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了我們如何研究社會心理學（第一編），我們如何思考（第二編）和如何彼此影響（第三編）之後，現在，我們來考察社會心理學的第四個層面——我們彼此是如何聯繫的。我們對待他人的情感和行為有時是消極的，有時是積極的。
即將談及的“偏見” “攻擊性”和“衝突”等模塊考察了人際關係中醜陋的方面：為什麼我們討厭，甚至互相鄙視？我們在何時會彼此傷害？原因又是什麼？
在隨後的“衝突解決”“吸引與親密”以及“利他”等模塊中，我們探討了社會關係中好的方面：如何正義而友善地解決社會衝突？為什麼我們會喜歡或者愛上特定的人？何時我們將會幫助他人？
最後，在模塊31中我們提出，面對人口激增、資源消耗和氣候變化而產生的生態惡化，社會心理學應該為改變生態屠戮做出應有的貢獻。
模塊22 偏見的影響範圍
偏見以多種形式顯現——喜歡自己的群體和不喜歡其他一些群體。
思考以下例子：
● 宗教。在伊拉克戰爭與“9·11”事件之後，10個美國人中有4個承認他們對穆斯林人有偏見。而且在西歐有將近一半的非穆斯林人士對穆斯林人有負面的印象（Pew，2008；Saad，2006；Wike & Grim，2007）。而在約旦、土耳其、埃及甚至是英國的穆斯林人對西方人的看法也是負面的，認為西方人“貪婪”而且“缺乏道德”。
● 肥胖。在尋求愛情或工作時，肥胖者，尤其是超重的白人婦女，前途黯淡。在若干相關的研究當中，肥胖者結婚的更少，只能獲得初級的或不大好的工作，收入也更低（Swami &others， 2008）。在實驗研究中（讓其中的一些人扮成肥胖者），他們被認為缺乏魅力，不太聰明，不太快樂，缺乏自我修養，不夠成功（Gortmaker & others， 1993；Hebl & Heatherton， 1998；Pingitore & others， 1994）。事實上，體重歧視明顯超過了種族或性別歧視，它表現在職業的每一個階段中——僱用、工作安排、晉陞、薪酬、獎懲和解雇（Roehling，2000）。對超重的人的負面印象和歧視可以解釋為什麼肥胖的女性和男性很少（與他們在普通大眾中的人數相比）成為大公司的CEO（Roehling & others，2008， 2009）。
● 性取向。很多年輕的同性戀者——一項英國的全國調查中三分之二的同性戀中學生——報告說曾遭到過非同性戀者的欺辱（Hunt & Jensen，2007）。而且，在英國有五分之一的成人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報告曾受到暴力的懲罰或者人身攻擊（Dick， 2008）。在美國的一項調查中，20%的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曾經歷過財產或人身的攻擊，僅僅因為他們的性取向，並且一半的人曾受到言語攻擊（Herek， 2009）。
● 年齡。人們對老年人的印象通常是脆弱、缺乏能力的，並且效率低下。這導致他們傾向於像對待孩子那樣居高臨下地對待老年人，比如用兒語和老年人說話，這會使老年人覺得自己勝任感與行為能力下降（Bugental & Hehman，2007）。
● 移民。德國人對土耳其人、法國人對北非人、英國人對西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美國人對拉美移民的偏見正在迅速上升（Pettigrew， 2006）。我們將看到，導致種族偏見和性別偏見的因素同樣會導致對移民的偏見（Pettigrew & others，2008；Zick & others， 2008）。
偏見的界定
偏見、刻板印象、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這些術語往往相互重疊。讓我們來澄清這些概念。上述的各種情況，正好都涉及了對某些群體的負面評價。這正是偏見（prejudice）的本質：對一個群體及其個體成員的負面的預先判斷。
偏見是一種態度。它是情感、行為傾向和信念的某種獨特結合物。一個存有偏見的人，可能不喜歡那些與自己不同的人，行為方式是歧視性的，並相信那些人無知而危險。與許多態度一樣，偏見非常複雜，而且可能包含某種傲慢的情感成分，這種情感起到了使對方總是處於不利的作用。
負面評價是偏見的標誌，它經常源自被稱為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負性信念。刻板印象是一種概括。為了簡化世界，我們概括出：英國人保守；美國人開朗；教授則心不在焉。
這樣的概括或多或少是真實的（而且並不總是負面的）。老年人確實更加虛弱。北半球靠南部的國家暴力事件發生率的確更高。有報告說，這些國家中生活在南方的人的確比北方人更善於表達。就不同性別、種族和階層背景學生的成績差異而言，老師們的刻板印象往往能真實地反映現實（Madon & others， 1998）。正如賈西姆等人（Jussim， McCauley，& Lee， 1995）指出的那樣，“刻板印象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可能準確，也可能不準確。”準確的刻板印象甚至是我們所期望的。我們稱其為“差異敏感性”或“多元世界中的文化覺知”。形成英國人比墨西哥人更關心準時的刻板印象，就是理解為使摩擦最小化，在每一種文化下該期望什麼以及該如何行動。
當刻板印象是過度概括或明顯不對的時候就會出問題。假如說美國享受福利的人大多數是非裔美國人，這一概括就有些過分，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大學生對特定的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持有不同的刻板印象（例如，更喜歡外語課而不是經濟學，或更喜歡壘球而非網球），它們包含了一定的事實，但卻被過分誇大了。被刻板化的群體內個體間的差異要比想像得更大（Brodt & Ross， 1998）。
偏見是一種負面態度；歧視（discrimination）是一種負面行為。歧視行為的根源往往在於偏見態度（Dovidio & others， 1996；Wagner & others， 2008）。一項研究為此提供了很明顯的證據，研究者向洛杉磯地區1115套空公寓的房東發去了電子郵件。在回復的郵件中，署名為“Patrick McDougall”的回復率為89%，署名 “Said Al-Rahman”的回復率為66%，署名為“Tyrell Jackson”的回復率為56%（Carpusor & Loges， 2006）。
態度和行為常常是鬆散地聯結在一起的。偏見性的態度並不一定滋生出敵意行為，同樣，並非所有的壓迫都源於偏見。種族歧視（racism）和性別歧視（sexism）是制度上的歧視舉動，即使在沒有偏見意圖的時候也如此。在一家全部為白人的公司裡，假如面試招聘確實排除了潛在的非白人僱員，那麼，即使僱主並無歧視之意，但這一慣例也可以稱為種族歧視。
偏見：微妙形式和公開形式
偏見為我們的雙重態度系統提供了最好的證據。我們對同一個目標可以同時擁有完全不同的外顯（有意識的）態度和內隱（自動的）態度，500項利用“內隱聯結測量”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Carpenter， 2008）。已有600萬人在網上參與過該測驗，評價他們的“內隱認知”——你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內容（Greenwald & others， 2008）。這個測驗主要是測量人們聯想的速度。正如我們從“錘子”聯想到“釘子”要快於從“錘子”聯想到“木桶”，這個測驗可以測量出我們從“白色”聯想到“好”要比從“黑色”聯想到“好”快多少。我們可能保留了小時候對某些人習慣性自動產生的恐懼或厭惡，而他們現在變成了我們敬畏和欽佩的對象。儘管外顯的態度通過教育可能會發生巨大變化，但內隱態度會持續存在，只有我們通過不斷的練習從而形成新的習慣時才會改變（Kawakami & others， 2000）。
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威斯康星州大學（Devine & Sharp， 2008）、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Banaji，2004）、印第安納大學（Fazio，2007）、科羅拉多大學（Wittenbrink，2007；Wittenbrink & others， 1997）、華盛頓大學（Greenwald & others， 2000）、弗吉尼亞大學（Nosek & others， 2007）和紐約大學（Bargh & Chartrand， 1999）的研究者開展的一系列實驗已經證明，偏見和刻板印象可以在人們的意識之外產生。一些上述實驗通過快速閃動文字或者面孔來“啟動”（自動激活）對於種族、性別、年齡的刻板印象，實驗者在這種刻板印象的影響下可能在行為上產生偏差，而這一過程均在意識之外。比如，參與者啟動了有關非洲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後，可能對研究者（故意地）惱人的要求產生更多敵意的回應。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概述了有意識的外顯偏見和無意識的內隱偏見之間的區別，接下來讓我們瞭解一下有關偏見的兩個常見形式：種族偏見和性別偏見。
種族偏見
普天之下，每個種族都是少數群體。例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僅佔全世界人口的1/5，不到半個世紀之後，該比例將會變成1/8。由於過去兩個世紀裡的遷徙和移民，世界各民族現在互相融合，有時彼此敵對，有時又友好相處。
對一位分子生物學家而言，膚色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體特徵，它受種族之間微小的基因差異所控制。而且，自然界並不按純粹界定的類別來區分種族。將奧巴馬標定為“黑人”的是我們人類而非自然界，儘管他的母親是白人，同時也是我們人類將泰格·伍茲標定為“非裔美國人”（他的祖先是25% 的非洲人），或“亞裔美國人”（他也是25% 的泰國人和25% 的中國人），或者甚至是土著美國人或荷蘭人（各有1/8 的血統）。
多數人看到其他人身上的偏見。在1997 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中，美國白人估計他們的同伴中有44% 的人偏見很深（在10 點量表上得分為5，甚至更高）。有多少人給自己也打高分呢？只有14%（Whitman,1998）。
種族偏見正在消失嗎
一方面是感受到無所不在的頑固偏見，另一方面是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偏見，到底哪種認識正確？種族偏見正在成為歷史嗎？
種族態度可以非常迅速地發生改變。1942 年，大部分美國人贊同“應該在公共汽車和電車上為黑人設置隔離區”（Hyman & Sheatsley， 1956）。事到如今，這樣的問題會顯得稀奇古怪，因為如此明目張膽的偏見差不多已經銷聲匿跡了。1942 年，不到1/3 的白人（南部只有1/50）支持學校合併；到1980 年，支持學校合併的佔到90%。自1942 年以來的歲月是多麼的短暫，即使自實施奴隸制的日子開始算，經歷的也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瞬間，因此，這種變化確實是天翻地覆的。在英國，公開的種族偏見也驟然減少，如反對跨種族婚姻和反對少數種族擔任領導的人數急劇下降，特別是在年輕人中（Ford， 2008）。
自20世紀40 年代以來，對非洲裔美國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雖然在40 年代，如克拉克等人（Clark & Clark， 1947）所指出的那樣，許多人都持有反黑人的偏見。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 年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宣佈隔離學校違背憲法。法院當時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當非洲裔美國兒童有機會在黑人玩偶和白人玩偶之間做出選擇時，多數人選擇的是白人玩偶。在20世紀50~70 年代所進行的研究中，黑人兒童喜歡黑人玩偶的可能性一直在增加。同時，成年黑人開始認為在諸如智力、懶惰和可靠等特質方面，黑人與白人非常相似（Jackman & Senter， 1981； Smedley & Bayton， 1978）。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結論，種族偏見已經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裡消失了呢？ 2006 年一年當中，在有記錄的仇視犯罪案件裡，7 772 名犯罪者顯然仍持有偏見（FBI， 2008）。如圖22-1所示，極少數白人還存有偏見，不願意投票給黑人總統候選人。根據一項對投票者種族態度和政策態度的統計分析，如果沒有種族偏見的話，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奧巴馬會多贏得6%的支持者（Fournier & Tompson， 2008）。
圖22-1
1958~2007年美國白人種族態度的變遷。阿伯拉罕·林肯幽靈般地擁抱著巴拉克·奧巴馬，形象地體現了奧巴馬的名言“我們所能相信的變革”。兩天之後，奧巴馬站在奴隸們用雙手建造的台階上，把手放在林肯就職典禮用過的聖經上，發表《最神聖的宣誓》的演講——他回憶，“也許60年前他父親還不能在一家當地餐廳工作”。資料來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那麼，走向種族平等的進程究竟如何呢？在美國，白人傾向於拿現在的情形與充滿壓迫的過去相比較，於是感覺到了迅速的根本性的改變。而黑人則傾向於拿當下和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相比較，由於那個理想世界還沒有實現，所以他們感覺到的改變相對較少（Eibach & Ehrlinger， 2006）。
偏見的微妙形式
偏見的微妙形式比公開形式的涉及面更廣。一些專家研究了人們對黑人和白人的行為。白人對於任何需要幫助的人都是同樣樂於提供幫助的，除非需要幫助的人太不相干（比如說，有一位打錯電話的人，明顯帶有黑人口音，要求轉達一個消息）。同樣，當要求人們採用電擊來“教授”某個任務時，白人給黑人的電擊並不比給白人的多——除非他們被激怒了，或對方無法報復，或者不知道是誰幹的（Crosby & others， 1980；Rogers & PrenticeDunn， 1981）。
因此，偏見態度或歧視行為一旦能隱身於某些其他動機之後，便可能浮現出來。在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及荷蘭，微妙的偏見（誇大種族差異、對少數民族移民不那麼尊重和有好感，以臆測的非種族理由拒絕他們）正在替代公開的偏見（Pedersen & Walker， 1997；Tropp & Pettigrew， 2005a）。一些研究者把這種微妙的偏見稱為“現代種族歧視”或“文化種族歧視”。現代偏見通常以微妙的形式表現在我們對那些熟悉、相似以及感覺舒適的事物的偏好上（Dovidio & others， 1992；Esses & others， 1993a；Gaertner & Dovidio， 2005）。
現代偏見甚至表現為種族敏感性，它導致人們對被隔離的少數種族人士反應過度——包括對他們的成功讚揚過度，對他們的過失批評過度，以及只提醒白人學生而不提醒黑人學生學術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Crosby & Monin， 2007， Fiske，1989；Hart & Morry， 1997；Hass & others， 1991）。它同時也表現為某種憐憫姿態。例如，肯特·哈伯（Harber， 1998）將一篇寫得很糟糕的文章給斯坦福大學的白人大學生，請他們進行評價。相對於被引導認為作者是白人的情形而言，當大學生認為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黑人時，評定的分數相對更高，也很少發表嚴厲的批評。這些評定者，或許是為了避免表現出偏見，他們採用不那麼嚴厲的標準，對黑人作者更寬容。哈伯指出，這種“讚揚過度和批評不足”，可能會阻礙少數種族學生取得好成就。
自動偏見
對於非裔美國人的自動偏見有多麼廣泛呢？研究者們已經在多種情境下觀察到了這種自動反應。舉個例子來說，在安東尼·格林沃爾德和他的同事（Greenwald & others， 1998， 2000）所做的巧妙實驗中，當結合黑人面孔而非白人面孔的時候，10 名白人中有9 人要用更長的時間來認定愉快的單詞（例如“和平”和“天堂”）是“好的”。你會注意到，參與者一般幾乎沒有明確表示出偏見，只有無意識、非故意的反應。不僅如此，休根伯格和博登豪森（Hugenberg & Bodenhausen，2003）報告說，這種內隱偏見表現得越強烈的人，越容易從黑人面孔中感知出憤怒。
批評者指出潛意識的聯想可能只是印證了文化上的假設，但是沒能說明偏見的影響（偏見包括了負面的態度和行為傾向）。但一些研究表明，內隱的偏見會改變行為：
● 在一項瑞典的研究中，針對反阿拉伯穆斯林的內隱偏見測量預測出193家企業的僱主都不會對穆斯林名字的員工進行面試（Rooth， 2007）。
● 一項對287名醫生的調查表明，那些表現出最多的內隱種族偏見的醫生最不願為那些主訴為胸痛的黑人患者開溶栓類藥品（Green & others， 2007）。
● 一項對44名澳大利亞護士的研究表明，那些照顧吸毒者和酗酒者的護士對這些人群的內隱偏見最大，而且在面對壓力時，也最想換工作（von Hippel & others， 2008）。
在一些情境中，自動的內隱偏見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死。科雷爾及其同事（Correll & others， 2002,2006,2007）、格林沃爾德及其合作者（Greenwald & others， 2003）在他們各自的實驗中，邀請人們快速按按鈕，“射擊”或者“不射擊”那些在屏幕上突然出現的人，這些人或者手握槍械，或者手持諸如閃光燈或瓶子之類的無害物品。參與者（其中一個研究中既有黑人也有白人）更容易誤擊黑人目標。一個倫敦警察射殺了一個長相像穆斯林的人，之後的研究發現，澳大利亞人也更有可能對穆斯林穿著的人射擊（Unkelbach & others， 2008）。如果我們在潛意識中認為一個團體是有危險的，那麼我們在面對這個團體時會更容易提高我們的注意力和喚醒水平（Donders & others， 2008；Dotsch & Wigboldus， 2008；Trawalter & others， 2008）。
在一項相關的系列研究當中，佩恩（Payne，2001，2006）、賈德及其同事（Judd & orhers， 2004）都發現，當用黑人而非白人面孔啟動時，人們想到的是槍：他們更快辨認出槍或更多地將扳手之類的工具誤認為是槍。即使在感知對方種族時沒有發生偏見，在對其反應時仍然會受到偏見的影響——人們在開槍之前或多或少需要一些線索（Klauer & Voss， 2008）
詹妮弗和她的同事研究發現（Jennifer & others，2004），相反的效應同樣存在。人們在看到武器時，更容易把注意力放到非裔美國人身上，這種現象使美國警察更容易把黑人判斷成罪犯。這些研究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阿馬都·戴羅（紐約市的一名黑人移民）被警察開槍射擊了41次，就因為他將錢包從口袋中拿出來。
研究同時發現，自動的刻板印象和有意識控制的刻板印象所激活的腦區不同（Correll & others，2006；Cunningham & others，2004；Eberhardt，2005）。腦成像顯示，當面對最能引起厭惡感的外群體（如吸毒成癮者和無家可歸者）時，與厭惡、迴避相關的腦區活動增加（Harris & Fiske， 2006）。這一結果顯示自動偏見涉及與恐懼有關的初級腦區，如杏仁核；而有意識控制的刻板印象與前額葉的關係更密切，後者在這一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與有意識的思考有關。我們在思考自己或自己認同的團體與思考陌生團體相比，激活的額葉位置也不一樣（Jenkins & others，2008；Mitchell & others， 2006）。
格林沃爾德和舒（Greenwald & Schuh， 1994）指出，即使是那些研究偏見的社會科學家似乎也容易有偏見。他們選定了一些非猶太人姓名（Erickson，McBride， & others）和猶太人姓名（Goldstein， Siegel， & others），分析這些人的社會科學文章引文中的偏見。他們分析了近30 000 條引文，其中包括17 000 條關於偏見研究的引文，發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結果：與猶太裔作者相比，非猶太裔作者引用非猶太裔姓名的概率要高出40%。（格林沃爾德和舒不能確定是否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他們的猶太裔同行的文章，還是非猶太裔作者過度引用非猶太裔同行的文章，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性別偏見
對女性的偏見有多普遍？我們在模塊13中考察了性別角色規範，即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應該如何行為舉止的觀念。這裡我們關注性別刻板印象，即人們有關女性和男性事實上如何行為舉止的信念。規範帶有約定性質，而刻板印象則是描述性的。
性別刻板印象
從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有兩個結論是毫無疑義的：存在很強的性別刻板印象，並且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刻板化群體的成員也接受這種刻板印象。男性和女性會一致認為你可以根據書的性感封面來判斷一本書。在一項調查中，傑克曼和森特（Jackman & Senter， 1981）發現性別刻板印象要比種族刻板印象更強。例如，認為兩性同樣“易動感情”的男性只有22%。剩餘的78% 的男性中，認為女性比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遠遠多於認為男性更易動感情的人數，其比例是15: 1。那麼女性如何看這個問題呢？她們的答案是一樣的，差異不超過1 個百分點。
要記住，刻板印象是有關一群人的概括，它們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或者過度概括而偏離了事實的核心。（它們也可能帶有自我實現的性質。）我們在模塊13中曾提到，普通男性和普通女性之間在社會聯繫、同理心、社會權力、攻擊性和性愛主動性（然而並不包括智力）等方面確實存在某些差異。那麼據此我們能否得出性別刻板印象準確的結論呢？刻板印象有時會誇大差異，但據珍妮特·斯溫（Swim， 1994）的觀察，並非總是如此。她發現賓州州立大學的學生有關男性和女性在不安分性、非言語敏感性、攻擊性等方面的刻板印象有其合理性，比較接近於真實的性別差異。而且，這些刻板印象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文化中普遍存在。綜合考察了27 個國家的數據之後，約翰·威廉斯和他的同事（Williams & others，1999， 2000）發現，每個地方的人都認為女性更易相處，而男性則更開朗。性別刻板印象的持續性和普遍性，使得一些進化心理學家相信性別刻板印象反映了天生、穩定的本質特性（Lueptow & others， 1995）。
刻板印象（信念）並不是偏見（態度）。刻板印象可能為偏見提供支持。不過，拋開偏見而言，人們可能會贊同男性和女性“雖有差異但彼此平等”。讓我們就此來看看研究者如何探討性別偏見。
性別態度：善意的還是敵意的
根據人們對調查研究者的陳述，針對女性的態度與人們的種族態度一樣，變化得非常快。如圖22-2所示，與願意為黑人總統候選人投票的美國人人數一樣，願意為女性總統候選人投票的人數也逐年提升。1967 年，56% 的美國大學一年級學生贊同“已婚女性的活動最好限定在家庭中”；到2002 年，贊同該觀點的人只有22%（Astin & others， 1987；Sax & others， 2002）。此後，這些問題都不值得討論了，在2008年，保守黨人士為了一件他們曾經質疑的事情而歡呼：作為五個孩子的母親，州長薩拉·佩林，被提名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
伊格利和她的同事（Eagly & others 1991）、哈多克和贊納（Haddock & Zanna， 1994）也報告說，人們可能會以發自肺腑的負面情緒來對待某些群體，但他們不會這樣來對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歡女性而非男性。他們感覺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藹、樂於助人。因此，一種有利的刻板印象導致了一種有利的態度，伊格利（Eagly， 1994）為這種有利的刻板印象起名為“女性優秀效應”（womenare-wonderful effect）。
圖22-2
1958~2007年性別態度的變化。資料來源：Data from Gallup Polls (brain.gallup.com).
不過，性別態度往往是好惡相伴的，這是格利克、菲斯克和他們的同事（Glick,Fiske & others， 1996， 2007）報告的結論，他們調查了19 個國家的15 000 人。他們常常將善意的性別偏見（“女性的道德敏感性更高”）和敵意的性別偏見（“一旦男性作出承諾，那麼她就會牢牢束縛他”）混合在一起。
“敵意”性別歧視與“善意”性別歧視之間的差異在於，後者會發展為對他人的偏見。我們把某個群體視為競爭對手或令人喜愛的人，但是通常不會兩者兼而有之。這種社會知覺在文化上存在一般性維度——可愛的（溫和的）和競爭的——歐洲人常言道“德國人愛意大利人，但並不敬仰他們。意大利人敬仰德國人，但並不愛他們”（Cuddy & Others，2009）。通常，我們尊重那些地位高的競爭對手，喜歡那些能欣然接受地位更低的人。
性別歧視
作為男性也不是萬事如意。以女性相比，男性自殺或被謀殺的概率是女性的3倍。幾乎所有戰場上的受害者都是男性，這使他們的平均壽命少了5年。大多數精神遲滯或自閉症患者都是男性，接受特殊教育項目的學生亦是如此（Baumeister， 2007；S.Pinker， 2008）。
性別偏見在西方國家是否正在迅速消失？女權運動是否已經即將完成其使命？與種族偏見一樣，公開的、堂而皇之的性別偏見已然消亡了，但微妙的偏見依然存在。
通過對父母宣佈嬰兒的性別進行分析就可以看出這樣的偏見（Gonzalez & Koestner， 2005）。生了男孩的父母比生了女孩的父母在宣佈寶寶性別時更驕傲。相反，生了女孩的父母在宣佈寶寶性別時比生了男孩的父母更加開心。這似乎表明，父母在宣佈性別的時候，對於男孩是從身份角度來描述，而對於女孩則是從關係角度來描述。
在西方國家以外，性別歧視的情況更嚴重：世界上未上學的兒童當中有2/3是女孩（United Nations， 1991）。 在一些國家，歧視已經慢慢演變成了暴力，甚至一些被強姦的人會被起訴，一些女性被潑煤油，或者受到不滿丈夫的家庭暴力（UN， 2006）
但是，對女性最大的偏見是發生在產前。就全世界而言，人們傾向於生男孩。1941 年，美國有38% 的懷孕父母說他們如果只養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喜歡要男孩；24% 的人喜歡要女孩；23% 的人說他們無所謂。到2003年，答案幾乎沒有變化，依然是38% 的人喜歡要男孩（Lyons， 2003；Simmons， 2000）。隨著人們廣泛採用超聲技術來檢測胎兒的性別，以及越來越多的墮胎可行性，這些偏好正在影響男孩和女孩的比例。2000年中國人口統計表明，每出生100名女嬰，就會有118名男嬰出生，這導致了4 000萬的男性無法找到伴侶（AP， 2007a）。這些歷史性的性別不平衡已經產生了社會影響，男性過多（如邊境城市、移民聚集區、礦工營地）可以預測出更高的暴力水平和傳統性別角色（Guttentag & Secord， 1983；Hvistendahl， 2008）。這些不平衡也存在於中國台灣地區（119男孩/100女孩）、新加坡（118男孩/100女孩）和印度（120男孩/100女孩）。2001 年印度人口統計報告指出，旁遮普省每出生100 名新生女嬰就會出生126 名男嬰。最終結果就是數以千萬計的“失蹤女性”。
總的來說，對有色人種和女性的公然偏見已遠不如40 年前那樣普遍。對於同性戀者的偏見也同樣如此。然而，採用對微妙偏見敏感的測量技術依然能檢測到廣泛存在的偏見。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性別歧視簡直是致命的。因此，我們必須仔細而深入地考察偏見的社會、情感和認知根源。
模塊23 偏見之源
偏見起源於多種根源。它的產生可能源於社會地位的差異，人們想證明這些差異是正當的，並且願意維持這些差異。偏見也可能是我們從小習得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瞭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差異。最後，我們的社會制度可能起到了維持和支持偏見的作用。先考慮偏見是如何發揮作用來保護自尊和社會地位的。
偏見的社會根源
不平等的地位
記住一條原則：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滋生了偏見。主人視奴隸為懶惰的、不負責任的、缺乏抱負的，正因為他們擁有這些特點，所以他們適合被奴役。歷史學家在爭論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不過，一旦這些不平等業已存在，偏見就在促使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特權合理化。告訴我兩個群體之間的經濟關係，我便可以預測群體之間的態度。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實行過奴隸制的地區中偏見還最為嚴重。19世紀的歐洲政治家和作家們通過把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護的”、是一種需要承受的“負擔”，從而證明帝國擴張是正當的（G. W. Allport， 1958， pp.204-205）。40年前，社會學家海倫·邁耶·哈克（Hacker，1951）指出了有關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進其社會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許多人認為這兩個群體智力低下、情緒化、未開化，對他們從屬的角色“心安理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則是“軟弱的”。黑人的處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則是在家中。
裡爾薩·韋西歐和他的同事（Vescio & others， 2005）探索了上述現象的原因。他們發現，那些有權力的男性刻板地認為他們的女性下屬給予了他們許多讚賞，但資源相對較少，因而損害了她們的工作績效。這種良好的自我感覺使男性維持他們的權力地位。這種對女性看似善意的歧視（暗示女性是弱者，並且需要幫助）也存在於實驗室的情境中，通過灌輸一些侵入性想法，如自我懷疑、成見、自尊降低，使得女性的認知表現變差了（Dardenne & others， 2007）。
社會化
偏見起源於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其他社會原因，包括我們習得的價值觀和態度。家庭社會化對兒童偏見有影響，這往往與母親對他們的教育有關（Castelli & others， 2007）。甚至兒童的內隱種族態度反映的是父母外顯的偏見（Sinclair & others， 2004）。我們的家庭和文化向我們傳遞著各種信息——如何交朋友，如何開車，如何分配家務勞動，以及誰不受信任和不招人待見。
權威人格
20世紀40年代，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研究者——其中有兩位是從納粹德國逃離出來的——設立了一個緊迫的研究任務：揭示反猶主義的心理根源。反猶主義影響之惡劣，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而且讓那麼多歐洲人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在研究美國成人的時候，西奧多·阿多納（Adorno & others， 1950）發現，敵視猶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時敵視其他少數民族。偏見似乎不只是具體針對某一群體的態度，而是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不僅如此，這些自以為是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者普遍擁有權威人格的傾向——不能容忍軟弱，具有懲罰性的態度以及服從群體內部的權威。這些權威人格傾向，反映在他們贊同諸如“服從和尊敬權威是孩子們應該學習的最重要的品質”之類的陳述上。通過這些結果，阿多納和他的同事（Adorno & others， 1950）認為具有權威人格的個體特別容易出現偏見和刻板印象。
權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時代往往經歷過苛刻的管束。這可能導致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敵意和衝動，並將這些敵意和衝動“投射”到了外群體身上。權威人格兒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們傾向於特別關注權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對即錯的僵硬思維方式，難以忍受模糊性。因此，這類人就傾向於服從那些權力比自己大的人，攻擊或者懲罰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一些學者對該研究持批評態度，因為該研究只關注右翼權威主義（一種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現的權威主義——譯者注），忽略左翼的教條權威主義（激進形式的權威主義——譯者注）。儘管如此，該研究的主要結論依然成立：權威主義傾向，有時候在種族緊張局勢中有所反映，在經濟衰退、社會巨變、日子變得艱難的時候，權威主義傾向也會急劇高漲（Doty & others， 1991；Sales， 1973）。並且，不同形式的偏見——對黑人、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者——的確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Zick & others， 2008）。
宗教與偏見
那些得益於社會不平等的人，在聲稱“人生而平等”的同時，還需要為讓各種事情維持現狀而尋求合理化的辯解。除了相信是上帝規定了現存的社會秩序，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士指出，對所有的殘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1902， p.264）。
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都利用宗教來使當前的秩序神聖化。利用宗教來維護不公正，這有助於解釋有關基督教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兩個相互印證的發現：（1）教會成員比其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種族偏見；（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傳統信仰不那麼明顯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傳統或正統基督教的人表現出更多的偏見（Altemeyer & Hunsberger， 1992；Batson & others， 1993；Woodberry & Smith，1998）。這讓我們好奇：到底是信奉宗教導致了偏見，還是偏見誘發人們去信奉宗教？抑或者是某種潛在的因素，如缺乏教育，導致了這兩種結果？
如果的確是宗教信仰導致偏見，那麼越虔誠的教會成員偏見就越深。但另外三個研究一致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 在教會成員中，同偶爾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誠的信徒在26 次對比中有24次顯示出較少的偏見（Batson & Ventis， 1982）。
● 奧爾波特和羅斯（Allport & Ross， 1967）發現，相對那些將宗教視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們會認同這樣的陳述：“我對宗教感興趣，主要是因為做禮拜是件令人愉悅的社會活動”），那些以宗教本身為目的的人（例如，他們會認同這種陳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為什麼這麼生活的理由”）表現出較少的偏見。而且，在蓋洛普的“宗教承諾”指數中得分高的人，更歡迎其他種族的人做鄰居（Gallup & Jones， 1992）。
● 新教牧師和羅馬天主教牧師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權運動。1934年，德國45% 的神職人員與組織起來反對納粹統治的認信教會結盟（Reed， 1989）。
那麼，宗教和偏見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提問。如果我們將宗教虔誠定義為教會成員或至少在表面上認同傳統信仰的意願，那麼越虔誠的人就懷有越多的種族偏見。頑固分子往往借助宗教使其固執合理化。可是，如果我們以其他幾種方式來評價宗教虔誠的程度，那麼越虔誠的人則持有越少的偏見——因此，現代民權運動具有宗教的根基，該運動的領導者當中有許多基督教牧師和基督教新教牧師。正如戈登·奧爾波特所總結的那樣：“宗教的作用顯得自相矛盾。它製造偏見，同時又消除偏見”（Allport， 1958， p.413）。喬納森·斯威夫特在他1976年的著作《對各種主題的思考》中闡述了同樣的思想：“讓我們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讓我們彼此相愛的宗教卻不錯。”
從眾
偏見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會由於慣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見被社會所接受，那麼許多人將會遵循阻力較小的通道，順從這種潮流。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因為憎恨的需要而產生，但更可能是因為被人喜歡和接受的需要而產生。因此，當人們知道別人也是如此之後，會變得更容易贊成（或反對）歧視，比如，當他們聽到性別歧視的笑話後，對女性的支持就會減少（Ford & others， 2008；Zitek & Hebl， 2007）。
托馬斯·佩蒂格魯（Pettigraw， 1958）對南非和美國南部的白人的研究揭示了在20世紀50 年代，那些最遵從其他社會規範的人同時也是最具有偏見的人；那些不怎麼遵從的人則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見。對於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師來說，不從眾的代價顯然是痛苦的，1954 年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在學校解除種族隔離的決議就是在那裡執行的。大多數牧師願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這麼說；他們害怕公開宣稱會使他們失去教會成員和捐助者（Campbell & Pettigrew， 1959）。
從眾同樣也維持著性別偏見。“如果我們來思考一下托兒所和廚房為什麼是女性的天然活動範圍”，蕭伯納在189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所作所為與英國孩子思考籠子為什麼是鸚鵡的天然活動範圍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從未看到過鸚鵡。”那些在其他地方見過女性的孩子——職業女性的孩子——對男性和女性看法的刻板化程度相對要低一些（Hoffman， 1977）。
在所有這些觀點中，尚有一線希望。如果偏見並非植根於人格，那麼隨著潮流的改變和新規範的演進，偏見便可能消除。事實上，它的確在變化。
偏見的動機根源
偏見可能由於社會情境而滋生，但偏見中的敵意以及希望沒有偏見的願望背後都有動機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發偏見，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體高人一等的意願一樣。但有些時候，人們也希望避免偏見。
挫折與攻擊：替罪羊理論
痛苦和挫折（目標受阻）常常引起敵意。當我們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膽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轉移我們的敵對方向，這種“替代性攻擊”現象，也許助長了（美國）內戰之後南方地區對美國黑人濫施私刑的行為。1882~1930年之間，當棉花價格下跌、經濟受挫的時候，濫用私刑的情況可能就更加嚴重（Hepworth & West， 1988；Hovland & Sears， 1940）。近幾十年來，仇視性犯罪似乎並不隨著失業率的波動而波動，但是，當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社會民眾就對（民族）多樣性和反歧視法案持更開放的態度（Frank， 1999）。繁榮時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維護。
這種替代性攻擊的目標是變化不定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又出現經濟混亂，許多德國人都把猶太人看成是罪魁禍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德國一位領導人就闡述道：“猶太人只不過是替罪羊……如果沒有猶太人，反猶太分子也會創造出猶太人來”（轉引自G.W.Allport， 1958， p.325）。在幾世紀以前，人們曾經把他們的恐懼和敵意發洩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時在公共場合被燒死或溺死。在當代，“9·11”事件以後，那些對移民和中東人表現出更多不寬容態度的美國人，會感到更多的憤怒而不是恐懼（Skitka & others，2004）。憤怒激起了偏見。
競爭是挫折的來源之一。當兩個群體為工作、住房或社會聲望而競爭的時候，一個群體實現了目標，這將成為另一個群體的挫折。因此，現實群體衝突理論（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認為，一旦群體為稀缺資源而競爭，就會出現偏見（Maddux & others， 2008；Riek & others， 2006；Sassenberg & others， 2007）。高斯定律（Gause's law）就是一個與此有關的生態學原則，它認為有同樣需求的物種之間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例如，西歐有些人讚成這種說法，“過去5年當中，像你這樣的人經濟狀況比大多數（該國某個少數民族）人都差。”這些飽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偏見（Pettigrew & Meertens， 1995；Pettigrew & others， 2008）。自1975年開始，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牴觸隨失業率而上下波動（Palmer， 1996）。在美國，敵視黑人的偏見在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與黑人最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AP/Ipsos， 2006；Pew， 2006）。同樣，對黑人偏見最強的白人往往來自最接近黑人的社會經濟階層（Greeley & Sheatsley， 1971；Pettigrew， 1978；Tumin， 1958）。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偏見——對某些人來說——就成為報復的手段。
社會同一性理論：感覺自己比他人優越
人是群居性動物。我們的祖先教會了我們如何滿足和保護我們自己在群體中生存。人類為其所在的群體而歡呼，為之而殺戮，為之而獻身。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納（Turner， 1981， 2001， 2004）和米歇爾·霍格（Hogg， 1992，2006， 2008）以及他們的同事注意到，我們還很自然地以我們的群體來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們感覺自己是誰——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同一性（我們對自己的個人特性和態度的感受），而且還是一種社會同一性（social identity）。菲奧娜把自己看成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黨黨員，一名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學生，一名麥克唐納家族的成員。我們肩負如此多的社會身份，如同玩紙牌，在最恰當的時候打出各張牌。大多數美國學生都把自己視為“美國人”，他們對穆斯林表現出更高的憤怒或者不尊重。當啟動他們作為“學生”的身份時，他們相反對警察表現出更高的憤怒（Ray & others， 2008）。
在與英國已故社會心理學家亨利·托什菲爾一起工作時，特納提出了社會同一性理論。特納與托什菲爾觀察到以下現象：
● 我們歸類：我們發現將人，包括我們自己，歸入各種類別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時候，給這個人貼上印度人、蘇格蘭人或公共汽車司機的標籤，不失為一種簡單有效的方法。
● 我們認同：我們將自己與特定的群體 [我們的內群體（ingroup）]聯繫起來，並以此獲得自尊。
● 我們比較：我們將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群體[外群體（outgroup）]進行比較，並且偏愛自己的群體。
我們在評價自己的時候，會部分地依據自己的群體成員身份。擁有一種“我們”的感覺能增強我們的自我概念。這種“感覺”好極了。我們不僅在群體中為我們自己尋求尊重，還在群體中尋求自豪感（Smith & Tyler， 1997）。而且，認為我們的群體比較優秀，有助於讓我們感覺更好。這就像我們都想過的，“我是一名X（你的群體）。X 很優秀，所以，我也很優秀。”
如果缺乏積極的個人同一性，人們往往會通過認同某一群體來獲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輕人通過加入幫派來尋找自豪感、權力、安全感和同一性；當人們的個人同一性和社會同一性融合到一起——自我與群體的邊界變得模糊時——他們會更加願意為組織而戰，甚至為組織犧牲 （Swann & others， 2009）。許多極端的愛國者以他們的國籍來描述自己（Staub， 1997， 2005）。很多迷茫的人投身於新的宗教運動、自助群體或兄弟會後，在其活動中找到同一性（圖23-1）。
圖23-1
個人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內群體偏見
以群體方式來描述你是誰——如你的種族、宗教、性別、所學專業——意味著描述你不是誰。包含“我們”（內群體）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們”（外群體）。在荷蘭的土耳其族人越是認為自己是土耳其人或是穆斯林，他就越不會把自己視為荷蘭人（Verkuyten & Yildiz， 2007）。
因此，僅僅是感覺到被歸入某一群體，也可能增加內群體偏見（ingroup bias）。如果問孩子們：“你們學校的學生和他們（附近另一所學校的學生）比起來，哪裡的學生更優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會說自己學校的學生更優秀。
對成年人來說也同樣如此，離家越近看上去就越好。超過80% 的白人和黑人都認為他們鄰里之間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但只有不到60% 的人認為整個國家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Sack & Elder， 2000）。在實驗情境中，僅僅與某個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夠強大的聯繫，以激發密切的合作（Miller & others， 1998）。
內群體偏見提供積極自我概念 內群體偏見是人們尋求積極自我概念的又一個例證。當我們的群體已經獲得成功時，通過強烈地認同於該群體，我們也可以使自己感覺更好。當大學生在他們的橄欖球隊獲勝之後被人詢問時，他們通常回答“我們贏了”。當他們的球隊輸了以後被人問及時，他們更可能說“他們輸了”。對於那些剛剛經歷突如其來的自我打擊的個體，比如瞭解到他們在“創造力測驗”中表現很差，內群體成員的成功所折射的光輝最讓他們洋洋自得（Cialdini & others，1976）。一位朋友的成就所折射出的光輝同樣讓我們洋洋得意——除非該朋友在某些與我們的自我同一性相關的事情上勝過我們（Tesser & others， 1988）。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傑出的心理學學生，你可能更喜歡你的一位朋友在數學上更傑出。
內群體偏見滋生偏袒 我們的群體意識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只要有理由認為我們是一個群體，我們就會這麼做，隨後就會表現出內群體偏見。即使是毫無邏輯依據而形成的群體——比如，通過投擲硬幣來組建X 組和Y 組——也會產生某種內群體偏見（Billig & Tajfel， 1973；Brewer & Silver， 1978；Locksley & others，1980）。在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小說《打鬧劇》當中，電腦給每個人名和姓之間取了一個中間名字；於是，所有中間名字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們彼此之間團結一致，疏遠那些中間名字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務偏見（第2章）再次出現，使得人們獲得更積極的社會同一性：“我們”比“他們”好，即使“我們”和“他們”是隨機界定的！
托什菲爾和比利希（Tajfel & Billig， 1974；Tajfel， 1970， 1981， 1982）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只需一些十分細微的線索，就能激發出人們對自己的偏袒和對他人的不公。在一項實驗中，托什菲爾和比利希讓英國的青少年評價現代抽像派繪畫，然後告訴他們，他們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賞保羅·克利的畫，而不太喜歡瓦西裡·康定斯基的畫。最後，甚至在從沒有見到群體其他成員的情況下，這些青少年就開始在群體內的成員之間分錢了。這個實驗以及其他一些實驗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來定義群體，但也產生了內群體偏袒。懷爾德總結了典型的結果：“當獲得機會來分配15 分的分值（相當於錢）時，被試一般都給自己的群體9~10 分，其他群體5~6 分。”
當我們的群體相對於外群體而言規模較小、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時候，我們就更容易表現出內群體偏見（Ellemers & others， 1997；Mullen & others， 1992）。當我們屬於一個較小的群體，被一個較大的群體包圍時，我們同樣也會意識到我們的群體成員屬性；當我們的內群體佔多數時，我們倒不怎麼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會當中，作為外國留學生、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者、少數種族或弱勢性別的一員，人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社會同一性，並且做出相應的反應。
社會地位、自我關注和歸屬的需要
社會地位是相對的：要感覺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們。因此，從偏見或任何地位等級系統中可以獲得的一種心理優勢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覺。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經因為別人的失敗而竊喜的情景，比如看見兄弟或姐妹被懲罰，或者同學考試不及格等。在歐洲和北美，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體，以及那些積極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脅的群體，偏見往往更為強烈（Lemyre & Smith，1985；Pettigrew & others， 1997；Thompson & Crocker， 1985）。在一項研究中，同社會地位較高的女生聯誼會成員相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女生聯誼會成員更容易貶低其他的女生聯誼會（Crocker & others， 1987）。也許那些有著穩定社會地位的人對於優越感的需要相對弱一些。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慮一下自己的死亡問題，比如寫一篇短文談談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發的情緒，也會引發人們足夠的不安全感，並會進一步強化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Greenberg & others， 1990， 1994；Harmon-Jones & others， 1996；Schimel & others， 1999；Solomon & others， 2000）。一項研究發現，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會使他們更青睞那些鼓吹自己群體優越性的種族主義分子（Greenberg & others， 2001， 2008）。心中想到死亡的時候，人們就會採用恐懼管理（terror management）策略，即蔑視那些不斷挑戰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感到更焦慮的人。當人們已經感覺到他們有可能死亡，偏見有助於支撐一個受到威脅的信念系統。不過，有關死亡的消息並非一無是處，想到死亡，也能導致人們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團結精神和利他主義（McGregor & others， 2001）。
讓人們想起死亡同樣能夠影響重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在2004年的總統選舉之前，給予人們與死亡相關的線索——包括讓他們回憶與“9·11”襲擊有關的情緒體驗，或者只是向他們展示與“9·11”有關的圖片——人們對小布什總統及其反恐政治主張的支持度得到了顯著提高（Landau & others，2004）。而在伊拉克，死亡的提示也使得大學生群體中支持通過自殺式襲擊的方式反對美國的人數增加（Pyszczynski & others， 2006）。
蔑視外群體還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對一個內群體的歸屬需要。正如我們將在模塊29中進一步考察的，知覺到共同的敵人會使一個群體團結起來。只有在與主要競爭對手較量的時候，派別精神才會變得少有的強烈。當員工都感到與管理層對立的時候，員工之間的同事情誼往往最濃。為了鞏固納粹對德國的統治，希特勒利用了“猶太威脅論”。
偏見的認知根源
大量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文獻（見圖23-2）促進了這一新視角的發展，它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來探討社會思維。這種視角的基本觀點是：刻板信念和偏見態度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條件作用，以及因為這些條件作用能讓人們發洩敵意，還因為它們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副產品。許多刻板印象，與其說源於內心深處的怨恨，還不如說產生於心理活動機制。錯覺是我們解釋世界過程的副產品，與此類似，刻板印象也是我們簡化複雜世界的心理機制的副產品。
類別化：將人歸入不同群體
圖23-2
研究“刻板印象”（或其他同義詞）的心理學文獻每十年的增長數量。
資料來源：PsycINFO.
我們簡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歸類——通過把客體歸入不同的類別來組織世界（Macrae & Bodenhausen， 2000， 2001）。生物學家區分出植物和動物。一個人也會將人進行歸類。這樣做了之後，我們思考這些事物的時候就會更輕鬆。如果一個群體內部的人具有一些相似性：如“門薩”（MENSA，世界頂級智商俱樂部——譯者注）成員大都很聰明，籃球運動員大都很高，那麼我們瞭解一個人的群體成員身份，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刻板印象有時能提供“獲得信息與付出努力二者間的一個較好收益率”（Sherman & others， 1998）。刻板印象代表著認知效率，這是快速做出判斷和預測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簡便方法。
自發類別化
種族和性別，是當今世界最有效的對人進行分類的方式。想像一下，湯姆，45 歲，非裔美國人，新奧爾良房地產代理商。我可以推測，“黑人男性”形象遠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國南方人”等類別要突出。
實驗結果表明，我們會根據種族對人進行自發歸類。正如顏色實際上是一個連續光譜，但我們把它知覺為不同的顏色一樣，我們無法抗拒將人歸入不同群體的傾向。人們的祖先千差萬別，我們簡單地將他們標定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這些類別黑白分明一樣。當人們觀看不同的人發表言論時，他們常常不記得誰說了什麼，但是他們記得每個發言者的種族（Hewstone & others， 1991；Stroessner & others， 1990；Taylor & others， 1978）。這種類別化本身並不是偏見，但它的確為偏見提供了基礎。
知覺到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請畫出以下物品：蘋果、椅子和鉛筆。
讓一個群體中的物品看上去比實際上的更為一致，這種強烈傾向普遍存在。你看到的蘋果都是紅的嗎？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嗎？你的鉛筆都是黃色的嗎？一旦我們把兩個日子歸在同一月份，那麼與跨月份但間隔相同的兩個日子相比，它們看起來就更相像，氣溫更接近。比如說，人們來猜測8 天平均氣溫的差別，11 月15 日至23 日之間的氣溫差異比11 月30 日至12 月8 日之間的氣溫差異要小（Krueger & Clement， 1994）。
對人也一樣。一旦我們把人分成群體——運動員、戲劇專業學生、數學教授——我們就有可能誇大群體內部的相似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S.E. Taylor，1981；Wilder， 1978）。僅僅區分出群組，就能造成“外群體同質效應”（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即認為他們都是“相似的”，不同於“我們”和“我們的”群體（Ostrom & Sedikides， 1992）。因為我們一般都喜歡那些我們覺得與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歡那些我們認為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所以，內群體偏好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Byrne & Wong， 1962；Rokeach & Mezei， 1966；Stein & others，1965）。
當面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時，我們更容易看到多樣性：
● 歐洲以外的很多人將瑞士人看成非常相似的人。但對瑞士人來說，瑞士人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講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的群體。
● 許多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把“拉丁美洲人”混為一談。墨西哥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和波多黎各美國人則能看出重要的差別（Huddy & Virtanen，1995）。
● 女生聯誼會成員容易把她們自己的成員看成大雜燴，而認為其他聯誼會的成員則大同小異（Park & Rothbart， 1982）。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他們——你自己的種族群體以外的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甚至看起來都很相似。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令我們尷尬不已的記憶：將另一個種族的兩個人混淆為一個人，結果被我們叫錯名字的人提醒說：“你以為我們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美國學者布裡格姆、錢斯、戈爾茨坦和馬爾帕斯，蘇格蘭學者埃利斯通過實驗發現，與我們自己種族的人相比，其他種族的人的確看起來更為相像（Chance & Goldstein， 1981， 1996；Ellis， 1981；Meissner & Brigham，2001）。他們向白人大學生顯示幾張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後要求他們從一排照片當中挑選出這些曾看過的面孔，結果顯示出本族偏差（own-race bias）的存在：白人大學生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們常常錯誤地選擇一些從沒有看過的黑人面孔。
圖23-3
本族偏差。白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資料來源：From P. G. Devine & R. S. Malpass, 1985.
如圖23-3所示，與識別白人面孔的情況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別其他黑人的面孔。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識別幾個小時前見過的其他美籍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別同樣在此之前見過的盎格魯人（Platz & Hosch， 1988）。同樣，英國的南亞裔人士比英國白人能更快地識別出南亞人的面孔（Walker & Hewstone， 2008）。10~15歲的土耳其兒童會比奧地利兒童更快地識別出土耳其人的面孔（Sporer & others，2007）。即便是9個月大的嬰兒也表現出對本種族面孔更好的識別能力（Kelly & others， 2005，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