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一名16歲女孩子的屍體在西雅圖郊外的格林河上被人發現，當時沒有人對此事過分在意。這條連接芒特雷尼爾和皮吉特灣的河流是一處臭名遠揚的棄屍地點，況且受害者是一個年輕妓女。直到當年夏季晚些時候，即8月12日，在河面上出現了另一具女屍以及三天之後又出現了三具女屍時，警方才意識到事關重大。受害者在年齡和種族方面不盡相同，但統統都是窒息致死。其中有的屍體是吊上重物沉入河中的，兇手很顯然不想讓人發現屍體。受害者均是赤身裸體。
由此看來，這些罪行無疑是同一個人所為，這喚起了人們對西雅圖上一次系列犯罪的恐怖記憶。1974年時，至少有八名女性在這一地區遭到了一名被叫做“特德”的殺手的綁架和殺害。那些案子在四年間一直懸而未決，直到一個相貌堂堂、油嘴滑舌的年輕人西奧多·羅伯特·邦迪因在佛羅里達州連續殘殺女大學生而被逮捕時才總算水落石出。此時他的足跡已經穿過了這國度，沿途犯下了纍纍罪行，至少斷送了二十三名年輕女性的性命。他在大眾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陰影。
金縣刑事調查科的理查德·克拉斯克少校負責此案的調查。他請求聯邦調查局給予援助，為他們提供一份對格林河殺手的心理側寫。新組建的專案小組由多名司法部門人士組成，儘管其成員對那些案件是否真有關聯存在意見分歧，但是這些案子都有一個共同點：所有的被害女性都是妓女，都在西雅圖塔科瑪國際機場附近的沿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帶進行肉體交易。
到了9月份，西雅圖外勤站主管特工艾倫·惠特克前來匡蒂科參加在職培訓時，給我們帶來了五起早期案件的全套詳細資料。如同往常那樣，為了擺脫辦公室人員以及電話的不斷打擾，以便全神貫注地研究案子，我把自己關進圖書館的頂樓，獨自眺望窗外（對於我們這些在地下室工作的人來說，這總能給我們一種新奇感），讓自己潛入作案者和受害者的心裡。我用了將近一天時間翻閱案情卷宗，包括發案現場調查報告和照片、驗屍報告、對受害者的描述等。儘管這些案子在受害者的年齡、種族和作案者的慣用手法方面存在著差異，相同之處卻是巨大的，足以表明所有謀殺案均系同一作案者所為。
我提出了一份詳盡的側寫：作案者系白人男子，體格健壯，有欠缺感，對所犯暴行毫無悔過之心。他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以往有過備受女性屈辱的經歷，如今一門心思要盡可能多地懲罰那些他認為是她們當中最卑賤的成員。同時我又告誡警方，僅從罪行和受害者的特徵來看，不少人會符合側寫特徵。與埃德·肯珀不同的是，此人壓根算不上精神巨人。這是不成熟的高風險犯罪。破案的關鍵在採用前攝手法，引誘作案者與警方進行某種形式的接觸。惠特克離開匡蒂科時帶回了這份側寫。
當月晚些時候，另一名年輕女性遭嚴重分解的屍體在機場附近一片不宜居住的住宅區被人發現。她身上一絲不掛，頸部繫著一雙黑色男襪。驗屍官估計她遇害的時間與格林河受害者遇害的時間大致相仿。也許作案者聽說警方已在監視之後改變了慣用手法。
卡爾頓·史密斯和托馬斯·吉倫對此案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同其研究報告《搜尋格林河殺手》所詳細描述的那樣，頭號嫌疑人是一個45歲的出租車司機，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符合側寫特徵。他很早就介入了調查工作，在電話上提示過警方如何去尋找作案者，建議他們去搜尋其他出租車司機。他經常與西雅圖塔科瑪狹長地帶的妓女和街頭賣淫女廝混在一起，習慣夜晚外出，驅車到處轉悠，如側寫所提示的作案者那樣，又吸煙又喝酒，並且假裝對妓女的安危很關心。他在沿河一帶長大成人，曾有過五次失敗的婚姻，現與鰥夫父親住在一起，駕駛一輛款式落伍、保養不善的舊車，密切關注著報紙的有關報道。
警方預定在9月份與他面談，因此打來電話請我出出點子。我當時正在以瘋狂的速度四處奔波，幾乎每週都要在國內做短途飛行，處理手頭的案件。警方打來電話時，很不湊巧我不在城裡。他們與羅傑·迪普科長通了話。他告訴他們，我過幾天就會回來，極力建議他們與我商討之後再進行面談。到這時為止，該案犯表現得挺合作，並未打算離開當地。
可是警方按期與他進行了面談，時間長達一整天，結果形成了對抗局面。事後看來，如果他們換一種談話方式，結果也許會大不相同。測謊結果顯得模稜兩可。儘管警方對他進行了嚴密監視，並且繼續在搜集情況證據，但他們根本不可能提出不利於他的理由。
由於沒有親身參加那一階段調查，我無法確認此人是不是重大嫌疑人。不過，調查開始階段沒有做好協調工作和沒有確定工作重點帶來了副作用，而這時作案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抓獲的。他焦慮不安，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如坐針氈因素”也最能發揮作用。隨著時間推移，作案者逐漸認識到他逃脫法網有望，為此他的感覺會越來越好。他放心下來，進一步完善他的慣用手法。
在此案調查的開始階段，當地警方連一台電腦也沒有配備。隨著辦案的深入，按照他們當時處理案情線索的速度，可能要花上50年時間才能適當地評估完他們手頭掌握的有關情況。格林河殺手案一類的調查工作要是放到今天展開，我相信早期的組織工作會更加有效，辦案的策略會更加明確。儘管如此，破案的難度還是很大。那些妓女過的是遊牧般的生活。經常會有誰的男朋友或者拉皮條的人報告說某某人失蹤了，其實她是故意消失了，或者索性轉移到了海岸線的另一處地方。她們中的許多人使用的是別名，致使辨認屍體和尋找線索困難重重。警方很難發現可以用於辨明死者身份的病歷及牙科資料。再說，警方與妓女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是很微妙的。
1983年5月，一具衣著完整的年輕妓女的屍體在一處精心佈置的現場被人發現：喉嚨處橫放著一條魚，左胸前擺放著另一條魚，兩腿夾縫中擱著一隻酒瓶。她是被人用細繩索勒死的。警方將她的死亡歸在了格林河殺手的名下。儘管我認為最後這名在陸地上發現的受害者與格林河殺手不無關聯，但我感覺這起殺人案的殺人動機更多的是出自個人恩怨。受害者的選擇不是隨機性的。其中宣洩的是過度憤怒。作案者非常熟悉受害者。
臨近1983年年底時，死屍數字已經上升到十二具，另有七人據報案已經失蹤。遇害女性中有一人已懷有八個月身孕。專案小組想請我出馬，為他們提供現場辦案的指導。如上文所提，我正在竭盡全力應付以下案情各異的案件：亞特蘭大的韋恩·威廉斯殘殺兒童案，布法羅的“0.22口徑”槍殺案，舊金山的林徑殺人案，安克雷奇的羅伯特·漢森案，哈特福德的反猶太系列縱火案，以及其他一百多件未偵破的案件。我能夠應付所有案件的惟一辦法就是迫使自己夜晚去夢想破案方法。我曉得自己已被折騰得精疲力竭。我只是不知道精疲力竭到了何等程度和何等速度。當格林河專案小組的人提出他們需要我幫助時，我知道還得把這個案子硬塞進來。
我相信我的側寫符合作案者特徵，但同時清楚它也符合許多人的特徵，而且眼下已經有不止一人捲入了此案。案子拖得越久，作案人數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後繼者們或者是盲目效仿者，或是偏向於選擇在這一地區作案。不法之徒很容易在西雅圖塔科瑪狹長地帶找到獵物。如果存心想殺人，那便是你的好去處。妓女們隨處可覓，由於她們中多數人往返於整個西海岸走廊，從溫哥華一路南下至聖迭戈，因此當一個姑娘消失時，常常不會有人惦念她。
我認為前攝技術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其中包括：在鄉村學校召開集會討論謀殺案，隨後散發經簽名的有關印刷品，並記錄下參加集會人士的車輛牌照，利用媒體宣傳某位調查人員是“超級警察”以誘使作案者與其接觸，刊登有關那位孕婦的有血有肉的報道以使作案者萌發悔罪心並重返犯罪現場，監視未加廣泛報道的棄屍地點，派警官誘使兇手招供，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手法。
我在12月前往西雅圖時，帶上了兩名新任側寫人員，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和羅恩·沃克，心想正好利用這次案例讓他們獲得一些現場經驗。幸虧我做了這件事，好像有上帝或者某種天外的萬物主宰有意這麼安排一般。他們拯救了我的性命。
當他們撞開了鎖和拴上了安全鏈的房門，闖進我的旅館房間時，發現我神志不清地躺在地板上抽搐。我因發高燒而昏迷，奄奄一息。
到了1984年5月我最終身體恢復並重返工作崗位時，格林河殺手仍然逍遙法外，正如十幾年後的今天我在寫作此書時的情況一樣。我當時繼續為專案小組提供咨詢，小組組織了美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有組織搜捕行動。隨著死屍數目不斷增加，調查工作越是持久，我就越是深信有幾個殺人犯在作案。他們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徵，卻在各行其道。斯波坎和波特蘭的警方向我通報了一連串妓女被害和失蹤案，但我發現它們與西雅圖一帶的謀殺案不存在明顯的關聯。聖迭戈警方認為，該市發生的另外一連串案件也許與此有關。總而言之，格林河專案小組正在調查五十多起亡命案。嫌疑對像從一千二百人縮小到了大約八十人。這裡面什麼人都有，有死者生前的男朋友以及拉客者，有波特蘭的一名嫖客（曾有個妓女在他揚言要蹂躪她之後逃了出來），還有一個長期住在西雅圖的捕獸者。連警察隊伍中的某些成員一度也被認為是嫌疑人。但是，沒有確切證據證明其中的哪個就是兇手。眼下我確信至少有三名作案者涉案，很可能不止三人。
最後一次採用大規模前攝技術是在1988年，當時向全國觀眾播放了一個持續兩小時的現場直播電視節目，題為《搜捕兇手……現場直播》，由《達拉斯》一片的男主角帕特裡克·達菲主持。節目介紹了搜捕行動的大致情況，同時提供了一組免費電話號碼以便觀眾直接提供破案線索。我飛往西雅圖出席了這檔節目，還訓練警官們如何迅速從打來的電話中獲取有用的信息。
節目播出後一星期之內，電話公司估計有十萬以上人次試圖撥進電話，只有不到一萬人打通了電話。三星期過後，已經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或志願人員去繼續開通那幾條提供線索的熱線電話了。最終，這成了我們為偵破此案所做的又一次徒勞無功的努力。許許多多的熱心人士盡力幫忙，但收效太小，為時也太晚。
多年以前，格雷格·麥克拉裡將一幅卡通畫釘在辦公室的佈告板上。畫面上有一條龍，口吐火舌，很霸道地屹立在一個拜倒在地的騎士面前。標題很簡單：“有時龍會取勝。”
這是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我們無法將罪犯一網打盡，況且由於我們已抓獲的罪犯早已或殺人，或強姦，或蹂躪，或爆炸，或放火，或殘殺，可以說沒有一人是被及時捉拿歸案的。這便使今天的公眾惶惶不可終日，誠如一百多年前第一個系列殺手傑克開始殺人碎屍時那樣。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搜捕兇手》這檔節目未能幫助偵破格林河謀殺案，我在當年出席的另一檔全國性電視節目中，的確通過側寫手法確認了那個臭名昭著的系列殺手的可能身份。節目播放的時間恰巧是碎屍者傑克制造懷特查佩爾謀殺案一百週年的時間，它意味著我的側寫實在是遲到了整整一個世紀，無法對緝拿真兇有何幫助了。
那些野蠻的謀殺妓女行徑發生在1888年8月31日至11月9日期間，地點位於維多利亞時代倫敦城的簡陋而擁擠的東區那些靠煤氣照明的街道裡弄。在那一期間，殘忍的殺人分屍行為愈演愈烈。9月30日凌晨，作案者在一兩個小時之內殺害了兩名女子，這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警方收到了幾封對他們肆意嘲弄的信件，遂將其披露於報端，這些恐怖事件頓時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熱點。儘管蘇格蘭場警方付出了極大努力，碎屍的惡徒卻從未被抓獲，對他的身份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如同人們推測莎士比亞的“真實”身份那樣，對嫌疑人的勾畫多屬臆測，沒有揭示多少實情。
多年以來，人們最偏向接受的、最令人著迷的嫌疑人是艾伯特·維克托親王，即克拉倫斯公爵，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孫愛德華即威爾斯親王（維多利亞女王逝世後，他於1901年即位，稱為愛德華七世）之子。據推測，克拉倫斯公爵在1892年死於流感，不過許多研究碎屍案的人士認為，他實際上死於梅毒，或者被王室御醫下毒害死，以防王室的名譽被醜聞玷污。這種說法很有意思。
其他重大嫌疑人選包括蒙塔古·約翰·德魯伊特，一所男子學校的教師，符合目擊者的描述；威廉·古爾博士，首席王室御醫；艾倫·科斯明斯基，一個貧窮的波蘭移民，曾經進出過該地區的精神病院；羅斯林·唐斯坦博士，一位新聞記者，以喜歡玩弄巫術而著稱。
人們一直在拿碎屍者驟然停止作案這一事實大做文章，做出了種種猜測，有人說他可能已經自殺身亡，有人說克拉倫斯公爵被王室派出旅行了，有人說他可能去世了。以我們現有的知識來重新研究此案，我倒覺得他完全有可能像許多作案者那樣因犯某項輕罪而遭拘捕，這才是兇殺停止的原因所在。另一讓人們感興趣的問題涉及“碎屍”本身。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於某個受過醫學訓練的嫌疑人，因為作案者似乎很善於對屍體開膛剖肚。
《碎屍者傑克的神秘身份》這一電視節目在1988年10月面向全國播出，本案所有現存的證據被擺了出來，讓各學科專家就傑克的實際身份提出他們的看法，從而“一勞永逸地”解開這個世紀之謎。我和羅伊·黑茲爾伍德被邀請參與了該檔節目，聯邦調查局認為這是一次好機會，可以充分展示我們工作的成就，同時不暴露內部秘密，避免對進行之中的案件調查或審訊工作帶來負面影響。這檔長達兩小時的直播節目由英國演員、作家兼導演彼得·烏斯蒂諾夫主持，隨著節目的不斷深入，他真的置身到了這一神秘案件之中。
如今，任何此類演練同一次現行的調查受著相同規則的約束，即我們的推斷只可能與我們必須運用的證據和數據具有同等的可信度。百年以前法醫採用的方法按現代標準衡量是原始的。但我認為，基於我對那些碎屍案的瞭解程度，倘若這樣一起案子放到今天提交給我們，它是非常有可能偵破的，所以我認為我們不妨嘗試一下。當你從事的是我們所從事的工作，那麼如果你出現差錯，惟一的危害就是在全國電視觀眾面前丟醜，但不至於使另一個人無辜喪命，其實這樣倒能從節目中得到些許樂趣和放鬆。
節目播放之前，如同對待一起現代案件那樣，我擬出一份側寫，寫上標題：
作案者：亦稱碎屍者傑克
系列殺人案
英國倫敦
1888年
全國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殺人案
（刑事調查分析）
全國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繫指1985年在匡蒂科建立的一個綜合機構，包括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暴力罪犯拘捕電腦數據庫中心，以及其他快速反應小組和單位。
如同提供實際破案咨詢時那樣，我做出側寫後，他們就把嫌疑人的資料交給了我們。儘管克拉倫斯公爵是作案者的說法具有戲劇性，但分析所有收集到的證據後，我和羅伊不約而同地認為艾倫·科斯明斯基是最有作案可能性的人選。
我們深信，那些寄給警方的嘲弄性信件如同在90年之後的約克郡碎屍案偵破過程中發生的一樣出自一個冒牌貨筆下，此人並非是“真正的”傑克。這類罪犯不會具備公開向警方發出挑戰的膽量。分屍行徑顯示作案者是個心智錯亂、性功能低下的人，內心充滿著對女性整體的憤怒。每起案子中的突然襲擊風格還告訴我們，他在與人交往方面有障礙。他不善言辭。案發的具體環境告訴我們，這個人能夠輕易融入周圍的人群，不會引起妓女的懷疑或害怕。他是個不聲不響的獨居者，而非男子氣十足的殺手，他會在夜間潛行於街頭，還會重返案發現場。毫無疑問，警方已經在調查過程中與他面談過。在提供給我們的所有嫌疑人中，科斯明斯基比其餘任何人更符合我的側寫。至於說分屍應具備醫學知識，那倒不一定，有初級屠宰術就足矣。我們長久以來就知道，系列殺手會想盡種種殘忍的手法來處置屍體。埃德·吉恩、埃德·肯珀、傑弗裡·達默、理查德·馬吉特都沒有因缺乏醫學知識而受到任何妨礙，這裡只是略舉幾個例子。
做出這番分析後，我又不得不對自己的判斷有所保留，因為從100年之後的觀點來看，我不能說艾倫·科斯明斯基肯定是碎屍者。他僅僅是提供給我們的幾個嫌疑人之一。但是我能夠相當有把握地說，碎屍者傑克就是類似科斯明斯基的某個人。假如這次刑事調查分析發生在今天，我們輸入的信息就會幫助蘇格蘭場警方縮小重點嫌疑人的範圍，查明作案者的真實身份。這便是我為什麼說這起案子根據現代標準是大有偵破可能的原因所在。
在有些案件中，我們通過分析找到一個嫌疑人，但我們無法取得足夠的證據對他實施逮捕和起訴。類似的案子便是70年代發生在堪薩斯州威奇托的勒殺案。
案子是從1974年1月15日奧特羅一家人被謀害開始的。38歲的約瑟夫·奧特羅和妻子朱莉被人用軟百葉簾拉繩捆綁住並勒死。他們9歲的兒子約瑟夫二世被發現捆綁於自己的臥室裡，頭上套著一隻塑料袋；11歲的約瑟芬則懸吊在從地下室天花板的管道垂下的繩索上，只穿了一件寬鬆式無領運動衫和襪子。所有證據均顯示，這不是一時衝動的行為。電話線已被切斷，繩索是帶到現場的。
10個月後，當地一家報紙的編輯接到一個匿名電話，指示他上公共圖書館去尋找一本書。書中夾有作案者留下的一張便條，留條的人聲稱對奧特羅一家遇害負責，預言還會有更多的人遇害，並且解釋說：“我的行動代號是：捆綁、蹂躪和殺害他們。”
在其後的三年間，又有幾名年輕女性被殺害。作案者隨後寫給當地電視台的一封信揭示了他的不少心理狀況。他鄭重地給自己取了一個諢名：“我還要殺害多少人才能讓自己的大名赫然上報或者引起舉國上下的關注呢？”
在已公佈的一封信中，他把自己的傑作與碎屍者傑克、“薩姆之子”以及山坡勒殺犯等人的傑作相提並論，這些不法之徒因所犯罪行而成了媒體名人。他把他的所作所為歸咎於一個“惡魔”和“X遺傳因子”，從而導致了報界廣泛開展對其個性的推測。
他隨信附上了裸體女子在被捆綁、強姦和蹂躪時的不同姿勢的生動素描。這些下流的素描未被公開，卻促使我在腦海裡勾勒出我們要緝拿的作案者的一幅清晰的圖像。從這裡入手，剩下的問題就只是縮小嫌疑人的範圍了。
如同他所崇拜的英雄碎屍者傑克那樣，勒殺者也突然終止了謀殺。然而在本案中，我相信警方與他進行過面談。他很清楚警方在步步緊逼他，於是他顯得十分聰明老練，在警方搜集到足夠罪證之前便洗手不幹了。我希望我們至少已經阻止了他繼續搞破壞，可是有時龍會取勝的。
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有時龍也會取勝。當暴徒殺害一個人時，受害的不僅是那個死者。在我們科裡，我不是因為壓力太大而吃盡苦頭的惟一的人，遠遠不是。家庭糾紛和婚姻衝突時有發生，你無法不為此操心。
歷經二十二年風風雨雨之後，我與帕姆的婚姻在1993年破裂了。我們也許會對這件事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有些事情是不容否認的。在我的女兒埃裡卡和勞倫的成長過程中，我離家的時間太久。就是回到了城裡，我依然要為手頭的案子耗費時間、精力，以致帕姆常常感覺就像一個單親家長，不得不料理家務、支付賬單、送孩子們上學、會見老師、保證孩子們完成家庭作業，與此同時還要教書。到了1987年1月我們的兒子傑德出生時，已經有其他側寫人員與我一道工作，因此外出巡迴講學的時間不如以往那麼多了。我得承認我有三個聰慧、可愛、迷人的孩子，而我直到快要從局裡退休前不久才真正熟悉了他們。多年來我把那麼多時光傾注在研究死去兒童的被害情況上，以至於都不能充分瞭解我自己那幾個聰明伶俐、活潑可愛的孩子。
曾有過不少回，帕姆跑來告訴我某個孩子受了傷，比如說刀傷或是自行車摔傷。我們都還記得，由於承受著巨大壓力和緊張，我經常會說她一通，再談起我見過的同齡兒童被分屍的情形，難道她不能認識到從自行車上摔下來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嗎？
你力圖不對那些殘暴行為顯示出完全無動於衷，然而卻不知不覺發現自己對一般的受傷無動於衷起來。有一回，我和孩子們一道吃飯，帕姆在廚房裡開啟食品的包裝。她一不小心，被刀子劃傷，傷得不輕。她尖叫起來，我們都衝了進去。我還記得，當看到傷勢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殘時，我饒有興致地研究起濺血模式來，同時在心裡將它與我在謀殺現場見過的濺血模式聯繫在一起。我開了個玩笑，盡力想化解緊張氣氛。我開始對她和孩子們指出，每當她移動手時，我們如何見到一種不同的濺血模式，而那正是我們斷定攻擊者與受害者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認為，其他人不會像我那樣輕描淡寫地看待這次刀傷。
你力圖要與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離，但是很容易到頭來成為一個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無缺、婚姻牢固，就能夠承受工作中的諸多壓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環節，各種緊張性刺激便可能導致問題惡化，恰如罪犯被我們搜捕時所面臨的情形一樣。
結果，帕姆和我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裡無法談論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邊有同類人。當我們進入調查局或執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時，我常常對人們談論的日常瑣事感到乏味。儘管這聽起來不近人情，但是當你整天要琢磨兇手的心理時，鄰居的垃圾桶放在何處或者他的圍牆漆成何種顏色是根本激發不起你的興致的。
不過，我可以欣慰地說，我倆在感情上歷盡了磨難，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們與我一道生活（埃裡卡在外地念大學），不過帕姆和我很多時間是在一起度過的，我們現在共同承擔著撫養孩子的任務。勞倫和傑德還年幼，我還可以享受一段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的美妙歲月，我為此不勝感激。
8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專職從事側寫的就是我一人。羅伊·黑茲爾伍德，比爾·哈格梅爾等人在他們抽得出時間的時候會助我一臂之力。我們科已經壯大到了十多人。我們仍然不足以應付提交給我們的大量案件，不過我們也只能發展到這個規模。我們保持著彼此之間的個人交情以及與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為我們自己的慣用手法。給科裡打來電話的很多警察局局長和警探是在全國學院的課堂上與我們相識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約翰斯頓皆是全國學院畢業生，前者曾打電話請我協助尋找謀殺莎麗·史密斯和黛布拉·赫爾米克的兇手，後者曾打電話給格雷格·麥克拉裡，請他協助查明在羅切斯特市濫殺妓女的兇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為科學科已經分拆成行為科學教研科和由我擔任罪犯個性側寫項目主管的那個科，即行為科學調查支援科。除了我負責的項目以外，調查支援科還負責兩個重要分支項目：一個是暴力罪犯拘捕項目，吉姆·賴特已經接替鮑勃·雷勒斯出任負責人；一個是工程服務項目。羅傑·迪普擔任教研科科長，阿倫·斯莫基·伯吉斯擔任調查支援科科長。（他與安·伯吉斯並無什麼關係，不過她丈夫艾倫·伯吉斯與我們合寫了《犯罪分類手冊》。弄清楚了吧？）
雖說我的工作富有挑戰性且耗費了我很大精力，我卻從中獲得了一種滿足。幸運的是，我一直能夠避免邁出幾乎每一位欲在局裡不斷晉陞的人不得不邁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況有了變化。我們正在召開科室會議時，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佈說，他不久就要從科長職位上卸任退休。後來，新任副局長助理戴夫·科爾把我叫進他的辦公室，詢問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爾沃基外勤站時的小隊長，同時也是特種武器攻擊小隊的同事。
我告訴他，我感到極度疲倦，對一切都感到厭煩，正在考慮申請去一個遠離鬧市的處理暴力犯罪的辦公室工作，並在那兒結束我的職業生涯。
“你不該這樣做，”科爾告訴我，“你去那裡會一事無成的。你作為科長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不知道該不該擔任科長一職。”我告訴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長的許多職能，同時起著機構存儲器的作用，因為我在這裡供職已經很久了。但是處在職業生涯的這一階段，我是不願意陷入繁雜的行政事務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長排除各種干擾，以便讓我們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夠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
“我要你出任科長。”科爾宣佈說。他是個精力充沛、說一不二、咄咄逼人的人。
我說希望能繼續從事提供審訊策略、法庭作證以及公開演講等工作。我認為這些才是我的長處。科爾保證說我能夠繼續這些工作，於是提名我擔任科長一職。
我上任伊始做的頭一件事，如我多次提過的，就是省去我們科名稱中的“行為科學”二字，簡稱為調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給我們在各地的警察客戶以及局裡的其他部門發出一個有關我們幹些什麼的明確無誤的信息。
在人事部門負責人羅伯特·比德爾的大力幫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將暴力罪犯拘捕項目的人員編制由四人擴大到十六人。科裡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擴充，不久我們就達到了近四十人的總編製。為了減輕擴大規模帶來的行政負擔，我實施了一項地區管理計劃，根據該計劃，各個特工要對國內特定地區負責。
我認為這些人統統都有資格晉陞到GS14級，可是總部只同意給我們四五個名額。於是我讓他們同意，完成兩年專業培訓計劃的人將被“選定”為專家和認可為主管級特工，並有資格得到那個職務和薪俸。專業培訓計劃要求學員旁聽全國學院行為科學科講授的全部課程，修完武裝部隊病理學學院開設的兩門課程，攻讀弗吉尼亞大學（帕克·迪茨當時在那裡任教）的精神病學和法學課程，完成約翰·裡德主持的審訊學校的學業，與巴爾的摩驗屍官辦公室一道進行死亡調查，隨紐約警察局兇殺案調查組一同執勤，以及在一位地區級主管的指導下從事側寫工作。
另外，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地介入了國際性辦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後一年中，格雷格·麥克拉裡就辦理過加拿大和奧地利兩國的重大系列謀殺案。
我的科在履行職能方面運轉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面，我則比較鬆散，這不過是我的個性使然。當我發現有人疲勞過度時，就會繞過有關規章制度，簽名同意他們不來上班，或者告訴他們休整一段時間。最終，他們的工作效率較之假如我照章辦事讓他們繼續上班要高出許多。當你手下人才濟濟，可又不能給予獎金鼓勵時，你就得用別的方式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我總是跟支援人員相處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際，他們似乎對我的離去感到傷心難過。這也許是因為我曾在空軍服役過。局裡領導層中有很多人都是軍官出身（還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後一任主管特工羅賓·蒙哥馬利，曾經作為英雄被授予勳章），他們總是從軍官的角度去考慮問題。這本身無可非議，龐大機構的大多數管理者要是像我這樣，就會使這些機構運轉失靈。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終在感情上與二線支援人員有一種認同感。為此我比其他一些當頭頭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幫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的眼光來看待聯邦調查局：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到處是身穿白色襯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們聰明，有成就，不過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面。我所在的小群體是由真正不同凡響的個人組成的，他們每個人在專業領域裡各有千秋，我為能成為其中一員而一直深感慶幸。隨著時光推移以及行為科學在執法界的作用不斷增強，我們自然而然都發展了自己的興趣，攻克不同的領域。
從我們開展研究起，鮑勃·雷勒斯從事的是研究，我則投入到實際辦案之中。羅伊·黑茲爾伍德是偵破強姦謀殺案的專家。肯·蘭寧是處理迫害兒童案的一流權威。吉姆·裡斯從側寫起步，後來在警官及執法人員的壓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這一領域擁有哲學博士頭銜，論著頗豐，在整個執法界因其咨詢才華而廣受歡迎。吉姆·賴特初來科裡時，不但接手了培訓新任側寫人員的重任，而且成為偵破跟蹤案的一流權威，跟蹤是嚴重人際間犯罪，目前這類案件的增長速度最快。我們每個人都與全國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辦公室，以及執法機構建立了許多的私人聯繫，因此每當有人打來電話時，他或她都認識並信任與之通話的人。
對於加盟我們科的新人來說，試圖與所有這些“大腕人物”並駕齊驅是困難的，在隨著《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國上下對我們的工作表現出極大興趣後，情況尤其如此。但是我們盡力讓他們相信，他們之所以被選中，就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完全具備勝任科裡工作所必需的素質。他們都擁有豐富的辦案經驗，一旦與我們共事以後，我們還要讓他們接受整整兩年的在崗培訓。除此之外，他們還擁有聰慧、直覺、勤奮、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傾聽和評估他人觀點的能力。以我之見，導致聯邦調查局全國學院成為世界上同類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擁有共同目標和各自的興趣的有才華的個人組成的。反過來，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勵別人具備同等的素質。我希望並相信，我們在科裡建立起的學院式的、相互支持的體制，在我們這些第一代人員退休之後，將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為我舉辦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對我大加讚譽，令我既慚愧又感動。坦率地說，我原先準備舉行一個燒烤晚會，指望大伙會利用這個最後的正式機會，把他們積累已久的種種不滿對我發洩出來。我後來在洗手間碰上了賈德·雷，他一見到我便為沒有發言表示歉意。在他們說完之後，輪到我說話了。我覺得沒有必要對他們隱瞞自己的想法，於是把原先預料他們都會說些什麼以及事先準備好的一套反駁論點悉數道了出來。那天晚上，我沒有什麼特別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議可以傳授。我只是希望我的言傳身教能起到一點作用。
自從退休以來，我曾返回匡蒂科從事教學和咨詢工作，而我的同事們清楚我對他們是有求必應的。我一如既往地進行講課和演講，將我25年來研究謀殺犯心理的心得體會傳授出來。我已經從聯邦調查局退休，可是我認為我永遠不可能停止與那些犯罪行為作鬥爭。不幸的是，犯罪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們永遠不會缺少客戶。
人們時常問我，面對可怕的暴力犯罪統計數據，我們能拿出什麼對策。儘管肯定有切實可行的對策能夠採取而且應當採取，我倒是相信解決犯罪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讓更多的人關注犯罪問題。配備更多的警察，設立更多的法庭，建立更多的監獄，改進辦案技巧，這些固然不錯，可是要想使犯罪率降下來，惟一的辦法就是我們所有人不能接受和容忍我們的家庭成員、朋友和同事犯罪。這是我們從犯罪率低得多的其他國家那裡得到的啟示。在我看來，這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犯罪是一種道德問題。它只能從道德層次上加以解決。
在我這麼多年從事研究和對付暴力犯罪的過程中，我從來沒有碰上一個罪犯是在良好的環境裡長大的或者擁有功能齊全的、體面的家庭。我相信，絕大多數暴力兇犯要對其罪行負責，他們自己做出了選擇，因此應當正視他們的行動所帶來的後果。那種認為一個年僅14歲或15歲的人不能正確估計他行動的嚴重性的想法是荒謬的。我的8歲兒子傑德已能區分是非好幾年了。
不過，二十五年的觀察還告訴我，罪犯是“後天造就的”而非“先天形成的”，這意味著在他長大成人的某個階段，有個人給他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這也說明如果有人對他產生深遠的正面影響，他也許不會犯罪。所以我篤信，在需要更多的財力、警察和監獄的同時，我們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愛。這並非是將問題簡單化，而是問題的核心所在。
不久前，我應邀對全美神秘小說作家協會紐約分會進行了演講。出席演講會的人很多，會上洋溢著熱情友好的氣氛。那些以創作謀殺案和重傷犯罪案小說維持生計的男士女士懷著濃厚的興致，聆聽一位實際經手過數以千計案件的人的演講。事實上，自從托馬斯·哈里斯的《沉默的羔羊》問世以來，作家、新聞記者以及電影製片人就一直在設法讓我們提供“真實的故事”。
當我追述著幾起較為有趣和生動的案子的具體情節時，我很快就意識到，在場的許多聽眾變得興味索然，思想開著小差。我和我的人每天都要目睹的場面使得他們感到十分噁心。我意識到，他們對那些案情細節毫無興趣，同時他們必定意識到，他們並不想按照實際案情去寫作。非常公允。我們各自擁有自己的客戶群。
龍並非總會取勝，我們正在竭盡全力，務必要使龍的取勝率越來越低。不過它所代表的邪惡勢力，即我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一直與之鬥爭的勢力，是不會自行消亡的，因此必須有人站出來講述真實的故事。這便是我在這裡盡力要做的事情，因為我有過親身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