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從前面已經提到的梅林格爾和邁爾的著作中摘引下面一段話：
“口誤並非單一的失誤行為，與此對應的還有其他經常發生的失誤，對此人們通常冠以‘疏忽’（oversights）這個可笑的名字。”
關於日常生活中健康人出現微小的機能混亂，其背後必然存在特定的目的，我並非是第一個提出此論斷的人。
如講話時的失誤——這明顯是一種活動機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解釋，這個解釋當然也可以進一步擴展到運動行為的失誤。我將這些運動失誤行為分為兩類，我用“閃失動作”（bungled action）來表示第一類，是指那些主要與錯誤的結果——如和意向有很大出入——相聯繫的動作。第二類稱之為“症狀動作和偶發動作”（symptomatic and chance actions），是指整體上都不太適宜的動作。但是，二者之間又沒有明確的界限，這種區分僅僅是一種描述，在研究上並沒有多大的意義，有時這個區分可能與這一現象的內在統一相悖。
如果我們僅僅將這些“閃失動作”標之為“混亂”或“大腦混亂”，這種心理學意義上的解釋是沒有什麼幫助的。還是讓我們分析一些個別例子，然後追蹤其背後的決定因素，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再一次使用了自我觀察的方式，儘管其中的一些例子並不常見。
1.與現在相比，早些年，我更多地到家裡去探望患者，在很多情況下，當來到這些患者的門前時，我沒有敲門或按門鈴，而是從口袋裡拿出鑰匙，在茫然的狀態下又將它收了回去。當我分析了出現這一情況的患者後，我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失誤——取出自己的鑰匙而不是去按門鈴——實質上是對這家人敬重的表示，等於自己有這樣的想法：“在這裡我感覺像自己的家”，因為自己很喜歡這裡的患者（當然，在自己的家門前是用不著按門鈴的）。
這種失誤是人們的一種思想的表達，因為這種思想畢竟不能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的意識所接受。對一個神經學方面的專家而言，他應明確，患者很客氣地對待你，是因為患者期望你能對其疾病有好的治療；另一方面，患者感到了你對他的熱情和興趣，這在心理上對治療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其他人在這些方面也做過很多自我觀察，結果發現，這種關於鑰匙操作上的失誤絕非我本人所獨有。
料德（Maeder，1906）描述的經歷和我的非常相似。“每個人都有在好朋友的家門口錯誤地取出自己的鑰匙的經歷，好像在自己家裡用鑰匙開門一樣。在他按響門鈴前，雖然因此出現延遲，但這是一種信號的表現，即自己好像和好朋友在自己的家裡。”
瓊斯（1911b，第509頁）：“關於這種鑰匙使用上的失誤，其材料很多，這裡我舉兩個例子。當我在家裡正忙於一件事情的時候，如果不得不停下來到醫院處理一些H常事物，我經常會發現，我在用家裡的鑰匙開實驗室的門，儘管這兩個鑰匙的差別很大。這種失誤潛意識地表明：我寧願待在家裡。”
“幾年前，我在一個大的機構工作時，職位並不高，這個單位的大門經常是鎖著的，我要進去前，必須按門鈴。有幾次我發現自己企圖用家裡的鑰匙去開這個大門，當時，單位僅為幾個職位較高的人分配有這個大門的鑰匙；顯然，我想成為其中的一員，以避免在門前等待的痛苦。我的這個失誤同時也表明我的一個願望：在這裡進出，應該像在自己的家裡。”
漢斯·薩克斯博士報告了同樣的經歷：“我自己身上經常帶有兩把鑰匙，一個是我辦公室的，一個是我家裡的。這兩把鑰匙是很不容易搞混的，因為，辦公室的鑰匙至少比家裡的鑰匙大3倍。而且，我通常將辦公室的鑰匙裝在褲子的口袋裡，而將家裡的鑰匙放在上衣的口袋裡，然而，我經常發現，在我站在門前時卻將鑰匙拿錯了。我當時決定將這些經歷記錄一下，既然我站在這兩個門口時的心態基本上一致的，錯誤地使用這兩把鑰匙的機會也應該是一致的，如果正如前面講的，這些失誤是由一定的心理因素來決定的話。但是，我後來的觀察表明，在這些失誤中，更多的是用家裡的鑰匙去開辦公室的門，而相反的失誤只有一次，這次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很疲倦地回到家，自己知道有個客人在家裡等著自己，當我到了門前時，卻用辦公室的鑰匙去開家裡的門——當然，這個鑰匙太大了。”
2.我曾經在一個房子裡住了6年，每天都要進去兩次，我已習慣於站在二樓的門前等候開門，在這一為期很長的時間內，有兩次出現了閃失，而且這兩次的時間間隔很短，這個失誤即在我回家的時候上到了三樓，多上了一層樓——我“爬得過高”。第一次是我回家的時候正沉醉於我一個白日夢抱負，在這個白日夢裡，我計劃使自己“更上一層樓”。第二種情況是，我在登上三樓的第一個台階時，甚至連二樓的開門聲都沒有聽見，這時我正在冥思苦想一個問題，當我意識到自己的失誤後，企圖發現我在思考的問題，我發現我被對我的作品的批評激怒了，有人批評我的作品“離題太遠”，而這一點被較溫和的表達“爬得太遠”所取代。
3.一個反射錘和音叉並排放在我的寫字檯上多年了。一天，為了去趕一趟火車，咨詢結束後便匆忙離開，在明亮的日光燈下，我將音叉裝進了口袋，而非反射錘。由於感到自己的口袋很重，我注意到了這個失誤，一個人如果沒有解釋這些細小行為的習慣，無疑會將這個失誤解釋為當時的忙亂，然而，我一直這樣問自己，為什麼我拿了音叉而不拿反射錘？我的匆忙應該是我拿正確的東西的動機，而不至於以後還要浪費時間去更正失誤。
“誰是最後使用音叉的人呢？”當時，這個問題突然闖入我的腦海，這是一個低能孩子，我曾用音叉去測試其對感覺印象的注意；但他被這個音叉強烈地吸引了，我大費周折才將音叉從他手裡要了回來，這是否說我是低能的？顯然是這樣的，因為我首先由“錘子”聯想到了“蠢驢”。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侮辱性的語言？首先，我們對這種情況做一下分析。我要到西部鐵路沿線的一個地方去治療一個患者，根據寄給我的病歷，他幾個月前從陽台上摔了下來，以後便不會走了。這個通知我的醫生寫信告訴我，他尚無法確定這個患者患的是脊髓損傷還是創傷性神經症，即癔症，這正是要我確定的，並建議我小心地做出一個差異診斷。我的同事都認為我做出的癔病診斷太輕率了，這有可能導致嚴重問題的發生。但這也不至於使我使用這個侮辱性的言詞。為什麼會用這樣的言詞呢？我想到了這個小車站，幾年前我就是在這個地方見到了一個年輕人。他在經歷了一次情緒折磨後不能走路了，當時我診斷為癔病，並用心理的方式對他進行了治療；但實際的情況是這樣的，儘管我的這個診斷並非不正確，但也並非正確。患者有很多癔症的症狀，這些症狀在治療過程中消失了，但是在此背後的其他的症狀卻無法通過我的治療消除。這個症狀只能被解釋為多發性硬化，在我之後的人是很容易看到這種器質性的影響的，但我卻沒有能夠做出這個差異診斷，留給我的印象是，我似乎出現了嚴重的失誤，我曾許諾這個患者我會將他治好，但這個許諾沒有兌現。
我錯拿了音叉而非錘子這個失誤，如果轉化為文字的話，就是這樣的：“你這個白癡！你這個蠢驢！這一次診斷時，你可不要再次將患有不治之症的患者診斷為癔症，正如幾年以前在同一地方對一個可憐的人的診斷。”這個小小的分析使我發現，這個診斷也與我當時的情緒有關，因為我是在對這個低能孩子治療的第二天見到這個患有嚴重的痙攣性麻痺的患者的。
這次的觀察發現，在這次閃失動作中，我聽到了自己的自貴聲，閃失行為是表現自責的一種很恰當的方式：通過這個失誤來再現以前的過失。
4.當然，閃失動作還有其他意識不到的目的，如下面的例子。我很少打碎東西，雖然我的動作並不特別靈便，但我的神經一肌肉組織還較完整，因此不會無緣無故地做出這類笨拙的行為，並造成難堪的結局。我回憶不起我曾在我這個房間裡打爛過什麼東西，雖然由於我的工作室的狹小，我收集的這些陶器、異石放的地方很不恰當，參觀過的人都表現出這樣的焦慮：我可能會撞著這些東西並將其打碎。但這種事情並未發生，然而，為什麼有一天我卻失手將我的一個普通的大理石墨水瓶蓋子碰到地上打碎了呢？
我的墨水瓶架是由一塊安特伯格的大理石做成的，瓶架向下凹出一個槽，玻璃做成的墨水瓶正好放在裡面，墨水瓶的上面有一個用同一塊石頭做成的蓋子。在這個瓶架後面，圍了一圈銅雕和陶塑，我正坐在桌子前面寫東西，拿筆的手莫名其妙地移動了一下，將這個放在桌子上的瓶蓋撞到了地上打碎了。
對這一過失行為的解釋並不太困難。幾小時前，我的妹妹到我的房子裡看了我的這些收藏，她非常喜歡這些東西，並且說：“你的這個寫字桌現在太有吸引力了，只是這個瓶架不太相稱，你應該有一個漂亮的。”我和她一起出去，幾個小時後才回來。當我回來後，也帶回了對這個可憎的墨水架的責難。從我妹妹的話裡，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下一個節日裡，她要將一個漂亮的墨水架作為禮物送給我，我打碎這個使人討厭的舊的墨水架的目的是否是要她實現隱藏在背後的這個意圖呢？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僅僅是表面的閃失，事實上這是一種很巧妙的、有很好的指導的失誤；而且這個失誤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為你並沒有打爛周圍其他的貴重的東西。
事實上，我認為，我們必須接受這種對表面看來是笨拙的偶然行為的解釋，粗看來，人們做出的行為很粗魯，像痙攣性的失調動作；但這些動作卻由一種意向或動機所控制，而通過有意識的行為，人們一般又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這樣的行為有兩個特點——粗暴和無過失的目的——與癔病神經症的行為表現是一致的，部分類似於夢遊症的動作特點。但是，在3種情況下，決定這個活動的神經過程仍不明確。
另一個自我觀察是由安德-盧姆夫人（L.Andreas-Salomé）報告的，這個例子表明，在這個“笨拙”的行為中，一些隱藏的動機在頑固地活動著：
“有一個時期，牛奶吃緊且價格昂貴，但我發現在煮奶的時候一再地將奶溢出，這使我感到非常吃驚和煩惱。我力圖改善這一行為，但收效甚微，儘管我在做其他事情時並沒有心不在焉的表現。如果在我可愛的小狗（和其他許多人一樣，為它取名叫‘Druzhok’，俄語是‘朋友’）死後，我做出這樣的行為尚有情可原；但是，使人驚訝的是，在認識到這一點之後，我從沒有潑過一滴奶。我對此的第一個聯想是：‘那很幸運，因為那些潑到地上的牛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同時，我眼前出現了我的‘朋友’，它眼巴巴地看著我做飯，它的頭傾向另一側一點，尾巴在期望地搖擺著，很有信心地等待著這個壯觀的失誤的發生。現在，一切都清楚了，而且我認識到，我比我意識到的還要喜歡它。”
最近幾年，當我收集這些觀察到的現象的時候，我出現了較多的打爛貴重物品的經歷，對這些情況的研究發現，對我而言，這並非偶然。例如，一天早上，當我披著睡衣，穿著拖鞋穿過一個房間的時候，我屈服於一個突發的衝動，將一隻拖鞋甩到了牆上，結果使掛在牆上的漂亮的維納斯大理石像打爛在地上，在它摔成碎片後，我引用了布奇的這句詩：
“Ach！Die Venus ist perdü——Klickeradoms！——von Medici！”372
我的這一粗暴行為，以及對這個破壞的平靜的接受可以通過當時的情景得到解釋。我的一個家人患有重病，我已經對他的康復失去了信心；但那天上午，他的病情卻有了明顯的好轉，我對自己說：“他好歹活了過來。”我的這個破壞性的憤怒情緒表達出我自己感謝命運的這種安排的心情，而且要讓我做出一些“祭祀活動”——好像我做過這樣的許諾：如果他能夠恢復，我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表示感謝。選擇麥第斯的維納斯作為祭祀品正是對這種感激的表達，但是使我感到驚異的是，我做出的決定是如此的迅速和果斷，目標又是那樣的準確；同時，又避免了附近其他東西的損傷。
關於打碎東西，我還有一例。有一次，我在用墨水瓶的時候，這個瓶子卻掉在地上打碎了，同樣也有做祭祀品的意義。但是，在這個情況下，打爛這個東西是作為安慰性祭祀品，以避免厄運的產生。情況是這樣的，我曾經指責我的一個忠實的朋友，我依據的是他潛意識表現出的一些信息。這卻把他激怒了，他寫信給我說，不要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對待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並寫信去安慰他，在我寫信的時候，我的這個最近的收藏品——墨水瓶——就在我的前面，一個玻璃製作的漂亮的埃及雕塑，結果將這個東西失手打破了。之後，我馬上發現，我做出這個閃失行為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幸運的是還能夠將這些碎片組合起來——友誼有如這個雕塑——因此它的破壞並不太重要。
第三次打碎的東西似乎微不足道，它只不過是一種偽裝的“歉意”——借用了維奇爾（Vischer）在小說“Auch Einer”的表達方式——對待不再欣賞的物品的方式。有段時間，我一直用著一個有金屬手柄的枴杖。有一次，這個很薄的金屬柄被打壞了，儘管不是我的過失，但這個金屬的東西幾乎無法修補了，可我還是去修了。當這個枴杖回來後，我用它做自己的腿很頑皮地去追我的一個孩子，結果又打破了，這樣我不得不將它放棄。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接受這一破壞性結果的平靜心態，只能表明，在這一特殊的行為背後存在著潛意識的目的。373
通過對打破東西這一細小的行為原因的調查，人們會發現，除了這與當時特定的環境有關係外，這一行為還與其以前經歷有關係，下面的這個由傑克爾（Jekels，1913）分析的例子便是如此：
“一個醫生有一個陶瓷花瓶，雖然，它並不值什麼錢，但卻非常漂亮；這是它的一個女患者（已結婚）送給他的很多禮物中的一個。當然，還有不少其他很貴重的禮物。當她患了一種心理疾病的時候，除了這個花瓶外，他將她送的所有的禮物都給了她的親戚，而這件禮物是如此的漂亮，因此，他捨不得送給他人。但是，對這個花瓶的佔有使這個謹慎的人產生了強烈的內心衝突，他自己也完全明確他的這一行為是不適宜的；但他安慰自己說這個花瓶並不貴重，而且很難攜帶，以此來消除良心的指責。幾個月以後，當需要讓律師發表一個聲明的時候，他發現這個患者拖欠自己治療費用，這再一次使他表現出了自責行為。如果這個患者的親戚知道他私自佔有這些東西，他們會通過法律程序指責自己，這使他很煩惱。有一段時間，他的這種內心譴責是如此強烈，以致他想放棄這個患者的比這個花瓶的價值多100倍的欠款，以此作為一種補償，以使他對這個東西的佔有合理化。然而，他的這一想法並沒有佔上風。”
“當他處於這一狀態的時候，他碰巧要給這個花瓶換水。儘管他很少打破東西，而且他對自己的身體活動有很好的控制，但是，他仍表現出了一個超乎尋常的閃失動作——而且這個動作與他要完成的活動，在機能上沒有任何聯繫，結果是這個花瓶從這個桌子上掉了下來，四分五裂。實際上，就在前一天的晚上，他還決定——當然，並非沒有遲疑——將這個裝滿花的花瓶放到餐廳客人的面前，當這個花瓶破了後，他想到了這件事，而且，他很焦慮地注意到，這個花瓶本不在臥室，是他從其他地方拿進來的。驚奇之餘，他撿起了這些碎片，心想或許它可以修復；但不幸的是，幾個大的碎片又從自己的手裡滑落，又摔得粉碎。這樣，這個花瓶就完全報廢了。毫無疑問，這個失誤行為的潛在目的是，通過消除他私自佔有的東西，來支持這個醫生的法庭辯論，使他避開了私自佔有他人東西之嫌。”
“除了這個直接的決定因素之外，每一個精神分析學者都會發現，在此行為背後還有更深刻、更重要的決定因素，這個花瓶很明顯是這個女人的象徵。”
“這個故事的主人已經失去了他的年輕、漂亮、自己又瘋狂地愛著的妻子，他因此患了神經症，主要症狀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認為自己很不幸（‘他已經打破了一個可愛的花瓶’）。而且，他和女人不再有什麼聯繫，對婚姻以及保持戀愛關係也不再有興趣，在他的潛意識中，他認為這樣做是對他死去的妻子的不忠。在他的意識中，還存在這樣的想法，他給女人帶來了不幸，一個女人會因為他害了自己，等等（自然，他就不願意長久地將這個花瓶保持下去）。”
“據Libido能量的觀點，他的這種行為產生也不足為奇。最恰當的聯繫是和已婚女人的聯繫（這樣，可以保留他人的花瓶）。”
“這個症狀表現可以被下面兩個因素所證實。由於他有這種神經症，他便開始了精神分析治療。在治療的過程中，他說打破了這個‘陶瓷’花瓶，但過了很長時間以後才說了與這個女人的關係。他認為自己很難興奮起來，因為，他要求女人要有‘超自然的美’，這不難看出，他很依戀他的（死去的，即超自然的）妻子，為使自己不與這種‘超自然的美’發生任何聯繫，因此，就打破了這個陶瓷的（超自然的）花瓶。”
“同時，在這個移情過程中，他產生了和他的內科醫生的女兒結婚的幻想，他是為這個內科醫生準備的花瓶，並且暗示，讓他將這個花瓶轉贈給他的女兒。”
“或許，這個失誤行為的表徵意義還表現在其他方面，如他不想在花瓶裡面裝什麼東西，等等。然而，使我們感到驚奇和有趣的是，這些動機，至少兩個（或許他們在前意識和潛意識中獨立地活動著）反映在這兩次失誤動作中——將花瓶打在地上和將碎片滑落。”
5.失落、撞倒、打破東西等行為，通常用以表達一些潛意識的思想，正如一些分析所看到的。但是，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對這樣的行為披上了一層迷信和神秘的色彩，諸如打破鹽罐，碰倒酒杯，以及將筷子失落到地上等這樣的事，我們將在下一章對這一問題——認為這些行為包含著深刻的意義的迷信解釋——予以說明。這裡我要說明的是，個別的閃失動作並非都具有同樣的意義，在不同的情況下，它作為一種方式來服務於不同的目的。
最近，我們房間裡的杯子和陶瓷製品經常被打破，其中，有不少是我打破的。但是，只要做一些心理分析，我們就不難對這樣的行為做出解釋。過幾天以後，我的大女兒就要舉行結婚典禮了，在這個慶典時期，人們習慣的做法是故意打破杯子或盤子，並說一些吉利的話以祝福他們。這個習俗除具有祭祀的意義外，同時它還有另一個象徵意義。
當用人失手將這些易碎的東西掉在地上並打破了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個解釋肯定不是心理學意義上的。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潛在的動機仍起著很大的作用。對於那些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人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比藝術欣賞和藝術作品更使他們感到陌生了，我們的用人往往對這些藝術表現充滿仇恨，尤其是他們的工作與這些藝術品（這些藝術品的價值他們無法理解）有關時。另一方面，這一教育層次的人們，如果在科研機構工作，一旦他們認同了他們的主人，將自己看做這個機構的一個成員，他們的活動就會非常地謹慎和靈活。
這裡我插入一個年輕技師的一段話，這會使我們看到在這一情況下，這個機制的作用：
“前不久，我和我的一些同學在一個技術院校的實驗室工作，完成一系列有關彈性的實驗，這些工作對我們雖然是自願的，但卻佔去了比我們預想到的要多得多的時間。一天，我和我的一個朋友F一起回到了實驗室，他說，把時間浪費到這個上面是多麼使人感到煩惱，因為，在家裡有很多事情等著他去做，我對此有同感，半開玩笑地提到了上一周的事故：‘我真希望這台機器再出現毛病，這樣我們可以停止工作，早一點回到家裡。’在安排工作的時候，讓F控制壓力閥，也就是說，他要小心地打開這個閥門，讓有壓力的液體緩慢地流進水壓輥筒裡。那個管理實驗的人就站在壓力表的旁邊，當壓力達到一定的要求，他大聲地喊‘停！’聽到這個號令後，F卻用力將這個壓力閥向左推！（所有的閥門都毫無例外地通過向右推來關閉的）這樣水壓筒裡的壓力劇增，其壓力超出了設計要求，因此，其中的一個就裂開了。這個事故雖然對機器並沒有什麼大的損害，但足以延誤今天的工作，因此就讓我們回家了。奇怪的是，在此以後的一段時間，我有一次向F順便提到了這個事故，但他將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而我卻能夠很清楚地將它回憶出來。”
同樣，跌倒、絆倒和滑倒等並非像我們通常的解釋——這種行為是運動機能的偶然失調。與這個表達相聯繫的雙重含義足以表現出類幻想的存在，這些幻想又通過使身體失去平衡的方式表現出來。我發現一些輕微的婦女和女孩神經症患者，她們的這些症狀往往是在摔了一跤後出現，即使當時並沒有什麼損傷，創傷性癔症也往往由摔跤後的打擊引起。即使在那個時候，我的印象是：這些事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聯繫，摔跤是神經症的產物，是與性內容有關的潛意識想像的表達，這些東西隱藏於背後，但卻操作著這些症狀的表現。下面的格言說的豈不就是這個意思：“女孩跌倒，背先落地。”
錯將金幣當銅幣或銀幣給乞丐，這也屬於一種閃失行為。對這一失誤的解釋並不困難，這是一種祭祀行為，目的是祈求自己有好的命運，並避免災難和痛苦等。一個仁慈的母親或大嬸兒，在外出之前，往往表現出類似的慷慨，以此表明自己對子女健康的擔憂。毫無疑問，這個慷慨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通過這樣的方式，這種失誤使我們從事這些迷信的習俗有了可能，這些習俗可以避免意識狀態下的反面推理使我們產生的疑慮。
6.對任何領域來說，認為偶發事件是存心的觀點不會博得很多人的認同，因為，人們似乎更相信這樣的觀點：偶發行為與性行為有很大的聯繫，實際上這兩種觀點的分界線是不明顯的。幾年前，我自己經歷的一件事很好地說明了這種失誤行為是很巧妙地為性目的服務的。在我的一個朋友的家裡，我遇到了一個年輕的姑娘，她也是這個朋友的客人，她喚起了我多年未有的愉快情緒，當時我變得很興奮，很健談，很和氣。我企圖發現我的這個狀態出現的原因，一年以前，這個姑娘對我並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當這個姑娘的叔叔——一個很不錯的紳士——進了這個房間以後，我們都跑過去給他拿放在角落的椅子，她比我要敏捷；而且她距這個椅子要近一些，因此她首先拿到了椅子，將它放在她的前面，她對著椅子的背，並雙手撫著椅子的兩側。當我也回到原處後，我突然發現我就站在她的後面，雙臂還繞著她，我的手就在她的胸前。自然，我很快地使自己擺脫了這一狀態，沒有人注意到我是多麼靈巧地使用了這個閃失動作。
有時，我自語：當在街道上躲避迎面而來的人時，你總是和這個人出現在同側，這樣反覆數次，直到最後，其中的一個人停下來為止。這一過程是多麼的笨拙，令人惱怒。我不得不告訴自己，這種“擋道”行為也是早期的不適行為的重演，以使自己在閃失行為的掩護下，去追求性的滿足。通過對神經症的患者的表現的分析，我發現，年輕人和孩子的所謂的天真通常也是一種掩護，由於這種掩護，人們在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時，自己不會感到窘迫。
斯泰克爾（W.Stekel）報告了一個類似的自我觀察。“當我來一個人的家裡後，向女主人伸出了右手，奇怪的是，我企圖去解開將寬鬆的睡衣繫在一起的弓形結，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帶有侮辱性的企圖；然而，我卻以魔術師一般的熟練完成了這個閃失動作。”
通過一些事實，我已經一再地想表明，那些有創造性的作家認為，這些失誤有一定的意義，是由特殊的動機所支配的，正如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當我們看到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插入了一個閃失動作，以襯托以後將要發生的事件，這不會使我們感到奇怪。下面是豐唐（T.Fontane）的小說《淫婦》中的一段：“梅尼跳起來，將一個大球拋給她的丈夫以示問候，但她並沒有將球扔准，球偏向了一邊，被魯苯接住了。”當他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梅尼和魯苯的對話表現出了他們之間的曖昧跡象。最後，這種情感便一發不可收拾，梅尼最終離開了她的丈夫而完全投身於她所愛的人的懷抱（由沙奇斯提供）。
7.一般而言，正常人失誤所帶來的後果並沒有多大傷害性，由於這個原因，如果我們涉及一些能夠引起嚴重後果的重大失誤，這也是一個使人感興趣的問題。
我很少在醫學治療上出現失誤，在我的記憶中，我僅僅出現過一次這樣的閃失。有一個上年紀的女士，曾有幾年，我一天要去看她兩次。374早上去的醫務活動有二：一是給她的眼裡滴幾滴眼睛清洗液，二是給她注射一針嗎啡。我通常準備兩個小瓶子：一個是藍色的，裝洗眼劑；一個是白色的，裝嗎啡溶液。在從事這兩種操作的時候，我一般還在思考著其他什麼事情，到現在為止，因如此經常地做這樣的動作，這個動作已經非常嫻熟和自由了。一天早上，我發現，我的這個自動化的活動竟出現了失誤，我將清洗液倒進了白色的瓶子裡，而非藍色的瓶子，結果將嗎啡錯誤地當做滴眼液滴到了她的眼睛裡。我很害怕，然後，安慰自己說，幾滴2%的嗎啡溶液不會對她有什麼危害，即使溶液進入結膜囊裡。這種恐怖情緒的出現，明顯還有其他原因。
在企圖分析這個小的失誤的時候，我首先想到了這句話，“向老婦人施暴”，這為我找到問題的答案帶來了一線光明。當時我還在受一個年輕人前一天晚上做的一個夢的影響，夢的內容涉及到他和他的母親的性交行為375，這個奇怪的事實——在這個傳說中，王后糾卡斯特在這個年齡，她並沒有表示任何反對——在我看來與這樣的結論很吻合：在戀上自己的母親的時候，一個人從不會以她現在的情形考慮到她，而她好像是帶著童年時期延續下來的青春的記憶幻想出現的。當這種迂迴於兩個幻想之間的夢幻被意識到時，這種不協調才會出現，並確定地附著於一個時期。當我縈繞於這種思緒的時候，我想起了我的這個患者，她已年逾九旬，我發現俄狄普斯神話普遍適用於人類，我的這種行為好像是一種神諭，並與命運有關，因為，當時，我在向這個“老婦人”施暴。這裡的閃失動作也沒有什麼傷害，對於這兩種可能失誤而言——用嗎啡溶液滴眼睛和用洗眼液注射，我還是選用了傷害最大的一種。這裡的問題是，是否和我們以前討論的例子一樣，我們能夠承認是這種潛意識的動機在起作用呢？
到現在為止，我佔有的材料使我陷入困境，這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我不得不用推理的方式。我們都知道，嚴重的心理病患者有時表現出自殘的症狀，在這種情況下的自殺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自殺是心理衝突的結果。我通過很多例證可以證明，那些發生於這些患者的明顯的偶然性傷害事件，實際上都是一種自殘行為。人們有一種自我懲罰的衝動，但是這種衝動被嚴格監督著，一般情況下通過自我譴責的方式表現出來，或促成人們形成一定的症狀。這種自我懲罰的衝動還會巧妙地利用周圍的環境，以期尋找表現的機會，或者以人為的方式使環境發生一些改變，直到最後所期望的傷害效果出現為止。對於這樣的適度傷害而言，這種情況的發生並不少見。同時，這種情況下所表現出的很多特點也流露出這種潛意識動機的作用，如人們在這種意外的傷害面前顯得非常冷靜。376
我不準備舉更多的例子來說明這一問題，我將對我醫務實踐中所經歷的一個例子做詳細的分析。一個已婚的年輕女士在一次車禍中摔斷了小腿，這樣她不得不臥床幾星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沒有表現出痛苦，對這種不幸表現得異常的平靜。這個事故導致了她的嚴重的心理疾病，這個疾病一直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不過最後還是通過精神分析的方式治好了。在對她進行治療的時候，我瞭解了有關這次事故的背景材料以及前期事件。這個少婦在她的嫉妒心很強的丈夫的陪同下，到她已婚的妹妹的農莊小住，陪伴他們的還有她的很多兄弟姐妹以及他們的丈夫、妻子等。一天晚上，在這個親密的圈子裡，她顯露了一下自己的才氣，跳了一曲康康舞377，親戚們對她的這個精彩的表演拍手稱讚，唯一不滿意的是她的丈夫，他對她低聲說道：“又在做婊子！”這句話傷透了她的心——我們不去考察這句話是否僅僅指她跳舞——她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她感覺自己應該駕車去放鬆一下，馬是她自己選的，說這對馬不行，特選了另一對馬。她的妹妹讓她的小孩和保姆一同前往，她表示強烈反對。坐在車上走的時候，她顯得很不安，她叮囑車伕小心驚了馬。果然，一刻也沒有停止的馬真的出現了問題，她驚恐地從車上跳了下來，結果摔斷了腿，而其他待在車裡的人則安然無恙。我瞭解了這些細節後，不得不承認，這種意外是設計好的，我們也不得不佩服她的這種技能，即為自己的犯罪行為找到一個恰當的懲罰機會的技能，因為，她在以後很長時間無法再跳康康舞了。
至於我自己的自我傷害行為，所能報告的寥寥無幾，但在一次很特別的情況下，我發現我也無法逃脫這種自我傷害。當我的家人抱怨說自己咬了舌頭，或夾了手指此類的話，他通常無法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同情；相反，人們會反問：“你怎麼會這樣的？”當一個年輕的患者在一次治療過程中表現出要娶我的大女兒的願望時（當然，並不是認真的），我夾了我的大拇指，當時感覺很疼痛。我知道，當時她由於重病而住在醫院裡。
我的一個兒子，脾氣暴躁，生病的時候很難護理。一天，當告訴他今天上午要待在床上時，他很氣憤，威脅說他要自殺——這種方式可能是他從報紙上瞭解到的。到了晚上，他讓我看了他胸部一側的一個腫塊，這是他撞門柄時留下的。我感到很奇怪的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其用意何在，這個11歲的孩子的回答好像能夠讓我明白一些：“我早上說過我要自殺的。”這樣看來，我的觀點對解釋我的這個孩子的情況似乎不太適用。
如果你相信有半存心的自我傷害行為存在的話，那麼，你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除了有意識的、存心自殺外，還有半存心的自我毀滅（在潛意識動機支配下的自我毀滅），其表現是巧妙地利用一些對生命的傷害事件，或將它偽裝成偶然的不幸的事件。這樣的自我毀滅為數並不少，因為有自我毀滅傾向的人比已經做出這種行動的人要多得多，自我傷害實際上正是這種自我毀滅的動機和阻止它表現的力量之間的一種妥協，即使這種自殺已經成為事實，這種自殺的傾向實際上也以被壓抑的方式在無意識中存在了很長時間。
即使是有意識地自殺的人也要選擇自殺的時間、方式和機會，對於潛意識的自我毀滅而言，在完成這種活動時也要等待機會，一方面逃避監督，另一方面利用個體防衛的力量，將這種被壓抑的動機力量釋放出來。我的這個觀點遠非無稽之談，我從很多這種偶然的不幸中瞭解到（從馬背上摔下來，或從車上摔下來），自殺是由於潛意識的默許而表現出來的。例如，一個官員在和他的同事騎馬比賽的時候從馬上摔了下來，由於這次他的傷很重，幾天後便死了。清醒的時候，他的行為在很多方面都是正常的，但他在事故發生前的行為則很不尋常。他很愛他的母親，他的母親死後，他變得一蹶不振，多次在談到此事時，在同事或朋友的面前都泣不成聲，在他的好朋友面前多次說他對生活已經厭倦了，並要辭職去非洲戰場，而他以前對此則沒有興趣。378379以前，他是一個熟練的騎手，現在他則避免騎馬，即使有此可能。最後，在賽前，他也並不退出，但表示出一種悲哀的預感，根據我們所闡述的觀點，這個預感變為現實是不足為怪的。有人還這樣告訴我，一個人在這樣一種悲傷的狀態下無法控制一匹正常的馬也是很值得懷疑的。我很同意這種看法，但是由這種“神經（nerves）”狀態所引發的運動機能的抑制也應該被看作一種自己所堅持的自我毀滅的動機。
布達佩斯的費倫茨為我提供了一個可以公佈於眾的觀點，他分析了偶然的槍傷事件，他把此解釋為一種潛意識的自殺的企圖，我同意他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J.Ad，22歲，一個熟練木工，他於1908年1月18日拜訪了我，問我說，1907年3月20日，一粒子彈穿透了他左側的太陽穴，這個子彈能否通過手術取出。除了偶然有一點輕微的頭疼外，他感覺很好；而且客觀的檢查也表明，除了左側有一個子彈疤痕外，並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因此，我建議不要動手術。當我瞭解到當時的情況時，他解釋說，這是一個偶然的傷害事件，他正在玩弄他哥哥的左輪手槍，心想裡面可能沒有子彈，因此用左手對著自己的左側太陽穴扣動扳機（他並非是左撇子），結果子彈射了出來。在這個能容納6顆子彈的彈膛裡竟然有3顆子彈。當我問他拿起這個手槍時是怎麼想的時，他回答說，那時他正要進行服役體檢。就在前一天晚上，他還拿著槍到了酒吧，因為他害怕打架。在體檢的時候，由於他的血管腫大，他被認為是不合格的，他對此感到羞愧。回到家後，他便玩起了這個左輪手槍，但並沒有傷害自己的意圖，結果不幸卻發生了。經過我的詢問，我發現他對自己的生活不太滿意，他愛上了一個女孩，這個女孩也很愛他，但她卻離他而去。由於錢方面的原因，她移民到了美國，他要和她一起去，但是他的父母阻止了他。他的戀人是於1907年1月20日走的，兩個月後就發生了這個不幸的事件。儘管有這麼多可能的因素，但這個患者仍堅持槍傷自己是一個“意外”。不過我還是頑固地認為，他玩弄這個自己確信沒有壓子彈的左輪手槍，並傷到自己，是由內在的心理動力決定的，在這種失戀的悲傷情緒的打擊下，他也在做出努力，也許自己可以在軍隊“將這一切忘掉”。但是，當自己的這個希望也破滅時，他去玩弄這個手槍——或者，出現了一種無意識的自殺動機。他用左手而非右手來拿這個左輪這一點明顯揭示出，他僅僅是“玩”；或者，在他的意識中並沒有自殺的願望。
還有一個對這種明顯的偶然性自我傷害分析的例子，對這個例子的考察，使我想起了一句格言：“自掘墳墓。”
“弗拉，中產階級出身，已婚，有3個孩子。她患有神經過敏的疾病，但是，她並不需要什麼治療，因為她能夠應付日常生活。一天，她將臉弄傷了，雖然是暫時的，但卻使她很難堪。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她在一個正在整修的路上行走時，不小心踏在了一個石頭上，結果臉摔到了一個房子的牆上，整個臉都搞傷了，眼也青了，她怕自己的眼會有什麼問題，便去看醫生。當她的情緒從這個情形中平定下來以後，我問她：你為什麼會這樣摔傷呢？她回答說，就在這之前，她曾警告過她的丈夫要小心一點，因為他關節炎已經幾個月了，在街上走路的時候很困難，而且要十分謹慎。她的經驗表明，當自己警告別人不要做什麼的時候，這件事往往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對她關於這個行為原因的解釋不太滿意，因此便問她是否還有其他什麼事情要告訴我，她說是的，就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前，她在這個街道的另一側的商店裡看到了一幅很漂亮的畫，她突然想，要有一幅掛在嬰兒室就好了；她想立即將這個畫買下，便徑直向這個商店走去，並未留意周圍的環境，結果踏在了石頭上，摔倒在房子的牆上，她甚至沒有做出任何努力去用手保護自己的臉。買畫這件事被她完全忘掉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裡——‘為什麼你這麼不小心呢？’我問，她回答：‘這或許是一種懲罰，我不是給你講過嗎。’——‘這件事現在仍使你煩惱嗎？’她說：‘是的，我對此感到懊悔，我認為自己邪惡，不道德，似乎在犯罪，但是，在那個時候，由於我的神經過敏，我幾乎要發瘋了。’”
“她談到這件事，她和她的丈夫商量，她曾經流產了一個孩子，因為，他們當時經濟很困難，再有孩子的話，可能負擔不起。流產最初由一個女庸醫來做的，但後來不得不由一個專家完成。”
“我經常自責自己，‘是你殺死了你的孩子’，我害怕這樣的事會招來報應。現在，你已經向我保證說我的眼睛不會有什麼問題，我想，這已使我受到了足夠的懲罰。”
“這個不幸事件是一種自我懲罰，一方面是出於她的那種犯罪感，另一方面是為了逃避困擾了她幾個月的越來越嚴重的莫名懲罰。當她急匆匆地走向那個商店買畫時，所有這些恐怖記憶——當她警告她的丈夫時，她的這種潛意識的動機表現得較活躍——又復甦了，她當時的心情或許可以用這樣的話來表達：‘為什麼你要裝飾這個嬰兒室？——你已經毀掉了自己的孩子，你是個劊子手，你就要受到懲罰！’”
“但這種想法並沒有進入意識，並且，除了這個思想外，她利用了這個環境。我認為這具有重要的心理意義，在這個環境，借助於這個石頭，她謹慎地懲罰了自己，這正是其目的所在；她在摔倒時沒有用手保護，而且她並不那麼害怕，其原因也正是如此。決定這個不幸事件發生的，還有另一個小的因素，即這也是對她丈夫產生的一種潛意識願望的自我懲罰。對於她的這個犯罪行為而言，她的丈夫也是同黨，由於她丈夫的腿不太舒服，因此走路時十分小心，她勸告她丈夫在街上時要加倍小心是毫無必要的，這實際上正是對她丈夫的這一潛意識願望的流露。”380
對下面的這個例子做仔細的分析後，你將會發現斯塔克（1916）將這種自我傷害行為看作是一種“祭祀行為”（sacrificial act）是有道理的：
“一個女士在她的女婿就要離開家裡到德國服役的時候，燙傷了腳。具體情景是這樣的：她的女兒不久就要分娩，而且殘酷的戰爭使家人心情沉重。在他就要出發的前一天，她請她的女婿、女兒前來吃飯，她親自下廚房做菜，很奇怪的是，她首先換掉了這個需要繫帶的長筒靴，靴子內還有一個拱形的支撐架子，穿上這個靴子走起路來是很舒服的，她經常在室內穿一下；但今天卻穿上了她丈夫的拖鞋，而這個拖鞋穿起來較大，而且前面還開著口。當她去端一盆煮開的湯時，這個盆子掉了下來，這樣就燙傷了她的一隻腳，傷主要在腳背上沒有被拖鞋保護的地方。每一個人似乎都會認為這是由於她‘過度緊張’造成的，因為就在她燙傷前的幾天，她對熱的東西十分謹慎，但這也無法使她免除幾天後的燙傷事件的發生。”381
在人們狂怒的時候，人們做出的行為有時會傷害到自己甚至生命，用這種方式，這種傷害也是隱藏於明顯的意外失誤或動作的失誤上。同樣，我們也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人們也可能通過同樣的失誤來傷害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從我對神經症患者治療的實踐中，我發現這個觀點是正確的，我不準備將所有的材料都陳述出來，因為這些例子並不完全適合我們的要求，我僅舉一例。在這個例子中，嚴格來說，這不是失誤行為，而應是症狀行為或偶然行為，而這種行為使患者衝突的解決有了可能。一個很機警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間經常出現分歧，我當時的任務是改善其目前的婚姻狀況。他們之間的衝突無疑是有原因的，但是，正如他所說的，自己也不完全明白其原因到底何在。他一直存在離婚的念頭，但是，每當看到自己的這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儘管如此，他還是有離婚的想法，但並沒有做出努力改變狀況。在我看來，他對待衝突的無能是在他潛意識中壓抑的動機的保護下的，是他的這種動機促使他們之間產生衝突的。在此情況下，我想通過精神分析的方式阻止他們之間的衝突。一天，他告訴我一個使她極度驚恐的小的閃失。他正在和他的大孩子嬉戲，他也特別喜歡這個孩子，他將他拋到空中，然後再把他接住，反覆數次。有一次，他將孩子拋得太高，差一點將孩子的頭撞到屋頂上的那個很笨重的吊燈，是幾乎撞上，但並沒有撞上……或者說太玄了！孩子並沒有傷著，但是被嚇得昏了過去。父親驚恐地摟著孩子站在那裡，而母親則歇斯底里似的發作開了。他的這個輕率的動作的準確性、熟練性以及父母的強烈的反應促使我尋找這種偶然事件中的症狀行為——一種目的在於表現對自己所喜歡的這個孩子的怨恨的行為。我想我能夠解決這個矛盾，他這種對孩子的怨恨可以追溯到孩子的出生時期，當時只有一個孩子，他談不上對孩子的感情和興趣，這一點是不難推斷的。他對自己的妻子已經不太滿意，從那個時刻起，他就有了傷害這個孩子的衝動，他想：“這個小生命對我一點也不重要，如果他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和妻子離婚了。”在他的潛意識深處，他一方面希望這個小生命死掉；另一方面，由於時間的延續，他又深深地愛著這個孩子，這種潛意識的衝突一直折磨著他。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很容易找到其潛意識願望產生的途徑，這個決定因素與這個患者的童年記憶有關，在他的弟弟死掉的時候，他的母親指責說這是由於他的父親的粗心造成的，他們之間便發生了強烈的爭吵，幾乎因此而離婚。我的這個患者的婚姻狀況，以及我的成功的治療都證實了我的判斷。
斯塔克（1916）也列舉了一個類似的例子，他認為，一個有創造性的作家會毫不遲疑地使用閃失行為，以襯托其最後的結果：
“在赫格曼（1914）的一個短劇中有一個使用閃失行為的例子，或更準確地說是一個失誤行為，作者以此作為作品的主題。”
“這個短劇名為《湯姆和堤德》，他們兩個是一對潛水夫妻搭檔，曾出現在很多的戲劇中。他們要做的是進入一個鐵箱裡，箱子的四周罩上玻璃牆，牆內是水，他們要待在裡面很久時間來表演一些技巧。最近，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他是一個馴獸員，就在她的潛水員丈夫要上場表演的時候，在臥室抓住了他們，他沉默片刻，以威脅的面孔說：‘走著瞧。’表演開始，這個潛水員要表演他的難度最大的技巧：他要在水下的一個密封的箱子停留二分半的時間。他多次表演過這個技巧，箱子是上了鎖的，而且‘堤德通常還要讓觀眾看一下鑰匙，並用他們的表對一下時間。’她通常先要將鑰匙丟到水裡，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潛水將鑰匙取出，以保證在規定的時間內打開箱子而不致推遲時間。”
1月31日，在這個特殊的晚上，和平時一樣，人們看到湯姆被他的妻子用嫻熟的手把他鎖了起來，他微笑著從觀望孔的後面看著人們——她玩弄著這個鑰匙，等待著他的信號。馴獸員站在側面，他穿著整潔的晚禮服，繫著白色的領帶，拿著馬鞭，這就是“另一個男人”。為了引起她的注意，他吹了一下口哨，她笑著看他，她的注意力已經被分散了，她用很笨拙的動作使勁地將鑰匙拋向空中，在過了2分20秒時才彈落下來，結果掉在了覆蓋底座的一個旗布中間，沒有人能夠看到它。從劇院裡，每一個看到的人都認為，這個鑰匙掉在了水裡，而且劇場裡的幫手也沒有聽到響聲，因為這個旗布無法使聲音發出。’
“堤德大笑，毫不遲疑地趴在了這個箱子的邊上。她笑著——湯姆將要從裡面出來——走下梯子，她笑著消失在旗布底下，她看了一下，但是卻找不到鑰匙。她弓著身子在底座的前面做著奇怪的手勢，從她的面部表情來看，好像在說：天哪，這真令人討厭！。”
“同時，湯姆則在觀望孔的後面用滑稽的方式做著鬼臉，他自己好像也很興奮，觀眾可以看到他的雪白的假牙，看到在淺黃色的鬍鬚下活動的嘴唇以及滑稽的氣泡，正如他們以前看到的一樣，他還在吃著蘋果。在他攀抓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其淡紅色的指關節，和以前一樣，他們大笑著。”
“2分58秒……”
“3分零7秒……20分……”
“好！好！好！”
“接著，劇場的人開始恐懼，出現了混亂，這時劇場的助手和馴獸員才開始檢查，在箱子的蓋子要開前就匆忙將幕布落了下來。”
6個英國舞女出場了——接著這個男人帶著小馬、小狗和猴子也出場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人們才知道出事了，堤德成了寡婦。……’”
“很明顯，從我們引用的這一段可以看出，作者自己肯定瞭解這種象徵性行為的特點，因為，他已經向我們揭示出這個致命的閃失行為背後的原因。”
第九章 症狀行為和偶然行為
前面我們描述的行為（第八章）——我們已經認識到了其潛意識動機的作用——以混亂的有意識行為的方式出現，或以閃失行為為借口而表現出來。我們就要討論的偶然行為（chance action）和閃失行為的區別僅僅在於這樣的事實：偶然行為忽略意識動機的支持，也無須什麼借口，它們因自己的原因而發生，沒有什麼目的和意圖。偶然行為常冠以這樣的解釋：“沒有想到會這麼做”，“純粹是偶然的”，“好像要有點事情可做”等等。正因如此，人們也不會去深究其行為的重要性。為了確立偶然行為所具有的這種特殊地位，或它不需要以閃失做借口，這種行為必須滿足如下條件：偶然行為必須是不冒犯他人的，其效果必須是不明顯的。
關於偶然行為，我從自己和他人那裡收集了很多有關的例子，通過對這些例子的仔細分析，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這種行為稱之為“症狀行為”（symtomatic action）似乎更適合些，這說明，當事人本人預先並不知道這個行為的發生，通常也不想告訴他人，而只保留於自己。更確切地說，我們所討論的這種行為，起著症狀的作用。
我們獲得最多的關於症狀行為的例子來源於我們對神經症患者的治療過程，我從這些眾多的例子中列舉兩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潛意識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是多麼深遠、多麼具體。症狀行為和閃失行為是這樣的難以區分，這兩個例子同樣也可以放在上一章。
1.在一次分析過程中，一個年輕的已婚婦女通過聯想的方式提到這樣的事：前天“在她修剪手指尖上的鬆弛的表皮時，剪傷了自己的手指”。這樣的事件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我很吃驚地問她為什麼會想到這件事，並推測這是一種症狀行為。事實上，剪傷的手指正是她戴結婚戒指的那個手指，而且那一天正是她結婚週年的紀念日。沿著這個線索，就會發現，剪手指具有明確的意義，且這個意義也是不難解釋的。同時，她還提到一個夢，這個夢暗示了她丈夫的愚笨和她本人的麻木；但是結婚戒指（在他們的國家）本是應該戴在右手的，為什麼她的結婚戒指戴在左手，而且正好傷著這個手指？原來她的丈夫是個“法學博士”（從字面上有“右手博士”的意思），在她做姑娘的時候，她暗戀一個內科醫生（人們都戲稱他為“左手醫生”）。這樣“左手婚姻”便有明確的意義了。
2.一個年輕的未婚女士A對我說：“昨天，我無意間將一張100元的鈔票撕成了兩半，而將其中的一半給了一個來看我的女士B，我能將此也作為一種症狀行為嗎？”經過仔細考察，謎底終於揭開。我們從這個100元鈔票說起，A曾和這個B女士一起用一些時間從事慈善活動，這個B女士主要是負責孤兒的收養的。這個100元鈔票是另一個女士的捐贈，她將這張鈔票裝在了一個信封裡，放在桌子上。
這個來訪的B女士很有名望，也支持慈善事業，她想要一個捐助者的名單，由於當時找不到紙，我的這個患者A便順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信封，絲毫沒有考慮裡面裝有什麼就將它撕成了兩半，一半自己留底，以便以後查閱這些名單，一半交給了這個B女士。可以想像，儘管她的這個行為有些失誤，但她的行為沒有損傷任何東西。即使這個100元鈔票撕成兩半，我們知道，其價值一點也沒有變化，只要我們將它粘好就行了，由於在這張紙上有一些重要的名字，這可以保證B女士不會將它丟掉，而且可以肯定，一旦發現，她就會將它送還。
那麼，包含在這個偶然行為——由於遺忘，它的出現才有了可能——這之中的潛意識思想是否意味著要表現一下呢？這個來訪的B女士對我的這個患者A女士的治療有特殊的意義，正是這個B女士將我推薦為她的醫生，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A女士當時急需要這個推薦，這半張鈔票是否意味著對B女士的這個中間服務付的小費呢？這好像使人感到有點奇怪。
我們又進一步獲得了一些材料。不久前，一個女士C，一個完全不同的中間人，向A女士的一個親戚瞭解這個年輕的小姐（A女士）是否希望和某一個紳士結交，這天上午，就在那個B女士來訪問她前的幾個小時，A收到了這個求婚者的情書，這使她激動萬分。當這個來訪的B女士開始談話並問及A女士的健康狀況時，A女士可能在想：你已經為我找到了一個好醫生，你也會幫我找到一個好丈夫（或進一步想：“生一個孩子”），這樣我將會更加感激你。由這個被壓抑的思想，她將這兩種中介合而為一，將想像中應給另一個女人（C）的小費給了B女士。下面的材料可能對我的這個解釋更有幫助，就在前一個晚上，我曾經和這個患者談到過這種偶然行為或症狀性行為，這可能是她第一次想使用這種類似的行為。
這種十分常見的偶然行為或症狀行為可以分為三組，其依據是，他們是否是習慣性的，或在某種條件下才發生的，或孤立發生的。382第一組行為（如玩弄自己的表帶，撫摸自己的鬍子等）可以考慮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接近局部的肌肉活動，無疑這值得將它們聯繫起來。在第二組，包括玩弄手杖，拿起偶然得到的鉛筆隨便地塗寫，搖晃自己口袋裡的硬幣，將麵包片或其他有柔性的東西捏成什麼形狀，以不同的方式隨便地擺弄自己衣服的一個部分等等。在心理治療過程中，這種常見的隨便擺弄都包含著相應的意義，而且這種意義無法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一般而言，一個人對自己的這一行為往往是意識不到的，或他不知道自己在以某種方式控制著這些行為，而且也看不到、聽不到這種行為的效果。如，在他將自己口袋裡的硬幣弄得叮噹作響的時候，如果沒有人提醒他，他是聽不到由此發出的噪音的；一旦有人指出，他往往感到驚恐和難以置信。一個人在玩弄自己的衣服的時候，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雖然看來微不足道，但很值得醫生的注意。其服裝上的每一個變化，每一個粗心的細節——如忘記扣住紐扣——都是在表現一些東西，這種著裝體現出了人不能直接表達出來的東西，是其本人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對這些細小的偶然變化的解釋以及在咨詢過程獲得的對這些解釋的驗證材料出現於我們討論的話題，出現於應引起我們明顯注意的偶然行為。因此，我不準備列舉更多的例子來支持我的觀點，我之所以提到這些行為，是因為，和患者一樣，正常人出現的這種行為也具有同樣的含義。
這裡我至少要舉一例來說明通過習慣的力量而形成的象徵性行為（symbolic action）和健康人生活的重要方面有密切聯繫383：
“弗洛伊德教授教導我們，象徵化在正常人童年時期的作用比我們早期的精神分析經驗中所瞭解的要大得多，下面的這個短短的分析很有趣，也正是說明這一點，尤其是從醫學的觀點來看。”
“一個醫生要將他的這些傢俱安排到一個新的房間，這時他發現了一個古老的木製直式聽診器，那麼把它放在什麼地方呢？他似乎強迫性地將它放在他的寫字檯的一側，位於他的椅子和他的患者之間。這個行為很有點怪，其原因有二，首先，他從來就不用這個聽診器（他實際上是一個神經學專家）。即使要用的話，他也會用雙耳聽診器。其次，他的所有的醫療器械和工具都放在他的抽屜裡，唯獨這個聽診器例外。然而，他本人並沒有對此有過多的考慮，直到有一天，一個從沒有見過這種聽診器的患者詢問他這是什麼東西，在聽到回答以後，她又問他為什麼將這個東西放在這裡，他含含糊糊地說放在哪裡都一樣。這使他對此產生了思考，他想，他的這個行為是否有什麼無意識的動機呢，由於他本人熟悉精神分析方法，因此他便企圖對此進行探討。”
“由此引發的第一個記憶是，在他還是一個醫學院校的學生的時候，他對一個實習醫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的一個很突出的習慣是在查房的時候拿著一個這種直式聽診器，他當時非常崇拜這個醫生，一度很依戀他。後來，當他自己也成為一個實習醫生的時候，他也形成了同樣的習慣，如果出門後忘記攜帶這個聽診器就會感到很不舒服。他的這個習慣並沒有什麼目的性，因為這個聽診器他從來不用，即使使用的話也會用雙耳的，而且他通常將這個雙耳聽診器放在口袋裡；同時，在他以後做外科的實習醫生的時候，即使在這裡根本用不著聽診器，但是他的這個習慣仍然保留著。如果我們涉及到生殖器的象徵行為，你馬上就會明白這個習慣的意義所在。”
接下來回憶到這樣的事實，在其早期的童年時期，他對他的家庭醫生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也習慣攜帶這種直式聽診器，只不過他是將它放在他的帽子裡。使他感到有趣的是，這個醫生在看患者的時候總是帶著這個聽診器，但使用的時候不得不將帽子脫下來將它取出（即是衣服的一部分），而且“要將它掏出來”。作為一個小孩子，他很依戀這個醫生。簡短的自我分析後，他又發現，在他五歲半的時候，他出現過有一個小妹妹的雙重幻想——她首先是自己和他的母親的孩子，其次，是自己和這個醫生的孩子。在這種幻想中，他扮演了男人和女人雙重角色。他還回憶起來這樣的經歷，6歲的時候，這個醫生為他做檢查，他在離他很近的地方用聽診器壓著他的胸部，很有節奏地來回移動著。在他5歲的時候，他曾患有慢性氣管炎，因此需要經常為他檢查，但是他對此已經回憶不起來了。
“8歲的時候，他對人們對這個醫生的一些傳說印象很深刻，傳說他經常和他的女患者上床。這個傳說也是有根據的，附近的女人，包括他的母親在內，都很愛戀這個年輕漂亮的醫生，這也使我的這個當事人在做醫生的時候，有幾次也出現了對他的女患者的這種企圖，有兩次愛上了他的女患者，最後終於和其中的一個結了婚。毫無疑問，他潛意識中對這個醫生的認同是他選擇醫生職業的主要動機。對其他方面的分析也使我們得出這樣的假設，這無疑是最普遍的動機（儘管我們很難確定其普遍性程度）。就我們列舉的這個情況而言，它是由兩方面的因素決定的：首先，由醫生的這種權威性決定，這種權威性甚至超過了他的父親。其次，由這個醫生關於一些難以啟齒的話題的知識以及有滿足性需要的機會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