》。自從這種懷疑主義出世以後，人人以「不譴是非」為高尚，如何還有研究真理的科學與哲學呢?
第二，狹義的功用主義 莊子的懷疑主義出世之後，哲學界又生出兩種反動：一是功用主義，一是一尊主義。這兩種都帶有救正懷疑主義的意味。他們的宗旨都在於尋出一種標準，可作為是非的準則。如今且先說功用主義。
我從前論墨子的應用主義時，曾引墨子自己的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如下：
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盪口也。(《貴義》篇、《耕柱》篇)
這是說，凡理論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這是墨家的應用主義。後來科學漸漸發達，學理的研究越進越高深，於是有堅白同異的研究，有時間空間的研究。這些問題在平常人眼裡，覺得是最沒有實用的詭辯。所以後來發生的功用主義，一方面是要挽救懷疑哲學的消極態度，一方面竟是攻擊當時的科學家與哲學家。如《荀子·儒效》篇說：
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
這種學說，以「有益於理」「無益於理」作標準。一切科學家的學說如「充虛之相施易」(充是實體，虛是虛空。物動時只是從這個地位，換到那個地位，故說充虛之相移易。《墨辯》釋動為「域徙也」，可以參看)，如「堅白同異之分隔」，依儒家的眼光看來，都是「無益於理」。《荀子·解蔽》篇也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乃也)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此亂世奸人之說也。
墨家論辯的目的有六種：(一)明是非，(二)審治亂，(三)明同異之處，(四)察名實之理，(五)處利害，(六)決嫌疑(見《小取》篇)。《荀子》所說只有(一)、(二)兩種，故把學問知識的範圍更狹小了。因此，我們可說荀子這一種學說為「狹義的功用主義」，以別於墨家的應用主義(墨子亦有甚狹處。說見第六篇)。
這種主義到韓非時，更激烈了，更褊狹了。韓非說：
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為賢，以犯上為抗。……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篇)
這種學說，把「功用」兩字解作富國強兵立刻見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堅白無厚之辭」(此亦指當時的科學家。《墨辯》屢言「無厚」，見《經說上》，惠施也有「無厚不可積也」之語)，同一切「上智之論，微妙之言」，都是沒有用的，都是該禁止的(參觀上章論韓非一段)。後來秦始皇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便是這種狹義的功用主義的自然結果。其實這種短見的功用主義乃是科學與哲學思想發達的最大阻力。科學與哲學雖然都是應用的，但科學家與哲學家卻須要能夠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夠從根本上著力，打下高深學問的基礎，預備將來更大更廣的應用。若哲學界有了一種短見的功用主義，學術思想自然不會有進步，正用不著焚書坑儒的摧殘手段了。所以我說古代哲學中絕的第二個真原因，便是荀子、韓非一派的狹義的功用主義。
第三，專制的一尊主義 上文說懷疑主義之後，中國哲學界生出兩條挽救的方法：一條是把「功用」定是非，上文已說過了；還有一條是專制的一尊主義。懷疑派的人說道：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莊子·秋水》篇)
這是智識上的悲觀主義。當時的哲學家聽了這種議論，覺得很有道理。如荀子也說：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無所疑止之(疑，定也。說詳第九篇第一章。參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語)，則沒世窮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這種議論同莊子的懷疑主義有何分別?但苟子又轉一句，說道：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這九個字便是古學滅亡的死刑宣言書!學問無止境，如今說學問的目的在於尋一個止境：從此以後還有學術思想發展的希望嗎?荀子接著說道：
惡乎止之?曰：至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紐，故相通)以聖王之制為法。(《解蔽》篇)
這便是我所說的「專制的一尊主義」。在荀子的心裡，這不過是挽救懷疑態度的一個方法，不料這種主張便是科學的封門政策，便是哲學的自殺政策。荀子的正名主義全是這種專制手段。後來他的弟子韓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董仲舒作書美荀卿，見劉向《荀卿書序》)，都是實行這種師訓的人。《韓非子·問辯》篇說：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
這就是李斯後來所實行「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學的發達全靠「異端」群起，百川競流(端，古訓一點。引申為長物的兩頭。異端不過是一種不同的觀點。譬如一根手杖，你拿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未必非)。一到了「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時候，一家專制，罷黜百家；名為「尊」這一家，其實這一家少了四圍的敵手與批評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銹了，不久就要鈍了。故我說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第三個真原因，就是荀子、韓非、李斯一系的專制的一尊主義。
第四 方士派迷信的盛行 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幾乎完全沒有神話的迷信。當哲學發生之時，中國民族的文化已脫離了幼稚時代，已進入成人時代，故當時的文學(如《國風》《小雅》)、史記(如《春秋》)、哲學，都沒有神話性質。老子第一個提出自然無為的天道觀念，打破了天帝的迷信，從此以後，這種天道觀念遂成中國「自然哲學」(老子、楊朱、莊子、淮南子、王充以及魏晉時代的哲學家)的中心觀念。儒家的孔子、荀子都受了這種觀念的影響，故多有破除迷信的精神。但中國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幾千年的根據，究竟不能一齊打破。這種通行的宗教，簡單說來，約有幾個要點：一是一個有意志知覺，能賞善罰惡的天帝(說見第二篇)；二是崇拜自然界種種質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類；三是鬼神的迷信，以為人死有知，能作禍福，故必須祭禮供養他們。這幾種迷信，可算得是古中國的國教。這個國教的教主即是「天子」(天子之名，乃是古時有此國教之鐵證)。試看古代祭祀頌神的詩歌(如《周頌》及《大小雅》)，及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宗廟等禮節，可想見當時那種半宗教半政治的社會階級。更看《春秋》時人對於一國宗社的重要，也可想見古代的國家組織實含有宗教的性質。周靈王時，因諸侯不來朝。萇弘為那些不來朝的諸侯設位，用箭去射，要想用這個法子使諸侯來朝。這事雖極可笑，但可考見古代天子對於各地諸侯，不單是政治上的統屬，還是宗教上的關係。古代又有許多宗教的官，如祝、宗、巫、覡之類。後來諸國漸漸強盛，周天子不能統治諸侯，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都漸漸消滅。政教從此分離，宗祝巫覡之類也漸漸散在民間。哲學發生以後，宗教迷信更受一種打擊。老子有「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的話，儒家有無鬼神之論(見《墨子》)。春秋時人叔孫豹說「死而不朽」，以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至於保守宗廟，世不絕祀，不可謂之不朽。這已是根本的推翻祖宗的迷信了。但是後來又發生幾種原因，頗為宗教迷信增添一些勢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義。二是儒家的喪禮祭禮。三是戰國時代發生的仙人迷信(仙人之說，古文學如《詩》三百篇中皆無之。似是後起的迷信)。四是戰國時代發生的陰陽五行之說(看本篇第一章論騶衍一節)。五是戰國時代發生的煉仙藥求長生之說。——這五種迷信，漸漸混合，遂造成一種方士的宗教。這五項之中，天鬼、喪祭、陰陽五行三件都在別篇說過了。最可怪的是戰國時代哲學科學正盛之時，何以競有仙人的迷信同求長生仙藥的迷信?依我個人的意見看來，大概有幾層原因：(一)那個時代乃是中國本部已成熟的文明開化四境上各種新民族的時代(試想當日開化中國南部的一段歷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說。但是新民族的許多富於理想的神話也隨時輸入中國本部。試看屈原、宋玉一輩人的文學中所有的神話，都是北方文學所無，便是一證。或者神仙之說也是從這些新民族輸入中國文明的。(二)那時生計發達，航海業也漸漸發達，於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神話自海邊傳來。(三)最要緊的原因是當時的兵禍連年，民不聊生，於是出世的觀念也更發達。同時的哲學也有楊朱的厭世思想和莊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見當時的趨勢。莊子書中有許多仙人的神話(如列子御風、藐姑射仙人之類)，又有「真人」「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種種出世的理想。故仙人觀念之盛行，其實只是那時代厭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以上說「方士的宗教」的小史。當時的君主，很有幾人迷信這種說話的。齊威王、宣王與燕昭王都有這種迷信。燕昭王求長生藥，反被藥毒死。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功成意得，一切隨心所欲，只有生死不可知，於是極力提倡這種「方士的宗教」：到處設祠，封泰山，禪梁父，信用燕齊海上的方士，使徐巿帶了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使盧生去尋仙人羨門子高，使韓終(又作韓眾)、侯生等求不死之藥，召集天下「方術士」無數，「候星氣者多至三百人」。這十幾年的熱鬧，遂使老子到韓非三百年哲學科學的中國，一變竟成一個方士的中國了。古代的哲學，消極一方面，受了懷疑主義的打擊，受了狹義功用主義的摧殘，又受了一尊主義的壓制；積極一方面，又受了這十幾年最時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學從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說，哲學滅亡的第四個真原因，不在焚書，不在坑儒，乃在方士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