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格拉姆留下的遺產是清晰易懂、沒有術語的文章，讓他的研究工作可以被廣大的讀者群接受。他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讓社會大眾認識到學術的價值，用科學的取向來瞭解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行為。
米爾格拉姆與美國心理學界的關係一直都處於愛恨交織的狀態。他的服從研究被認為是現代心理學的經典之作，是任何一門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課程中都“必須”納入的課題。如果哪本教科書中沒有提到它，就會被認為不夠全面。服從實驗可以充分證明一點：社會心理學這門學科能夠揭示出一些常識無法預測出來的社會行為。正如羅傑·布朗所說：“能向學生講述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哪位心理學家不會由衷感到高興？他讓我們這個學科獲得了社會的認可。”
最近的一項研究將米爾格拉姆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之一，但是美國心理協會從未將其最高榮譽“傑出科學貢獻獎”頒給他。米爾格拉姆的很多同事或朋友都曾經獲此殊榮，包括高爾頓·奧爾波特、歐文·賈尼斯、利昂·費斯廷格、羅傑·布朗、所羅門·阿希、傑羅姆·布魯納、埃利奧特·阿倫森，甚至還包括米爾格拉姆在哈佛的同班同學掃羅·斯滕伯格。此外，大多數關於心理學歷史的文獻中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即使提到了，也只是一筆帶過。但與這種被忽視的地位呈鮮明對比的是，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成果卻頻頻出現在很多專業文章的參考書目裡。
然而，業內之所以“習慣性”地忽視他的存在，米爾格拉姆自身也有可究之處。他在很多心理學家心中的印象就是一名業餘人士，因為他不斷地從一個有研究價值的現象跳到下一個，卻從未對手中的課題進行過深入徹底的研究。即使是那些十分認可米爾格拉姆成就的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
他發表論文時的一些奇怪選擇也是原因之一。他曾做過大規模的跨文化從眾研究，卻從未在專業期刊上發表過相關論文。他完全忽視了科學論文的發表規則，將他的跨文化從眾論文發表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這樣的科普雜誌上。科學家通常不會選擇這種類型的出版物發表研究成果。這導致業內在很長時間內幾乎不知道這篇從眾研究的存在，自然也談不上瞭解這個研究的價值了。米爾格拉姆後來還做過類似的奇怪決定，1967年，他首先選擇在《今日心理學》上發表小世界研究。在1969年和1970年，才將這份研究發表在行業期刊上。
一個實驗影響所有人
社會心理學家阿倫森和卡爾·史密斯（Carl Smith）曾經提出過“實驗現實主義”（experimental realism）的概念，即實驗情境特別逼真，被試完全投入到實驗之中，無法用一種冷靜、剝離的態度做出理性反應，因此增加了實驗結果的可靠性。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無疑就是這種“實驗現實主義”的典型代表，服從研究創新地使用實驗現實主義證明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和道德問題。45年過去了，它在這方面的經典之處依舊無人能夠超越。
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具有一種啟示力量，影響了我們思考很多問題的方式，比如人性之惡和破壞性的本質，道德規範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面對社會壓力時我們的可變性等。他的服從研究告訴我們，面對權威下達的命令，我們會做出怎樣出乎意料的反應。
社會中的等級制度組織可能會讓我們失去人性，這並非是某一部分人的專利，而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普遍行為。米爾格拉姆向我們揭示出，無須魔鬼或變態狂，只需合法權威人物一聲令下，普通人就會做出他們自己根本不會做的可怕舉動。
米爾格拉姆發現，學生與被試的距離越近，被試的服從比例就越低，但如果在被試和學生之間有緩衝區，服從比例就會提高。這讓我們深刻意識到，即時情境擁有不可預知的強大力量，有時候甚至會駕馭我們的是非觀。
在這裡需要重申的是，米爾格拉姆實驗想要告訴我們的並不是人類具有服從權威的天性，而是在展示這種服從傾向有多麼強大。他還指出了極端服從出現的兩個因素：將自己的責任交給負責人，接受負責人對情境的描述。
服從實驗的影響力跨越了學術邊界，在心理學之外的很多領域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比如經濟學、教育、社會學、政治科學、哲學和藝術等。你會在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中看到這個研究的影子，或是對這個研究進行討論，或者以之為參考資料。
一些著名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對服從研究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如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的《兩面人》（Janus），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我們選擇居住在心靈監獄》（Prisons We Choose to Live Inside），以及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服從和反抗的社會基礎》（The Social Bases of Obedience and Revolt）等。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作品。1984年，挪威作家瑪麗亞·莫迪（Maria Modig）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必不可少的反抗》（The Necessary Disobedience）。該書再版了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3年。這本書告訴讀者，如果變化可以促進他們的成長，就要勇於承擔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勇於承擔社會賦予我們的責任。要學會做出艱難的抉擇，包括在必要的時候反抗權威。這本書就是獻給米爾格拉姆的，它的靈感和內容全部來自服從實驗。1982年5月，莫迪曾經在紐約對米爾格拉姆進行過採訪，她將這段採訪也放在了書中。
一位叫作蘇珊尼·克羅希爾（Suzanne Clothier）的訓犬師最近出版了一本文筆優美的書，名為《骨頭雨從天而降》（Bones Would Rain from the Sky），書中就借鑒了服從實驗的一些內容。作者建議狗主人，有些所謂的專家會提出一些很殘酷的訓狗方案，千萬不要照著做。事實上，我們的本能也會告訴我們，這些建議完全就是沒有人性的做法。
加拿大作家艾琳·考夫蘭（Eileen Coughlan）曾寫了一本引人入勝的犯罪小說，名為《逐漸死去》（Dying by Degrees），故事講述了在加拿大艾伯達省的一個大學裡，一位狂妄自大的教授進行了一次米爾格拉姆式的服從實驗，但在實驗中途卻發生了可怕的事件。
服從實驗在表演領域也有著長久不衰的影響力。我們在前面提過，搖滾歌星彼得·蓋布瑞爾在1986年的專輯《因此》中，收錄了一首名為《我們遵命而為》的歌曲。法國的一個朋克搖滾樂隊名字就叫米爾格拉姆，他們發行的專輯名為《450伏特》。還有一個叫作“中途獲得”（Midget）的樂隊發行過一個叫作《米爾格拉姆實驗》的專輯。但是後兩個樂隊的音樂與米爾格拉姆實驗並沒有主題上的關聯。很顯然，這些樂隊只是單純地對他這個人和實驗很著迷而已。
借用米爾格拉姆或服從實驗來命名作品的藝術家還有很多。1999年夏天，劇作家羅比·查菲茨（Robbie Chafitz）製作了一部非百老匯風格的喜劇，每週上演一次，名為《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實驗》。這部戲的廣告自稱具有“原創幽默”。查菲茨稱，本劇的主題與服從實驗沒有關係。但是自從他在中學看了米爾格拉姆的紀錄片《服從》之後，就一直想組織一個樂隊，並以這個實驗命名這支樂隊。他最終沒有學習演奏樂器，這個理想自然落空，現在，他希望用這個名字來命名他的戲劇。但這個幽默劇與服從實驗有一個相似之處：大家看到的並不是真相。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藝術工作者從服從實驗中吸取了靈感，包括很多電影工作者。其中的代表作是兩部故事片和電影學院學生製作的一些短片。第一部故事片名為《第十級》，另一部是法國著名導演亨利·維尼爾（Henri Verneuil）拍攝的《我如伊卡洛斯》（I... comme Icare），主演是伊夫·蒙當（Yves Montand）。當年電影在製作的過程中，米爾格拉姆和薩莎剛好在法國，維尼爾和蒙當曾邀請兩人到巴黎郊外的電影棚，參觀當日的電影拍攝。
2002年2月，一位名為羅德·迪金森（Rod Dickinson）的概念藝術家，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現代藝術中心對實驗進行了舞台重現。舞台上的被試和主試都由演員扮演，但學生卻出現在舞台上的電影屏幕裡。迪金森對實驗的模仿細緻入微，舞台上的實驗設備和辦公傢俱與當年在耶魯實驗室中的一模一樣。
至少有4位劇作家曾經根據服從實驗寫過戲劇。還有很多劇本正在醞釀過程中。第一個戲劇作品誕生於1973年，是威爾士詩人及劇作家丹尼·阿布斯的《巴甫洛夫之狗》。第二部作品是水牛城的戲劇家兼記者安東尼·卡迪內爾（Anthony Cardinale）的獨幕戲劇《托裡法的詭計》（Tolliver’s Trick）。這部劇的靈感既來自服從實驗，也來自卡迪內爾與當地一位大屠殺倖存者的友情。他曾陪同這位倖存者參加過大屠殺倖存者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一次集會。第三部作品是四幕黑色喜劇《馬賽克》（Mosaic），作者是達芙妮·胡爾（Daphne Hull）。其中一幕以戲劇化方法對服從實驗進行了改寫。最近一部受服從研究影響的長劇是《再來一伏特》（One More Volt），作者是約翰·拉文（John P. Lavin），完成於2001年。當時他還是卡耐基梅隆大學戲劇專業的研究生。
毫無疑問，如果米爾格拉姆尚在人世，看到服從實驗不斷為劇作家提供靈感，他一定會很欣慰。他一直認為，實驗和戲劇之間有著很多相似之處。他曾用一句頗富哲理的話表達了這個想法：“好的實驗就像好的戲劇一樣逼真。”對米爾格拉姆而言，實驗室中的實驗就是一種戲劇形式，只是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戲劇的劇本可以從開頭寫到結尾，但實驗的結尾，也就是被試的行為，基本上是不可預知的，通常要在實驗結束的時候才會揭曉。
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中更像是一個戲劇導演，他對實驗的技術細節和場景佈置一絲不苟，希望能像戲劇導演一樣影響他的“觀眾”，也就是閱讀實驗報告的讀者。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是對包括他在內的眾多社會心理學家實驗方法的精闢總結：“化學和物理學實驗經常需要閃閃發光的設備、燒瓶、量杯或者電子儀器，但是社會心理學實驗卻具有更多的戲劇特色。”
對米爾格拉姆來說，戲劇方法為科學家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來審視自己的實驗目標，尋找達到目標必須採取的方式。在反駁丹尼·阿布斯的文章中，他清楚地表明了這種觀點。阿布斯曾在一篇介紹《巴甫洛夫之狗》的隨筆中，語氣強烈地譴責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中採用欺騙和壓力脅迫的方式。他認為：很多人可能覺得，為了證明被試可能會做出艾希曼那樣的行為，主試必須扮演類似納粹秘密警察頭子希姆萊的角色。
米爾格拉姆的反駁文章與阿布斯的隨筆一併收錄在他的論文集中。他在駁文中表示，阿布斯如此嚴苛的批評讓他震驚。在他看來，阿布斯所謂的“欺騙”更準確的名字應該是“技術性錯覺”，因為“作為一名劇作家，您當然能夠理解，有時候錯覺可能具有啟發的作用。事實上，戲劇也會使用良性錯覺為劇情發展提供基礎”。他進一步指出：劇作家和研究人員使用的一些技巧是為結果服務的。就戲劇而言，這些技巧可以提升娛樂性和知識性，就實驗而言，可以幫助研究人員揭示出一些難以用其他方式獲得的真相。
米爾格拉姆還指出舞台和實驗室的相似點：這兩個場所中，使用一些虛假的方法是所有參與者都能接受的事情。在戲劇中，如果一個老人在去掉化妝品後變成一個年輕人，觀眾們不會感覺被欺騙。同理，在實驗結束之後，當研究人員澄清事實，大多數服從實驗的被試都認為這是一件十分值得的事情。
洞悉人性，方能完善自我
服從實驗問世近45載，對社會產生了複雜而深遠的影響。它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不斷警醒世人，組織化環境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特徵，但組織化中潛伏著一種內在的危險。許多行業都從服從實驗中吸取了具有現實意義的經驗教訓，比如銷售、財務以及管理行業等。它提醒著這些行業中的從業人員，要記住米爾格拉姆在《服從權威》中做出的警告：
當個體融入一個組織架構中時，這個曾經自主獨立的人就變成了一個新“生物”，這個“生物”不再受個人道德觀念的束縛，不再受人性的制約，其內心充滿的只是對權威的認可。
事實上，在這之後發生的很多人類悲劇，都體現了個人責任如何在等級化組織中淪喪的現象。比如，汽車廠的員工聽命於老闆的指揮，生產安全性差的汽車；煙草公司的員工接受公司欺騙公眾的銷售策略等。有一本教科書在探討商業道德時使用了一幅插圖，如圖10-1。作者利用服從實驗警示讀者，在商業世界中，領導可能會向員工提出一些不符合倫理的要求。
很多商學院的教師和管理者都認為，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給很多領域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人性化改變，至少在商業環境中如此。比如，讓各級員工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決策過程之中，鼓勵獨立思考，設立消費者熱線電話，派遣政府調查員，鼓勵匯報不道德行為，揭露有倫理問題的指令等。
圖10-1 權威：令人震驚的力量
服從實驗影響最深刻的非心理學領域莫過於法律學術界和法律實踐。很多美國最高法院的簡報中都引用了服從研究，近期在律商聯訊數據庫（Lexis Nexis）進行的檢索顯示，自1983年以來，共有165份評論和法律期刊文章引用了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有的文章引用的篇幅很小，有的文章則將服從研究作為重要闡述對象。還有12篇文章引用了他其他的研究成果。聖地亞哥大學法律教授史蒂文·哈特威爾（Steven Hartwell）曾記錄了一次教學實踐，尤其發人深省。這是一次模擬法庭實驗，每名學生都要在一個小額訴訟法庭上為訴訟當事人提供建議。他告訴學生們，他會在旁邊的辦公室隨時為他們提供幫助。哈特威爾這樣寫道：
這位“客戶”其實是知情者，她需要學生們為她提供的建議就是：她在租房糾紛中應該如何進行法庭陳述。儘管客戶已經在法庭上宣誓誠實，但是當學生來徵求我的意見時，我對他們說應該建議客戶說謊，稱已經付過房租。學生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的建議就是，如果你的客戶想贏這個案子，你就必須告訴她要違背誓言。”學生們經歷了在忠誠、權威和法律規定的道德行為之間的搖擺。這24名學生中，很多人都向我或客戶表示對這個建議不滿，但23名學生最終還是聽從了我的意見，建議客戶撒謊。
服從研究在法律界最具效果的地方應該是在法庭審判中。這個研究和其他一些社會學和心理學基礎研究曾在法庭上拯救過生命。20世紀80年代，發生在南非的兩起暴亂案件中有13名被告被控犯了謀殺罪。社會心理學家安德魯·科爾曼（Andrew Colman）作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他表示，在這兩起案件中，可以用服從權威以及其他一些社會心理學現象來解釋罪犯的行為，他們的罪責應該酌情減輕。法庭接受了他的證言，最終有9名被告免於死刑。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還產生了一個彌足珍貴的結果，人們可能會通過這個研究改變自己的行為，並對自我或他人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很多人在瞭解服從研究之後，擁有了站起來反對非正義專制權威的力量。米爾格拉姆去世之後的一次紀念集會上，他的一名學生所說的一番話尤其能證明這一點。這名學生曾經在一個拉丁美洲國家居住了一段時間。他發現，反抗專制政府的組織特別推崇米爾格拉姆的研究，認為米爾格拉姆給予了他們反抗暴政的勇氣和信念。
1982年，米爾格拉姆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寫信的人曾是1967年服從實驗中的一名被試。那時候他還是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他在信中感謝米爾格拉姆：“我對自我和自己的價值觀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主要是您的功勞……拜讀您的書時，實驗中的經歷栩栩如生地在我的腦海裡回放了一遍。我是一個親切、善良、有思想的人，過去是，現在也是。我永遠都不會在生活中做出您在書中所描述的那些壞事，但卻在實驗中這樣做了……我想，那次經歷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正確的人類行為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但是我也明白，這些價值必須真真切切、長久以往地扎根在我的心裡，才能幫助我對抗權威那不可思議的力量。”
一位名叫愛德華多·格魯斯基的瑞典人認為，米爾格拉姆幫助他認清了他的過去：“我是一名猶太人，70年代曾被關進阿根廷的一個納粹監獄，長達7年……其實，折磨我和殺害我朋友的人大多都是‘普通人’。幾年前，通過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我對這個世界有了全新的認識……”
克羅地亞心理學家維拉·庫貝拉也是通過米爾格拉姆的書，理解了在她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第一次讀《服從權威》時，他在實驗室中發現的那些行為就讓我特別感興趣。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戰爭打響之後，我發現戰爭中出現的一些行為與書中的描述如出一轍，當然，我絕不會對這種行為感興趣。現在，我經常隨身攜帶這本書，反覆閱讀。它準確呈現了很多殘酷行為的潛藏本質，讓我越來越著迷。”
Metafilter.com網站的社區中有一個帖子寫道：“我這兒有一本《服從權威》。它在我的內心點燃了對人類恨意的星星之火，讓我夜不能寐。我不是誇大其詞，我真的相信，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不僅是我在大學時最重要的學習收穫，可能也是我一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從“平庸的惡”看納粹大屠殺
服從實驗掀起了跨學科的廣泛爭論，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服從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漢娜·阿倫特曾經提出了“平庸的惡”概念，米爾格拉姆的研究為這個概念提供了科學基礎。在他之前，人們在試圖解釋大屠殺的時候，通常只是簡單地將納粹頭目和戰犯妖魔化，認為他們的行為超越了理性探討的範圍。而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是對這種簡單化解釋的挑戰。米爾格拉姆堅持認為，納粹的這種行為是可以進行理性研究的。他通過社會科學的工具和方法對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無論同意與否，研究大屠殺的學者們都會嚴肅地思考他的觀點。
丹尼爾·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曾經寫過一本備受爭議的書《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Hilter’s Willing Executioners）。一名評論人在對這本書的書評中這樣說：“戈德哈根是在向我們聲明，他就像漢娜·阿倫特、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以及耶胡達·鮑爾（Yehuda Bauer）一樣，是對大屠殺有著深刻理解的偉人。”
服從研究和大屠殺之間到底存在著怎樣的關係？米爾格拉姆這樣解釋：
通常，大家會認為使用強烈電擊傷害學生的被試是妖魔，是社會中的極端虐待狂。但是如果你想一想，幾乎2/3的參與者都屬於“服從”的範疇，他們代表的就是普通群眾，那麼上述觀點就站不住腳了。的確，這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漢娜·阿倫特在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探討的問題。阿倫特堅持認為，當我們控訴艾希曼的罪行時，不應該將他描述成一個虐待狂魔鬼。事實上，他只是一個平凡的官僚，坐在桌子前做他的工作而已。
在服從實驗中，數百名普通群眾臣服於權威。目睹了這一切後，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阿倫特的“平庸的惡”如此接近真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那些普通人之所以電擊受害者，只是在履行他們的義務，作為被試的義務，而不是出自任何特別的攻擊性傾向。我們能從這個研究中學到的最本質的經驗就是：那些埋頭分內工作、對自我角色毫無異議的普通人，會成為可怕的破壞性行為的媒介。
米爾格拉姆也明白，實驗室中的服從和納粹行徑在“環境和廣度上有著巨大的差異”，但他認為“兩者的核心心理學過程是類似的”。他認為，他的實驗可以解釋所有類型的等級關係。在這些等級關係中，普通人成為一個合法權威的中間人，交出了對行為負有的責任，心甘情願地服從。他們的行為不再受意識的左右，他們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充分實現權威的意願。
但是，當我們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研究大屠殺時，一定不能將兩個概念混淆：解釋大屠殺和為大屠殺辯護。米爾格拉姆的方法可能會解釋為什麼普通人會做出特別殘忍的行為，但是卻不能用這種方法為大屠殺找借口。當年，米爾格拉姆為德文版的《服從權威》寫前言的時候，曾經在草稿中明確地區分了這兩點，但是最終這段話沒有出現在書裡。
本書翻譯成德文是十分恰當的，因為這本書與德國人有著一種特別的聯繫。畢竟，服從是德國人喜歡的辯詞。在結束了服從實驗之後，我開始意識到，如果在美國出現了類似集中營或毒氣室那樣的地方，想要找到足夠多的美國“僱員”應該也是毫不費力的。事實上，所有人身上都潛藏著盲目服從，但是德國將這種潛藏轉變成真正的獸行和血腥的屠殺，他們不能因“服從”而得到赦免。
斯坦利·米爾格拉姆
米爾格拉姆的方法特別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在紐倫堡對主要納粹頭目進行了審判。這些血債纍纍的戰犯在審判過程中反覆申辯“我只是在服從命令”，這與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驚人地一致。此外，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對審判艾希曼進行了分析。她表示，艾希曼其實是一個特別傳統的人，引領他做出這種可怕行為的動力只是為了陞官，而不是因為他仇恨受害者。
有一位歷史學家曾將大屠殺期間發生的一些事情與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直接聯繫在一起。克裡斯托弗·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在他的書《普通人》（Ordinary Men）中，描述了1942—1943年一個納粹特別行動隊(22)在波蘭鄉間執行搜捕猶太人的任務，士兵們在指揮官的命令下殘忍無情地殺害了38 000名猶太人。這個部隊的編號為“101”。布朗寧將這些士兵的行為與服從實驗被試的行為進行了詳細比較，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將101部隊成員的行為和證詞列成表，與米爾格拉姆的觀點十分吻合。”
勞爾·希爾伯格是著名的大屠殺歷史學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支持“平庸的惡”這個概念。希爾伯格指出，納粹之所以能成功地實行如此大範圍的破壞計劃，是因為無數的官僚和機構在執行任務時，一直在套用他們再熟悉不過的方法和標準程序。他舉出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就是，當年黨衛軍用火車將無數猶太人運往死亡集中營時，德國的鐵路部門還要求黨衛軍按人頭支付費用。
納粹橫行期間，很多機構或個人都全盤接受了納粹的理念，心甘情願接受納粹的指揮。最近，這個問題引起了一些學者的研究興趣，他們的結論與希爾伯格的觀點相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的維希傀儡政權（Vichy government）出台了一系列種族法律，最終導致75 000名猶太人被驅趕到納粹的死亡集中營。法律歷史學家理查德·威斯伯格（Richard H. Weisberg）對當時的法制體系和律師的行為進行了研究，他這樣寫道：
在維希政權執政的4年中，法律工作一如既往，法庭的職能也和平時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區別就是，在法庭上要朗誦一條奇怪的宣言，宣誓效忠維希政府的首領貝當元帥（Pétain）。私人律師們毫不費力地接受了各種涉及宗教、種族、流放等方面的新法律，然後依照這些法律辦案，沒有任何人提出抗議。法律學者撰寫以反猶太法為主題的論文，態度“中立”地探討驅逐等問題。論文還為他們贏得了“年輕的法律教授”的頭銜。
同樣，納粹期間的德國心理學家基本上也都充當了牆頭草。希特勒當權之後頒布了第一條反猶太法《國家重建法》（The Law for the Reconstitu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各大院校中的猶太教授因此被免職，包括格式塔心理學奠基人馬科斯·韋特墨（Max Wertheimer）。面對著被驅逐的同行，德國心理學會不僅沒有提供任何幫助，還要求當局盡快補齊那些空出來的職位，保證各大院校的正常教學。
米爾格拉姆在德國文化中也找到了一些證據，顯示服從權威可能是一把解開大屠殺之謎的鑰匙。在德國的文化和納粹的意識形態中，服從是一種備受推崇的價值觀。比如，有一本向年輕的納粹分子灌輸意識形態的初級讀物，其中有12條戒律，第一條就是“領導永遠都是正確的”。父母給孩子們講述的童話大多數都含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寓意：不服從會產生嚴重的暴力後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就是《蓬頭彼得》（Struwwelpeter）。
這個故事常以圖畫書的形式出現。故事開始，媽媽馬上要出門，她囑咐年幼的兒子彼得，她不在家的時候不得擅自出門，她還警告說，如果違背了媽媽的話，就拉他去見裁縫。她一走，蓬頭彼得就跑出去玩。媽媽回來之後發現兒子違背了她的命令，立刻帶著他去裁縫店。在最後一個畫面上，一個小男孩哭著走出裁縫店，手指被切斷，鮮血滴落下來。
但是，服從研究是否可以真正全面地解釋大屠殺？是否能與歷史資料相契合？難道那些滅絕人性的納粹黨徒真的只是機械地執行上司的殺戮命令，而不是對受害者有什麼恨意或者敵意嗎？
前文提到，米爾格拉姆認為，阿倫特的“平庸的惡”與他的發現幾乎吻合。但是，面對納粹犯下的數不勝數的滔天罪行，很多人都無法相信，艾希曼這樣的納粹戰犯的行為本質只是冷漠無情和服從命令。首先，阿倫特關於艾希曼的觀點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質疑。歷史學家雅各布·羅賓森（Jacob Robinson）指出，艾希曼的目標是將盡可能多的猶太人運送到死亡集中營，他是如此積極主動、一刻不停地實現著這個目標，顯然已經超越了職責的範疇。
此外，納粹多選擇在猶太節日的時候執行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行動，其目的不言自明，就是為了增加猶太人的痛苦。比如，驅逐華沙猶太人的行動開始於1942年7月22日，這一天是猶太人的禁食節前夜，禁食節是紀念耶路撒冷聖殿被毀的哀悼日。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認為：“自從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的那天起，德國人專門選擇在猶太節日進行野蠻獸行。這些傳統節日已經被猶太人稱為‘戈培爾日曆’，以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命名。納粹罪行很難完全用服從權威命令來解釋，我們也無法相信這些犯下不可饒恕罪行的犯人厭惡自己的行為，並且對受害者沒有一點惡意。很多歷史證據顯示，納粹羞辱、傷害並殺戮受害人，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狂熱的自發行為。罪行的動力可能來自罪犯的內心，而不只是權威的命令。”
這裡僅從數不勝數的例子中選擇幾個：“猶太人西蒙尼·拉格蘭和她的父親都被抓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有一天她看到一群士兵押著父親從遠處走過。她向父親揮手。一名近衛軍士兵問她，那是不是她的父親，然後又說：‘去親親他吧，姑娘。’她向父親跑去，與此同時，那名士兵的槍響了，父親就倒在了她的面前。”這是在審判人稱“里昂屠夫”的蓋世太保頭目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的過程中，記者理查德·裡維斯記錄的一位證人的親眼所見。
一位倖存者描述了在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每天都會發生的各種殘忍獸行。黨衛軍最大的嗜好就是用厚重的皮靴踢猶太人。猶太人被迫立正站好，黨衛軍不停地踢他們，直到踢斷他們的骨頭。受害者周圍的人甚至能聽到骨骼斷裂的聲音。這是一種令人慘不忍睹的可怕折磨，很多受害者會在劇烈的疼痛中死去。
在烏克蘭的烏曼執行任務的一個特別行動隊更是滅絕人性。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名德國官員講述了他們將這個地區的猶太人集中到機場附近，四周是黨衛軍和其他德國軍隊。這些猶太人被迫交出身上所有的東西，脫去衣服後在一個溝渠前排成一排。軍隊開始向他們掃射，猶太人如同落葉般跌落進溝渠裡。目擊者稱沒有一個人倖存。
即使是那些懷抱幾星期大嬰兒的年輕媽媽也不能倖免，要知道，這些嬰兒還在吸吮著母親的乳汁。士兵們抓住嬰兒的兩條小腿，用槍柄或木板將其一擊而死，然後扔在溝渠的人堆之中，那裡面有些人並沒有完全斷氣。德國士兵讓母親們目睹著這無以比擬的人間慘劇，經歷著無可名狀的痛苦，然後才用子彈結束了她們的生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擊者稱，殺人犯們“如此熱衷於這種行為，看上去好像他們這一輩子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一個令人悲慟心碎的故事，這是邁耶·伯恩鮑姆的親身經歷。伯恩鮑姆是一名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美國軍隊的中尉。戰爭末期，他的軍隊開拔到奧德魯夫勞改營，這裡屬於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部分。集中營裡面一片死寂，沒有一點兒生命的跡象，看到的只有在集中營空地上一堆堆體溫尚存的屍體。這是已經撤退的德軍們上演的“最後的瘋狂”。伯恩鮑姆試圖尋找倖存者。最終在斑疹傷寒隔離區找到了兩個尚有一息生命的猶太人，一個是35歲的波蘭男性，另一個是16歲的匈牙利男孩。他們虛弱到無法行走，這才免於一死。他們向伯恩鮑姆提出的第一個請求就是想要一片麵包。當回憶起被屠殺的親人，他們無法抑制地抽泣。伯恩鮑姆接著描述道：
他們哭了將近15分鐘，那個16歲的男孩忽然看著我，問我是否能教他如何懺悔。這個問題讓我很震驚。我試圖安慰他：“你已經在地獄中經歷了這麼多的痛苦，不必擔心懺悔的事情。你的操守記錄是乾淨的，你還活著，你一定要讓自己活下去，不要擔心做懺悔的事情。”但是我的話沒有起作用，他堅持著：“我想要做懺悔，我必須做懺悔。”
後來我問他：“那麼你為什麼一定要懺悔呢？”我希望聊天能夠緩解他眼中流露出來的悲慟。他指著窗外問我，是否看到了外面的絞架。我說我看到了，他於是開始對我說：
“兩個月前，集中營裡有人逃跑了……德國軍官大為光火，非要找出那個逃跑的人到底是誰。但是沒有人能夠告訴他。憤怒之餘，軍官決定和我們玩一個變態的遊戲。他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要求集中營裡的親兄弟或者父子站出隊列。我們不敢違背這個命令。於是我和父親站了出來。
“他們逼著我父親站在絞架下面的凳子上，用套索套住他的脖子。然後，軍官用手槍頂住我的太陽穴，咬著牙說：‘如果你或者你的父親不告訴我跑出去的那個人到底是誰，你就必須踢翻你爸爸腳下的凳子。’我看著我的父親，對他說：‘別擔心，爸爸，我不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回答：‘我的孩子，你必須這麼做，他的槍正頂著你的頭，如果你不這麼做，他會殺了你，然後他會自己把凳子踢倒，我們都完了。如果你踢凳子，至少你還能活命。如果你不這麼做，我們都要死。’
“‘我不能這麼做，我不能這樣對待我尊敬的父親。’
“他聽了我的話並沒有釋懷，相反，他忽然大聲衝我嚷道：‘既然你叫我尊敬的父親，我現在命令你踢凳子，這是你父親的命令！’
“‘不，父親，我不能。’
“但是我父親變得更加憤怒，他知道如果我不遵命，就要親眼看到兒子死在自己的眼前。他嚷道：‘既然我是你尊敬的長輩，這是你父親對你最後的命令。聽我說！踢凳子！’
“父親的尖叫讓我感到害怕和困惑，我最終踢倒了凳子，眼睜睜看著絞索在父親的脖子上越纏越緊。”
他的故事結束了，然後看著我……我淚流雨下。他問道：“現在你告訴我，我是不是一定要懺悔？”
1963—1965年，22名奧斯維辛集中營近衛軍戰犯在法蘭克福接受了審判。有一本書對這次審判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其中的目擊者證詞更是揭露了戰犯們血淋淋的罪行和瘋狂殺戮。這本書的前言中陳述的觀點與阿倫特的“平庸的惡”完全不同，作者心有餘悸地寫道：
沒有誰曾經命令他們必須將嬰兒扔到空中，充當射擊的靶子。或者把嬰兒活生生地扔到火裡，或者揪著他們的頭向牆上砸，直到頭骨斷裂……無法計數的罪惡行徑，一個比一個可怕，組成了一場空前浩大的滅絕罪行。
這本書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漢娜·阿倫特。她此刻已經意識到，大屠殺不僅僅只是官僚履行職責那麼簡單，它還有另外一面。阿倫特表示，法蘭克福審判“從很多方面來看，都像是對耶路撒冷審判的一個必要補充”。因此，當很多人還在引用她的“平庸的惡”來解釋納粹破壞行徑的本質時，阿倫特自己似乎已經意識到，真相遠非如此簡單。
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不能為大屠殺提供一個完整而全面的解釋。很顯然，納粹這場有預謀的種族滅絕，不僅僅是普通百姓消極地服從權威，只是為了履行命令而參與到謀殺同胞的行為之中，不存在私人惡意。此外，如果沒有每一名納粹分子的主動參與，這場屠殺也不可能達到如此殘忍的程度。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可以解釋官僚的消極行為，他們將猶太人押送到奧斯維辛，就像把土豆運到德國的不來梅哈芬一樣沒有任何感情色彩，這只是一種履行義務的行為。但是，他的服從研究卻無法令人信服地解釋納粹在大屠殺中所做的那些充滿恨意的狂熱行為。
儘管如此，米爾格拉姆的觀點對於解釋大屠殺依舊有著重要價值。主要表現為如下幾點：儘管大多數德國人並沒有直接參與殺害猶太人，但是他們卻接受了自1933年起頒布的若干種族法，只是有些人主動積極，有些人被動消極罷了。這些法律導致猶太人面臨越來越大的經濟損失，並且被社會所孤立，比如：解雇猶太員工；猶太人企業“雅利安化”，即財產充公；對猶太人實施宵禁；限制他們使用公共交通設施和電話等。最終，這些法律引向了種族滅絕。納粹安全警察長海德裡希（Heydrich）宣稱，所有德國人都是後備警察，每個德國人的義務就是確保猶太人“守規矩”，並且向政府匯報任何可疑的情況。大屠殺開始之後，很少有德國普通群眾試圖保護他們的猶太朋友。米爾格拉姆的研究雖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釋納粹的滔天罪行，但可以解釋大多數普通德國人的行為就是對權威的服從。
米爾格拉姆的觀點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解釋納粹殺手的殘忍行為。這些殺手似乎在屠殺中獲得快感，但米爾格拉姆認為，破壞性服從中包含著兩個過程：放棄責任，將其交給上級管理人員，也就是進入“中間人”狀態；另一個就是接受權威對情境或現實的描述。米爾格拉姆說：“人類傾向於接受合法權威對行動的描述。也就是說，儘管被試做出了行動，他卻允許權威來定義這種行動的含義。”
一個人把責任交給發佈命令的權威之後，他自己就不必決定行為中的倫理性，權威為他做出了選擇。
納粹領導人把反猶太行為定義為：“猶太人不是人類，而是低級生命物種，是害蟲。德國人一旦與之接觸，就會感染致命疾病。”在國家宣傳機器的引導下，納粹分子接受了這種定義，然後狂熱地用各種無法想像的方法殺害猶太人，這種行為顯示了他們對猶太人深植內心的恨意，這是他們行為背後的主要驅動力。而另一方面，米爾格拉姆提出的這兩個過程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們在實施罪行的時候沒有任何犯罪感。
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被試不斷增加電擊強度，學生的“痛苦反應”也隨著電擊的強度而加強。米爾格拉姆認為，這種施加電擊的方法是“將被試強制限定在其角色之中的”因素之一。這種逐級遞進的方式是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破壞性服從的催化劑。這提醒我們，納粹在殺害猶太人的過程中也採用了逐級遞進的形式。正如希爾伯格所說：
這種破壞過程以一種明確的模式向前發展，是一個有步驟的行動。破壞過程的各個步驟以如下方式逐級發展：第一，定義“猶太人”概念；第二，沒收財產；第三，將猶太人集中在猶太區；最終，納粹做出決定，徹底消滅歐洲的猶太人。機動部隊被派往俄羅斯，而在歐洲其他的地方，受害者被驅趕到死亡集中營。這是一種官僚性的破壞過程，一環套一環，不斷向前發展，最終導致幾百萬猶太人的死亡。
在談到實驗過程逐漸升級的特徵時，米爾格拉姆說：“實驗室中的整個過程是一個逐漸展開的過程，每一個行為都會影響到下一個。服從行為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希爾伯格認為：“破壞的過程絕對不是單一性的發展過程，總是一個結果接著一個結果。破壞過程的每一個步驟中都包含著下一步驟的種子。”這種觀點想必會得到很多人的認可。
米爾格拉姆的觀點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啟示，讓我們瞭解了人性中的另一面，那是我們不曾察覺到的一面：服從權威命令的傾向如此強大，即使那些命令違背了道德標準，我們依舊會服從。那麼，既然已經看到了這種極端的服從傾向，我們就能想辦法做出改變，反對那些不必要的、應該受到譴責的命令。
在服從研究的影響下，美國的一個政府部門就做出了重大改變：美國陸軍。很顯然，軍方真正吸取了米爾格拉姆研究中的經驗教訓，並採取了相應的修正行動。1985年，有一位大學生正在寫一篇關於服從實驗的研究論文，他寫信給西點軍校，詢問“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是否是該校的重點課程之一”。學校行為科學和領導學部主任霍華德·普林斯上校在回信中說：“我的回答是：確實如此。美國陸軍軍官學校所有學生都要學習兩門心理學課程：普通心理學和軍隊領導學。這兩門課程都探討了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及其深刻的意義。”
服從實驗對軍隊還產生了其他的影響。軍事心理學家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上校曾經寫過一本書：《殺敵：在戰爭與社會中學會殺戮的心理成本》（On Killing:the Psychological Cost of Learning to Kill in War and Society）。他在書中深入剖析了士兵拒絕殺戮現象以及如何克服這個問題，其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米爾格拉姆的研究。我在閱讀該書之後與格羅斯曼取得聯繫，詢問米爾格拉姆研究是否對軍隊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驚。他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進行軍官培訓期間，軍隊就曾放映過一些教育士兵如何反抗不合理命令的電影，當時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問世不過幾年。他認為這是“軍隊歷史上真正的進步”，直接受益於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同時也是從美軍越南戰爭期間的米萊村大屠殺（My Lai massacre）(23)中吸取了經驗教訓。
這裡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儘管納粹的殺戮催生了服從研究，但米爾格拉姆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其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事實上，當年他結束了服從實驗之後就曾表達過這種想法。
1964年3月末，他收到了一名中學生的來信，她為了參加州科學展模仿服從研究進行了一個實驗。實驗中的“電擊器”有7個開關，還在實驗過程中加入了一些巧妙的細節以增加真實感，比如一個可以發出火花和產生電流電弧的變壓器。她向米爾格拉姆報告說：在她的“學習”實驗中，77%的青少年被試完全服從了命令，按下了所有開關，向學生施加越來越強烈的電擊。最後她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她的美國被試與盲目遵循希特勒命令的納粹年輕人如出一轍。米爾格拉姆在回信中告訴她：“僅僅從這樣一個實驗就得出關於納粹時代的泛泛結論，未免有點言之過早。我自己也感覺，有時候我在歸納總結的時候太過急躁。歸納總結一定要小心。”
1967年，他在一篇文章的草稿中這樣寫道：
我在開始服從研究的時候，是將其建立在納粹德國行為的背景之中的。服從是一個重要的人類行為問題，納粹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不是全部。研究服從問題對理解社會和人類在社會中的角色至關重要，這種重要性已經超越了納粹這個單一案例。的確，我們很容易過多地將實驗室裡的實驗和納粹德國的行為問題聯繫在一起，這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方式。即使德國從未存在，即使猶太人從未受到傷害，我們依然需要對服從進行心理學分析。我們要理解服從，因為它是社會生活架構中的基礎部分。如果我們不能成熟地運用服從的力量，社會就無法運轉。但是，如果我們被人性中的服從傾向所左右，道德就會消失。
在最終發表的文章中沒有看到上面這段話。很顯然，當時米爾格拉姆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還沒有完全成熟。多年之後，他在《服從權威》的書中又提到了服從和納粹之間的關係問題，此時他已經有了明確的態度。這本書的最後幾頁中有這樣的一段話：
高爾頓·奧爾波特在世的時候，喜歡把這個實驗範式稱為“艾希曼實驗”。這個詞也許還算恰如其分，但是我們不能對這個研究的重點產生錯誤的認識。如果只將注意力放在納粹問題上，只關注納粹的行為多麼可憎，認為那些廣為人知的殘忍罪行只與服從研究相關，那麼就大錯特錯了。本次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普通人在服從命令後進行的常規性破壞活動。在道德和權威之間掙扎是社會的內在本質，這不是因為納粹德國引發的新問題。如果只將其作為一個歷史問題來對待，我們就會對服從產生錯誤的認識。
瑕不掩瑜的服從實驗
在人類實驗法的發展過程中，服從實驗的倫理問題所引發的爭論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早期，針對以人類為被試的研究，美國心理協會制訂了倫理規則，並成立機構審查委員會，保護人類被試的權利。197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國家研究法案，正式規定必須成立機構審查委員會，以審查實驗的倫理問題。
當然，服從研究並不是這種轉變的唯一催化劑，其他的案例還包括：1953年，在堪薩斯州威奇托，芝加哥大學的研究人員在陪審員不知情的情況下，對陪審團商討案件的過程進行了電話錄音。20世紀60年代，美國從歐洲進口了一種名為薩利多胺的鎮靜劑，超過1 000名醫生向他們的病人開出了這種藥物，卻沒有告知病人這種藥在臨床實驗過程中產生的副作用，即孕婦服藥可能會造成胎兒畸形。1963年，布魯克林醫院的研究人員在沒有告知病人實驗反應的情況下，將癌症活體細胞注射到年老體弱的病人體內。1972年，一項持續了40多年的秘密醫學實驗被揭發出來。這項名為塔斯克基研究的實驗始於1932年，同樣是以人類為被試，研究目的是梅毒患者在不採取任何治療的情況下會出現怎樣的後果。實驗的被試是一組黑人。40年中，研究人員跟蹤了這些被試的疾病發展過程，但是，被試對自己的病情始終不知情，研究人員任其病情自然發展，甚至在青黴素問世之後也沒有採取任何治療措施。
政府的這些監管規定固然出自好意，但還是引起了心理學家和其他行為和社會科學家的不滿。米爾格拉姆自己就認為，“上層建築（美國聯邦政府）對社會心理學實驗進行監管，其實有點小題大做”。當代很多社會心理學家都同意這個觀點，他們認為，真正需要政府監管的應該是生物醫藥業，社科類的研究就大可不必費此周章了。
先不論各方在這個問題中的立場如何，時代發展到今天，科學研究中的被試福利問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在《美國心理學家》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甚至將這個問題稱為“心理學倫理敏感度的後米爾格拉姆時代”。誰能夠想像，如今哪個政府部門會在被試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將他們暴露在危險的輻射中？或者明知道有對症治療的藥物，卻出於研究的目的而對被試聽之任之？這些可怕的實驗在當今社會中是根本無法想像的，很顯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服從實驗和其他一些廣為人知的實驗引發了人們對研究倫理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整個社會對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視。
如果是在今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能否通過倫理問題的審查順利進行？從原則上講可以。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幾乎不可能實現。在美國心理協會的道德標準和美國聯邦政府的規定中，特別強調了被試知情同意的問題。在實驗之前，潛在的被試必須瞭解實驗的相關細節，確保他們在知情的基礎上做出是否參與實驗的決定。但在服從實驗中，如果被試事先知道並不會對學生進行真正的電擊，學生只是一個演員假裝痛苦，這個實驗也就無法進行下去了。不過，在美國心理協會和聯邦的規定中，被試知情同意這一點並不是硬性條件，前提條件是，研究機構能夠提供一個分析報告，證明該項研究對被試或社會的益處大於其潛在的危害性。這就為類似服從實驗這樣的研究留出了餘地。但這些聯邦規定的執行機構並不是聯邦政府，而是地方的機構審查委員會。
很長時間以來，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心理科學家發現，研究獲得機構審查委員會批准的難度越來越大。因為在聯邦規定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地方機構審查委員會會對規定做出自己的解釋，比聯邦規定更加嚴格。機構審查委員會在審查一個項目時，往往對潛在風險過於敏感，事實上，很多潛在風險發生的幾率微乎其微。心理學家路易斯·派納（Louis Penner）曾在他的大學中擔任社會和行為研究機構審查委員會主任。他這樣說：
坦率地說：我認為成立機構審查委員會是個好主意。但是請注意，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個好主意在實際運作中是必要的。有多少個機構審查委員會，幾乎就有多少種對聯邦規定的解釋。在有的機構中，研究人員提交了機構審查委員會申請後就等於進了“地獄之門”。有些機構審查委員會或其主席幾乎沒有多少實際的研究經驗，他們考慮的只是如何保護機構不受政府的譴責或遇到更糟的結果，因為讓研究對像“受委屈”而吃官司。在另外一些機構中，機構審查委員會有豐富的研究經驗，能夠判斷哪些研究確實能將研究對像置於危險之中，但與此同時，他們還要顧及研究機構自身的任務問題。無論是哪一類的機構審查委員會，他們實行的都是同一套聯邦政策，這就產生了問題。
阿希的從眾實驗範式產生了很多實驗變體，米爾格拉姆對此深感佩服：“對我而言，阿希的實驗如同一個流光溢彩的學術珍寶，每次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就會像光線投射其上，反射出變化無窮的光芒，帶來有趣的新思路和新方法。”米爾格拉姆的服從研究滲透到了現代文化中的方方面面，應用範圍如此之廣，將其稱為“永恆的學術珍寶”也是恰如其分、毫不為過的。
為什麼服從實驗具有如此廣泛的影響和魅力？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它展示了人性中強大的服從權威特性。米爾格拉姆準確地抓住了一個社會行為的普遍概念，這個概念超越了時空，人們能夠本能地感受到它。
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在他的文章中闡述了米爾格拉姆服從實驗的廣泛影響，一語中的。
在社會科學的歷史中，米爾格拉姆實驗所做出的貢獻可能是其他實驗不可望其項背的，它已經成為共享智慧遺產的一部分。人類智慧遺產的數量稀少，其中包括重大歷史事件、聖經箴言和古典文學等。思想家在思考人性或人類歷史的時候，盡可自由地對這些智慧遺產旁徵博引。
丟信方法和小世界理論
除了服從之外，米爾格拉姆還在很多其他現象中盡情揮灑著他的創新觸角。儘管那些研究在服從實驗的光芒下略顯暗淡，但也是他學術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從米爾格拉姆丟信方法誕生以來，一直都是測量態度和意見時經常使用的方法。這種間接、非侵入式方法被用來研究各種各樣的問題，從北愛爾蘭天主教和新教的鬥爭到公眾對流產的態度。
最近，研究人員利用這種方法進行了一項研究，特別值得我們的關注，因為這項研究在取樣數量上出現了重大的突破，而米爾格拉姆曾經建議，這種方法在應用時需要使用大數量的樣本。
1999年夏天，為了參加英特爾科學獎的評選，長島高中學生盧卡斯·漢伏特花費了三個星期的時間，在紐約的富裕社區和長島郊區“丟了”1 600封信。德魯大學的安·肖茨曼是他的指導老師，肖茨曼當年曾在紐約城市大學師從米爾格拉姆。這些信的收信地址有與教育券(24)、同性戀有關的組織，還有在議員競選中支持魯比·朱利亞尼（Rudy Giuliani）或希拉裡·克林頓的組織，從回信的比例可以看出人們在這些問題上持有的立場。正如所料，城市和郊區的回信比例與這些地方持自由或保守傾向的居民比例一致。但這次研究中有一些意外的發現，比如，曼哈頓的結果顯示出居民對教育券制度的壓倒性支持。漢伏特對這個結果做了一番深入的解釋。
大都市中“支持教育券”信件的回信率如此之高，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從政治角度來說，支持教育券政策的大多為保守派。為什麼大多數自由派的紐約人也強烈支持這個政策呢？這顯示出一個事實，高消費階層的父母基本都將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讀書。對這些父母而言，教育券與“錢袋子問題”息息相關，與他們的利益密切聯繫。至少本次研究顯示，政治傾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退居其次了。丟信方法在此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特徵，證明了這種方法的準確性，是一個特別鼓舞人心的發現。
米爾格拉姆進行的各種研究中，除了服從實驗之外，還有一個成果因其產生的深遠影響而備受矚目，那就是小世界現象。它在科學界和其他的領域中激發了無窮的想像，其中對社會關係網研究的影響最為直接。科學家在小世界方法的激發下，尋找到一種研究人際交往關係模式的新方法。在米爾格拉姆之前，社會關係網方面的研究慣常採用自我匯報方法，比如向被試提出問題，讓他們列出與哪些人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等。而在小世界方法中，被試通過“行動”展示他們社會關係的信息源，這是米爾格拉姆做出的最大貢獻。著名社會關係網研究專家查爾斯·卡達辛（Charles Kadushin）認為，米爾格拉姆的方法已經成為“最重要的關係網分析方法之一”。
但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米爾格拉姆在小世界方面的研究並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瞭解這個研究的人很少，基本上只局限於社會網絡研究等社會科學範圍內。這種默默無聞部分要歸結於他發表論文的方式。他在1967年發表這份研究的時候，選擇了《今日心理學》的創刊號，這本雜誌當時的讀者群特別小。
但是在1990年，小世界概念卻以一種看似不可能的渠道走進了公眾的視野。這一年，約翰·格爾（John Guare）在百老匯首次推出了他的新劇《六度分離》（Six-Degree of Separation）。劇中有一個角色叫作奎莎·奇崔茲（Quisa Kittredge），她在劇中有一句台詞：“我讀過一篇文章，說這個星球上的每兩個人之間只隔著6個人。我們和這個星球上的任何人之間都存在著六度分離。”1993年，這部劇被改編成了電影，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這個途徑瞭解到米爾格拉姆在小世界現象上做出的先驅工作。
1998年，康奈爾大學的兩位應用數學家專門對小世界現象進行研究，得出了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結論，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雜誌上。史蒂文·斯托加茨（Steven Strogatz）教授和他的博士學生鄧肯·瓦茨（Duncan Watts）通過研究顯示，米爾格拉姆可能找到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潛規則，這個規則並不只局限在社會交往之中。他們通過數值模擬的方式展示出，只需很少的幾個步驟就可以貫穿一個巨大的網絡。這表明小世界現象存在於各種形式的網絡之中，從美國西部的電網到線性蟲的神經傳導路徑，再到網絡電影數據庫中的25萬名演員等。斯托加茨這樣說：
米爾格拉姆開創性的小世界研究在很多領域中“復興”，促進了這些領域的發展，包括數學、電腦科學、物理學、傳染病學、神經科學……小世界現象之所以用途如此廣泛，因為它不僅是一個社會關係網研究的課題，事實上，它是大型稀疏網絡的普遍特性，這些網絡中的節點既非整齊有序，也非完全隨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在他的書《鏈接》（Link）中，結合他在電腦網絡方面的研究，對這種“復興”進行了詳細描述。他和同事們所做的研究顯示，因特網也有小世界特徵。他們發現，在對超鏈接進行的分析中，平均只需點擊19次，就可以將全世界網絡中任意選擇的兩個網頁鏈接在一起。
哥倫比亞大學的助理教授鄧肯·瓦茨最近完成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在網絡中使用米爾格拉姆的小世界方法。他的目標是在全球範圍內複製小世界現象，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將傳遞的普通信件換成功能對等的電子郵件。參與這個計劃的志願者，即“起始者”，只需登錄這個項目的網站https://smallworld.sociology.columbia.edu即可參與。
目標人共有18名，位於世界不同地區的13個國家，年齡、種族、社會經濟地位以及職業都各不相同。實驗方法是：起始者向可能與目標人有關的親屬或朋友發郵件，最終找到目標人。瓦茨和他的項目同事彼得·夏瑞登·多德斯（Peter Sheridan Dodds）和羅比·穆哈穆德（Roby Muhamad）在2003年8月的《科學》雜誌中刊登了結果。但在小世界概念正確與否的問題上，該論文給出了一個複雜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