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理查·威廉和他的工作，對我說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我們彼此的出發點相去甚遠，只是在道路的中途萍水相逢。他的畢生工作有相當一部分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外。我從未去過中國——它先是陶冶了他的思想，此後又不斷吸引著他；我也不熟悉它的語言——中國東方的生動表達。我的確像一個陌生人那樣站在這一知識和經驗的廣闊領域之外，而威廉卻在其中運斤成風、游刃有餘。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他作為漢學家我作為醫生很可能永不會發生聯繫。但我們在人文領域中相遇，它一開始就超逾了學院的疆界，在那裡有我們的接觸點，在那裡心靈的火花點燃了智慧的明燈，而這注定將成為我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之一。由於這一緣故，我也許可以談論威廉和他的工作，懷著感激的敬意思念這顆心，這顆心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把一種持續了數千年，也許注定要永遠消逝的文化珍貴遺產，給予了西方。
威廉具有的這種造詣，只有這樣一種人才能贏得，這種人超逾了自己的專業，其對知識的追求逐漸變成對全人類的關懷。或者毋寧說，這種關懷自始至終一如既往。此外還有什麼能夠這樣完全地將他從歐洲人——事實上，從傳教士——的狹隘眼界中解放出來，以致他剛一探究中國人心靈的奧秘，就立刻覺察到那兒隱藏著我們需要的珍寶，並為了這一稀世珍寶而犧牲其歐洲人的偏見呢？只有一種包羅萬象的人性、一種洞察全體的博大精神，能夠使他面對一種深相悖異的精神，毫無保留地敞開自己，並通過以自己的種種天賦和才能為它服務來擴大其影響。他獻身這一任務時所懷有的那種理解，沒有絲毫基督教的反感和歐羅巴的驕橫，充分證明了這是一顆真正偉大的心靈；因為所有平庸的精神接觸到外來文化，不是夭折於放棄自己的盲目企圖，就是沉溺於不理解和批判的傲慢熱情。他們僅僅以外來文化的外表和皮毛自娛，始終沒有嘗到它的真正好處，因而從未達到真正的心靈交流，那種產生新生命的最親暱的輸入和相互滲透。
一般說來，專家的精神是一種純粹男性的精神。多產對於這種理智是奇怪的和不自然的過程；因此它對於給予外來精神以再生是一種特別拙劣的工具。然而一個較大的心靈卻帶有女性的印記，它秉有一個接納的多產的子宮，它可以重新形成那種奇怪的東西並給它以熟悉的形式。威廉具有母性智慧的罕見天賦，他把他無與匹敵的才能歸因於這種天賦，摸索著進入東方精神的道路，致力其舉世無雙的翻譯。
我認為他最偉大的成就是他對《易經》的翻譯和評注。在知道威廉的譯本之前，我曾對列格（Legge）的不太令人滿意的譯文研讀過多年，因此我完全能夠鑒別這兩個譯本之間的顯著差異。威廉成功地以新的形式使這部古代著作重新獲得了生命。不僅許多漢學家，而且大多數現代中同人，都不能看出其真正的價值而把它僅僅視為荒謬的巫術符咒的彙編。很可能再沒有別的著作像這本書那樣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生動氣韻。幾千年來，中國最傑出的知識分子一直在這部著作上攜手合作、貢獻努力。它歷盡滄桑歲月卻依然萬古長新，永葆其生命與價值。至少，對那些希望理解其意義的人來說是如此。我們感謝威廉的創造性成就，他使我們也屬於這些受到恩惠的人之列。作為一位中國舊學大師的門生，作為不斷實際運用《易經》的中國瑜伽心理學的學徒，他以他的個人體驗和精心翻譯使我們得以親近這部著作。
然而和這豐富的禮物一起，威廉也給我們留下了一項任務，這項任務的重要性我們今天還不能充分領悟，只能加以猜測。任何有幸與威廉一起體驗到《易經》的神奇力量的人，像我一樣，都不可能不發現這是一個阿基米德點，憑借這一個點，我們的西方心態將被撬離其基礎。像威廉所做的那樣，對外國文化作內容廣泛、色彩豐富的描繪，這不能說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把中國精神的生命胚芽接種到我們身上，能夠對我們的世界觀造成一種根本變化。我們不再被降低為崇拜的或批評的旁觀者，而是不僅參與到東方精神之中，而且還成功地體驗到《易經》的生氣盎然的力量。
《易經》的運用所賴以建立的原則，初看起來，顯得完全不同於我們科學的因果思維。在我們看來，它完全是非科學的，幾乎是一些宗教忌諱（taboo），因而不在科學判斷的範圍之內，而且確實不可理解。
幾年以前，英國人類學會當時的主席問我，為什麼中國這樣一個有高度智慧的民族卻沒有科學上的成就。我回答說，這一定是一種視覺錯誤，因為中國人確有一種科學，它的標準經典就是《易經》。只不過這種科學的原理，也如同中國許多別的東西一樣，完全不同於我們科學的原理罷了。
《易經》中的科學根據的不是因果原理，而是一種我們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理，我曾試圖把它命名為同步原理（synchronistic principle）。對無意識心理過程的研究，早就迫使我到處尋找另一種解釋原則。因為在我看來，因果原理似乎不足以解釋某些重要的無意識現象。我發現有一些心理對應（psychic parallelisms）根本不可能在因果性上彼此相關，必須用另一種原則來聯繫。這一聯繫似乎主要存在於事件的相對共時性中，因而我使用了「同步」（synchronistic）這一術語。彷彿時間遠不是一種抽像，而是一個具體的閉聯集合體（continuum），它具有這樣一些性質和基本條件，能夠以一種非因果的平行對應方式，在不同的地點同時表現出來。就像我們在那些同時發生的同一思想、象徵或心理狀態中發現的那樣。威廉舉出的另一個例證是中國和歐洲風格時期（periods of style）的吻合，它不可能是彼此之間的一種因果關聯。而星相學則是更大範圍的同步性的例證，只要有足夠經過嚴格測驗的發現支持這一點就行了。不過至少我們手中已有大量經過充分檢驗和可以從統計數字上證明的事實，這些事實似乎使星相學問題配得上被稱為科學研究。由於星相學代表了古代一切心理學知識的總和，它的價值對心理學家是十分明顯的。
根據生辰數據（birth data）十分準確地重構一個人的性格，這是完全可能的，這一事實證明了星相學的相對有效性。但我們必須記住，生辰數據絲毫也不依賴於實際的天文星座，而是根據一種武斷的、純粹概念的時間體系。由於歲差（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的緣故，春點（the spring-point）早就移出了白羊星座（Aries）進入雙魚星座（Pisces），因此算命天官圖所據以推算的黃道帶，已不再符合於天上的黃道帶。如果依據星相學作出的性格鑒定確實正確，那麼這不是由於星辰的影響而是由於我們自己所假定的時間性，換句話說，在這一特殊時刻出生的人或做出的事，都具有這一時刻的性質。
這裡我們有一個運用《易經》的基本公式。你知道，標誌時刻並使我們能夠洞察這一時刻的六線形，是通過運演一束蓍梗或投擲三枚錢幣獲得的。蓍梗的分佈或錢幣的降落純粹取決於機遇。這些神秘的草梗或錢幣落入了一瞬刻的范型，剩下來的問題只是：生活在基督誕生前一千年的文王和周公，是否正確地解釋了這些機遇的范型？這只有經驗才能決定。
應我的邀請，威廉在蘇黎世心理學俱樂部所作的第一次講演中，顯示了《易經》的用途並同時作出一種預測，這一預測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已經分毫不差地完全應驗了。這種預測還可以通過無數平行對應的經驗獲得更進一步的證實。然而我關心的並不是要建立《易經》的客觀有效性，而是像威廉那樣，索性把它作為一種前提。我所關心的只是這樣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即瞬間中隱藏著的性質，竟然在這卦象中變得明瞭起來。這種由《易經》使之變得明白的事件之間的相互聯繫，基本上類似於我們在星相學中的發現。在那裡，出生的時刻與錢幣的落地相吻合，星座與卦象相吻合，對生辰數據的星相學解釋與卦象的卦辭相吻合。
這種根據同步原理的思維，在《易經》中達到了高峰，是中國人總的思維方式的最純粹的表現。在西方，這種思維從赫拉克利特的時代起就不見之於哲學史了，它僅僅作為一種微弱的迴響再現於萊布尼茨。然而，在過渡的時期它並沒有完全消逝，而是徘徊在星相推論的暮色中，並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在那一水平上。
就在這時候，《易經》響應了我們心中某種需要進一步發展的東西。神秘主義在我們這個時代獲得了無以與之相對應的復興——西方精神之光幾乎因此而熄滅。我現在想到的不是我們的高等學府及其代表人物。作為一個與普通人打交道的醫生，我知道大學已不再是傳播光明的地方。人們厭倦了學科的專業化，厭倦了唯理主義與唯智主義。他們希望聽見真理的聲音，這種真理不是束縛而是拓展他們，不是蒙蔽而是照亮他們，不是像水一樣流過而是深入到他們的骨髓之中。這一追求只是太容易把大批即便是無名的公眾引入歧途。
每當我想到威廉的成就的意義時，我總想起安奎弟·迪佩隆（Anquetil Duperron），他是把《奧義書》（Upanishads）的第一部翻譯帶到歐洲的法國人，那時候，在差不多一千八百年之後，難以想像的事件發生了，理性的女神把基督教的上帝趕下巴黎聖母院的寶座。今天，當俄國正發生比巴黎更不可想像的事情的時候，當基督教已變得如此衰弱，以致甚至佛教徒也認為這正是向歐洲派傳教士的大好時機的時候，是威廉從東方帶來了新的光明。這是一種文化任務，認識到東方在我們的精神需求中必須貢獻出多少東西，威廉感到自己正受著這一文化任務的召喚。
乞丐並不因為有人把手——無論是大是小——放在他手中而得到幫助，即便這可能正是他需要的。如果我們指點他怎樣才能通過工作使自己永遠擺脫乞討，他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幫助。不幸的是，我們時代的精神乞丐太容易接受東方人的手掌，不加考慮地模仿其種種方式。這是一種危險，對此不可能發出太多的警告，而威廉卻對這一危險感覺得十分清楚。歐洲精神並不僅僅因各種新鮮感覺或一種神經的搔癢而得到幫助。中國花了幾千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東西，不可能通過偷竊而獲得。如果我們想佔有它，我們就必須以自己的努力來贏得對它的權利。如果我們拋棄我們自己的基地，彷彿它們只是一些老掉了牙的錯誤，如果我們像無家可歸的海盜，覬覦地棲身在異邦的海灘上，《奧義書》的智慧和中國瑜伽的頓悟，於我們又有什麼用呢？如果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問題置諸腦後，帶著傳統的偏見蹣跚前行，如果我們把我們真實的人性及其全部危險的潛流和黑暗遮蔽起來不讓自己看見，東方的內省，特別是《易經》中的智慧，對我們也就沒有任何意義。這種智慧不會在我們歐洲意識和意志的燈光明亮的劇場中照亮我們，它只有在黑暗中才發出光芒。當我們聽到在中國發生的大屠殺，聽到中國的秘密社團的邪惡力量，聽到中國群眾的難以名狀的貧窮和無望的污穢罪惡時，我們對那裡的恐怖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而《易經》的智慧就正是從這一背景中產生出來的。
我們需要有一種我們自己的根基穩固、豐滿充實的生活，這樣我們才能把東方智慧作為一種有生命的東西加以體驗。因此我們首先需要學習一點歐洲的有關我們自己的真理。我們的出發點是歐洲的現實而不是瑜伽的功夫，這種功夫只會蒙蔽我們使我們看不見我們自己的現實。我們必須在更廣的意義上繼續威廉的翻譯工作，如果我們希望證明我們堪稱這位大師的學生的話。中國哲學的中心概念是道，威廉把它翻譯為「意義」。如同威廉賦予東方精神財富以歐洲的意義一樣，我們也應當將這一意義轉變到生活中去。這樣做就是去實現道，而這正是學生的真正任務。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東方，我們看見的是一種勢不可擋的命運正主宰著一切。歐洲的槍炮轟開了亞洲的大門；歐洲的科學技術、歐洲的唯物主義和貪婪之心正席捲著中國。我們已經從政治上征服了東方。然而當羅馬征服近東以後，接著發生的是什麼呢？是東方精神進入羅馬。波斯的光神密斯拉（Mithras）成了羅馬軍團的神聖，而在小亞細亞的最不可能的一角，一個新的精神的羅馬崛起了。難道今天就不可能發生同樣的事情了嗎？難道我們就不可能像有教養的羅馬人驚異於基督徒的迷信一樣地盲目崇拜了嗎？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主要的亞洲殖民力量，最受印度神學的影響。我知道我們的無意識中儘是東方的象徵，東方精神確實就在我們的門前。因此在我看來，對道的追求，對生活意義的追求，在我們中間似乎已成了一種集體現象，其範圍遠遠超過了人們通常所意識到的。威廉和印度學家豪爾（Hauer）被邀請在今年的德國心理治療者大會上作關於瑜伽的講演，是最有意味的時代跡象。試想，一個必須與那些最敏感最容易接受各種印象的病人打交道的臨床醫生，一旦與東方治療體系建立聯繫，這意味著什麼！東方精神通過這一途徑穿透我們的全部毛孔而到達歐洲最脆弱的地方。這既可能是一種危險的感染，也可能是一次治療。西方的巴比倫語言混亂已經造成了這樣一種方向錯亂，以致所有人都渴望簡單的真理，或者至少是渴望指導思想，這種思想不是僅僅訴諸頭腦而是同時訴諸心靈，它給沉思的精神帶來明朗，給壓抑不安的情感帶來寧靜。我們今天就像古代羅馬一樣地再一次進口各種外來的迷信，以期為我們的痼疾找到正確的治療。
人本能地知道一切偉大真理都是簡單的。於是那些本能萎縮的人遂以為它可以在廉價的簡易讀本和老生常談中找到；或者，由於失望的緣故，他又陷入相反的謬誤，以為它一定是盡可能複雜和晦澀的。今天在我們的無名群眾中出現的諾斯替教運動（Gnostic movement），是一千九百年前的諾斯替教運動的精確的心理學翻版。那時候也像今天一樣，孤獨的流浪者像台安娜的阿波羅琉斯那樣，紡著精神的線從歐洲到亞洲，或許，到最遙遠的印度。以這樣一種歷史的透視來看威廉，我把他看做那些偉大的諾斯替教的中介人中的一個，他們使希臘文化精神與東方文化遺產相接觸，並因而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造成一個新世界的崛起。
在歐洲意見的刺耳喧囂和冒牌先知的叫嚷聲中，聽見威廉這來自中國的信使的簡單語言，的確是一種福音。人們立刻注意到他受教於中國精神的植物般的自發性，它能夠在簡單的語言中表達深刻的東西。它揭示出某種偉大真理的單純性，揭示出具有深刻意義的真誠，它給我們帶來「金花」（the Golden Flower）的優雅香味，它溫柔地滲透，在歐洲的土壤中植出柔嫩的新苗，給我們以新的生命直覺和生命意義，使我們遠離歐洲人意志的緊張與驕橫。
面對陌生的東方文化，威廉表現出相當的謙虛，這在一個歐洲人是極不尋常的。他自由地、不帶偏見地、不自以為是地對它加以考察；他向它敞開自己的心靈和精神；他一任自己為它所掌握和塑造，因而當他返回歐洲，他就不僅以他的精神而且以他的整個存在，給我們帶來了東方的真實形象。這一深刻的轉變，沒有巨大的犧牲是肯定不可能贏得的，因為我們的歷史前提是如此迥然不同。西方意識的尖銳性及其嚴峻問題，不得不面對東方更普遍更穩定的性質而軟化；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片面分化不得不屈服於東方的兼容並包和簡易單純。對於威廉，這一轉變不僅意味著智識角度的轉移，而且意味著人格構成的急劇調整。如果他不能使他自己的歐洲精神退居二線，他給我們提供的不帶功利動機和任何偏見的東方圖畫，就絕不可能繪製得如此完美。如果他允許東方和西方互不相讓地生硬衝撞，他就不能完成他把中國的真實畫面傳達給我們的使命。為了完成命運交給他的任務，歐洲精神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和完全必要的。
威廉在各種意義上都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不僅使古代中國的文化寶藏能夠為我們接受，而且正如我說過的那樣，他給我們帶來了這種文化的已經存活了數千年的精神之根，並且將它種植在歐洲的土壤中。隨著這一任務的完成，他的使命達到高潮，但不幸也達到尾聲。按照中國人所熟悉的相反相成法（the law of enantiodromia），一個階段的終結正是其對立面的開端，所以陽盛而陰，正隆而貧。我同威廉的密切接觸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我因此能夠觀察到，隨著他畢生工作的完成，歐洲和歐洲人怎樣越來越緊地包圍著他和以事實困擾著他。與此同時，他內心中也產生了他站在一場巨大轉變的邊沿的感覺。這是一場他不能夠清楚掌握其性質的激變。他只知道他面臨一次決定性的危機。他身體的疾病也對應著平行發展。中國的往事充斥著他的夢境，然而夢中的形象始終是陰鬱、悲哀的，這清楚地表明，他心中的中國內容已經走向反面。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永久地犧牲，所有一切事後都以變化了的形式回返，而一旦作出一種重大犧牲，那被犧牲了的東西在返回的時候，就一定會遇到健康機體的抵抗而發生震盪。因此這種巨大的精神危機如果發生在因疾病而衰弱的機體中，往往也就意味著死亡。因為現在祭刀是在被犧牲者的手中，死亡所要求的是從前的祭者。
如你們所看見的那樣，我沒有隱瞞我個人的觀點，因為如果不曾告訴你們威廉對我意味著什麼，我又怎麼可能去談論他呢？威廉的畢生工作對我具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因為它大大地澄清和確證了我在努力緩解歐洲人的精神痛苦時所一直尋找、追求、思考和致力的許多東西，以清楚的語言從他的身上，聽見那些我曾隱約地從歐洲人的無意識中猜測到的東西，這對我是一次了不起的經驗。我確實覺得他極大地豐富了我，以致在我看來彷彿我從他那兒接受的東西，比任何人那兒接受的都多。這也是我在紀念他的祭壇上表達我們大家對他的感激和敬意時，為什麼並不感到這是一種冒昧的緣故。
（馮川譯自《榮格文集》英文版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