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女奴給主人生了孩子，孩子的身份就是自由民。」
超常之輩
1931年9月9日，年輕的黛西·納什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黛西是牙買加人，她和丈夫在牙買加中部的聖凱瑟琳教區哈伍德鎮學校當老師。當唐納德得知自己得了一對女兒，他雙膝跪地，為兩個女兒向上帝祈福。他們的女兒一個名叫費思，一個名叫喬依絲。
納什一家住在哈伍德鎮聖公會教堂旁邊，隔壁就是學校。事實上，學校只是一間大倉房。有些時候，學校會有兩三百名學生來上課，而有時只能來十幾個。學生們大聲朗讀或背誦九九乘法表，在石板上練字。只要天氣好，黛西就在教室外面的芒果樹下上課。假如孩子們上課不聽話，唐納德就會揮著教鞭從教室一頭走到另一頭，於是孩子們嚇得趕緊跑回自己的位置，課堂就恢復了秩序。
唐納德是個儀表堂堂、安靜又有威嚴的人，他飽讀詩書，在他的小書房裡收藏著詩集、哲學著作以及薩默塞特·毛姆等作家的小說。每天他都閱讀報紙，關注國際大事。到了晚上，他的好友——聖公會牧師阿奇迪肯·海會來他家做客，兩人坐在陽台上，暢談牙買加時局。唐納德的妻子黛西是聖伊麗莎白教區人，娘家姓福特，父親經營一家小雜貨鋪。她家裡有3個姐妹，而黛西是其中長得最漂亮的一個。
納什的兩個女兒在11歲那年，獲得了一所名叫聖希爾達寄宿學校的獎學金。這所學校在牙買加北部，是一所老式的聖公會私立女校，建校伊始主要服務於英籍牧師、海員和資產階級子女。兩個孩子從那裡畢業後，又先後考入英國的倫敦大學學院。上大學不久，喬依絲參加一個朋友的21歲生日聚會。這個朋友名叫格雷厄姆，是位年輕的數學家。聚會上，格雷厄姆站起來為大家獻上一首詩，但卻忘了詞。原先根本不認識格雷厄姆的喬依絲竟為他的窘態羞紅了臉。很快，喬依絲和格雷厄姆墜入愛河，不久兩人結婚。婚後他們移居加拿大，格雷厄姆成了數學教授，喬依絲成了知名作家兼家庭治療師。他們生了3個兒子，並在郊區的山上買了一棟漂亮的別墅。格雷厄姆姓格拉德威爾，他是我的父親，喬依絲·格拉德威爾是我的母親。
幹練的女人
這就是我母親的成功之路——然而這還不是全部，事情的真正原因並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麼簡單。如果只把故事講到這兒，就等於講比爾·蓋茨的故事卻沒提湖濱學校電腦課，講亞洲數學天才的故事卻不說稻田文明的影響。我母親的成就得益於她的機遇與文化傳承。
1935年，也就是在母親和姨媽4歲那年，南非約翰內斯堡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歷史學教授威廉·麥克米倫來牙買加訪問。麥克米倫是一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學者：在那個時代他就已經意識到南非黑人社會問題的嚴重性了，他在加勒比海地區奔走忙碌，為的是倡導他的思想。
麥克米倫關心的諸多社會問題之一就是牙買加的教育體制。姑且把我外祖父在「大倉房」學校從事的教學活動稱作牙買加的「正規教育」，這樣的正規教育也只持續到孩子們14歲。牙買加沒有公立的高中和大學。那些想繼續深造的孩子大多跟著學校的校長學習，畢業後運氣好的話能進入師範學校；更有抱負的學生則要想辦法進私立學校，從那兒考取美國或英國的大學。
但是政府給這裡學生深造的名額十分有限，其費用也不是普通人能負擔得起的，且很多都是秘密名額。麥克米倫在一篇論及殖民地狀況的著作《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警告》中，火藥味十足地抨擊英國政府道：「政府提供的從小學到高中的途徑過於狹窄，沒有任何保障。」他指出學校系統根本無視下等階層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平等教育制度延續下去，社會矛盾就會不斷激化，」倘若政府不給民眾接受教育的平等機會，他警告說，整個社會就很可能陷入動盪不安的局面。
就在麥克米倫著作出版後一年，社會動盪席捲加勒比海地區。這場動盪導致特立尼達14人死亡，59人受傷，巴巴多斯14人死亡，47人受傷。在牙買加一系列暴力事件導致國家癱瘓時，當局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在平息暴亂期間，大英帝國政府才想起麥克米倫的提醒。政府終於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所有有資質的學生均享有私立高中教育機會的決議，出現在動亂過後的改革措施中。1941年，改革正式實施，我的母親和她的同胞姐妹在第二年參加獎學金考試。這才是她們姐妹倆在牙買加讀高中的真實社會背景；如果她們早出生三四年，她們是無法接受完整的學校教育的。我的母親拜她的出生時機所賜，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時她還要感謝1937年的動亂和歷史學家麥克米倫教授。
剛才談到外祖母黛西·納什的時候，我只說她相貌好看是過於隨意和膚淺了。我的外祖母是個幹練的女人。事實上，母親和姨媽能從哈伍德到聖希爾達讀書，外婆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的外祖父是個有修養有學識的人，但是他沉溺於書本，是一個空想主義者。他也想讓自己的女兒有出息，但他卻沒做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努力促成女兒們受更多教育。實現這一切的是外祖母。去聖希爾達是外祖母的主意：當地幾個有錢人家的女兒去了聖希爾達，外婆才因此瞭解什麼是好學校。她不允許女兒和當地村子裡的孩子為伍，而是請阿奇迪肯·海牧師做老師，教孩子們拉丁文和代數，這些都是中學的必修課程。
「她對孩子的期望是——離開牙買加。」母親回憶道，「外祖母認為在牙買加我們不能實現自我。所以只要有任何能離開牙買加的機會，她都不會讓我們放過。對於外祖母來說，她的理想真是無限大。」
當獎學金考試結果出來的時候，只有我姨媽考中了，而我母親卻沒有。這是我在前一節故意省略的內容。我母親還清楚記得，當時外祖父母站在過道裡悄悄談論。「我們的錢的確不夠。」外祖父母的存款只夠支付我母親第一年學費和校服費用，到了第二年怎麼辦？而他們也不能只送一個女兒去讀書。最後還是外婆意志堅決，她堅持把兩個女兒都送去上學。最後，真是上帝的奇跡，第一學年期末的時候，學校裡有個女孩一人獲得兩份獎學金，她把其中的一份送給了母親。
到了該上大學的時候，姨媽又獲得了牙買加「百年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為了紀念牙買加廢除奴隸制100年而設立的，每年只有一個名額。為了彰顯大英帝國的榮耀，這項獎學金維持100年。獎學金還規定100年內100名獲獎者中將各有50名男生和女生，男生女生輪番獲獎。也就是，今年是女生獲獎，明年就該是男生獲獎。我姨媽申請獎學金那年正是「女學生」年。姨媽是幸運的，而母親則沒有這份幸運。母親接下來面臨的就是如何支付英國留學的高昂學費和生活費的問題。姨媽的獎學金剛夠支付這筆費用，而這筆錢相當於我外祖父母一年的工資。當時沒有什麼學生貸款，也沒有專為鄉村教師提供的貸款信用額度。「假如我問父親，」我母親說道，「他會說，『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我的外祖母該怎麼辦？她去了鄰村的中國人商店。19世紀的時候，有大量中國移民來到牙買加，並掌控了當地的經濟命脈。按牙買加當地的說法，商店不叫「商店」，而叫「中國人商店」。外祖母來到一家中國人商店，找到強森先生借到了這筆錢。沒人知道外祖母到底借了多少，反正是一大筆；人們不確切知道強森先生為什麼借錢給外祖母，只知道外祖母黛西·納什美名在外，她從不拖欠欠款，還有就是強森先生的孩子在外祖父母任教的學校上學。當年中國孩子在牙買加常受欺負，經常被當地孩子戲弄。外祖母黛西以善良隨和著稱，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給許多中國孩子帶來了一片綠洲。而強森先生也許正是想借此了卻一樁人情債。
「她當時告訴我這一切了麼？我甚至從來沒問過，」母親回憶道，「所有事情就這樣自然而然發生了，我申請大學，然後被錄取。我的命運完全是母親給予的，而我卻一直都沒有意識到。」
我母親喬依絲·格拉德威爾能夠完成大學學業，首先得益於麥克米倫博士，其次是聖希爾達女校分享獎學金的校友，最後是中國人商店的強森先生。當然，所有這一切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拜外祖母黛西·納什所賜。
女奴為妾
我的外祖母黛西·納什來自牙買加西北部，她的曾祖父威廉·福特是愛爾蘭人。1784年，威廉來到牙買加，買了一片咖啡種植園。不久，他在南部的一個小漁村阿利蓋德龐德看上一個西非來的伊博族女奴，威廉買下女奴為妾。不久他們生下一個兒子，起名約翰。用現在的話說，約翰是黑白混血兒，即有色人種。從那時起，威廉家族的後代就融入了牙買加有色人種的行列。
但與此同時，在美國南部，白人種植園主和奴隸之間組建家庭的事件還非常罕見。白人與黑人的男女關係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禁止這兩個種族通婚的法律直到1967年才被美國高等法院廢除。種植園主和女奴公開生活在一起為整個社會所不容，他們的混血子女也依然被視為奴隸。
然而在牙買加，情況卻不一樣。在那些歲月，加勒比海地區是主要的奴隸貿易殖民地。黑人數量是白人數量的10倍之多。適婚年齡的白人女性數量嚴重不足，因此西印度群島的絕大多數白人男性都以黑人女孩或棕色人種女孩做情婦。在牙買加有一個英國人農場主，他詳細記錄了37年間自己睡過的138個女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女奴，而女奴們也並非都是出於自願。在牙買加的白人把這些混血兒——混亂關係的產物——看成潛在的同盟，他們是白人與島上數量眾多的黑人之間的緩衝帶。混血女人以情婦身份為榮，而她們的孩子膚色中的黑色成分更輕，從而在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的金字塔上佔據更高一層。混血兒很少下地幹活，他們在「室內」的工作更為輕鬆，似乎他們已經成為自由民。有很多白人在立遺囑的時候也為混血子女留下一份產業；牙買加立法機關曾一度通過立法，規定兩千英鎊遺產的徵稅辦法。（兩千英鎊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
「歐洲人到達西印度群島，並打算長期定居下來的時候發現，擁有一個管家或情人非常必要，」18世紀的一位觀察家寫道，「而且選擇還是多樣的，有黑人，有棕色人種，有黑白混血兒，還有梅斯蒂混血兒[72]。每個女奴可以在市場上以100英鎊到150英鎊的價格買到……如果女奴給主人生了孩子，孩子的身份就是自由民。假如白人父親有足夠財力的話，很多混血孩子三四歲就被送到英國本土受教育去了。」
這就是外祖母黛西的祖父約翰出生時的社會環境。他已經脫離了黑奴身份，生活在一個奴隸貿易殖民地的國家。他是自由民，並受過良好教育。他娶了一個有歐洲跟牙買加印第安血統的混血女人做妻子，他們育有7個子女。
「這些有色人種的社會地位已經提高了很多，」牙買加社會學家奧蘭多·帕特森說，「到了1826年，他們取得了完全公民權利。事實上，他們的完全公民權利跟當時的猶太人一樣。從此他們可以參加選舉，做白人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他們的新身份與當時牙買加的奴隸制度並存。」
「可以想像，許多有色人種努力成為技術工匠。請不要忘記，牙買加是蔗糖產地，這與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園完全不同。棉花種植主要是農業勞作，你可以在這裡摘棉花，但必須在英國蘭開夏郡，或在更北的地方加工棉花；而蔗糖種植則是農業和工業的結合體。你必須在蔗糖產地設廠，因為甘蔗在砍伐後幾小時內就開始損失糖分。這樣糖產地就必須有大量具備各種技能的工人，如制桶匠，鍋爐工以及木匠——當地大量有色人種工人都在從事這類工作。」
牙買加的英語精英階層跟他們美國的同胞不同，他們對政府的大型市政建設不感興趣，只想盡快賺錢回英國去，沒人想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地方長久待下去。因此，建設新社會的任務——包含著大量機遇——就更多地落在有色族群身上。
「到了19世紀50年代，首都金斯頓的市長已由有色人種擔當，」帕特森繼續道，「《拾穗人》報（牙買加的主要報紙）的創辦人是有色人種。各個階層都有有色人種，從很早以前他們就佔據了職員階層的主體地位。白種人只涉及商業和種植園業。醫生與律師由有色人種擔當，學校也由有色人種管理。首都金斯頓的大主教是個典型的棕色人種。他們不是經濟支柱，但卻是文化精英。」
下表顯示20世紀50年代早期牙買加兩類職業——律師與國會議員——的統計數據，表格按膚色劃分。其中「白種和淺膚色」指白種人或有祖先是黑種人但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出來有其遺傳特徵的人；「橄欖色」人種較上一種膚色深；「淺棕色」又比「橄欖色」更重（這兩種膚色的差別在牙買加人口中較為明顯）。還有一點請注意，在20世紀50年代，「黑種」人佔整個牙買加總人口的80%，是其他有色人種總和的5倍。
膚色 律師（百分比） 國會議員（百分比） 華裔 3.1 —— 印度裔 —— —— 猶太裔 7.1 —— 敘利亞裔 —— —— 白種和淺膚色 38.8 10 橄欖色 10.2 13 淺棕色 17.3 19 深棕色 10.2 39 黑種 5.1 10 未知 8.2 ——除黑人以外的有色人種雖然在牙買加人口中所佔比例不大，但的確擁有很大優勢。他們的先輩曾在「室內」而不是室外工作，他們在1826年獲得完全公民權利，得到正常工作機會而不是被奴役。在蔗糖作坊做有意義的技術活，而不是在蔗糖地裡沒命幹活的有色人種，在兩代到三代以後就取得了讓其他有色人種無法望其項背的成就。
換句話說，黛西·福特望女成鳳的思想並非空穴來風，而是來自幾代人優勢的積累。和黛西一起長大的哥哥魯弗斯，成年後成為教師與學者；弟弟卡洛斯去了古巴，回國後開了家服裝廠；黛西的父親查爾斯·福特是位批發商；而查爾斯的母親安，其家族姓氏是鮑威爾——這是另外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社會地位逐漸變得顯赫的家族，正是這個家族在兩代以後出了科林·鮑威爾[73]；黛西的叔叔亨利擁有大量房產；祖父約翰——正是第一代移民威廉·福特和非洲女奴的兒子——後來的職業是傳道人；整個福特家族有3個人最終獲得羅德斯獎學金[74]。如果說我母親的成功得益於麥克米倫教授、1937年動亂、強森先生和我外祖母的話，那麼外祖母的成功就得益於她哥哥魯福斯，弟弟卡洛斯，祖母安，父親查爾斯和祖父約翰。
異類成功的真正原因
我的外祖母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但有一點必須明確，福特家族家世日隆起源於一次隨性所為：威廉·福特在阿利蓋德龐德奴隸市場看上了我外祖母的曾祖母，並買下她。
然而，那些不經仔細挑選買來的奴隸的命運是短暫而悲慘的。在牙買加，種植園農場主覺得，當奴隸們還年輕的時候從他們身上搾取最大價值是天經地義的，農場主會一直用到這些奴隸沒有利用價值或者死掉，再到市場上買新奴隸替換。然而即便這些只把奴隸當財產的種植園主，他們對自己和女奴生育的子女也很疼愛。上一節提到的那個詳細記錄自己性事的農場主叫威廉·薊伍德，他一生風流放蕩，但據說終生都喜愛一個叫妃碧的女奴，並和她生了一個兒子。但是對於在地裡幹活的其他奴隸，他卻是個魔鬼。他發明了一種「德比刑罰」來處罰逃跑的奴隸。抓來的逃犯首先要受鞭刑，隨後農場主將和了鹽、酸橘汁的辣椒抹進傷口，然後命令一個名叫德比的奴隸將糞便排泄在逃跑者嘴裡，並封住嘴4小時至5小時。
也正因如此，不難理解牙買加的棕色人種對淺膚色有著無條件的崇拜，這是身份的巨大優勢。他們之間也戴著有色眼鏡審視對方，其嚴苛程度較之白人的膚色歧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很多時候，孩子就是在有膚色歧視的家庭環境下成長，」牙買加社會學家費爾南多·昂內凱斯在著作中寫道：
膚色最淺的孩子的優勢是建立在犧牲其他孩子利益基礎上的。從青春期到談婚論嫁的年紀之前，膚色中等或膚色較淺的孩子招待朋友時，家中膚色較深的孩子要迴避。膚色中等或較淺的孩子被視為減淡家族膚色的希望，因此他們的順利成長要放在首要位置。婚姻是進一步減淡家族膚色的另一重要途徑。而膚色中等或較淺的人會極力擺脫跟膚色較深親戚的社會關係……而黑人家族也努力製造自己的親屬膚色較淺的假象。有色人種家族內部的關係建立在社會膚色歧視的基礎之上。
這一點我的家族也未能倖免。外祖母黛西就非常驕傲自己的丈夫比自己的膚色淺。然而相同的歧視反過來也作用在她身上——她的婆婆說：「黛西是個好人，我們都知道。但就是皮膚太黑了。」
我母親的一位親戚，我叫她瓊阿姨，她也是一個視膚色為圖騰的人。她屬於前文表格中的「白種和淺膚色」人，而她的丈夫是牙買加印第安人——有著深深的膚色和黑色的頭髮——而他們的女兒恰恰遺傳了父親的膚色。在丈夫死後，有一次她坐火車去看女兒。路上她與同車廂的一個淺膚色男人互送秋波。下面的事是瓊阿姨多年以後告訴母親的，說的時候她羞愧難當。那天下了火車以後，她像陌生人一般從女兒身旁走過，為了不讓一個對她感興趣的淺膚色男人看到她有膚色這麼深的女兒，她竟試圖隱藏和親生骨肉的血緣關係。
在20世紀60年代，我母親依據自己的經歷寫了一本名為「棕色面孔與偉大的主人」（Brown Face，Big Master）的書。「棕色面孔」指的是她自己，「偉大的主人」在牙買加方言中就是指上帝。在書中，她講述了她和父親剛結婚時的一個故事。那時候母親剛剛生了哥哥，夫婦二人住在倫敦，正準備找一處新公寓。找了很長時間，父親終於在倫敦城郊找到一處公寓。然而，他們搬家的當天卻被新的房東太太趕了出來。「你怎麼沒告訴我你妻子是個牙買加人。」房東憤怒地對我父親說。
在書中，母親記錄了她與自己有色人種身份羞恥感的鬥爭，以及最後又與自己的命運妥協的歷程。在書的最後她寫道，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一個世代受惠於膚色偏見的牙買加家族，沒有資格反過來指責同樣用膚色偏見歧視別人的人：
我抱怨上帝：「我來了，作為黑色人種的代表，在白人統治的世界中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戰鬥中，我受傷了！」上帝微微一笑，但並沒有回應我的祈禱。我繼續祈禱。上帝說：「你不也在做同樣的事麼？想想那些被你忽略，被你躲避還唯恐不及的人，想想那些只因膚色和你稍有不同，你就區別對待的人，你恥於和他們扯上關係。你不是慶幸自己膚色沒有更黑麼？你不是慶幸你至少不是一個純種黑人麼？」聽到這兒，我對房東太太的憤怒與仇恨消解了。我並不比她好，發生這種事情也是正常……我們都應該為自私、傲慢和因排外而對別人造成的傷害而悔過。
從身世角度考慮自己的人生不是件容易事。對於母親的成功，將其歸結為個人奮鬥戰勝了固有社會身份更容易被傳統所理解。這正如喬·弗洛姆的成功——他可謂史上最偉大律師——因為以他的種族，在他所處的時代，他所做出的個人努力是非凡的。他沒有出生在律政世家而是服裝廠工人家庭，然而這樣的身世依然為他提供了獨特優勢，他憑借這一優勢最終戰勝了「白鞋」律師公司所代表的社會不公。比爾·蓋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稱號，沒必要在回顧人生歷程的時候表現出謙卑：「是的，我是幸運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確因為幸運：沒有湖濱學校電腦俱樂部在1968年為他提供電腦，就沒有他今天的成就。無論是冰球運動員，比爾·喬伊，羅伯特·奧本海默還是任何意義上的超常之輩，都無法目空一切地說：「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們都是歷史與環境的產物，是機遇與積累的結晶。超級律師、數學天才和軟件企業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類的一般經驗，他們的成就絕非石破天驚也非神秘莫測。他們處在優勢與文化傳承的網絡中央，有些是與生俱來的，有些則是後天養成；有些是自己爭取的，有些則僅僅是因為運氣——但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說到底，所謂「異類」從來就不是什麼異類。
我外祖母的曾祖母在阿利蓋德龐德漁村被買下。這一事件的結果是，她的兒子約翰·福特因此獲得膚色優勢，從而擺脫了奴隸身份。西印度群島的獨特社會結構將「走出去」的文化傳遞給我的外祖母黛西·福特，並在她身上培育了傑出個性，這種傑出個性發揚光大，最終惠及我的母親。而我母親之所以受到良好教育，得益於1937年動亂和中國人商店強森先生的勤勞與積累。這正是歷史給予我家族的特殊眷顧——假如雜貨店老闆的襄助，社會動亂的餘波，「走出去」的文化，以及膚色特權優勢惠及更多其他家族，那麼現如今，將會有更多人實現自我，在他們漂亮的山頂別墅優雅靜觀這喧囂的塵世。
[72] 指有1/8黑人血統和7/8白人血統的混血兒。——譯者注
[73] 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第65任美國國務卿，在小布什總統任下服務。他是歷史上官位第二高的非裔美國人，僅次於美國第44任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譯者注
[74] 羅德斯獎學金是一個世界性獎學金，每年都在13個國家，選取85名優秀大學生去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獎金額最高可達40 000美元。獲獎者包括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