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希望吉姆的例子僅僅是一個例外。然而遺憾的是，對青少年工作的系統性研究表明，吉姆的經歷要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典型。我們的同事拉裡·斯坦伯格（Larry Steinberg）在這一領域已經做了大量開創性的研究，並對那些在高中階段有不同工作時間的青少年做了追蹤。時間較少的工作相對無害，但是，一旦青少年在一學年內每週帶薪工作達到15個小時，他們的工作經驗會在許多方面產生消極的影響。
如果大量的工作時間代替了學習時間，那麼出現學習成績差、輟學概率增高等問題可能就不會令人感到驚奇了。那麼，更為嚴重的酗酒和物質濫用問題呢？答案是肯定的，這與青少年較長時間的工作相關，同時也與對工作和工作中行為（如職場內的盜竊行為）的更加憤世嫉俗的態度有關。在吉姆從他的經理那裡學到的東西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影響。我們也能發現，青少年承擔的工作越多，父母就會感到在家裡對青少年的控制力越弱。我們再想一想工作所提供的虛假經濟獨立，這也就沒什麼可令人驚訝的了。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工作所帶來的報酬，其作用就像喝酒和吸煙一樣，它能夠提供成熟的表象，卻沒有真正的成年人責任——沒有賬單要支付，沒有租金要交，沒有汽車要修理。青少年回到家後感覺自己像成年人一樣，並且期待享受成年人的特權。這些工作本身往往是為了最低限度地交稅，因此為真正的成年人工作提供了一個不良的模式。所有這些影響，使我們在打算讓青少年通過工作的方式進入成年期時，不得不提出第二個原則來加以提醒。冒著不受那些在高中不喜歡數學的學生待見的風險，我們以一個簡單的方程式來表達我們的觀點：
高經濟回報+低需求≠成年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