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歌利亞
描寫大衛和歌利亞之戰的學術作品眾多。這是其中之一：John A.Beck, 「David and Goliath, a Story of Place: The Narrative-Geographical Shaping of 1 Samuel 17」,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68 (2006): 321–30。
克勞狄烏斯·誇迪伽裡烏斯（Claudius Quadrigarius）對決鬥的解釋摘自Rose Cowan, For the Glory of Rome（Greenhill Books, 2007），140頁。在古代，一旦大家知道大衛是一個投石高手，便會對大衛擁有戰術上的優勢這點深信不疑。以下是羅馬軍事歷史學家韋格提烏斯的描寫（Military Matters, Book I）：
新兵需要學習用手和投石器投石的技巧。據說投石器是由巴利阿里群島的居民發明的。他們的技巧特別熟練，這就要歸功於他們養育孩子的方式。孩子們需要食物時，就得用投石器投中食物，這時候母親才會把食物給他們。沒有穿防禦鎧甲的士兵更容易被敵人用投石器投出的圓形石子所擊中，而被弓箭射中的概率更低一些。石頭可以殺人，但是它不會讓人的身體變得殘缺不全，這種不出血的挫傷是致命的。眾所周知，在古代交戰時，都會有投石手。而且無一例外投石手都是軍隊的指揮官，因為投石手不會被任何東西所阻礙，而且命中率非常高。他們在多石地區交戰，需要守住一座山或某個重要人物，或讓進攻城堡、城市的人撤退時，命中率尤其高。
摩西·加西埃爾（Moshe Garsiel）寫的「The Valley of Elah Battle and the Duel of David with Goliath: Between History and Artistic Theological Historiography」這一章摘自Homeland and Exile (Brill, 2009)。
巴魯克·哈爾彭（Baruch Halpern）對投石器的論述摘自David』s Secret Demons (Eerdmans Publishing, 2001)，11頁。
埃坦·赫希（Eitan Hirsch）的計算參見Eitan Hirsch, Jaime Cuadros, Joseph Backofen, 「David』s Choice: A Sling and Tactical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allistics（Jerusalem, May 21–24, 1995）。
赫希的文章中有很多類似的段落：
在屍體和混合仿真模型實驗時，用直徑6.35mm、速度為370m/s的鋼彈射擊頭蓋骨的頂骨，能量只需達到72焦耳就能在頭蓋骨上打一個洞（沒有打穿）。子彈不必在頭蓋骨上打一個洞，只需要打碎額骨，讓頭骨自行斷裂、下凹（最好的情況下），或是將對方打成無意識狀態。這類打擊會先對額骨造成影響，進而影響血管和大腦組織的運動……因為大腦的運動比頭骨緩慢。要造成這兩種影響，分別只需要40焦耳和20焦耳的能量。
赫希在一次科學會議上介紹了他的分析結果。他在寫給我的一封郵件裡補充道：
演講後的第二天，一個參加會議的人告訴我：在克裡克決鬥時，人們可以找到質量密度為4.2g/cm3（通常的石頭密度為2.4g/cm3）的重晶石。如果大衛用這種石頭去對付歌利亞的話，他的優勢會比我們所知道的大得多。
羅伯特·多倫溫德（Robert Dohrenwend）的文章《投石器：被遺忘的古代火力》（The Sling: Forgotten Firepower of Antiquity）[Journal of Asian Martial Arts 11, no. 2 （2002）]，極為詳細地分析了投石器的能量。
摩西·達揚（Moshe Dayan）關於大衛和歌利亞的論文《戰鬥精神》（Spirit of the Fighters）摘自Courageous Actions—Twen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11 (1968): 50–52。
歌利亞患有肢端肥大症的設想是由C·E·傑克遜（C.E.Jackson）、P·C·塔爾伯特（P.C.Talbert）、H·D·凱勒（H.D.Caylor）在《副甲狀腺功能亢進遺傳》[Hereditary Hyperparathyroidism, Journal of the Indiana State Medical Association 53 (1960): 1313–16]首先提出來的。之後，大衛·拉賓（David Rabin）和波林·拉賓（Pauline Rabin）在寫給《新英格蘭醫學雜誌》（1983年10月20日）的信中也提出了這個設想。緊接著，一些其他的醫學專家也提出了同樣的看法。斯坦利·斯普雷徹（Stanley Sprecher）在給《放射線學》（1990年7月）的信中寫道：
無疑，歌利亞的身材如此高大是因為他患有腦垂體大腺瘤，該腫瘤引發了肢端肥大症。腦垂體瘤很大，因此會給視神經交叉造成壓力，引起視覺問題。所以歌利亞在大衛拿著投石器轉圈時，他沒有看到。石頭通過一塊薄薄的額骨進入了歌利亞的顱頂，造成鼻旁竇腫大。肢端肥大症的人通常都會患鼻旁竇。石頭進入歌利亞腫大的腦垂體中，引起腦垂體出血，進而造成小腦幕裂孔疝和死亡。
以色列神經病學家弗拉基米爾·貝爾金（Vladimir Berginer）對歌利亞的身體殘疾進行了最完整的描述。歌利亞由攜盾侍從引領的疑問也是弗拉基米爾·貝爾金提出的。可參看Vladimir Berginer and Chaim Cohen, The Nature of Goliath』s Visual Disorder and the Actual Role of His Personal Bodygu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Studies 43 (2006): 27–44。貝爾金和科恩寫道：「因此我們推測『攜盾侍從』是非利士人使用的原文。該說法較委婉，指的是那些充當歌利亞嚮導的士兵。他們的出現是為了維護非利士英雄的名聲。他們也許還給了他們一面盾，這樣才是名副其實的『攜盾侍從』！」
第一章 維威克·拉納迪夫
伊萬·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in-Toft）描寫弱國獲勝概率的書籍為How the Weak Win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天黑後，要打水就不那麼容易了」摘自T·E·勞倫斯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 Wordsworth Editions, 1999）。
威廉·R·波克（William R. Polk）描寫非常規戰爭的書《暴力政治：從美國革命到伊拉克的暴亂、恐怖主義、游擊戰歷史》（Violent Politics: A History of Insurgency, Terrorism, and Guerrilla War），摘自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Iraq, Harper, 2008。
第二章 特裡薩·德布裡托
20世紀80年代，在田納西州進行的STAR項目（Student-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學生–老師成績比率）也許是研究減少班級人數效應的最著名實驗。該項目抽取了6 000名學生，並隨機將他們分配到小班或大班，然後對他們整個小學階段的成績進行跟蹤研究。研究表明，小班學生的成績比大班學生好，他們可以取得比較微不足道但卻有用的學位。之後，美國各州和各地區花了數十億美元縮小班級規模，其動力很大程度都來源於STAR項目的研究結果。但是STAR項目的研究結果並不準確。例如，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在研究過程中，大班和小班的人數會發生異常的變化。似乎大班學生的家長因動機驅使，會將自己的孩子調到小班。表現不佳的孩子在同一個班級的排名可能會因此下降。更大的問題在於研究並不是盲目輕率的。小班的老師知道人們會更關注他們的班級。正常在科學研究中，「不盲目」的實驗結果往往被認為是不可信的。想瞭解更多有關STAR項目的描述，可參見Eric Hanushek, Some Findings from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Tennessee STAR Experiment and from Other Investigations of Class Size Effect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21, no. 2 (summer 1999): 143-63]。霍克斯比的「自然實驗」則更為可信。霍克斯比的研究結果可參看Caroline Hoxby，The Effects of Class Size on Student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Vari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no. 4 (November 2000): 1239–85]。想瞭解更多關於班級人數的討論，可參見Eric Hanushek, The Evidence on Class Siz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8); Eric Hanushek, Alfred Lindseth, Schoolhouses, Courthouses and Statehouses: Solving the Funding-Achievement Puzzle in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72; Ludger Wossmann, Martin R. West, 「Class-Size Effects in School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Between-Grade Variation in TIMS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6, 2002)。
想瞭解更多關於財富和幸福感的研究，可參見Daniel Kahneman，Angus Deaton,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38 (August 2010): 107. Barry Schwartz, Adam Gran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of the Inverted U,」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 no. 1 (January 2011): 61-76中討論了幸福感的倒U曲線理論。
在Using Maimonides』 Rule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lass Size on Scholastic Achieve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9)]中，約書亞·安格瑞斯特（Joshua Angrist）和維克多·拉維（Victor Lavy）指出他們觀察到的可能是曲線的左半部分現象：「以色列的結果是否適用美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為文化和政策上的差別，以色列的生活標準較低，他們花在每個學生身上的教育費用也比美國、經濟和合作組織的國家低。而且就像上文提到的，以色列的班級規模比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大。所以這裡的結果可成為一種證據：縮小班級規模的政策不適合大部分的美國學校。」
想瞭解更多關於飲酒和健康的倒U曲線內容，可參見Augusto Di Castelnuovo et al., 「Alcohol Dosing and Total Mortality in Men and Women: An Updated Meta-analysis of 34 Prospective Studies,」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6, no. 22 (2006): 2437–45。
傑西·勒文（Jesse Levin）關於班級人數和學習成績的研究出自「For Whom the Reductions Count: A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lass Size and Peer Effects on Scholastic Achievement,」 Empirical Economics 26 (2001): 221。人們對小班教育的執著確實造成了一些影響。所有的教育研究者都認為，教師質量遠比班級規模大小重要。一個好的老師可以在一年內教孩子一年半的知識量。而一個低於平均水平的老師可能一年內只能教孩子半年的知識量。這就是一年內知識量的差別。這也就意味著老師會更加注意在班級排名靠前的學生，而不是那些坐在班級前列的學生。問題是好老師很少。我們根本沒有足夠專業、具備啟迪大量孩子學習的複雜技能的老師。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應該解雇那些不好的老師。或者對他們進行培訓，以提高他們的教學能力。或者提高好老師的待遇，以便讓他們可以帶更多的學生。又或者提高教師工作的檔次，以吸引更多擅長教學、具有特殊技能的老師。我們要做的最後一件事是解決我們的教學系統擁有太多水平粗劣的教師以及沒有足夠優秀教師的問題；我們應該放寬眼界，去招聘更多的教師。近年來，許多工業化國家都採取了這樣的措施，同時，他們也強調要縮小班級規模。在這裡，要指出一個問題，縮小班級規模的成本是巨大的，比任何一種措施都高。招聘更多教師、建造更多教室的成本太高，因此也就沒有多少錢可以給教師發工資。結果就是，教師的工資水平與其他職業相比，在過去50年內持續下滑。
在過去30年裡，美國的學校放棄了這種策略：尋找水平較高的老師，讓他們教更多的學生，給他們更高的工資（其實這種策略對孩子的幫助是最大的）。反而是盡力去招聘每一個可以招聘到的老師，然後付給他們微薄的工資。（20世紀，美國公共教育費用的增長幅度令人震驚：在1890~1990年，以定值美元計算的話，花費從20億增加到1 870億，20世紀末的費用則加速增長。這些費用絕大部分都花在招聘更多教師，實行小班教育上了。在1970~1990年，美國公立學校的學生–教師比例從20.5下降到了15.4，為支付這些多招聘的教師的工資，他們多花了數十億美元。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因為世界教育政策的變化，各國注重的是教師數量以及學校辦學特點。但這並不是一個完全令人滿意的答案。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的公立學校並不是被迫將教育經費花在縮小班級規模上的。而是他們想要小班教育。為什麼？因為國家和國民擁有足夠的財富，他們付得起小班教育的費用，然而他們並不明白，那些能用錢財買到的東西並不會讓他們變得更好。
第三章 卡洛琳·薩克斯
對印象派畫家的論述基於多本書籍，主要包括：John Rewald, The History of Impressionism (MOMA, 1973)；Ross King, The Judgment of Paris (Walker Publishing, 2006)，講述的主要是世界各大美術展；Sue Roe, 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Impressionists (Harper Collins, 2006)；Harrison White，Cynthia White, Canvases and Career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rench Painting World (Wiley & Sons, 1965), 150。
詹姆斯·戴維斯（James Davis）在「The Campus as Frog Pond: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o Career Decisions of College Me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 no. 1 (July 1966)]首先提出了學校選擇相對剝削論。戴維斯總結道：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的研究結果對以下概念提出了挑戰：想要擁有一份好的職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進入「最好的」學校學習。假設指導老師和家長在考慮是否將孩子送入「好」學校時沒有兼顧優勢和劣勢，那麼這個孩子在他們班級的學習成績一定會是墊底的。「在小池塘裡做一條大魚比在大池塘裡做一條小魚好多了」這句格言並不完全正確，但卻有一定價值。
史都華的研究（與Edward A. Suchman, Leland C. DeVinney, Shirley A. Star和Robin M. Williams Jr.合作）摘自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vol. 1 of Stud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I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251。
想瞭解更多關於幸福國家的內容，可參見Mary Daly，Andrew Oswald，Daniel Wilson, Stephen Wu, 「Dark Contrasts: The Paradox of High Rates of Suicide in Happy Plac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80 (December 2011); Carol Graham, Happines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radox of Happy Peasants and Miserable Millionai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赫伯特·馬什（Herbert Marsh）任教於牛津大學教育學院。他的職業生涯中有許多傑出的學術成果。單「大魚小池塘」這一個專題，他就寫了無數的學術論文。推薦參見H. Marsh, M. Seaton, et al., 「The Big-Fish-Little-Pond-Effect Stands Up to Critical Scrutiny: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Methodology, and Future Research,」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20 (2008): 319–50。
想瞭解更多關於STEM項目的統計內容，可參見Rogers Elliott, A. Christopher Strenta, et al., 「The Role of Ethnicity in Choosing and Leaving Science in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37, no. 6 (December 1996); Mitchell Chang, Oscar Cerna, et al., 「The Contradictory Roles of Institutional Status in Retaining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in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Majors,」 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 31, no. 4 (summer 2008)。
約翰·P·康利（John P. Conley）和阿里·西尼亞·恩代爾（Ali Sina Onder）的優秀論文摘自「An Empirical Guide to Hiring Assistant Professors in Econom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Series, May 28, 2013。
弗雷德·格林普（Fred Glimp）的「快樂的墊底區域」策略來自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的著作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Mariner Books, 2006), 291。卡拉貝爾總結道：
格林普是否在暗示我們，那些處在墊底區域的學生如果為自己的處境感到開心的話會更好？因此，被稱為「快樂的墊底區域」的聲名遠播（有些人可能會說臭名昭著）的哈佛入學實踐誕生了……格林普的目的在於找出「正確的學生墊底區域——讓那些有想法、有自我力量、喜歡參加課外活動的學生，獲得自尊（或者其他），並在C組得到最多的機會」。
平權法案的問題在某些細節上值得商討。看看下面這個從理查德·桑德（Richard Sander）和斯圖爾特·泰勒（Stuart Taylor）所著的 Mismatch: How Affirmative Action Hurts Students It』s Intended to Help, and Why Universities Won』t Admit It (Basic Books, 2012)一書中提取的表格。該表格呈現的是美國黑人在法律學校的表現，以及同白人學生的比較。班級排名從1~10，1為第十名，10為第一名。
排名 黑人 白人 其他 1. 51.6 5.6 14.8 2. 19.8 7.2 20.0 3. 11.1 9.2 13.4 4. 4.0 10.2 11.5 5. 5.6 10.6 8.9 6. 1.6 11.0 8.2 7. 1.6 11.5 6.2 8. 2.4 11.2 6.9 9. 0.8 11.8 4.9 10. 1.6 11.7 5.2這個表格中有很多數字，但是只有兩排數據真正有用，就是第一排和第二排。這兩排數據體現的是美國普通法律學校班級墊底區域的學生種族分佈情況。
排名 黑人 白人 其他 1. 51.6 5.6 14.8 2. 19.8 7.2 20.0這就是桑德和泰勒分析該策略成本使用的方法。假設兩個同是讀法律學校的黑人學生，他們的年紀和測試成績都是一樣的。這兩個人基於平權法案，都申請了優秀法律學校。一個被錄取了，一個被拒絕了。被拒絕的那個人因為邏輯考慮、經濟或家庭方面的原因而選擇了第二志願的學校，去了那個名聲不那麼響亮，也不那麼優秀的法律學校。桑德和泰勒在大量樣本中抽出了類似的「配對」學生，並從四個方面比較他們的表現：法律學校的畢業率，一次通過美國律師資格考試，從未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法律實踐。他們得到的結果相差甚遠。從每個方面來說，那些沒有上「最好」學校的黑人學生比那些上「最好」學校的學生表現更加突出。
成功的職業生涯 白人 黑人 黑人 （平權法案） 從法律學校畢業的人數百分比 91.8 93.2 86.2 一次通過美國律師資格考試的人數百分比 91.8 93.2 86.2 從未通過美國律師資格考試的人數百分比 96.4 90.4 82.8 有法律實踐的人數百分比 82.5 75.9 66.5桑德和泰勒指出了極具說服力的一點：如果你是黑人，你很想當律師的話，你就要學印象派畫家，避開那些大池塘。不要去那些在你看來可以提高你的等級的學校，而是要去那些你不想去的學校。桑德和泰勒坦率地說道：「在任何一個法律學校，班級的墊底區域都是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順便說一句，讀過我那本《異類》的人都知道，我在那裡面討論了平權法案和法律學校的問題。我在那本書中，提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觀點：智力水平的作用會在某個點趨於平穩。這就意味著，來自不同精英學校的學生，雖說他們的智力有一定區別，但不一定會有影響。換句話來說，假設一個被非常優秀的法律學校錄取但證書資格較低的律師會比同樣被非常優秀法律學校錄取、證書資格較高的律師差，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為了支持這個觀點，我採用了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數據。這些數據表明那些因平權法案被錄取的黑人學生，他們的職業生涯和那些白人學生完全天差地別。
我還相信這個結論嗎？相信，也不相信。我仍相信在那些高智商人群中，智力水平能產生的好處會趨於平衡。但我現在回頭看看，認為我在《異類》中提出的關於法律學校的看法很天真。當時我並不熟悉相對剝削理論。而如今，我對平權法案的疑問也更多了。
第四章 大衛·博伊斯
瑪麗安娜·沃爾夫（Maryanne Wolf）所著的Proust and the Squid: The Story and Science of the Reading Brain (Harper, 2007)一書中，對閱讀障礙進行了詳細、全面的介紹。
比約剋夫婦寫了大量有關閱讀障礙症的優秀作品。下面是他們的作品概覽：Elizabeth Bjork，Robert Bjork, 「Making Things Hard on Yourself, But in a Good Way: Creating Desirable Difficulties to Enhance Learning,」 Psychology and the Real World, M. A. Gernsbacher et al., eds. (Worth Publishers, 2011), ch. 5。
球和球拍、部件的問題摘自Shane Frederick, 「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 no. 4 (fall 2005)。亞當·奧爾特（Adam Alter）和丹尼爾·奧本海默（Daniel Oppenheimer）在普林斯頓大學做的CRT實驗摘自Adam Alter et al., 「Overcoming Intuition: Metacognitive Difficulty Activates Analytic Reaso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 (2007)。奧爾特還寫了一本關於這項研究的新書，Drunk Tank Pink (Penguin, 2013)。
朱莉·羅根（Julie Logan）關於「患有閱讀障礙症的企業家研究」摘自「Dyslexic Entrepreneurs: The Incidence; Their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Business Skills,」 Dyslexia 15, no. 4 (2009): 328–46。
宜家的故事來自Ingvar Kamprad, Bertil Torekull, Leading by Design: The IKEA Story (Collins, 1999)。無疑，在切爾卡（Torekull）對坎普拉德（Kamprad）的訪問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坎普拉德在冷戰期間，和一個共產黨國家做生意時沒有猶豫。相反，坎普拉德看起來倒是有些麻木：「我們先做了一點走私活動。非法的。我們將文件、傢俱零件，甚至老打字機使用的複寫紙通過這種方式送到那邊。」
第五章 埃米爾·傑·弗賴雷克
倫敦閃電戰的內容摘自Tom Harrisson, Living Through the Blitz (Collins, 1976)。「溫斯頓·丘吉爾說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目標」，摘自22頁；「我躺在那裡，心裡有種難以言喻的幸福和勝利感」，摘自81頁；「什麼？那樣不就沒辦法經歷這麼刺激的事情了？」摘自128頁。還有一部分內容摘自Edgar Jones, Robin Woolven, et al., 「Civilian Mora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sponses to Air-Raids Re-examined,」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17, no. 3 (2004); J. T. MacCurdy, The Structure of Mora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1940年10月，我開車去了倫敦東南部」摘自16頁；「一個群體的士氣依賴於那些活著的人」摘自13-16頁；「我聽到第一聲警報時」摘自第10頁。
著名詩人和作家的信息調查摘自Felix Brown, 「Bereavement and Lack of a Parent in Childhood,」發表於Foundations of Child Psychiatry, Emanuel Miller, ed. (Pergamon Press, 1968)。「這並不是說當孤兒當一件好事」，摘自444頁。想瞭解J. Marvin Eisenstadt的研究細節，可參見「Parental Loss and Genius」, American Psychologist (March 1978): 211。想瞭解露西爾·艾爾芒格（Lucille Iremonger）更多關於英國首相的研究，可參見The Fiery Chariot: A Study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and the Search for Love (Secker and Warburg, 1970), 4。事實上，艾爾芒格在統計中犯了一個錯誤，歷史學家休·伯林頓（Hugh Berrington）在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 (July 1974): 345中進行了糾正。研究喪父（喪母）與成就之間關係的文獻值得關注。其中包括S. M. Silverman, 「Parental Loss and Scientists,」 Science Studies 4 (1974); Robert S. Albert, Genius and Eminence (Pergamon Press, 1992); Colin Martindale, 「Father』s Absence, Psychopathology, and Poetic Eminence,」 Psychological Reports 31 (1972): 843; Dean Keith Simonton, 「Genius and Giftedness: Parallels and Discrepancies,」摘自Talent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from the 1993 Henry B. and Jocelyn Wallace 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on Talent Development, vol. 2; N. Colangelo, S. G. Assouline, D. L. Ambroson, eds., 39-82 (Ohio Psychology Publishing)。
有兩本關於兒童白血病治療史的書寫得特別好。分別是John Laszlo, The Cure of Childhood Leukemia: Into the Age of Miracl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Siddhartha Mukherjee,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Scribner, 2011)。「有一位資深的血液學專家」引述的是拉斯洛書中的話（183頁）。拉斯洛訪問了那個時期的每位專家，那本書的每一章都是一部獨立的口述病史。
斯坦利·拉赫曼（Stanley Rachman）對患有恐懼症的人所做的實驗在「The Overprediction and Underprediction of Pai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11 (1991)中有所描述。
「廢墟中傳出一個聲音」摘自Diane McWhorters, Carry Me Home: Birmingham, Alabama;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ouchstone, 2002)；「該死，我們會去的」摘自98頁；「女兒狐疑地盯著他」摘自109頁；「今天是第二次」摘自110頁；「可樂瓶弄碎了」摘自215頁。
尤金·科貢（Eugen Kogon）的回憶錄為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Berkley Windhover, 1975)。「一個人的良心越是柔軟，要做這樣的決定就越是困難」摘自278頁。
第六章 懷亞特·沃克
攝影師的故事和所有民權運動照片的意義請參見Martin Berger, Seeing Through Race: A Reinterpretation of Civil Rights Phot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中均有詳細的解釋。所有照片的描述和其影響都來自伯傑的書。伯傑提出了一個更深刻的論點——這一點更發人深省：20世紀60年代的主流白人需要黑人運動，好讓他們看起來更為被動，也更像「聖人」。指責馬丁·路德·金和沃克在抗議中利用孩子的內容在82~86頁有述。加茲登的行為解釋在37頁有述。
迪亞娜·麥克沃特（Diane McWhorter）所著的Carry Me Home: Birmingham, Alabama;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the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Touchstone, 2002)一書對馬丁·路德·金伯明翰運動做出了正面的評價。這也是唯一的正面評價。該書描寫伯明翰運動的章節瀰漫著濃濃的感恩氣息。如果你覺得沃克的故事很特別，那你應該去讀讀麥克沃特的書。這本書是我讀過的最好的歷史書。「在伯明翰，有這樣一種犯罪科學」摘自340頁的腳注；「當時參加會議的還有總統的夫人」摘自292頁；「猶太人的內心完全就跟『黑鬼』一樣」摘自292頁；「住在芝加哥的一個黑人早上醒來」摘自30頁；「人們震驚地看著馬丁·路德·金」摘自277頁；「我們只是利用了我們得到的一切」，摘自363頁；「犬牙團」摘自372頁；「當然，有人被警犬襲擊了」摘自375頁。麥克沃特對凱利·英格拉姆公園的那場示威活動做出了出色的評價。我對此進行了精簡。
馬丁·路德·金的悼詞在泰勒·布蘭奇（Taylor Branch）的書中有述：Parting the Waters: America in the King Years1954-1963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692。布蘭奇對懷特·沃克（「他總是戴著深色墨鏡」）的描述，可參見285頁。「從總體上來說，沃克就是要保證一切都順利進行」，摘自689頁。馬丁·路德·金對那些被捕學生的家長說的話在762-64頁中有述。
「吻別妻子和孩子時」這句話出自安德魯·馬尼斯（Andrew Manis）對懷特·沃克的一次採訪，摘自Canaan Baptist Church of Christ, New York City, April 20, 1989，第6頁。採訪的手稿存於亞拉巴馬州伯明翰的伯明翰公共圖書館。同樣摘自該次採訪的有：「這個人肯定是腦子壞了」，14頁；「他們只能看到……這些白人的眼裡」，22頁。
「兔子是上帝創造的最狡猾的動物」引用的是勞倫斯·勒文（Lawrence Levine）作品的原話。該作品是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 Afro-American Folk Thought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7。同樣摘自勞倫斯作品的有：「這隻兔子，就像奴隸們所說的那樣」，112頁；「這些故事具有痛苦的現實意義」，115頁；「19世紀奴隸制觀察者和白人主人留下的記錄」，122頁。小龜的故事則在115頁有述。
「寶貝兒，我並不難相處」出自約翰·布裡頓（John Britton）對懷特·沃克的採訪。該採訪是Civil Rights Documentation Project（民權記錄項目）的一部分，收藏於霍華德大學的Moorland-Spingarn Research Center（莫蘭–斯平加恩研究中心）。參看手稿35頁。同樣出自該採訪的有：「如果你惹到我了，我也不會對你客氣」，66頁；「如果那時我有帶剃刀的話」，15頁；「有時候，我會調整，或者改變我的道德準則」，63頁；「亮出底牌」，59頁；「我打電話給金博士」，61頁；「伯明翰很熱」，62頁。
羅伯特·潘·沃倫（Robert Penn Warren）採訪了一些民權運動分子和領導。這是他為自己的著作Who Speaks for the Negro?所做的部分研究。這些採訪被收錄進Robert Penn Warren Civil Rights Oral History Project（羅伯特·佩恩·華倫民權口述史項目），藏於肯塔基大學的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Louie B. Nunn口述史研究中心）。「純粹的玩笑」是1964年3月18日採訪時懷亞特·沃克說的，出現於第1卷錄音帶中。
之前就有人用騙子的故事來形容民權運動。例如：Don McKinney, 「Brer Rabbit and Brothe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Folktale Background of the Birmingham Protest,」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Thought 46, no. 2 (winterspring 1989-1990): 42–52。麥金尼寫道（50頁）：
就像狡猾的貝爾兔給狐狸下套一樣，狐狸做了貝爾兔想要它做的事情（例如，兔子求狐狸把它綁起來），馬丁·路德·金和那些精明的顧問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也是如此。他們因此讓「公牛」康納做了他們想讓他做的事；把這麼多的黑人示威者抓進牢裡不僅會引起國民的注意，實際上也使得伯明翰政府無法繼續逮捕示威者。
也可參見Trudier Harris, Martin Luther King, Jr., Hero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forthcoming)。
普裡歇特和馬丁·路德·金關於普裡謝特結婚紀念日的對話在豪厄爾·雷恩斯（Howell Raines）的作品中有述，My Soul Is Rested: The 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Deep South (Penguin, 1983), 363–65。
沃克解釋為什麼運動需要「公牛」康納反擊的內容（「那也就沒有什麼運動、宣傳了」）摘自邁克爾·庫珀·尼克爾斯（Michael Cooper Nichols）的作品，「Cities Are What Men Make Them: Birmingham, Alabama, Face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1963,」Senior Thesis, Brown University, 1974, page 286。
沃克對康納出動犬牙團的反應（「我們成功啦。我們成功啦。」）在James Forman的作品中有述，The Making of Black Revolutionaries: A Personal Account (Macmillan, 1972)。
馬丁·路德·金責備《生活》雜誌記者的話（「所以人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出自Gene Roberts、Hank Klibanoff, The Race Beat: The Press, the Civil Rights Struggle, and the Awakening of a Nation (Random House, 2006)。
第七章 露絲瑪麗·勞勒
「哦，看在上帝的面上，給我一大杯蘇格蘭威士忌吧」出自Peter Taylor, Brits (Bloomsbury, 2002), page 48.
南森·萊特斯（Nathan Leites）和小查爾斯·沃爾夫（Charles Wolf Jr.）撰寫的如何對付叛亂的作品，請參見Rebellion and Authority: An Analytic Essay on Insurgent Conflicts (Markham Publishing Company, 1970)。「分析基礎」出自30頁。
伊恩·弗裡蘭（Ian Freeland）的描寫請參見James Callaghan, A House Divided: The Dilemma of Northern Ireland (Harper Collins, 1973), page 50。弗裡蘭和政府官員、記者看起來像是「在獵虎的英國統治者」，請參見Peter Taylor, Provos: The IRA and Sinn Fein (Bloomsbury, 1998), page 83。
肖恩·麥克斯蒂奧芬（Sean MacStiofain）革命是由愚蠢、粗暴的政府挑起的理論請參見Richard English, Armed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I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age 134。
有許多學者紛紛提出合法性原則。其中有三個特別值得一提：請參見Tom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Kennedy, Deterrence an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8); Lawrence Sherman, Evidence-Base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6)的合著者。這裡我又舉了另一個合法性的例子。以下為2010年發達國家排名表，是根據經濟總量在世界的占比得出的非公開結果。也就是說，有些國家的居民為了避稅採取了瞞報的方式。這是對比各國納稅人誠信度的最好的方法之一。
美國 7.8 芬蘭 14.3 瑞士 8.34 丹麥 14.4 奧地利 8.67 德國 14.7 日本 9.7 挪威 15.4 新西蘭 9.9 瑞典 15.6 荷蘭 10.3 比利時 17.9 英國 11.1 葡萄牙 19.7 澳大利亞 11.1 西班牙 19.8 法國 11.7 意大利 22.2 加拿大 12.7 希臘 25.2 愛爾蘭 13.2這個表出自弗裡德裡希·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的文章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Underground Economy in Germany and other OECD countries in 2010（未出版，修改版，2010年1月）。這張表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美國、瑞士、日本的納稅人都很誠實。西歐的大部分民主國家都是如此。而希臘、西班牙和瑞士則不是。事實上，希臘的逃稅額太高，導致了國家赤字；因為赤字太大，希臘這些年一直瀕臨國家破產的邊緣。只要希臘人遵守法律，上繳應繳的稅額，他們的國家就能避免這種情況了。為什麼美國人和希臘人相比，會那麼規矩守法呢？
萊特斯和沃爾夫會說原因就在於在美國逃稅的成本比收益高：如果美國人作弊的話，他們被抓到，並被處罰的概率很高。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在美國，每年審查的納稅申報單只有1%多一點。是很少的。如果美國人少報收入被抓到的話，最通常的處罰就是補繳應繳的稅款，外加適當罰款。很少有人因此坐牢。如果美國的納稅人理性行為——根據萊特斯和沃爾夫的定義，美國的逃稅狀況應該十分猖獗才對。就如稅收經濟學家說的：
在審查率只有1%的國家和地區，你的作弊機會高達90%，甚至更高。假如你說你的收入只有1美元，那麼你要交30、40美分的稅。而假如你不申報這1美元，你有可能會因此被抓。但是概率只有0.1%，甚至更低。如果你被調查的話，美國國稅局（IRS）會對該收入是否屬於境外收入進行認定。如果不是，你需要多繳約10%的稅。如果政府審查了你的納稅申報單，發現你騙稅，你需要多繳約75%的稅。所以被抓到的成本並不是很高。作弊的成本相對來說高很多。
那為什麼美國人不作弊？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制度是合法的。當人們看到每個人都得到平等對待時；當他們有發言的機會，且政府能聽到他們的意見時；當規則保持大體不變時，——今天政府這麼對待你，明天政府依然會這麼對待你時，人們就會接納當權者。合法性的基礎是公平、可發言和可預見性。雖然美國人總喜歡抱怨美國政府，但實際上，美國政府在這三個方面做得都很好。
而希臘，其地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三倍多。這並不是因為希臘人比美國人不誠實。而是因為希臘的制度跟美國的制度相比，缺少一些合法性。希臘是歐洲最腐敗的國家之一。該國的稅制十分混亂。富人可以得到特殊的稅率。假設你和我生活在這麼一個稅制公然不合法的國家中，——幾乎沒有任何公平可言，政府聽不到我們的意見，規則總是時刻在變的國家中，我們也一樣不會納稅。
有關愛爾蘭遊行季的論述請參見Dominic Bryan, Orange Parades: The Politics of Ritual, Tradition and Control (Pluto Press, 2000)。
德斯蒙德·哈米爾（Desmond Hamill）對北愛爾蘭地區英國軍隊的描寫，請參見Pig in the Middle: The Army in Northern Ireland 1969–1984 (Methuen, 1985)。那首小曲（從「8月15日」開始）摘自18頁。「愛爾蘭共和軍（IRA）……反擊」摘自32頁。
1969年北愛爾蘭問題引起的死亡人數和暴力犯罪數據，請參見John Soule, 「Problems in Applying Counterterrorism to Prevent Terrorism: Two Decades of Violence in Northern Ireland Reconsidered,」 Terrorism 12 (1989): 33。
弗裡蘭將軍襲擊樓而菲地區的描述出自Sean MacStiofain，在Sean Og O Fearghail作品中有述，Law (?) and Orders：The Story of the Belfast Curfew (Central Citizens』 Defense Committee, 1970)。帕崔克·埃利曼之死的細節描寫摘自14頁。想瞭解更多關於宵禁的內容，可參看Taylor, Provos。穿著睡衣的男人的細節描寫出自Nicky Curtis, Faith and Duty: The True Story of a Soldier』s War in Northern Ireland (Andre Deutsch, 1998)。
第八章 維爾瑪·德克森
描寫三振出局法歷史的作品有許多，其中一些比較主要的：Mike Reynolds、Bill Jones、Dan Evans,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The Chronicle of America』s Toughest Anti-Crime Law (Quill Driver Books/Word Dancer Press, 1996); Joe Domanick, Cruel Justice: Three Strikes and the Politics of Crime in America』s Golden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Franklin Zimring, Gordon Hawkins、Sam Kamin, Punishment and Democracy: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in California (Oxford, 2001); George Skelton, 「A Father』s Crusade Born from Pain,」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9, 1993。
理查德·賴特（Richard Wright）和斯科特·德克爾（Scott Decker）對持械搶劫的罪犯的採訪請參見Armed Robbers in Action: Stickups and Street Cultur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文中列舉的評論摘自120頁。賴特和德克爾的著作特別引人入勝。以下也是他們提出的犯罪心理學內容：
一些持械搶劫的罪犯也不會去思考被抓到的問題，因為這類想法會讓精神處於極度憂慮的狀態。他們相信，甩掉這種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忘記風險，將一切交給命運。其中有個罪犯是這樣說的，「我不能完全跳開被抓的這種想法，因為你還是會擔心自己被抓。」幾乎所有的罪犯都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們不僅在要有壓力的情況下迅速地拿到錢，而且無疑要採用非法的手段去拿到這個錢。如果一個人，他除了犯罪別無他法，那顯然犯罪對他的負面影響是十分有限的。罪犯在犯罪時通常會忽略掉風險，而優先考慮到回報的問題：「我是這麼想的：我寧願冒著被抓和被關押的風險，也不願因為破產東奔西跑，也不願放棄任何可以賺錢的機會」。這種想法一點也不奇怪。
大衛·肯尼迪（David Kennedy）對犯罪動機的討論，請參見Deterrence and Crime Prevention (Routledge, 2008)。Anthony Doob和Cheryl Webster作的懲罰研究分析請參見「Sentence Severity and Crime: Accepting the Null Hypothesis,」 Crime and Justice 30 (2003): 143。
體現年齡和犯罪之間關係的圖表請參見Alfred Blumstein, 「Prisons: A Policy Challenge,」 Crime: Public Policies for Crime Control, James Q. Wilson and Joan Petersilia, eds. (ICS Press, 2002), 451–82。
Todd Clear, Imprisoning Communities: How Mass Incarceration Makes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 Wo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論述了在貧窮地域關押大批犯人的影響。
克利爾（Clear）那篇難以發表的論文「Backfire: When Incarceration Increases Crime」可以在Journal of the Oklahoma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Consortium 3 (1996): 1–10上找到。
研究三振出局法對加州犯罪率影響的著作有很多。首先推薦Zimring的Punishment and Democracy。以下是法律實驗的最新研究結果節選。摘自Elsa Chen, 「Impacts of 『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 on Crime Trends in California and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24 (November 2008): 345–70:
學者們運用1986~2005年這段代表性時期的加州犯罪數據分析三振出局法對加州乃至全美的影響。影響標準為對罪犯的震懾和遏阻作用，是否可控制先前就存在犯罪趨勢，以及對經濟、民主、政策要素進行一定的整合。三振出局法在加州之外的地方使用有限。雖然如此，但從表面上來看，該法似乎導致了全國範圍內搶劫、偷竊、盜用汽車罪行犯罪率的快速下降。這種影響雖小，但卻意義重大。三振出局法頒布後，謀殺罪行的犯罪率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下降。雖然加州的法律是最寬泛的，審判人員也最經常使用三振出局法，但該法與其他的法律相比，並沒有對犯罪產生遏阻作用。分析結果顯示，最嚴酷的刑期並沒有產生最有效的效果。
論述Candace Derksen案的兩部極好的作品：Wilma Derksen, Have You Seen Candac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1992); Mike McIntyre, Journey for Justice: How Project Angel Cracked the Candace Derksen Case (Great Plains Publications, 2011)。那個兒子因車禍受重傷的阿米什母親的故事在以下作品中有述：Donald B. Kraybill, Steven Nolt, David Weaver-Zercher, Amish Grace: How Forgiveness Transcended Tragedy (Jossey-Bass, 2010), 71。
關於英國人在北愛爾蘭問題期間使用武力的論述，可參見Paul Dixon,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2, no. 3 (June 2009): 445–75. Dixon says (page 456):
1972年至1977年間，4個16~44歲的天主教男子就有1個至少被逮捕一次。帕迪·希利亞德（Paddy Hillyard）就是其中之一。在北愛爾蘭地區，平均每個天主教家庭被搜查過兩次。後來，很多家庭都洗脫了嫌疑。然而在一些地區，還有家庭被搜查「十次，甚至更多」。有人說，英國軍隊每月要對一些特定地區的家庭進行4次例行檢查。「截止到1974年中期，英國軍隊已經清查了34%~40%的北愛爾蘭成人和青少年。」在1973年4月1日至1974年4月1日，共有百萬輛汽車被截停檢查。
約翰·蘇爾（John Soule）說北愛爾蘭問題是「以報復性恐怖主義預防恐怖主義：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北愛爾蘭二十年的暴力意味著什麼」，參見Terrorism 12, no. 1 (1989)。我在喬·多馬尼克（Joe Domanick）的作品中（Cruel Justice, 167）看到關於雷諾德帶訪客去每日星球餐廳的描寫。
第九章 安德烈·特羅克梅
想瞭解更多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信息和文化，可參見Christine E. van der Zanden, The Plateau of Hospitality: Jewish Refugee Life on th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unpublished thesis, Clark University, 2003)。想多瞭解特羅克梅的，可參見Krishana Oxenford Suckau, Christian Witness on the Plateau Vivarais-Lignon: Narrative, Nonviol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 2011); Philip Hallie, 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 The Story of the Village of Le Chambon and How Goodness Happened There (Harper, 1994); Carol Rittner and Sondra Myers, eds., The Courage to Care: Rescuers of Jews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
「愛我們的敵人，寬恕我們的敵人，好好對待我們的敵人」出自Christian Witness, 6.
摘自Lest Innocent Blood Be Shed的有：「這個鐘又不是屬於元帥的」，96頁；「拉米朗……遍訪整個山區」，99頁；「毛孔都散發出一種責任的氣息」，146頁；「當人們無禮咒罵他時」，266頁；「什麼？」，39頁；「這種做法並不理性」，233頁；「他的身份證上的名字是貝傑」，226頁；「特洛克梅10歲時」，51頁；「讓–皮埃爾！讓–皮埃爾！」，257頁。
摘自The Courage to Care的有：「於是我說『進來吧』」，101頁；「村裡的人們都知道」，101頁。
特羅克梅的問題「……納粹怎麼可能走到最後呢？」摘自加勒特·凱澤爾（Garret Keizer）的作品，Help: The Original Human Dilemma (HarperOne, 2005),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