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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主義者所謂的人格是什麼?

縱觀我們對行為的研究,我們已經分析了個體。我們談論了個體在這種或那種情境下做些什麼。我的假設是,在我們想要弄清楚整部機器對什麼有用之前必須看一看輪子。在本次講座中,讓我們試著把人當做一部準備運作的組裝機器。我認為,這樣做並不難。把四隻輪子,以及輪胎、軸、差速器、發動機和機身裝在一起,我們就能得到一種機動車。機動車適合於某種工作。根據它的構造,我們把它用於一種或另一種工作。如果它是福特(Ford),它適合於跑集市,適合於運送貨物,並且能在最差的氣候條件下,在最崎嶇的路面上駕駛。如果它是勞斯萊斯(Rolls Royce),就適合於駕駛著它去拜訪一些社會階層比我們高的人物,讓那些比我們窮的人們知道我們是富有的人等等。與此相似的情況是,有一個叫做約翰・杜(John Doe)的人,他的有關部件是由頭、手臂、手、軀體、腿、腳、腳趾和神經、肌肉以及腺體系統組成的。他沒有受過教育,因為年紀太大,所以,他只適合於某些工作。他非常強壯,像一頭騾,能夠整天地進行體力勞動。他十分愚蠢,連說謊都不會;他十分遲鈍,不會笑,也不會玩耍。他能勝任的工作是做一個穿白色制服的街道清潔工,或挖渠工或伐木工。一個叫威廉・威爾金斯(William Wilkins)的人,有著同樣的身體部件,但他有著堂堂相貌,受過教育,老於世故,習慣於上層社會,而且旅行過。他適合於做許多工作——外交家、政治家或真正的地產商。但他從幼年開始就是一個說謊者,在一些負有責任的地方他從未得到過信任。他過於自私,以至於不能被安排在高於別人職位的位置上。他常會在下午離開工作崗位去打高爾夫球或打橋牌。

機器中的這些差異從何而來?至於人類,正如我們在本能(instincts)這一講中看到的,所有健康的個體從出生開始都是「平等的」(equal)。與此十分相類似的詞彙在我們非常著名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也出現了。這一文件的起草人儘管在心理學上被認為是無知的,但他們比人們認為的要更接近現實。他們應該更加嚴格準確地在「平等」這個詞彙的後面加上「與生俱來」(at birth)這一條。個體在其出生以後發生的事情,使得一個人或成為干苦活的人,或成為外交家,或成為賊,或成為成功的商人,或成為著名的科學家。1776年,我們的自由倡議者沒有注意到的事實是,上帝本身不能與40歲的、像美國人一樣有著不同的環境影響的個體保持平等。

在研究一個個體的人格時——他適合於做什麼,不適合於做什麼,什麼東西不適合他——我們必須在日常進行複雜活動的時候,對他進行觀察,不是在某一瞬間,而是一星期又一星期,一年又一年,觀察他在壓力下,在誘惑中,在物質條件豐富或貧乏的條件下的行為。換言之,為了詳細描述人格,我們應該把他召來,並讓他在商店裡經受所有可能的測驗,從而才能知道他是何種類型的人——何種類型的機器。

我們檢驗個體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的發展歷程又是為了什麼呢?我記得這些問題的答案是這樣的:約翰・杜有哪種工作習慣?他能成為哪種類型的丈夫?他的優勢何在?他對工作中的同伴或同事的言行舉止是怎樣的?他是一個真正講道義的人,還是在星期天唱讚美詩假裝虔誠,而星期一握緊拳頭、不講道義的商人?他是否得到過很好的撫養,是否在他成長的感化院裡,或在他所遊覽的一個國家裡形成了不講禮貌的習氣?在朋友危急的時候,他是否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他是否努力工作?他是否快樂?他是否保持艱苦的作風?

行為主義者自然不會對他的道德(morals)感興趣,除了作為一名科學家,事實上他並不關心他是何種類型的人。不論社會是否要求分析,他必須研究個體。作為一個有科學思想的人,行為主義者想要回答的不僅是我們被撫養的問題,而且還有其他所有可以詢問約翰・杜的問題。證明一個人適合於做什麼,並預言一個人將來的能力,以便為社會無論何時需要這樣的資料提供服務,這是行為主義者科學工作的一部分。

人格的解析

為了明確行為主義者關於「人格」的運用,讓我更具體地告訴你們這個術語的意思。你們是否記得第四講中的圖解?在那裡,我談論了活動流(activity stream)的發展。我指出行為從出生和出生以後的不同階段具有非習得(unlearned)的性質。我也指出大多數非習得的活動在出生以後的幾小時就開始變得條件化了。從那時開始,每一個非習得的單元都會發展成一個相當廣泛的系統。在我的圖表中,我們勾勒出了一些線條,以便指明所發生的事情。

假定現在把這一活動流的圖表繪製得更加複雜些,以便足夠表明一個人從幼年到24歲整個過程中的每一個組織。這僅僅是假設,為了討論的目的,現在假定你能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習慣曲線已由一個在實驗條件下對你成長到24歲的整個過程進行研究的行為主義者繪製出來了。很明顯,如果在24歲時,他繪製了你的活動的橫截面(cross section),他就能夠把你能做的每一件事情進行編目。他將會發現許多與此有關的獨立活動——請不要責怪我在談論這些有關問題時引進哲學家和愛因斯坦(Einstein)——我的意思僅僅是許多活動的發展圍繞著一些相同的事情,諸如家庭、教堂、網球、制鞋等等。讓我們隨便來看看某些習慣系統,例如制鞋。

鞋的製作在過去首先是要飼養牲畜,然後宰殺它們,再把獸皮送到制革工場。在制革工場裡,橡樹樹皮在牲口駕馭的磨坊裡被碾碎。磨坊地上挖一個大缸,缸裡裝滿了水,制革的樹皮被扔進缸裡。然後,把獸皮放入缸內,從橡樹樹皮裡產生的鞣酸(tannic acid)會引起獸皮的軟化。這就是所謂的鞣皮法。接著,把獸皮從缸裡拿出來進行清潔,並徹底曬乾和處理。最後,為製成鞋,皮革必須切碎、定型,鞋底必須縫製。在製成一雙鞋之前,不必去計數經過的每一個操作過程。在我祖父那個地方有一個人,他對這一操作過程的每一個細節都瞭如指掌,而且能準確地熟練地掌握和完成它們。我把這些與制鞋有關的所有活動稱為「制鞋的習慣系統」(shoe making habit system)。當然,由於勞動進行的特殊性,一組活動每隔10年都有所不同。你能夠很容易地理解,如果我們把那個系統分解成獨立的活動,我們需要在一個圖表中標明1000個區域,以便能夠描述制鞋這個組織。為了使我們的圖表更完善,並能幫助我們預測一個人制鞋活動的未來行為,我們應該表明每個習慣開始形成的年代和從那時起到現在的整個歷史。這個研究將為我提供一個人制鞋習慣的生活歷史。

現在,讓我們轉向另外一個複雜的習慣系統。在談論一個人的人格時,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那是什麼意思?意思是指這個人每個星期天都去教堂,每天讀聖經,在桌子旁禱告,期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一起去教堂,試圖改變他的鄰居,使之成為一個信仰宗教的人;同時他又去參加其他許多活動,所有這些活動都被稱做是現代基督徒的宗教活動。讓我們把所有這些獨立的活動匯總到一起,稱它們為一個人的宗教習慣系統。現在,組成這一系統的每個獨立活動都可追溯至一個人的過去,以及從那時起到我們截止的24歲這一整個歷史過程。舉個例子來說,在他2.5歲的時候,他知道了小孩子的祈禱文:「現在,我去睡覺了。」這一習慣在6歲的時候就消失了,結果出現了主禱文(Lord』s Prayer)。以後,如果他接受主教派信仰(Episcopal faith),他就能讀印刷的祈禱文。如果他是一個浸禮會教徒(Baptist)、衛理公會教徒(Methodist)或是長老會教徒(Presbyterian)的話,他就會有自己的祈禱文。18歲的時候,有了某種在公眾中演講的組織,他就開始「領導」祈禱會議。在4歲時,他開始看聖經中的圖片,聽聖經的故事,這時候,他開始去主日學校(Sunday School),記某些聖經細節。不久,他能夠完全閱讀聖經並記住整本書了。試圖獲得這一宗教組織的每一個組成部分,探索它的起始和它的承上啟下歷史是一項很複雜的任務。

迄今為止,我們只是詳細地討論了這些系統中的兩個系統。但24歲這個橫截面卻顯示了許多這樣的系統。你已經對它們中的許多系統很熟悉了,如婚姻習慣系統、父母雙親系統、公眾演講系統、知識淵博的思想家的思想系統、飲食系統、害怕系統、愛的系統、憤怒系統。所有這些都從總體上加以分類,當然,其中必定忽視了許多小的系統,但是這些分類將為我們試圖介紹的各類事實提供一個概念。讓我們借助一個圖表來幫助我們把所有這些事實集中到一起(見圖12-1)。

圖12-1

略圖(圖12-1)表明了行為主義者所謂的「人格」及其發展的情況。在考察本圖解時,還需聯繫第六講中關於活動流的圖解。本圖解的中心思想是,人格由占支配地位的習慣所構成。24歲這一橫截面上所顯示的人格僅僅是一小部分,實際上有許多。請注意,24歲的橫截面把制鞋視作是一種占支配地位的職業性習慣系統,而制鞋的習慣系統是由A、B、C、D等各自獨立的習慣所構成的。所有這些獨立的習慣都置於不同的年齡。其他一些習慣系統,諸如宗教的習慣系統、愛國的習慣系統等,也將具有相似的發展路線,從個體的嬰兒期開始,經歷幼年期、青年期,方能完成。為了清晰的緣故,我們把它們省略了。

也許,你已經對瞭解人格有點不耐煩了。我給人格下的定義是:「通過對能夠獲得可靠信息的長時行為的實際觀察而發現的活動之總和。換言之,人格是我們習慣系統的最終產物。我們研究人格的過程是製作和標繪活動流的一個橫截面。」然而,在這些活動中間,在動作(manual)領域(職業的)、喉部(laryngeal)領域(大演說家、善於講故事的人、沉默的思想家)以及內臟(visceral)領域(害怕別人、害羞、易怒、生氣等我們稱之為情緒化的東西)都有佔居支配性的系統。這些支配性的系統顯而易見,便於觀察,它們是我們對個體人格所作的大多數快速判斷的基礎。我們將人格進行分類所依據的就是這些少量的支配性系統。

把人格還原(reduction)為可以看見和客觀觀察到的事物,可能與人格這個詞的情感性附帶內容不相一致。如果我沒有定義人格這個詞,而是僅僅刻畫人們的性格,「他有一種命令別人的人格」,「她有一種吸引人的人格」,「他有一種難以相處的人格」,那麼,人格這個詞更容易適合你目前的組織。但是,倘若回到現實再想一想,你說的命令別人的人格是什麼意思?它難道不是一般所說的個體以一種命令的方式講話,以及他有一個強壯的體質,他比你高一點嗎?

在活動圖表中沒有得出的另一個因素是——人格判斷(personality judgments)通常並不單純依靠被研究個體的生活圖表。如果一個研究他人人格的人能從偏見中擺脫出來,如果他能準確地考慮他自己過去的習慣系統的影響,那麼他就能夠進行客觀的研究。但是我們中間沒有人具備這樣的自由。我們都為我們的過去所支配,我們對他的判斷經常被我們自己的人格所困擾。例如,我上述談及的「支配」的人格,你們會點頭同意。在目前撫養孩子的系統下,父親通常會表現出他好像是一個體格強壯、能量極大的人,好像是一頭要求別人聽從自己,否則就會實施懲罰的超級野獸。因此,當一個擁有這些性格特徵的人走進房間,你就很容易敗在他的「魅力」之下。這對行為主義者來說並不意味著什麼,但它表明了一個事實,即扮演你父親的人有能力使你的行為像一個孩子。對我來說,挑選出你所擁有的人格並顯示它的真實原型並不困難。

用這種方法來介紹人格,我想有一點對你們來說會變得越來越清晰,即我們所處的情境是怎樣支配我們的,是怎樣釋放這些強有力的習慣系統中的一種系統或另一種系統的。例如天使般的鈴聲停止了田里收割者的工作,打擾了他們的動作系統,並暫時把他們置於他們的宗教習慣系統的支配之下。概括地說,我們是受情境所要求的——這些情境可以是一個在我們的傳教士和父母面前值得尊敬的人,一個在女士面前的英雄,一個絕對的戒酒主義者,或者一個喜歡喝酒的傢伙。

另一個在活動圖表中沒有顯示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發展這樣一些習慣系統時,這些系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於是就會形成一種刺激,導致或部分地導致在同一肌肉和腺體中的兩種對立類型的活動,可能產生不活動、笨拙、顫抖等。事實上,很明顯,將會有持久的衝突,如同一個患精神病的個體表現出的廣泛而又重大的衝突。我將繼續沿此思路發展下去。

一個完整的個體將會發生以下情況:當情境要求某一習慣系統中占支配性的系統時,整個身體就開始啟動;在即將到來的活動中未被使用的每組橫紋肌和非橫紋肌(striped and unstriped muscles)產生張力(ten-sions),從而使身體所有的橫紋肌和非橫紋肌以及腺體得以自由釋放,以便獲得所需的習慣系統。只有所要求的一種習慣系統才能發揮最大的、最有效的作用。這樣,整個個體就變成了「有表達的」(expressed),他的整個人格借助他的舉止活動而變得「引人注意」(engrossed)。

我是否可以岔開一下說說習慣系統的支配性與行為主義心理學所需的「注意」(attention)術語的關係?「注意不過是與任何一種習慣系統的完全支配性同義的一種詞語習慣系統,一種動作習慣系統或者是一種內臟習慣系統。」另一方面,注意的分散僅僅是表示了所處的情境沒有立刻導致一種習慣系統的支配性,而是先導致了一種系統,然後又導致了另一種系統。個體開始做一件事,但此事處在另一種刺激的部分支配下,這種刺激能部分地釋放另一種習慣系統。這樣便導致了某些肌肉群使用的衝突,造成語言遲緩,手和身體的笨拙,或者釋放一種不充足的能量來供肌肉群的使用。有這樣一些例子:當你正在跳高的時候,你的同學嘲笑你;當你手握高爾夫球桿,固定姿勢而不再使自己搖擺時,有人在講話;當你陷入沉思,考慮一個問題時,水開始溢出浴缸:活動受阻,甚至前功盡棄。試圖獲得兩種或兩種以上(有時是綜合的)習慣系統支配的例子是相當多的。正因為這個原因,行為主義者覺得「注意」這個詞在心理學中不再適用。它是我們無力清楚思考的另一種表白,應該置神秘的事物於心理學術語之外。我們喜歡把神秘的東西保住,以便我們在困難的時候使用它——當我們生病或身體狀況不佳時,或特別不滿意我們正在擺脫的存在時。於是我們開始認為,既然每一件事在這裡都是無能的,那必然在某個地方有其他一些東西存在。

怎樣研究人格

年輕的時候,人格的變化是非常迅速的——自然,如果人格只是個體在某一年齡階段的完整組織的一個截面,那麼你能看到這個截面在每天至少有細微的變化——但是,由於變化還不夠迅速,以至於我們不能隨時獲得一個完整的圖景。當年輕時習慣模式(habit patterns)形成、成熟和變化時,人格變化得最快。在15~18歲期間,一個女性從孩子變成了婦女。15歲時,她是同年齡男孩和女孩的玩伴。18歲時,她就成了每一個男性的性對象。30歲以後,人格變化非常慢,因為從我們研究習慣的資料中來看,在這段時間,大多數個體安於過一種平凡的生活,除非不斷地受到一個新的環境的刺激。習慣模式變得固定。如果你對一個普通的30歲的個體有一個充分的描繪,那麼你將會發現那個個體在往後的歲月中只有很少的變化——像大多數人一樣生活。一個大聲聊天、愛講閒話、與鄰居不和、幸災樂禍的30歲婦女,將在40歲,甚至60歲都是這樣,除非奇跡出現。

研究人格的不同方法

大多數人無須真正的人格研究就能對他們同事的人格作出判斷。在我們飛速發展的生活中,我們經常要作出快速的判斷,但我們也因此陷入了一種喜好膚淺估計的習慣,從而經常給人們帶來嚴重的傷害。有時,我們為自己能夠快速地對人格作出診斷而自豪,我們為自己能一眼知道喜歡一個人或不喜歡一個人以及永遠不改變我們的判斷而自豪。這意味著以這種表面觀察為基礎的人往往會做一件或兩件與我們自己特殊的傾向性和愛好不相一致的事情。這種現象是經常發生的,因此我們關於人格的判斷根本不是真實的結論,而只是對我們自己永遠不會發生衝突的討厭之物的一種展示。人格的真正觀察家則試圖使自己置於描述之外,而去用一種客觀的方法觀察其他個體。

假定我們都是認真的人格觀察家,假定我們能很好地從我們自己的敏感位置上解放出來,並真正去尋求對個體人格的正確評價,我們應該怎樣來獲取這一信息呢?這裡,有一些可供我們探索的方法:(1)通過研究個體的教育圖表;(2)通過研究個體的成就圖表;(3)通過運用心理學的測試;(4)通過研究個體的業餘時間和娛樂活動;(5)通過研究個體在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境中情感上的特點。研究個體的行為和心理構成是沒有捷徑的。在這個領域裡有各種各樣的心理學騙子,他們相信有這樣的捷徑,但我想在下面告訴你們,他們的方法是不能獲得滿意結果的。

讓我們來看看研究人格的各種方法。我決不是說行為主義者研究人格有什麼明確的科學體系。行為主義者只是根據實踐的、常識的、觀察的方法來研究人格。

(1)研究個體的教育圖表:有關個體人格的周全資料,能夠通過繪製他的教育經歷圖表而得以收集。他是否讀完了小學,或者是否在12歲時中途退學?他為什麼退學?是否因為經濟壓力?還是因為尋求冒險?他是否高中畢業?他是否繼續攻讀大學直到畢業?如果不問他的才智,如果他能堅持到底,這證明他的工作習慣很好。今天,完成大學學業猶如競走一樣——一旦你開始了,就必須堅持到底。我確信一個人如果要勝任一份工作,工作的習慣對他來說是一份資產,我發現他的圖表曲線是從大學開始往下降的。我把大學看做一個成長的地方——一個改變家裡習慣的地方;一個學會怎樣使自己與他人友好相處,從而獲得一種處事手段的地方;一個學會怎樣熨燙自己衣服,使自己保持整潔的地方;一個學會怎樣禮貌對待女士或使自己有紳士風度的地方——一句話,是發現怎樣利用空閒時間和尋求文化的地方。最後,它應該是學生藉以學會尊重思想,甚至學會怎樣去思考的地方。如果它並不擁有這些尊重,大學實際上是一個失敗之地,在那裡獲得的身體的和言語的習慣很少在生活中貫徹。我花了4年時間成了大學肄業生,在那些年裡,我「學習」了希臘語和拉丁語。今天,我不會寫希臘字母或讀色諾芬(Xenophon)的《遠征記》(Anab-asis)。我讀不懂一頁維吉爾(Virgil)甚至愷撒(Caesar)的《註釋》(Commen-taries),如果食、性、住都要靠它的話,那就麻煩了。我忠實地研究歷史,但我不能正確叫出10位總統的姓名或歷史上的重要日子。我不能概括《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或說出墨西哥戰爭(Mexican Way)的概況。

我們不能保證在沒有缺點的情況下來研究大學。大學培養的人在生產上(正如他們在戰爭中)都能獲得成功。他們遭受的挫折要比沒上過大學的人少,一般來說,更容易受人歡迎。但是儘管這樣,還是有許多例外。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並不總是意味著是鄉下佬,或缺乏一種成功生活的資質(equipment)。

(2)研究個體的成就圖表:我認為判斷一個人的人格、特點和能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個體每年的成就史。我們能夠通過繪製個體在他各種職位上任職的時間長度和他每年工資收入的增長來客觀地衡量。一個男子,他在30歲時已經更換了20次工作,而每次更換都沒有獲得明確的提高,他就有可能在到45歲時再更換20多次工作。如果我擁有一筆活躍的商業生意,我不想僱用一位30歲的、每年想賺至少5000美元的人來擔任要職。我希望僱用一位40歲的但薪水要求卻很低的人。這裡,沒有一種固定而又迅速的法則可供繪製——除非例外。但可以說,每年職位的提高和每年工資的增長在個體進步中是重要的因素。

同樣道理,如果一個人是作家,我們就要繪製他每年的稿費收入。如果在我們最主要的雜誌上,他在30歲時與24歲時獲得的字數稿費相同,那麼這說明他是一個平庸的作家,他永遠不會成為什麼,而且永遠只是那樣。在文學和藝術領域,就像做生意一樣,如果你想要預言一個有機體的每一個器官是否完好,以及身體器官將來怎樣良好地運作,我們就必須從成就這一觀點來判斷,從你依據的標準來衡量。

(3)心理測試作為研究人格的一種方法——自從閔斯特伯格(Mun-sterberg)在本國開始研究工作起,目前,心理學已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獲得了很大的成就。它已經形成了許多理論——它能使工廠一年節省7000萬元,同時它也是選擇僱員和安置辦公室職員或工廠員工的依據和指南。這些理論是由一些著名的心理學家提出的。商業組織今天已經注意到了這些理論,部分是由於心理學家雄心勃勃,在學習爬行之前,他們已經試著走路了;部分是由於商業機構不能一直等到心理學家來發展特殊商業所需的方法。各種商行也曾感到過困惑,不僅因為不願等候來得太遲的結果,而且因為他們不想在心理學研究工作中增加投資。他們試圖明確地等待化學家和物理學家的研究結果,但他們期望心理學家能通過一些手法和一些臨時的宣言參與進來,並在行業存在的整個過程中,用另外一些方法來解決商業主管不能解決的行業問題。在這裡,我自然想到全體職員的選擇,選擇後的職員的安排和提升,工人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人最後的高興與滿足——使用這最後兩個詞是因為它們已經被普遍使用。總之,人格在我們的感覺中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心理學在繪製職業組織的截面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步。我們能夠很快地測試一個人的算術能力,他的一般信息範圍,他是否懂拉丁語和希臘文;一個婦女,她能否在1分鐘內速記60個字,她能否1分鐘寫100個字,連續寫40分鐘而沒有什麼錯誤;一個人能否駕駛汽車通過彎彎曲曲的道路而沒有撞到標桿或其他汽車等等。許多不同的職業測試正處在日益完善的過程中,我期待著看到這類測試的進步。

但是必須記住,職業測試只能表明在特定時間完成一些事情的全部能力。它具有特定的誤差。做某些事情的全部能力不能告訴我們個體「系統的工作習慣」(systematic work habits)。假設當他很飢餓或需要一個蔽身處時,他確實是一個工作很賣力的人。然而,在酒足飯飽以後,或已經居住下來之後,他是否還會富有成效地工作?他是否有許多私人的事要做?注視鐘錶時點是否成為他的一種習慣?這是許多個體的真實情況。對於他們來說,9點鐘似乎來得太早,而5點鐘似乎來得太遲。我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判斷一個人工作中主要因素的短文。我寫道,如果要想挑選一個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徵,就應該選擇工作習慣——對工作的真正熱愛,有承擔超負荷工作的願望,比指定的時間工作得更長,在工作完成之後清理工作場所。我發現這些事情很早就進入了個體之中,否則他就永遠不會再去擁有它們。迄今為止,尚缺乏能在這些事項中得出個體的能力或弱點的心理學測試。

(4)研究個體的業餘時間和娛樂活動:每個人都有一些娛樂或消遣形式。有些人的娛樂是閱讀書籍,有些人是遊戲,有些人則是運動。但也有人熱衷於性、酒精、快速駕駛;有些人喜愛與家人在一起;也有些人是報紙上經常提及的少數人,他們熱衷於工作——但像報道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死亡一樣,這些陳述通常是「言過其實」的。

我認為運動和娛樂是很外露的東西。我們能把某些運動看成是獨特的資產,而把另外一些運動看成是負債。快速駕駛狂會導致事故;性慾狂會帶來許多複雜的混亂;而酗酒狂會引起身體器官的失調和工作的失敗,並最終走向死亡。

室外活動有助於身體健康,產生激烈的競爭,加強協作關係。如果我發現一個人有著擅長室外活動的形式,如高爾夫球、網球、駕馭獨木舟、釣魚、打獵、拳擊或跑步,我認為它們有利於你們研究這個人的經歷。

我仔細研究了室內活動情況,如打牌、下棋、跳舞……唱歌和彈奏樂器。我認為,一個沒有能力賺錢(從職業曲線上可以看出)的人要想同時精通一項娛樂活動是比較困難的;同樣,對於一個不友善的、難以與人和睦相處的人來說,精通運動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暫且讓我們承認運動和娛樂可能預示人格,個體的運動和娛樂這一線索是值得研究的。

(5)研究個體在實踐條件下情感的特徵:我們對有關因素的研究,諸如個體的受教育經歷,他的工作成就和他的業餘活動,都不能勾勒整個人格的特徵。一個人可能在他的工作習慣以及身體和言語方面很成功,但他也可能是一個令人討厭的人。他在宴會上,在高爾夫球場上,在旅行中不受歡迎;他可能是一個卑鄙的、吝嗇的、不友善的、傲慢地對待別人的人——簡而言之,一個令人與之一起生活或接近感到可怕的人。我的意思是指某些人在情感方面沒有得到足夠充分的發展。他們是情感的失敗者。我們通過觀察,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測量。如果我們沒有十足的勇氣去邀請這個人到我們家裡做客,或上門訪問,那麼我們就對他進行觀察。我們能發現他有多少朋友,這些朋友關係維持了多久。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他沒有很大的朋友圈子,沒有保持很長時間的朋友,他將始終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不管他工作得如何出色。至於一個人是否會在生意上或專業上獲得成功,情感方面的成功不會是一個保險的因素。我們會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他是最愚蠢的人,但上帝卻喜歡他」。工作習慣和成就的記錄始終應該與情感圖表聯繫在一起來研究。

在判斷人格時,我們發現對於說謊、誠實和其他所謂的道德品質很難作一個橫截面。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發現這些情況,只能靠查閱個體的經歷和考察他的最近生活。但是,當我們這樣做時,必須擴大觀察的範圍,例如,把範圍擴大到他的朋友中去,並且花相當長的時間對他的行為進行觀察。如果人們都是以誠實的態度寫信,那麼我們對於個體情感特徵的判斷就更加可靠。但是,大多數人害怕寫誠實的信,因此,推薦信只有很少的參考價值。我懷疑我們是否能獲得個體情感特徵的有價值的判斷——如個體與別人相處的能力,他在勞動強度大的情況下好好工作,還是在勞動強度小的情況下好好工作,他單獨一個人工作時好還是與一群人在一起工作時好,他是否在工作習慣方面表現出馬馬虎虎,他是否能適應工作或把那些不適應的方面隱藏起來,他在鼓勵的情況下工作良好還是在責罵的情況下工作良好——除非我們提供一所預備學校,在那裡個體確實能在一段明確的時間裡接受各方面的觀察。假定個體具有相當的智能(我們指的僅僅是相當的身體和言語組織),但經常在工作中失敗,主要是因為內臟組織的缺乏而造成的——也就是說「缺乏良好平衡的情緒訓練」。如果我用你們常用的一些詞彙,你們會理解得更好——如個體是「敏感的」、「生氣的」、「執拗的」、「存心報復的」、「傲慢的」、「愛獨居的」、「孤傲的」、「驕傲自大的」、「不願接受批評的」等等。若要獲得這些情感因素,個體必須被安置在某些情境中,如同我們在研究嬰兒的時候一樣。你們知道,這些是沒有組織的嬰兒時期的反應類型——從嬰兒時期遺留下來的。在一個星期或一個月工作的一般過程中,這樣的情境可能很少提供給他們,因此個體必須被長時間地觀察。我認為商業機構或多或少會確信這一點,他們準備給予比以往所給予的更長時間的預備訓練,包括崗位調動。

人格研究中是否有捷徑

我們能否通過與被試的「訪談」(interviewing)來瞭解一些有關人格的內容?——我們能從私人訪談中獲悉個體的一些情況。然而,私人訪談必須加以擴展,而且必須通過不止一次的訪談。在訪談期間,許多細小的情況全被觀察者所注意和利用。觀察中,一個人的聲音、姿勢、步法和個人的外表——所有這些我認為都是相當重要的。你能夠立刻說出一個人是否受過教育,是否有良好的舉止。一個人進來訪談的時候會不脫下帽子,嘴裡叼著雪茄;另一個人會驚慌得說不出話來;也有的人會自誇,以至於你想立刻迴避他。

衣著在許多方面反映了一個人的行為。衣著會顯示他是否有整潔乾淨的個人習慣。如果他的衣領十分骯髒,如果他的手和手腕上滿是污垢,我們就有相當的證據說他是一個舉止不文雅、不整潔的人。但私人訪談不能告訴我們工作習慣和個體誠實與否,以及他是否堅持原則和他的能力如何。這裡,正如我前面提出的,我們必須追溯研究一個人的生活經歷。

為什麼官員和百姓普遍相信他們能判斷人格呢?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自以為自己能夠做到。人格給了他們在其活動圈子裡的一個標準。他們做了壞事而又不被人發覺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被檢查到。如果你想從一群人中挑選出一個人,而這群人是來申請做辦公室勤雜人員或其他無須某種特殊能力的工作的,如打字或速記(這些工作便於檢查),那麼倘若你蒙住眼睛來挑選,正確率只有50%,或稍高些。我們的標準不會很高,因此每一個辦公室都聚集著只能勝任自己工作,而一旦工作更為標準化就不能勝任的人。即使大多數辦公室主管眼光很敏銳,也召集了申請工作人員的見面會,向他們提出了某些口頭問題來瞭解他們的本質,並仔細地記錄他們的回答,因為他們的回答對他會有所幫助,然而,這種選擇人才的辦法充其量也只是比漫無目的的選擇好一點,這就是為什麼心理學騙子這麼容易鑽空子的原因。

心理學騙子在研究人格中慣擇的捷徑

由於正統心理學家所創立的理論被過度地用於人格研究之中,於是出現了一大批我稱之為「騙子」的心理學寄生蟲。今天,在這些騙子當中肯定包括那些繼續主張用我們拋棄的精神來交流的著名人物。他們聲稱能夠證明個人外胚層(personal ectoplasm)的存在,能夠證明有些人靠某種神秘力量來擾亂我們周圍普通物體的物質平衡。我認為霍迪尼(Hou-dini)先生可能是對這些聲稱予以最有力抨擊的人。但像奧利弗・洛奇(Oliver Lodge)先生和阿瑟・科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先生這樣善意而又忽視心理學的人,他們的立場不幸地支持了心理學領域中不斷繁殖的寄生蟲。我認為,由於洛奇和科南道爾這些人的存在,「騙子」不再是一個很恰當的詞了。讓我們稱他們為誤入歧途的熱心者。他們不斷地老化,但還沒有喪失必須離開這個世界的孩童般的恐懼。也許,他們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引起一個可憐的精神病患者的偶然自殺,如果他的外胚層能使它自己從身體中解放出來,並離開這個嚴酷、劇烈、不仁慈的世界,那麼他會為這個幸福的狀態而激動起來。

最使行為主義者感到悲憤,並給大學帶來最大危害的騙子是一種為行業提供服務的人。這些人花了幾百、幾千元錢用於所謂的服務事業,為機關、工廠選擇人才,為已經受雇的人員提供特徵和人格的解釋。不久以前,我參加了一次由這些人中的一個所主持的講座。他從表面上描繪了幾百種觀點,意思是他能夠說出每個人的特徵,並告訴他適合於做什麼。他在這次講座中聲稱,他所作出的這些大量的解釋幾乎永遠不會有誤。在講座結束時,我謙虛地問了他一個問題,也即他是否同意如果我帶6個16歲的人到他的辦公室裡去,他能否挑選出3個「低能」的人和3個正常的人。我沒有要求他告訴我他們適合於做什麼,也沒有要求他為我提供有關他們性格與人格的確切要點。我只是要求他明確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否每個人都是「頭腦清醒」的或是「低能」的。無疑,做到這一點是解釋性格和選擇人格的第一步。這個問題原本不在於侮辱這位「科學家」,但是他非常生氣,臉漲得通紅,手開始顫抖,並表示我在那兒的目的是為了對他發出詰難。

我與另一位先生有類似的經歷。我曾經十分坦率地試圖揭露那些能夠從照片上看出性格的人。在那篇文章中,我暗示了那些聲稱能從照片上看出性格的人是錯誤的。其中一個好像受到了傷害,他寫了一篇很長的論文來解釋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這一點的,但是在他的機構裡,有一些文科碩士畢業生願意拿出1000美元來資助這樣的研究:

(1)從一個「無助之家」中挑選出一群從嬰兒時期就成為乞丐和無用的人,他們的經歷大家都已經知道;

(2)從監獄中挑選出一群從少年期到成年期就犯罪的人;

(3)挑選出一群著名的、博學的人,他們在工作領域聲譽極佳,他們的照片不斷地刊登在我們的日報上。

此外,我們給所有這三組人(包括大學教授)剃鬚洗澡,全部穿上夜禮服,拍標準照。當然,這些條件是公平的。但這受到了那些自以為善解照片的所謂的照片性格分析家們的反對,所以實驗停止了。

第三種騙子是借助普通的身體特徵來作為他的指導。雖然事實上我們常把膚色、指形、眼睛和頭髮的顏色、髮質等等與某種類型的行為和個體的總體成就聯繫起來,但我們永遠不能很肯定地證明這樣的關聯是存在的。可是,這些沒有受過科學的心理學訓練,沒有給心理學實驗任何幫助的人卻仍然聲稱他們能挑選出總經理、銷售人員,而且自認為判斷的準確度特別高。儘管這樣一些聲稱值得懷疑,有趣的是我們的一些很有威望的雜誌多年來一直刊登他們的廣告。同樣是那些雜誌,在刊登某一雜貨店和藥品的廣告來裝飾他們的版面時,就會十分仔細地詳讀每一條說明——實際上,他們將在自己的廚房和自己的實驗室裡對所有值得懷疑的廣告詞予以最嚴格的檢查。

心理學家認為,在任何一種簡單的身體特徵或一組身體特徵與任何一種能力或幾種能力之間難以得出簡單的關聯。通過觀看一張照片,或對處在靜止狀態的一個人進行靜態的觀察,我們最多能說的是,他看上去身體很健全,他有兩條手臂、兩條腿,他可能不是一個白癡或傻瓜。我當然不想再進一步地說他是否是一個「低能的人」。甚至一小時的訪談有時也會使我們在最簡單的事情上誤入歧途。就像下面這個例子:不久以前,我曾經與一個人交談過,先是20分鐘的電話交談,隨後又通過半小時的會面。他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能力很強的人。看上去他有一點壓力,但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處在壓力之下,特別是第一次會面。他起身離開之前2分鐘,抽出一張1000美元的支票,並告訴我他是修理縫紉機的,每天賺1000美元。所以,在50分鐘訪談結束時,我不得不改變了自己的判斷,並得出結論認為這個人是精神錯亂的。隨後,我查閱了他的經歷,更確信了這一結論。

我認為心理學騙子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大量的經濟浪費)在於阻礙科學方法的建立和科學方法的傳播。老闆總認為對人才的選擇、安置和提升應該依靠某種戲法或通過某些神奇的方法。最終,卻是他們自己干擾了人才。我不能告訴你們有多少人因為他們的職業受到嚴重干擾而跑到我這裡來。他們工作都很出色,但一些性格學家(characterologist)告訴他們,他們在將來應該從事歌劇工作、外交工作,或進入比他們現在的工作更廣的領域,所以他們感到應該放棄現在的工作而去追逐這一未知的、未經證實的美好前景。

我希望在這裡能有時間再告訴你們其他各種騙子所慣用的伎倆。我僅列舉一些不同類型的騙子。顱相學家(phrenologist)是另一類快速的人格閱讀者。觸碰一下你的頭,他就會說已經瞭解了一切;觸碰意味著腦子中某一部分的展開,在這一部分中存在著某種能力或職業歸屬。通過把觸碰繪製成圖表,他能標出一個人的能力。但觸碰頭顱與腦的形狀或大小無關。實際上,在頭蓋骨上碰一下可能就是頭蓋骨或腦室的一次輕微的按壓,因為一次觸碰有時造成兩種情況——推進和推出。一般說來,腦是平滑的幾乎就像在一種液體中漂浮。此外,我們已經放棄了腦的「官能」(faculties),正如我在早先講座中所提到的那樣,我們已經放棄了腦的定位(localization)。顱相學家早在幾十年前就因科學的影響而消失。神經病學已經成為一門科學,而且它不僅僅關注心理學範疇。

還有那些通過我們的書寫便能告訴我們潛能和性格的筆跡學家(gra-phologist)。我們一筆一畫的習慣,我們是否馬虎潦草,我們書寫時筆跡的傾斜,都是人格的明確提示。讓我們不要太相信它們。這種靠筆跡來瞭解人格的方法是一種業餘愛好。當然,我們能從一個人的書寫當中瞭解一些東西——他是否相當粗心以至於不能把字寫正確,他是否寫得很快等等。由於書寫,我們總會留下一個明確的作品,因此這一作品能為我們提供一些有關一個人人格的線索。有些心理學家仔細地對它進行了研究,現在仍在研究它。但迄今為止,他們已經發現,某種筆跡與某種能力之間存在關聯的說法有點牽強附會,而且根據很不可靠。人們期望筆跡學家至少能辨別出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筆跡,但甚至這一點也是一項相當困難的任務。不久以前,我翻閱了一大批簽名,那裡只提供了姓而沒有名字,我認為這些筆跡出自男子的手筆,所以我寫信去詢問。結果發現,大約80%的姓名,我判斷是男人的手筆,事實卻是女性所為。

小結

對所謂正常人格的研究,應該使我們確信,長時期地對行為進行密切的觀察是我們對人格作出結論的唯一方法。短時期的觀察和私人訪談揭示了一些問題,職業測試和智力測試也揭示了另外一些問題,但只有持之以恆地對工作、生活在複雜情境中的個體進行觀察,才能獲得一般的工作習慣的資料(整潔、勤奮、只能承受暫時的負荷等等),道德習慣的資料(誠實、忠誠、從暴行中解脫出來等等)以及情感習慣的資料(脾氣、敏感、孤傲、害羞、善於表演、自卑等等)。

事實上,如果不是白癡,任何一個人都能收集其他人的人格資料,但受到良好培訓的心理學觀察家和從他自己的人格框框中解脫出來的人,他們的觀察更可靠。

你也許會對我所選取的例子都涉及職業方面提出質疑。這不錯,但事實上,這些明白無誤的方法同樣適用於選擇朋友、妻子和丈夫。現代生活的可怕悲劇之一就是青年男子與女子相遇、相交的快速性。在內臟刺激(性的)的支配下,不明智的觀察是可能的。結婚之後,人格碰撞,如果你有勇氣面對它,最後就是去法院離婚。我不想得出什麼解決的辦法,可以說這是我們生活的一大悲劇。沒有一種真正的方法能夠測試出兩種人格在婚姻的密切結合下怎樣一起生存——只有先結婚,隨後才能發現。在我的咨詢工作中,我所發現的最大問題出自性順應(sexadjustment)的重大失敗。生活在這樣一個緊閉而又狹窄範圍內的兩個人,沒有一個真實而又坦率的性順應是不能共同生活得很幸福的。人格的另外一些成分沒有機會在這一十分需要的地方發揮作用(有80%的妻子如此)。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先後25次對年輕的已婚夫婦進行了訪談,我發現只有一對做到了真正的性順應。幾乎每一案例的困難都是一種或另外一種行為困難,而不是丈夫或妻子任何一方身體上的毛病。不良的教養和性組織的毛病是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每一案例中,明智的指導帶來了順應。當今社會所能做的是給這些有希望的年輕夫婦在結婚之前就提供適當的指導,但要給出適當的指導是困難的。家庭醫生和父母通常不幸地成為指導的最大危害。我碰到過一個普通醫生或我認為有希望的夫婦對我孩子的指導。

我提及這些事情是因為,首先,我想發現人格的所有方面能有機會在婚姻關係中發揮作用。如果到場的是性飢餓者,這種期待就落空了。其次,如果不是年輕一代面臨這樣的問題,那麼這個從來沒有真正為社會所試驗過的婚姻制度(我在這裡的意思是指男人和女人沒有關於婚姻的組織機構,他們總是在試圖學會怎樣在結婚後糟蹋婚姻),將在今後的幾年裡遭受到嚴重的攻擊,特別是在我們這樣的大城市裡。

再回到我們的人格概念中來。當我們一旦有了人格的判斷時,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以它們為依據來僱傭或解雇行業中的人員——我們也用它們來作為人員提升或降級的指導。它也是我們的朋友關係、生產關係、社交關係的基礎。它是把碰撞的人格結合在一起的「勇士」。我們根據它選擇同伴或離開他們,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依據了。

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在頭腦中形成了有關我們每一個朋友和夥伴的複式簿記(double bookkeeping)。在用黑墨水的一頁上,我們對每個人的資產(assets)進行製表;在用紅墨水的一頁上,我們記下了每個人的債務。當交往關係繼續著的時候,我們一直在這兩頁上填寫,不時地,我們會平衡這個數目。當紅墨水一頁上的數字形成了壓倒性優勢時,我們便遇到了赤字。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們在保持我們自己人格的這本簿記上有著太多的失敗,至少我們在保持一個複式簿記系統上沒有成功。我們只記下了資產而遺漏了債務。因此,在有關我們夥伴的簿記本上,我們經常把自己的債務填入他們的債務頁中。

成人人格的一些弱點

人的本性有許多弱點,很難為主要的失敗勾勒一個起點。實際上,一個人越是密切地觀察人類生活,他就越能得出這樣一個觀點,即看來最有實力的東西恰恰是一個人的主要弱點。讓我們來看看以下幾個關於人格弱點的標題:(1)我們的自卑(inferiorities);(2)我們對恭維話的感受性;(3)我們為成為國王和王后而不斷地奮爭;(4)嬰兒時期遺留下來的不健康人格的一般原因。

(1)我們的自卑——今天,我想簡單地談談我們的自卑被「組織」進入這個系統的步驟。精神分析學家已經對此做過了分析,但我們想要說的是,在科學術語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大多數人已經形成了一組掩蓋、隱藏我們自卑的反應。害羞就是其中之一,沉默也是其中之一,還有發脾氣,以及對社會問題或道德問題抱以守舊的態度,這些都是非常普通的方法。最為自私的人有著一個隱藏其自私的、設計得很好的幌子,這從最下流的人經常大聲講貞潔中可以看出。最容易受到引誘的人總是最大聲地宣佈他的道德水準和行為水準賴以存在的規章制度。可憐的小伙子,他是如此脆弱,他需要它們來支持他。此外,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幾近陽痿的小伙子大聲吹噓他的性能力。

同樣,我們組織習慣系統是為隱藏我們的身體自卑而服務的。個子矮小的人經常大聲地說話,大膽地穿著,「趾高氣揚」,行為激進。為了受人注意,他必須以不尋常的方法來表現。一些女性可以與另一些女性的實力相抗衡,她們的臉可能不很漂亮,但她們的外形可以裝飾得優美;她們的手臂可能很笨拙,但她們的腿是有識別能力的藝術家所欽佩的。若在生理上沒有什麼優勢——她們就求助於時髦。當太胖而不能保持風度時,她們就坐漂亮的汽車,戴耀眼的珠寶,住設備極好的房子。

不管怎樣,大多數人不能永久地面對自卑——儘管分析學家對此有異議。我的許多朋友都是分析學家。當他們的理論遭到攻擊,或當有人對分析學家的較大權力進行非難的時候,他們感到很憤怒。是誰使他們各不相同?我問了許多人,當他們大肆宣揚自己好的一面時,他們是為了炫耀自己——必須承認,對他們來說這樣做是必須的,就如嬰兒做一個動作來得到奶瓶一樣。實際上,這些所謂的「補償」(compensations)的起源是從嬰兒時期開始的。我們告訴孩子他是「伶俐的」,比鄰居的孩子伶俐。我們寵愛他,可以為他做許多事。分析學家稱這種為「自我」(ego)的表達。這種「自我」是早在母親膝蓋上時就已形成的一種有組織的習慣系統。父母自己的自卑造成了這種情況。她自己的孩子無論怎樣矮胖,當鄰居來的時候,她肯定會在自己寶貝的身上發現一些鄰居孩子所沒有的東西。如果她孩子的腳很大,那麼她可能認為孩子的手很小,樣子很好。孩子從她父母那裡聽到的全都是好的部分而沒有一點不好的。這樣,一個人就形成了一種關於他的資源的言語組織——能夠談論它們——但他卻沒有學會談論他的不利條件。

(2)我們對恭維話的感受性——有關男性和女性的人格觀察揭示了我們保護層中的一些弱點。如果我為你們提供一種刺穿大多數人保護層的武器,那便是恭維話。但是,恭維話已經成為一門藝術。只有受過良好訓練,在藝術方面頗有造詣的畢業生才可使用它。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樣一個事實,即大多數人有一組支配性的習慣系統。它可以是宗教習慣系統、道德習慣系統、職業習慣系統,或藝術習慣系統,等等。如果一個人不斷地受到有關這幾個方面的成就的恭維,那麼運用這一方法試著接近他人而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很大。有時,5分鐘的訪談將為這個支配性組織定下基調。禁煙者、禁酒者、效率迷、金錢癖、速度狂和性慾狂等組織會在訪談中很快顯露出來。許多觀察已經告訴我,當一個諳於此道的陌生人與這些人結識並接近他們的弱點時,幾乎不變的判斷是,「他是一個非凡的人,令人愉快,吸引人,十分聰明。我認為我們應該圍繞著他轉」。

通常,性格中的弱點是精神分析學派稱為迴避機制(avoidance mecha-nism)的東西。比如,A不想傷害任何人的感情。而且,他不僅放棄了金錢,也放棄了他的原則。他使自己擔負起關心別人、與別人分擔憂愁的責任,因為他是如此膽怯,以至於不能做到敢說敢干並告訴他們他的想法。

我很懷疑男性或女性在任何戒律、任何誠實的規則和任何畢生不變的信念上不受傷害。我認為在以往的時代,不受傷害幾乎是可能的。而在今天,習俗被如此普遍地逾越,宗教禁令被如此經常地違背,商業誠實和正直也成了一種法定問題,如果我們的弱點再難以接近,再固執而敏感,那麼我們都會受到傷害。這不是說你和我將會在今天去搶銀行、去殺人或強姦女性,或者不懷好意地去利用鄰居;而是說,我們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會作出許多所謂的不道德的事情。在做生意時,在謀職過程中,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只要你的前任對你有幫助,你就會很周到地為他提供他的應得利益。他不會做錯事情,你支持他,在各種場合支持他。但是當你接近他,當你開始與他分享權力的時候,你不能多說,而是應該用耳朵去找找你的過失。當你聽到有些事情得不到他的信任時,一個強有力的內部聲音出現了。當取代他時,你會為你的前任被你這樣一個平庸之輩所取代而感到驚奇。你以經濟實力為由使自己的週遭合理化(ration-alize ),這樣可以一舉兩得,既加強了你的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又能使你目前的地位更安全以防先前的競爭者捲土重來。

我在這裡揭示人的本性並沒有什麼惡意。我只是想告訴你們,在某些情境中我們的行為方式幾乎是自動的(automatic)。我們中有些人知道自己身上存在的這幾種弱點,我們也在不斷地觀察它們。有些人則沒有很好地進行分析。他們認為這是人類都有的,並且在這些方面對弱點加以寬恕。我認為心理學家在表達人際關係上是最有幫助的。我意譯了《聖經》上說過的話:若想看到別人身上的缺點,唯有先去掉自己身上的缺點,這是一條比待人規則(Golden Rule),甚至康德的「宇宙觀」(Universal)更使人從心底裡信服的準則。關於「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我們知道得太少。我們中的許多人在有些方面是病態的;另一些人在另外一些方面是病態的。當你試著「你想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時,你會經常陷入困境,有時是最明顯的幾種困境!我們再以康德的宇宙觀為例,「有規則的運動適合於構成宇宙」。而這一不斷變化的心理世界是沒有一條規則適合於構成宇宙的。適合於伊甸園(Garden of E-den)的準則是永遠不會適合於愷撒時代的,也不會適用於1925年。但每個人都能注視他自己的行為方式,並且當他面對激發他行為的真正刺激時,他經常會感到驚訝。對恭維話的感受性,自私,迴避困境,不願意揭露或承認缺點,知識的貧乏,妒忌,害怕競爭,害怕成為替罪羊,為使自己逃脫而把批評強加在別人身上——構成了人性中幾乎難以令人相信的部分。當一個人真正面對他自己的時候,經常為揭露出來的東西所壓倒——幼稚的行為,不道德的準則,靠合理化這塊薄板來掩飾。唯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毫無掩飾地面對「靈魂」。

(3)我們為成為國王和王后而不斷地奮爭——根據我們父母的培養結果,根據我們所讀的書籍以及我們周圍的傳記文學的結果,每個人都認為成為國王或王后是他(或她)不可剝奪的權利。人生的整個經歷都使這一夢想得以延續。國王和王后都能受到寵愛,而且能獲得許多東西;他們有專人來侍候他們;能得到許多許多好的食物;能住很好的房子,而且是更加藝術化的房子;能滿足更多的性慾,在性生活中獲得更大的美學享受。我們能夠享有這些東西是在童年時代,這也是為什麼要放棄童年時代是如此艱難的一個原因。正如我在後面要提到的,我們實際上很難完全放棄它。我們試圖保留我們在童年時代支配父母的那種生活。勞工領袖說,「打倒資本家,勞動者站起來」,這猶如我們渴望成為國王一樣。資本家說,「打倒勞動者」,也是渴望成為國王或覓求國王的王位。沒有人能反對這種奮爭。這是生活的一部分。這類支配性的奮爭始終存在著,而且還將繼續存在下去(直到行為主義者把所有的孩子都撫養長大)。每個男人都應該成為國王,每個女人都應該成為王后。但他們必須明確他們的領域是受到限制的。在這個世界上令人反感的是那些想成為國王和王后,但又不允許其他人成為王室成員的人。我們在牧師團、商業和科學領域都發現了這一點。不止一位教授看著他的得意門生在他的身邊成長起來,有一天,冷淡時期開始了。教授發現在其得意門生的技術中有一錯誤,或者在他的理論中有一弱點,並且與教授自己的理論有分歧的地方存在邏輯上的缺點。教授變得不再那麼熱情地向理事會和主席團推薦他的學生。當事情發展到得意門生也獲得了教授職位時,推薦是不可能了。當同事們一再堅持要求推薦時,送上的只是反對他的得意門生晉陞的建議。這個教授會用最隱晦的方法使他的處理合理化。我們經常看到一位教授與他的下屬有著親切溫和的關係。他處在頂峰的時間有多長,他的善良本性就能持續多久。他會因為培養了許多年輕人而獲得尊敬。但是讓一個人太接近他的王位,那麼友誼和親切都會被綠眼睛的怪物——妒忌所吞沒。我們的許多正統做法——行動的準則、教養的規則等等,都是為了使國王和統治者繼續成為國王和統治者而建立起來的。

(4)嬰兒時期遺留下來的不健康人格的一般原因。我們已經加以注意的人格弱點揭示了一個普通的事實,即我們把許多已經形成的習慣系統從我們的嬰兒時期和青年早期一直遺留到我們的成人生活。正如我在第十一講中指出的那樣,在這些系統中,大多數系統都具有不能用言語描述的標誌——缺乏言語的關聯和替代。個體不會談論它們,相反,會否認他繼承了嬰兒時期的行為。而適當的情境會使這些孩童般的行為表現出來。這些遺留物對一個健康的人格來說是最嚴重的障礙。

我們所繼承的一個系統是對家庭中一個或幾個成員有著強烈的依戀(積極的條件反射)——父母、兄弟、姐妹——或一些在我們的撫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對物體、地點、位置過分地依戀是有害的。這類遺留一般稱做「戀巢習慣」(nest habits)。南方人特別發展了它們——「詹妮斯一家永遠不會忘記受到的侮辱」。貴族的家庭孕育了他們自己的系統。這些習慣被併入家庭格言和盾形紋章中。由於婚姻幾乎意味著把一個陌生人帶入一個群體之中,所以在這個陌生人被妻子或丈夫接受之前,嚴重的困難經常產生。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世仇的一個原因。它歸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你的父親和母親把這些習慣遺留給了你,你的父親和母親同樣類似地把它們帶給了陌生人。我們把這種幼稚病視作一種永久的社會遺產。還有不太明顯的一點,那就是種族習慣系統也在人們中間得到了培養。

但是,我們感興趣的主要還是一個人的成長。讓我們回顧一下一個人的成長。假設在你3歲的時候,你的母親已經使你懂得了以後行為的方式。她服侍你。你是一個小天使,你的所作所為在你母親眼裡都是相當正確的。你父親肯定也沒讓你改正。你的保姆如果責備了你,她總歸是錯的。3歲之後,你開始上學,你整個兒變成了一個問題兒童。不久,你開始逃學;你母親支持你。你經常偷東西和撒謊,你的老師把你送回家,不讓你上學。你母親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但他是受到控制的。他教育你。最後,你「死」於人生旅途。這類人到處可以遇見。他們沒有打破戀巢習慣——他們永遠不會在失卻家庭寵愛的時候幹得出色些。當青春已逝,他們會退回到早年的依戀時代,謀求依靠。

我們應該每年脫落一些孩童時期的習慣,就如蛇脫落它的皮一樣——不完全像蛇,但隨著人的成長,新的環境要求必須這樣。在3歲的時候,正常的兒童有一個組織得很好的3歲的人格——一種很適合於那個年齡的系統。但是當他步入4歲,一些3歲的習慣必須放棄——嬰兒般的話語必須放棄,個人習慣必須改變。4歲時,尿床、吮吸拇指、遇到生人怕羞、不能流利地交談等問題將不再被忽視。裸露的表現應該放棄。應該教會孩子不能亂闖房間,不能不顧其他人是否在交談就開始講話。他必須開始自己穿衣服,自己洗澡,在必要的時候,自己在夜間起來上廁所,以及做許多3歲時不期望他做的事。

如果這樣構建我們的家庭生活,那麼3歲的習慣會進步到4歲的習慣而不帶有任何嬰兒時期的遺留物!但這不可能,也永遠不會發生,除非父母從他們自己的嬰兒時期就沒有遺留下來什麼——除非他們學會怎樣養育孩子。

在上述講座中,我已經概略地闡釋了遺留物會帶來什麼結果。在影響我們成人生活的許多因素中,讓我根據自己的咨詢經驗從中選擇兩種或三種。由於一個母親過於溫柔和溺愛,結婚對於兒子來說會變得很困難或不可能,因為母親反對由兒子作出的任何選擇。兒子最終結了婚,家庭的爭吵由此開始。暫時的平息後,媳婦過來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了。接著,事情就搞糟了,兒子有了兩個妻子——他的母親和他的新娘。這個青年必須被重新塑造——爭取擺脫這一不自然的而他尚未注意到的母親的條件反射。

又如,一個女孩在嬰兒時期開始依戀她的父親,一直生活到24歲還沒有結婚。她最終結婚了,由於很自然的是她與她的父親之間從來不會有性關係,所以她與她丈夫之間也將不會有這種關係。如果她被強迫,就會垮下來。她可能會自殺或為了逃避而精神錯亂。

我是否可以再一次重申前幾講中提到的內容?如果從早到晚,每個成人能對由嬰兒時期的遺留物所釋放的言語、身體和內臟行為作一個詳細的圖表,他就不僅會感到驚訝,而且會為他的將來感到害怕。我們的「感情被傷害」,我們「會變得生氣」,我們會被「激怒」,我們「給了某人一件好東西」,我們「給了別人一個溫柔的舔」;你的前任是一個「傻瓜」、「白癡」,你會爭吵,你「發脾氣」,你生病,你頭痛,在你的下屬面前你不得不炫耀,你慍怒、鬱鬱不樂,整天心不在焉;你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你笨拙地做好你的工作,弄糟你的材料;你會對那些下屬很凶,你會「自負」——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種表現方式,而「自負」經常損害人的人格,它表明了一種無知和愚昧。一個聰明的人總對事情有一種展望,但他不知道隨著他的才智得到不斷增長,在他面前會形成越來越多的謙卑。自負是來自嬰兒時期的溺愛。謙卑和機能不全同樣是遺留物,通常是由一個「能力較低」或「機能不全」的父親和母親培養的。父母在這些方面的傾向性累積,形成了所謂的家庭中的「支配」因素(我所稱的傾向性是通過下一代能看得到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回到遺留物來說明原因。

我無須進一步擴展嬰兒期的遺留物。在某種程度上,整個行為就是表達這樣一個事實,嬰兒期和童年期會使成年人的人格頗具色彩。這就是弗洛伊德主義者「無意識」的一部分。至於弗洛伊德概念的非科學本質在這之前你們肯定已經明白了。如果情況不是那樣,我就必須向你認輸。

什麼是「病態的」人格?

引言:今天不再有令人迷惑的領域,就連術語的運用也比精神病理學的使用更起作用。內科醫生很少知道行為主義。因此,你們在精神病理學中會發現一些舊的內省心理學術語或弗洛伊德派關於惡魔研究的(de-monological)術語。我曾經希望能活得長些,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徹底地用行為主義訓練一個人,而這種訓練是在他運用藥物和運用精神病理學之前進行的,但是迄今為止,我還沒有成功。從醫學的觀點來看,一個行為主義的門外漢是無法使人完美的,不是行為主義者的內科醫生也難以完成這一任務,因此,「精神病」(mental disease)和「無意識」的概念仍然迷惑著人們。內科醫生在這些領域裡進行工作的主要困難是他對哲學史,甚至物理學的無知。對大多數精神病理學家和意識分析學家來說,這是一個真正的「壓力」——這種壓力是指能夠去做某件事情的東西,能夠啟動一個生理過程或檢查、抑制、降低一個已經存在的過程的東西。除非一個人忽視物理和哲學的歷史,否則他就不會持有這樣的觀點。今天,沒有一個心理學家願意信奉這一表述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如果你能使內科醫生在處理行為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物理的事實,也即你只能用一種方法來啟動你面前的檯球——從一種靜止狀態到一種運動狀態——為了使之啟動,你是用球棒來擊它還是用另一隻已經在運動的球來擊它(或其他一些運動的物體來擊它)——如果你能使他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如果球已經處在運動之中,你不能改變它的運動速率或者它的方向,除非你做了這些相同事情中的一種——你將永遠不能獲得關於精神病理行為的一種科學觀點。精神病理學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今天都相信「意識」過程能啟動生理之球的滾動,然後改變它的方向。雖然我已經批評了內省主義者,但他們在運用概念時並不如此幼稚。甚至在很久以前,詹姆斯就表明了這樣的觀點(雖然他沒有堅持用「意志」和「注意」),即你用來「減退」或者改變一種身體過程的唯一方法是啟動另一種身體過程。如果「心靈」作用於一個人,那麼一切物理規則都是無用的。精神病理學家和分析學家的這一物質的和形而上學(metaphysical)的天真觀點是這樣表達的:「這個意識過程制約著這種或那種行為方式」;「無意識的慾望抑制了他去做這樣或那樣的事」。我們今天所存在的許多困惑都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的擁護者不會看到這一點。在他身邊經歷過分析的大多數人,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肯定「父親」的組織。他們已經不希望用批評來談及他們的「父親」,這一不願意接受批評和發現進步的行為已經使他們從現代最重要的運動的頂峰跌落。我敢預言,從現在開始,在今後的20年間,一個運用弗洛伊德概念和術語的分析學家將與一個顱相學家處在同一水平,而依據行為主義原理來進行分析將會盛行,並且是社會必需的一種職業——與內科學和外科學有著同樣的價值。通過分析,我認為,用我已經概括的一些方法,對人格截面進行研究,將與診斷法等值。與此結合的先是無條件反射,然後是條件反射。這些將構成治療的一部分。沒有價值的分析——便沒有治療的價值。新的習慣、言語、動作和內臟等等,將會成為精神病理學家所開的處方。

是否存在像精神病一類的疾病?

我瞭解所有這些圍繞著分析學家而展開的或多或少有點模糊的爭論和內科醫生提出的一些明確的問題:是否存在像精神病一類的疾病?如果存在,那麼它是怎樣表現的?你怎樣來治癒這種疾病?

當傳說中存在一種像精神一類的錯誤概念時,我就假設會有精神病、精神症狀和精神治療。我從另一角度來看待整個問題。我只能粗略地概括我自己的觀點。人格疾病,或行為疾病、行為障礙、習慣衝突等等,是我用來取代精神障礙、精神疾病的術語。在許多所謂精神病理的障礙中[「官能性精神病」(functional psychoses)、「官能性神經病」(functional neurosis)等等],不存在引起人格障礙的器質性障礙(organic disturb-ances),不可能傳染,不存在身體上的損害,不缺乏生理性反射(猶如器質性疾病經常表現的)。然而,個體有著一種病態人格,他的行為可能受到嚴重的障礙,或者陷入一種我們所謂的精神錯亂(insane)(一種純粹的社會分類),甚至不得不暫時或永遠地將他監禁。

目前,無人能對我們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各類行為障礙給予一個合理的分類。我聽說過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躁狂抑鬱型精神錯亂(manic depressive insanity)、焦慮型神經症(anxiety neuroses),偏執狂(paranoia)、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等等。對於我這個門外漢,這些分類毫無意義。我只是一般地知道什麼是闌尾炎、乳房癌、膽結石、傷寒熱、扁桃體炎、肺結核、癱瘓、腦瘤、機能不全等。一般說來,我知道有機體發生的情況,比如一種受到損害的組織,某種疾病的一般療程。我能夠理解內科醫生告訴我的病情。但當精神病理學家試圖告訴我一種「精神分裂症」,或一種「殺人性躁狂症」(homicidal mania),或一種「歇斯底里」(hys-terical)發作時,我有一種感覺,也即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談論什麼。這一感覺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強烈。我想,他不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的原因在於他總是從「心靈」(現在通行的概念)的觀點來看待病人,而不是從整個身體行為(body behaves)的方式和行為的遺傳原因出發。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幾年裡,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

為了表明在所謂精神病中無須引入「心靈的概念」,我給你們提供一幅從一隻精神變態狗想像出來的圖景(我用狗為例是因為我不是一個內科醫生,沒有權力用人來作例子——我希望獸醫能原諒我)。假設我曾經訓練過一條狗,它能離開一個令人愉快的、置有漢堡牛排的地方,而去吃已經腐爛的魚(我現在就可以提供這個真實的例子)。我訓練它(用電擊的方法)避免在犬行的路上去聞雌性狗——它將圍著雌狗走,但不會靠近雌狗十英尺以內[摩根(J. J. B. Morgan)在老鼠身上已經做過類似的實驗]。另外,讓它只與雄性小狗和大狗玩,當它想與雌狗交配時就懲罰它,我為它安排了一隻同性戀的狗[莫斯(F. A. Moss)在老鼠身上也已做過類似的實驗]。這樣當我早晨走近它的時候,它不是舔我的手,變得可愛和頑皮,而是躲起來或畏縮、打哆嗦,發出哀嗚聲,露出它的牙齒。它不是去追逐老鼠和其他小動物,而是逃避它們,發出害怕的聲音。它睡在垃圾筒裡——它弄髒自己的床,它每隔半小時就到處撒尿。它不是去聞每一株樹幹,而是在地上咆哮、打鬥、抓扒,但不會離樹2英尺近。它每天只睡2小時,在這2小時中,它倚著牆睡,而不是使頭與臀部接觸地面躺著睡。它很瘦,很憔悴,因為它不吃脂肪類食物。它不停地流涎(因為我規定它對幾百種物體過量分泌唾液),這些阻礙了它的消化作用的發揮。然後,我帶它到治療狗的精神病理學家那裡去。它的生理反應是正常的,沒有發現任何器官損傷。所以,精神病理學家宣佈,這條狗患有精神病,確切地說是精神錯亂;它的精神狀況已經導致了各種器官障礙,如消化作用的喪失;這種消化作用的喪失已經引起了它的不良身體狀況。一隻狗應該做的每一件事情——比較同類狗經常做的事情——它卻一點不會,而與一隻狗無關的其他事情,它卻做了。精神病理學家說,我必須把這隻狗送進專治精神錯亂狗的醫院去;如果它得不到及時的抑制,它將會從十層高的大樓上跳下來,或者毫不猶豫地走進火堆。

我告訴治狗的精神病理學家,他對我的狗不瞭解;從養狗(我訓練它的方法)的環境觀點出發,它是一隻世界上最正常的狗;他之所以稱這隻狗為「精神錯亂」或精神病,是因為他自己荒唐的分類體系所造成的。

我試圖讓精神病理學家接受我的觀點。結果,他厭惡地說,「既然你已經提出了這樣一種論點,你自己去治療吧」。於是,我試圖矯正我的狗的行為困難,至少能達到這一點,即它能夠開始與鄰居的漂亮狗交朋友。如果它非常老,我就讓它閉門不出;但是如果它非常年輕,它很容易學會,我就保證讓它記住。我運用了所有的方法,這些方法你們十分熟悉,我先用無條件反射訓練它,然後用條件反射訓練它。之後不久,我讓它在飢餓的時候去吃新鮮的肉,堵塞它的鼻子,在黑暗中餵它。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開端。它使我今天從事更深入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礎。我讓它保持飢餓,在早晨打開籠子時餵它;不再使用抽打或電擊的方法;不久,它聽到我的腳步聲會快活地跳過來。幾個月之後,我不僅把舊的行為加以消除,而且建立了新的行為。接著,它成了一隻值得驕傲的狗。它的一般行為表現為打扮得很整潔,漂亮的身體上紮著藍色的緞帶。

所有這些都是誇張的——近乎於褻瀆!確實,這與我們在每所醫院的精神病區裡看到的病人毫無聯繫!是的,我承認這是言過其實,但我這裡研究的是基本原理。在構建我們的行為科學基礎時,我力求簡明和樸實。我試圖通過這一樸實的例子來說明你們能夠被條件化,不僅建立起病態人格中行為的複雜性、行為的模式和行為的衝突,而且通過同樣的過程為最終導致傳染和損害的器質性病變打下了基礎——所有這些無須引進「心一身」(mind-body)關係的概念(心理對身體的影響),甚至無須離開自然科學的王國。換言之,作為行為主義者,我們在處理「精神病」時,運用的是與神經病學家和生理學家一樣的材料和規則。

怎樣改變人格

改變病態個體——精神變態者——的人格是內科醫生的工作。無論他目前處理工作的能力如何之差,我們都必須在一種習慣發生障礙時去找他。如果我不能拿刀叉,如果一隻手臂變得麻木,或者如果我不能對我的妻子、孩子作出形象化的反應,況且身體檢查表明我沒有任何器官的損傷,我會趕緊到我的精神分析的朋友那裡,並說:「儘管我告訴你的是那麼糟,但請你幫助我擺脫這一困境。」

甚至,對於我們「正常人」來說,在檢查了我們自己並決定拋棄一些不好的遺留物之後,也發現要改變我們的人格是件不容易的工作。你能一夜之間就學會化學嗎?你能在一年的時間裡就成為最優秀的音樂家和藝術家嗎?僅僅做到上述這些事情已經是相當困難的了,而當你在形成新的行為之前要拋棄大量的已經組織好的舊的習慣系統時,便有雙倍的困難。但這是一個人想要獲得一種新人格時所需面臨的問題。沒有一個騙子能為你做到,沒有一所學校能保證為你指導。幾乎每一個事件都可能是一種改變的開始;一場洪水,家庭中的一個噩耗,一次地震,宗教信仰的改變,健康狀況的下降,一場搏鬥——任何一個使現存習慣模式崩潰的事件都會打破你的常規,使你陷入一種境地,促使你必須學會不同於過去的對物體和情境的反應——這種情況對你來說可能會啟動重建一個新人格的過程。在新的習慣系統形成的過程中,舊的習慣系統開始廢棄,直至消失——也就是說,原來保持的習慣的喪失,個體受到舊的習慣系統的支配會越來越少。

我們怎樣做才能改變人格呢?這裡有兩類東西可資利用:一類東西是我們已經講過的「非習得」東西(它們可以是一種積極的「無條件反射」過程),另一類東西是新習得的東西。它始終是一個積極的過程。所以,徹底改變人格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改變個體環境來重塑個體,用此方法使新的習慣加以形成。他們改變環境越徹底,人格也就改變得越多。很少有人能獨立地做到這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始終有相同的舊的人格。將來,我們應該有能夠幫助改變我們人格的醫院,這樣我們改變人格就會像改變我們鼻子的形狀一樣容易,只不過它需要更長的時間。

語言是改變人格的一個困難

迄今為止,很少想到的一點是,在靠改變環境來改變人格中存在一個困難。它發生在我們試圖通過改變個體的外部環境來改變人格的時候。我們不能禁止他以言語和手勢的形式來使用他的舊的內部環境。如果你能選擇一個從來沒有工作過的人,一個一直受到其母親寵愛的人,一個專司模特兒的侍從,一個城市最好酒店的資助人,一個服飾用品商店的老闆,把他送到剛果自由區(Congo Free States),並把他放在一個能使他成為一個「邊緣人」(frontier inpidual)的情境之中,但他帶著他自己的語言和其他一些原先生活地域的替代物。我們在學習語言時發現了語言,當它完全得到發展的時候,實際上它給了我們操練這個世界的複製品。因此,如果目前所處的區域不能把握他,他就可能從他的邊緣區域中撤回來,而使他的餘生生活在舊的替代的言語世界裡。這樣的一個人可能成為一個孤獨的、離群索居的人(shut-in)——一個做白日夢的人(day dreamer)。

然而,儘管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許多困難,個體還是能夠改變他的人格。朋友、教師、戲劇、電影都會幫助我們塑造、重建和改變我們的人格。從來不想使自己面臨這種刺激的人,將永遠不會改變他的人格,成為一個完善的人。

行為主義是所有未來實驗倫理學的基礎

通過本次講座,我想要表明的是,當存在一種獨立的、有趣的、有價值的、而且有權利存在的心理科學時,它必定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探索人類生活的基礎。我認為行為主義為健全的生活提供了一個基礎。它應該成為一門科學,為所有的人理解他們自己行為的首要原則作準備;它應該使所有的人渴望重新安排他們自己的生活,特別是為培養他們的孩子健康發展而作準備。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時間來描述這一點,想像一個完美的個體。我們應該使每個孩子都很健康,如果我們能夠使他適當地成形,然後為他提供一個鍛煉其組織的世界——一個不受幾千年前民間傳說束縛的世界;一個不受恥辱的政治歷史阻礙的世界;一個從毫無意義的愚昧的風俗中解放出來的世界(這些風俗習慣就像拉緊的鋼帶一樣包圍著一個人)。我在這裡不要求改革;我不要求人們到一些上帝遺棄的地方去形成一個殖民地,赤身裸體地生活在一種公社制的生活中;也不要求人們去吃樹根和草本植物;更不要求「自由之愛」(free love)。[1]我試圖在你們面前追逐一種刺激,一種言語刺激。這種刺激如果起作用,將逐漸改變這個世界。隨著這個世界的改變,你們培養的孩子將不是在奴隸獲得的自由之中,而是在行為主義的自由之中——一種我們不能用言語來描繪,並且知之甚少的自由。這些孩子難道不會依次用更好的生活和思考方法來重新恢復我們這個社會?難道不會依次用一種更為科學的方法來培養他們的孩子,直至這個世界最終成為一個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地方嗎?

[1]請注意,我不想為贊成任何自由而爭論,尤其不想為贊成言論自由而爭論。我對言論自由的擁護者感到有趣。在我們這個輕率而又冒失的世界裡,僅僅被允許言論自由的人會變成一隻鸚鵡,因為鸚鵡的言語與它的行動沒有聯繫,並不充當行動的替代物。一切真話能夠充當行動的替代物,而對一個有組織的社會來說,正如它不會過分允許行動自由一樣,它也不會過分允許言論自由。對此,當然沒有擁護者。當一個鼓動家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而大聲抱怨時,他僅僅是抱怨而已,因為他知道,倘若他身體力行,真的去嘗試言論自由的話,他將會被阻止。他想通過他的言論自由來使其他人表現出行動自由——做他本人害怕做的某些事情。另一方面,行為主義者希望發展他們的世界,那是人們自出生那天起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所以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行動能夠很好地保持一致,在任何地方都能自由展示,而不與群體標準相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