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農·拉波波特被以色列軍方新的人才選拔體系評定為具有領導才能，那一年他只有18歲。此後，他被派去指揮坦克。「我甚至都不知道還有一個坦克師。」他說。1956年10月的一個夜晚，為了一報以色列平民被殺之仇，他奉命駕著坦克駛入約旦。在此類突襲行動中，你永遠也無法預知自己要在倉促中做出哪些決定。開槍還是停火？取人性命還是放人生路？去生還是去死？數月前，一個與阿姆農同齡的以色列士兵被敘利亞軍方俘獲，他所做的決定是，在對方逼供之前自行了斷。敘利亞人後來把他的屍體送回以色列時，人們發現了藏在他腳指甲裡的一張小紙條：「我沒有當叛徒。」
在1956年10月的這個晚上，阿姆農所做的第一個決定是停火。他的任務是炮擊約旦警察局的二樓，配合以色列傘兵向一樓發起轟炸。他擔心誤傷到自己人。停止炮轟後，他從坦克裡的無線電上聽到了來自地面的聲音。「突然一下子，我被現實驚醒了。我不是在玩冒險遊戲，不是在扮演遊戲裡的好人或者壞蛋。現在是生死關頭。」傘兵是以色列軍隊中的精英作戰力量。在此次肉搏戰中，他們傷亡慘重。然而，來自戰場的通話聲在阿姆農聽來卻是那麼冷靜，甚至有些輕描淡寫。他說：「沒有一絲慌亂，事實上，語調不急不緩，幾乎沒有任何感情色彩。」這些猶太人都變成了斯巴達勇士，怎麼會這樣？阿姆農不知道自己在肉搏戰中會有什麼表現，他希望自己也能當個勇士。
兩周後，阿姆農駕著坦克開進埃及，這次行動為其後的軍事入侵拉開了序幕。在戰場瀰漫的硝煙中，他既要躲避埃及人的炮火，還要當心自己人的轟炸。他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一架埃及方面的米格–15戰鬥機徑直朝他的坦克俯衝過來，當時他的頭正伸出炮塔瞭望戰場上的情形，他連忙朝駕駛員大喊，左閃右避才躲過一劫。當時，他感覺那架米格戰機就像專門來削掉他的腦袋的。幾天後，放棄抵抗的埃及士兵繳械投降。他們曾被貝都因人追捕，對方想要劫掠他們的步槍和靴子。而現在，他們卻在懇求貝都因人為他們提供水和保護傘。一天之前，阿姆農還以射殺這些人為目標，而現在，他對這些人只有憐憫。他又一次感到不可思議：「從一個高效的殺人機器變為一個心懷慈悲的人，竟是這般容易，這般快。」怎麼會這樣？
戰爭結束後，阿姆農只想遠離這一切。「兩年坦克兵的生涯讓我變得有一些野性難馴，」他說，「我想離開，走得越遠越好，但坐飛機出國花費太高。」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的以色列人還沒有想過如何去擊退壓力、消除不滿，他們只是一味地選擇應對。在紅海北部的沙漠裡，他找到了一份銅礦上的工作，據說這是所羅門王諸多傳奇礦藏中的一個。大部分礦工都是監獄裡的勞工，阿姆農的數學知識比其他人要紮實，所以當上了礦裡的圖書管理員。這個所羅門王的銅礦條件有限，生活不便，其中一條就是沒有衛生間，也沒有衛生紙。「有一次，我跑到外面——請原諒——去解大手。在一張被我用來擦屁股的報紙上，我看到了一則消息。上面說，希伯來大學要開辦心理學專業。」那時他20歲，對於心理學，他只聽說過弗洛伊德和榮格。希伯來文的心理學著作非常少，但是他對這個領域很感興趣。箇中原因他也說不清。可能是一種本能的呼喚，而心理學恰好能滿足他的需要。
這是以色列首度開辦心理學專業，入學考試的競爭遠比希伯來大學的其他專業激烈。在阿姆農讀到那則消息的幾周後，他也加入了競爭者的行列，站到了被希伯來大學當作校舍的那個修道院門外，等著參加一系列稀奇古怪的測試，其中就包括丹尼爾·卡尼曼設計的一套測試題。丹尼爾以自創的語言編寫了一篇散文，要求應試者分析文章的語法結構。等候者的隊伍一直排到了大街上。招生名額只有20個左右，但是有心求學的人卻有數百個——在1957年，太多的以色列年輕人渴望得到這個讀書機會。事實證明，最終入選的20人天分都很高，其中19人後來繼續攻讀了博士學位，剩下的一位是女性，她在入學考試的成績表上名列前茅，但大學畢業後選擇做了賢妻良母。在以色列，心理學之重要地位堪比亞拉巴馬州的足球運動。
隊伍中，一個小個子站在阿姆農身邊，他面色蒼白，長著一張娃娃臉，看起來大概只有15歲，但衣著穿戴卻十分奇怪。他腳踩一雙橡膠底的長靴，身著一套挺括的制服，頭上還戴著一頂以色列傘兵獨有的紅色貝雷帽，活像一個新一代斯巴達勇士。後來他們聊了起來。他說自己叫阿莫斯·特沃斯基。阿姆農已記不清其他的聊天內容，卻清晰地記得自己當時的感覺：「我一眼就看出，他比我聰明。」
在以色列同胞眼中，阿莫斯·特沃斯基是他們所見過的最不同凡響的一種人，但同時，他也稱得上是以色列人的典範。他的父母親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離開俄國，逃離了那裡的反猶勢力，雙雙投身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浪潮，成為運動中的先驅人物。他的母親，吉尼亞·特沃斯基，熱衷社會政治活動，成功當選以色列首屆議會成員，並且在接下來的四屆議會中實現了連任。她犧牲了所有的私人生活，一心投入公共事業中，並且樂在其中。她經常四處奔波——阿莫斯出生不久她就去了歐洲，在那兒待了兩年，幫著美國軍隊解救集中營中的難民，重新安置倖存者。回國後，她更多的時光是在位於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議會中度過，在家的時間少之又少。
阿莫斯有個姐姐，比他大13歲，所以他其實是作為家中的獨生子被撫養長大的，而養育他的擔子主要落在了父親肩上。他的父親名叫約瑟夫·特沃斯基，是個獸醫，大部分時間都在和牲畜打交道。約瑟夫是猶太教拉比的兒子，但他不信教，只熱愛俄羅斯文學，對於同伴和鄰人口中講述的故事，他也極感興趣。早年間他是個醫生，但後來改行了，照阿莫斯的說法，父親是因為「動物的痛苦比人類多，但抱怨卻比人類少」而選擇做了獸醫。約瑟夫·特沃斯基生性嚴肅，但當他談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時，會把兒子抱到腿上，開心地給兒子講他過去的經歷，講存在之神秘性。「本研究獻給我的父親，是他激發了我對世界的好奇心。」阿莫斯在日後的博士畢業論文致謝中這樣寫道。
阿莫斯總說，有的人之所以能遇到有趣的事，是因為他們善於將平凡的經歷編織成有趣的故事。他本人就擅長講故事，而且他的故事往往能製造出獨一無二的驚人效果。他講話時有一點兒吐字不清，有些像加泰羅尼亞人講西班牙語的樣子。他的膚色蒼白，皮膚下血管的紋路幾乎清晰可見。說話或是傾聽時，他那對淡藍色的眸子始終在飛快地轉動著，好似在用力捕捉飛向他的每一個靈感。
即便是在說話時，他也給人一種總是在動的感覺。以常規標準來判斷，他不屬於運動型人才——個頭始終那麼小，但其實他身手敏捷，奔跑起來速度飛快，靈活得令人不可思議。他能夠以驚人的速度在山上跑來跑去，就像生長在山野的原始人。他最喜歡玩的一個小把戲——有時他會在講故事時這樣做——就是爬上高處，岩石上或者坦克頂上，然後以平行於地面的姿勢，面朝下俯衝下去。他總會在人們失聲驚叫後的最後關頭挺起身子雙腳落地。他熱愛那種墜落的感覺，熱愛那種俯瞰大地的快樂。
阿莫斯對待自己的身體也同樣勇敢，或者說他至少想要顯得勇敢。1950年隨父母從耶路撒冷搬往港口城市海法後不久，他有了與其他孩子一同去游泳池的機會。游泳池裡有一個10米高的跳台，其他孩子想用激將法讓他從那上面跳下去。那時阿莫斯只有12歲，從沒學過游泳。在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們連飲用水都沒有，更別提享受注滿水的游泳池了。於是，阿莫斯挑中了一個年齡大些的孩子，對他說：「我會從這上面跳下去，但是在我落水後，你得把我從水裡拉起來。」就這樣，阿莫斯從10米高台上跳了下去，那個大男孩在他快被淹死之前及時地把他撈出了水池。
升入高中後，阿莫斯和以色列其他孩子一樣，面臨著學文科還是學理科的抉擇。這個尚在搖籃中的國度鼓勵男孩子學理科，因為數理化被看成國家之命脈、未來之所繫。阿莫斯在理科方面頗有天賦，也許那份天賦比其他男孩都要高。但是，讓大家不解的是，班裡天資聰穎的男孩中唯有他一個人選擇了人文科學。進入這個未知的領域，意味著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嘗試：數學他可以自學，但人文科學卻給他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體驗。阿莫斯說，他忘不了在巴魯克·庫茲韋爾的人文學課堂上感受到的那份陶醉。「和一些乏味而膚淺的課程比起來，他的課給我帶來了最美妙的享受和最震撼的感覺，他讓我充分領略了希伯來文學和哲學的魅力。」阿莫斯在給已移居洛杉磯的姐姐的信中這樣寫道。他為庫茲韋爾寫過詩，還宣稱他將來的志向就是當詩人，或者是做一個文學評論家。[1]
私底下，阿莫斯和一個名叫戴利亞·拉維科維奇的新生建立起了一份親密的、有那麼一點浪漫色彩的關係。有一天，鬱鬱寡歡的戴利亞來到他們的中學課堂上。父親去世後，她曾在基布茲集體農場住過，那是一個讓她厭惡的地方，接著她又輾轉去過幾個托養家庭，沒有一次是滿意收場。她是個社會異類，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的以色列人眼中，她是個異類。但是阿莫斯，這個學校裡的風雲人物，卻和她關係要好。這讓大家都有些摸不著頭緒。那個時候的阿莫斯看起來還像個孩子，而戴利亞無論從哪個角度去衡量，都已經是個年輕姑娘了。他喜歡待在戶外，喜歡運動；而她……好吧，當所有女孩子都去外面上體育課時，她卻坐在窗戶邊抽煙。阿莫斯喜歡和別人成群結伙，而她總是形單影隻。直到後來，當戴利亞憑借詩歌創作摘得以色列的最高文學獎項，成為全球矚目的新星時，人們才說，「噢，這就難怪了，原來兩個人都是天才」。彼時，巴魯克·庫茲韋爾已經成為以色列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阿莫斯曾想繼續做他的學生，但是未能如願。在所有人眼中，阿莫斯始終是最積極、最陽光的那一個。而戴利亞和庫茲韋爾一樣，一度有過輕生的舉動（庫茲韋爾最終成功地了斷了自己的性命）。
和20世紀50年代生活在海法的大部分孩子一樣，阿莫斯也加入了一個叫作「納哈爾」的左翼青年組織，並且很快就被選為領頭人物。「納哈爾」是希伯來文「青年戰鬥先鋒團」的首字母縮寫，其使命是將學校畢業的年輕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輸送到基布茲集體農場，讓他們在那裡當兵，保衛農場，幾年後再退役當農民。
在阿莫斯讀高中的最後一年，以色列將軍摩西·達揚帶著隊伍聲勢浩蕩地來到海法，對學生發表了一通演講。一位碰巧在現場的男孩回憶道：「他問，有多少人加入了納哈爾？一大堆人舉起了手。達揚說：『你們都是賣國賊。我們不需要你們去種西紅柿和黃瓜，我們需要你們去戰鬥。』」次年，以色列推出新規，要求所有青年組織從每百人中挑選12人加入傘兵部隊，其餘人等繼續從事農業生產。阿莫斯不具備精英型戰士的外形，看起來像個童子軍，但是他卻在第一時間自告奮勇地報了名。由於體重過輕，他只能靠拚命喝水增加重量才勉強過了關。
在傘兵訓練學校，阿莫斯和其他同齡人被打造成了這個新興國度的一種象徵，他們成了人們眼中的勇士，成了殺人機器。怯懦是不可取的。一旦他們敢從5.5米高的地方跳下來並且走運沒摔斷一根骨頭，教官就會命令他們登上「二戰」時期老式的木質飛機。機上的螺旋槳和艙門處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兩相緊鄰，在你打算邁出艙門的那一刻，很容易被迎面而來的一股勁風打回機艙。艙門口有一盞紅燈，待教官們檢查完士兵的裝備，紅燈變綠燈後，他們就得依次跳下去，畏縮不前的人則會被直接推出去。
在最初的幾次試跳中，大部分年輕人都會害怕，他們多少還得靠人推。阿莫斯所在的小組中有個男孩不肯跳，導致這成了他終身的污點。（「不肯跳的人才真的是勇氣可嘉的人」，一位曾經的傘兵後來這樣說。）但是阿莫斯從來都沒有猶豫過。「說起從飛機上跳下來這件事，他永遠都是最積極的那一個。」和他一起當過傘兵的尤里·沙米爾回憶道。他總共跳過50次，也可能更多。在敵人的封鎖線附近，他跳過；在1956年的戰場上，他跳過；在西奈戰役時，他也跳過。有一次，他還不小心跳進了蜂巢，被大黃蜂嚴重蜇傷失去了知覺。1961年，當他從大學畢業前往美國攻讀研究生時，第一次不帶傘兵裝備飛上了天。飛機降落後，他驚奇地看著機艙外的地面，轉身朝坐在旁邊的乘客說：「我從沒有以這樣的方式著陸過。」
加入傘兵部隊不久，阿莫斯就當上了排長。他給住在洛杉磯的姐姐寫信說道：「真沒想到，我能這麼快地適應新生活，我的同齡人和我沒什麼差別，只不過我的衣袖上多了兩道槓。現在他們得向我敬禮，得聽我的號令：跑步，趴下。如今大家都習慣了這種關係，我也習慣了，甚至還覺得自己天生就是這塊料。」軍中的信件都要接受審查，所以阿莫斯在家信中對他的戰鬥生涯只是幾筆帶過。他曾經奉命參與報復行動，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曾失去自己的戰友，也曾解救自己的戰友。「在一次『血債血償』的任務中，我救下了一個戰友，並因此收穫了讚譽，」他在給姐姐的信中寫道：「但是我不認為自己是個英雄，我就是想讓夥伴們安然無恙地回家。」
還有很多磨難他沒有在信中寫過，也極少對別人講過。一個有施虐傾向的以色列高級軍官，為了檢驗人在沒有補給的情況下能堅持多久，長時間不給士兵水喝，直到阿莫斯的一個手下因為脫水而死亡，這場鬧劇才算收場。在軍事法庭上，阿莫斯出庭指證了那個高級軍官。一天晚上，阿莫斯的兵用毛毯摀住了另一個施虐狂軍官的頭，把他暴揍了一通。阿莫斯沒有參與打人，但是在後來的調查中，他出謀劃策讓這些兵免於被起訴。「他們問問題的時候，你就用很多無關緊要的細節去回應，直到他們聽煩了不再追問下去。」他建議他們這樣做。這個方法還真挺管用。
到1956年年底時，阿莫斯已經不僅是個排長，還成了以色列軍中最高勇士勳章的獲得者。在接受以色列國防軍總參部檢閱的一次訓練中，他的一個手下需用炸藥桶去炸毀一個帶倒鉤的線網。拉動引爆線後，這個士兵有15秒的時間撤離現場。他把炸藥桶推至線網下，用力拉動了引線，不成想自己卻暈倒在炸藥桶上。阿莫斯的上級軍官命令所有人待在原地，任那個失去知覺的士兵灰飛煙滅。阿莫斯沒聽他的。他從自己所在的掩體後面跳了出來，一把抓過那個士兵，抱起來，奔到10米開外的地方後，把他扔到地上，自己一躍撲在了對方身上。爆炸產生的彈片成了阿莫斯身體裡永久的印記。以色列軍隊的勇士勳章可不是能輕易得到的。摩西·達揚當時目睹了整個過程。他在給阿莫斯授獎的時候說：「你做了一件既愚蠢又勇敢的事，下一次你可不一定能這麼走運了。」
有時候，阿莫斯的所作所為會讓旁觀者覺得他不在意安危，反倒更在意別人眼中的他像不像個真正的男子漢。「他總是拼盡全力，」尤里·沙米爾回憶道，「我想也許他是因為身材瘦小、面色蒼白，所以才格外想要彌補一二吧。」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說法並不成立——他強迫自己勇敢，最終使勇敢變成了他的習慣。當軍中服役的生涯接近尾聲時，阿莫斯明顯感覺到了自己的變化。「我相信，你一定很難認出今天的我，」阿莫斯在給姐姐的信中寫道，「文字不足以形容即將站在你面前的這個穿軍裝的男孩身上所發生的巨大改變。和5年前穿著卡其色短褲與你在機場道別的那個小男孩比起來，他完全變了一個人。」
除了信中的隻言片語，阿莫斯很少在著作裡或談話中提到軍中的生活。除非是一些好笑的或是奇怪的事情。比如，在西奈戰役中，他所在的部隊截獲了一隊埃及人作戰用的駱駝。阿莫斯從來沒騎過駱駝，騎了15分鐘後，他開始頭暈噁心，只得坐上大敞篷車，用了6天的時間才走出西奈。但是在軍事行動結束後，他在騎駱駝回家的比賽中拿了第一。
再比如他的兵。即使在戰鬥中，他們也拒絕戴頭盔，說是天氣太熱，還說如果他們被子彈打中的話，至少子彈上還能留下他們的名字。（對此阿莫斯說：「如果所有子彈都是『查無此人』，那該怎麼辦？」）通常情況下，阿莫斯的故事都是以一些生活小事作為開端。以色列數學家塞繆爾·薩塔斯回憶道：「不管何時遇到你，他總會先問一句『我給你講過這個故事嗎？』但這個故事和他自己無關。比如他會說：『你知道嗎，在以色列的大學裡面開會時，每個人都愛插嘴，因為他們總擔心別人會搶先一步把觀點說出來。而在美國大學的員工會議上，每個人都很沉默，因為他們總認為別人也想要表達同樣的觀點……』」接著阿莫斯會就美國和以色列之間的種種差異發表一番專題演講，比如美國人信奉明天會更好，而以色列人卻相信明天會更糟；美國小孩會在課前做好預習，而以色列小孩從來不提前看書，卻總能冒出最大膽的想法；諸如此類。
熟悉阿莫斯的人都知道，他的那些故事只是他自娛自樂的一種工具。就像阿莫斯的老友、一位以色列婦女所說的：「認識他的人不聊其他的話題，我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聚在一起聊他，一遍又一遍地聊。」有些話題就是關於阿莫斯說過的一些搞笑的事，通常都是把矛頭對準那些他覺得自以為是的人。阿莫斯曾經遇到過一個美國經濟學家，這個人一會兒罵某某是個蠢貨，一會兒又說某某是個傻瓜，阿莫斯對他說：「你所有的經濟學模型都要依靠智慧且理性的人去構建，但你的周圍卻有一群白癡。」阿莫斯也曾聽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默裡·蓋爾曼發表長篇大論，那架勢彷彿天底下的事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蓋爾曼講完後，阿莫斯說：「知道嗎默裡，這世上像你這樣自認為聰明的人絕沒有第二個。」還有一次，阿莫斯在會議上發了言，過後一個英國統計學家走過來對他說：「我通常不喜歡猶太人，但我很喜歡你。」阿莫斯答道：「我通常很喜歡英國人，但我不喜歡你。」
無論阿莫斯以何種方式回應別人，產生的效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又有更多關於他的奇聞逸事出爐了。舉個例子，有一回特拉維夫大學為一個物理學家舉辦晚會，慶祝他榮獲沃爾夫獎。這個獎項是物理學領域的第二大獎，獲獎者往往接下來就會走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以色列大部分頂尖的物理學家都來參加晚會了，但是不知怎的，這位大獎得主卻和剛剛對黑洞發生興趣的阿莫斯在一個角落裡熱情地聊了起來。第二天，大獎得主打電話問晚會的主辦者：「昨晚和我交流的那個物理學家叫什麼？他沒告訴我他的名字。」在幾番確認之後，主辦者終於明白他說的是阿莫斯，他們告訴他，阿莫斯不是物理學家，而是個心理學家。「不可能，」這位物理學家說，「他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物理學家。」
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教授阿維沙·瑪格麗特說：「不論什麼話題，阿莫斯總能一下子抓住核心。這是一種令人震驚的能力。面對任何問題時——任何與知識相關的問題，他總能在第一時間做出準確的詮釋，給出深刻的見解，真的讓人不可思議。他好像隨時都能參與到任何一場討論中。」南加州大學的心理學家伊夫·比德爾曼說，「他看起來貌不驚人，如果一間屋子裡坐著30個人，他一定是最後一個被注意到的。但只要他一開口，所有人都會發現他聰明絕頂。」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迪克·尼斯比特在見過阿莫斯之後，編出了一個只有一行字的智力測試題，題目是：你越快發現阿莫斯比你聰明，你就越聰明。阿莫斯的密友兼合作夥伴、數學家瓦爾達·利伯曼回憶道：「他走進房間時，看起來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衣著也很普通。他就靜靜地坐在那裡。可是一旦他開口講話，他會瞬間成為焦點，成為蝴蝶起舞追逐的光亮。只需一會兒，每個人都會抬頭看向他，期待傾聽他的聲音。」
儘管如此，人們最津津樂道的並不是阿莫斯講過些什麼話，而是他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他是個夜貓子，總在太陽將要升起時才上床睡覺，一直睡到日落西山。他早餐吃醃菜，晚餐吃雞蛋。他會盡量減少他認為浪費時間的日常事務，比如大中午剛剛睡醒的他，會在開車去上班的途中照著後視鏡刮鬍子、刷牙。他的女兒多娜說：「他從來都不知道眼下是幾點鐘，但這並不重要，他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你只是碰巧在那遇見了他。」對於別人期待他感興趣的那些事，比如參觀博物館或者出席董事會，他從不會假裝感興趣。「對於喜歡那些事的人來說，這就是一種喜好。」阿莫斯最喜歡引用繆裡爾·斯帕克《吉恩·布羅迪小姐的青春》中的這句話。他的女兒說：「他總是缺席家庭出遊，除非他對那個地方感興趣，否則他不會去。」孩子們倒不覺得有什麼不快，他們愛自己的父親，也能感覺到父親對他們的愛。「他愛身邊的人，」他的兒子奧倫說，「他只是不喜歡被條條框框約束。」
[¤]大部分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在阿莫斯那裡卻總能被付諸行動。假如他想去跑步，那他……就會徑直去跑。既不做拉伸準備，也不換跑步的行頭，而是直接脫掉長褲，只穿著短褲就從門裡飛奔而出，用最快的速度開始奔跑，一直跑到筋疲力盡為止。「阿莫斯覺得，為了避免微不足道的尷尬，人們犧牲了太多的東西，」他的好友阿維沙·瑪格麗特說，「而他本人很早就認清了這一點，知道那麼做不值得。」
認識阿莫斯的人都知道，這個人具備一種奇特的天賦，那就是總能準確地定位自己的目標。瓦爾達·利伯曼回憶說，有一次她去拜訪阿莫斯，看到一張桌子上堆滿了差不多積攢一周的郵件。郵件被整齊地按照日期分開碼放著，每一堆中都有各式各樣的信件：有崗位邀請函，有名譽學位授予書，有訪談和講座的邀請函，有求教難題的咨詢信，還有賬單。新郵件送到時，阿莫斯會拆看那些他感興趣的，剩下的就都被放在這張桌子上。每天都有新的郵件送到，桌子也被一天天堆滿。待到堆不下時，阿莫斯會直接把這些從沒拆開過的信推進靜候在桌旁的垃圾桶裡。他喜歡說：「緊迫之事的妙處在於，一旦你把它擱置足夠長的一段時間，那它就不再緊迫。」阿莫斯的老友耶舒·科洛德尼回憶道：「每當我對阿莫斯說我得做這個、我得做那個的時候，他總是告訴我，『你不必非得去做』。而我想，『你可真是個幸運的傢伙！』」
阿莫斯的身上就是帶著一股純粹勁兒：他的好惡總是能通過他的言行準確而直接地被表露出來。他的三個孩子還清楚地記得父母親當年看電影的情形。兩個人開車去看母親想看的影片，20分鐘後，父親卻一個人先回來坐在了沙發上。他能在影片開場的5分鐘內判斷出這部片子值不值得看——如果不值得，他就會逕自回家看《希爾街的布魯斯》（他最喜歡的電視劇）或者《週六晚間直播》（一集不落）和NBA球賽（他是個籃球迷）。等電影結束後，他再開車把妻子接回來。他會對妻子解釋：「他們已經拿了我的錢，難道還想拿走我的時間嗎？」如果在極個別的情形下他參加了自己不喜歡的聚會，那他也會把自己變成隱身人。他的女兒多娜說：「當他走進一間屋子，發現自己並無興趣多做停留時，他會把自己變成背景藏匿起來。他好像擁有一種超能力。他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對社會責任很排斥。他不認可這樣的社會責任——雖不認可，卻做得很體面、很合宜。」
有時候阿莫斯會得罪一些人，這也在意料之中。他那對閃爍不定的淡藍色眸子足以讓陌生人感到坐立不安。他的眼神總是飄忽不定，別人會以為他沒有在專心聽自己講話，但實際情況是，他往往是在很專注地傾聽。阿維沙·瑪格麗特說：「在他看來，最大的問題在於有些人做不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果他發現你乏味無趣，言之無物，他會毫不客氣地打斷你。」熟悉他的人早已學會了理性地看待他的一言一行。
阿莫斯從不去想他喜歡的人會不會不喜歡他。塞繆爾·薩塔特說：「他最渴望的莫過於用個人魅力征服別人，對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來說，這種心態多少有些奇怪。」耶舒·科洛德尼則說：「他願意讓別人欽慕他，愛他，一旦他對你青睞有加，就很容易對你付出真心，他周圍的人會為此『爭風吃醋』。他的朋友們經常會捫心自問：我知道自己為什麼喜歡他，但是他究竟為什麼喜歡我呢？」
阿姆農·拉波波特從不缺乏仰慕者，他因在戰爭中勇猛善戰而被大家熟知。以色列婦女但凡見過他，都會因為他金黃色的頭髮、古銅色的皮膚以及輪廓分明的五官而打心眼兒裡認為他是世上最帥的男人。幾年後，他取得了數學心理學的博士學位，成了備受關注的教授，還在世界一流大學獲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感覺到阿莫斯對他的欣賞後，也有些受寵若驚。「我知道，他的聰明才智對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阿姆農說，「但是我不知道我有什麼能吸引他的，可能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我很帥吧。」不管是什麼原因，二人都被彼此深深吸引。自相識之日起，阿姆農和阿莫斯就成了互不可分的整體。在班級裡，他們是同桌；在公寓中，他們做鄰居；夏日裡，他們一起去鄉間遠遊。他們是眾所周知的一對兒。「我猜有的人可能以為我們是同性戀之類的關係。」阿姆農說。
在阿莫斯決定未來專業發展的同時，阿姆農也處在人生的高峰期。20世紀50年代末，希伯來大學的學生按規定需要選擇兩個主修方向。阿莫斯的選擇是哲學和心理學。但是他在進軍知識領域的過程中採取了戰略性的方針，就像開採油田，在哲學課的課堂上待了兩年之後，他宣佈，哲學這塊地上采不出油來。阿姆農回憶道：「我記得他的原話，他說，『我們對哲學無能為力。柏拉圖已經把大多數問題都解決了，我們不會在這個領域再有什麼作為。智慧的先聖太多，而剩下的問題又太少，僅存的那些問題也都是無解的問題』。」心與身的關係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各種各樣的思維活動——我們所信奉的、所想的——是如何與我們的身體反應發生關聯的？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和笛卡兒一樣，都是陳年舊事了，但人們至今也沒有找出答案——至少沒有在哲學領域找到答案。阿莫斯認為，哲學的問題就在於它沒有遵從科學法則。哲學家僅憑著對他本人這一個樣本的檢驗，就得出了關乎人性的理論。而心理學至少還裝裝樣子，讓自己顯得像一門科學，起碼它始終是以確鑿數據為支撐的。假如心理學家有了一個理論設想，那他會選擇一部分人作為代表性樣本來加以檢驗。別的人也可以來檢驗他的理論，要麼進一步證實他的觀點，要麼推翻他的觀點。心理學家探尋真理之路崎嶇坎坷，但他們會堅持走下去。
在阿莫斯最親密的那些以色列朋友看來，他對心理學感興趣完全是意料中的事。諸如「人們為什麼會這樣做」「人們為什麼會那樣想」之類的問題充斥著他們與阿莫斯的對話。「他從來都不和我們聊藝術，」阿維沙·瑪格麗特回憶道，「他只聊人。這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永恆的謎團：為什麼人們會做出這樣或者那樣的選擇？答案也許就藏在猶太人的思考方式中。猶太人是人們眼中吝嗇的商人，他們時時刻刻在評估別人：誰比較危險？誰比較可靠？誰會償還債務？誰會欠債不還？人們一般會根據他們的心理判斷來給出答案。」然而，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像阿莫斯這樣頭腦清醒的人會涉足心理學這個晦暗不明的領地。一個始終樂觀向上、思維清晰而有條理、對無稽之談零容忍的人，為什麼最後會陷入這樣一個被神秘主義和憂傷的靈魂所纏繞的領域？
阿莫斯很少談到上述問題。而當他偶爾提及時，也總是讓人以為他是心血來潮走進了這個領域。阿莫斯四十五六歲時，心理學領域很多出色的年輕學子想拜他為師，他與哈佛大學一位名叫邁爾斯·肖爾的精神病學教授坐到一起聊了起來。肖爾問他是怎麼成為一位心理學家的。阿莫斯說：「很難說清楚人們是如何選擇生活道路的，我們的很多重大選擇實際上都是隨機做出的，反而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選擇能夠反映出我們真實的一面。我們進入什麼樣的領域可能取決於我們高中時碰巧遇到了什麼樣的老師，我們選擇什麼樣的配偶也可能取決於在適當的時候恰好出現在我們身邊的那個人。相反，小選擇往往是成體系的。我是一個心理學家這件事說明不了什麼問題，我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學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問題。」
那他究竟成了一個什麼樣的心理學家呢？阿莫斯對於心理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不怎麼感興趣。在選修了兒童心理學、臨床心理學以及社會心理學的課程之後，他發現其中的絕大部分內容都可以被忽略不計。對於老師佈置的任務，他也不聞不問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埃米婭·利布利奇是阿莫斯的同學，她見識過阿莫斯在被教授安排去給一個5歲孩子做智力測驗時的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在最後期限的前夕，阿莫斯找到阿姆農說，『阿姆農，來躺在沙發上。接下來我會問你一些問題，你要把自己假想成一個5歲的孩子』。他就這樣把活兒給幹了！」在課堂上，阿莫斯是唯一一個不做筆記的學生。快要考試時，他就去看看阿姆農的筆記。「他只需要看一遍，就能掌握得比我還要好，」阿姆農說，「同樣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假如他在大街上遇到一個物理學家，他能在自己對物理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和對方聊上半個小時，然後還會把物理學家都沒有意識到的物理學知識告訴對方。一開始我以為他僅僅是知道些皮毛——就像派對上的一種社交把戲，但我錯了，那根本不是把戲。」
太多的教授似乎都是在跟著感覺授課，這讓學生們無從受益。有個來自蘇格蘭的教心理學史的傢伙，因被發現偽造博士文憑而被打發回了老家。還有一個講授性格測試的波蘭籍猶太人——當年靠躲在樹林中逃過了大屠殺——在面對阿莫斯和阿姆農的問詢時流著眼淚奔出了教室。「基本上我們得靠自己來學習心理學。」阿姆農回憶說。當時，臨床心理學研究初露端倪，而阿莫斯的同學們最感興趣的領域是醫學，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希望成為治療師——醫學領域的。在17世紀，一個人假如生了病，看醫生的結果只會比不看時更糟。到了19世紀末期，看醫生已經成了一種風險與收益持平的選擇：病情好轉與病情惡化的可能性各佔百分之五十。阿莫斯做了一個比喻，說臨床心理學就像17世紀的醫學，他有很多例證可以證明這一點。
1959年的某一天，那時他們還在希伯來大學上二年級，阿姆農偶然讀到了一篇題為「決策理論」的文章，作者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沃德·愛德華茲。文章開篇這樣寫道：「很多社會學家而非心理學家試圖解釋個體行為的根源，眾多經濟學家和個別心理學家用大量的理論和少量的實證來探討個體的決策問題。這套理論主要解決的是以下這類決策問題：假設有A、B兩種情況，你可以任意選擇其中一種，要麼選A，要麼選B。舉例來說，一個小孩站在賣糖果的櫃檯前，糾結於選A還是選B。選A的話，他能得到25美分，但是吃不到糖；選B的話，他能得到15美分，外加一塊10美分的糖。經濟學中的決策理論就是用來預測人們在此類情境中的最終選擇的。」接著，愛德華茲在文中指出了一個問題：經濟學理論中有關市場規劃、公共政策等很多方面的內容都是以決策理論為依托的。而最喜歡檢驗理論從而揭示人類是如何做出決策的心理學家群體卻極少關注經濟學。
愛德華茲並沒有把他自己或者他的研究，放在經濟學的對立面上。他只是在呼籲心理學家，或者說讓心理學家能自發地去檢驗一下經濟學家提出的假設和預想。經濟學家假設人類是「理性的」。個中深意是什麼？最起碼是在說人類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在面臨一系列選擇時，人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將其依次排列。比如，當他們拿到一張菜單，上面列有三種熱飲。如果他們平時在咖啡和茶中間更喜歡咖啡，在茶和熱巧克力中間更喜歡茶，那麼按照邏輯，在咖啡和熱巧克力兩者間，他們會更喜歡前者。簡單地說，當你在A、B兩者間選擇了A，在B、C兩者間選擇了B，那麼在A、C兩者間你就一定會選擇A。用學術名詞來表示，這叫作「傳遞性」。如果人們在給自己的喜好排序時打破了這種「傳遞性」，市場運作將難以正常進行。假如一個人原本在咖啡和茶中間更喜歡咖啡，在茶和熱巧克力中間更喜歡茶，最終卻選擇了熱巧克力而不是咖啡，那麼這種選擇將沒完沒了。因為從理論上來講，他們每一次換成自己喜歡的熱飲都要花錢——從熱巧克力換成茶，從茶換成咖啡——然後再一次從咖啡換成熱巧克力。他們始終無法決定該選擇哪一種熱飲，最終只能陷入一個沒完沒了的瘋狂的怪圈，一個勁兒地在徘徊不定中花錢。
以下就是一個經濟學家做出的、愛德華茲認為心理學家應該檢驗的預想：現實生活中的人是不是具有「傳遞性」？如果他們原本更喜歡咖啡，而不是茶，更喜歡茶，而不是熱巧克力，那是不是一定會在咖啡和熱巧克力之間選擇咖啡？愛德華茲指出，有個別學者已經在研究這一問題，其中有一位數學家，名叫肯尼思·梅。梅在發表於經濟學核心期刊的一篇文章《計量經濟學》中，描述了他針對自己的學生所做的測試，以分析他們在選擇配偶時的邏輯思維特徵。他給學生提供了三個假想的對象，分別按照三個指標來排序：好看程度、聰明程度、富有程度。三個假想對像沒有特別極端的：沒有哪一個是既窮又蠢又難看的。每一個假想對象都兼具優缺點，比如在第一個指標中得分最高，第二個指標中得分居中，第三個指標中得分最低。在做選擇時，梅的學生不會同時面對三個假想對象，而只需二選一。比如，他們面前可能是這樣兩個對象，一個很聰明，但相貌中等，家境貧寒；另一個家財萬貫，智商平平，但長得很難看。
一旦這些條件被一五一十地擺在那裡，超過四分之一的被試學生都表現出了不理性的一面，至少從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這樣。他們覺得吉姆比比爾強，而比爾又比哈里強，最後卻決定選擇哈里而不是吉姆。如果人們像選擇熱飲一樣去選擇配偶，那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永遠都做不出決斷，只能一個勁兒地在三者中猶豫不決。為什麼會這樣？梅對這個問題沒有做出充分的詮釋，但他提出了一個猜想：由於吉姆、比爾、哈里三個人都有各自的優缺點，因此很難放在一起去比較。「正是因為不可比性的存在，研究才有趣，」梅寫道，「把孰優孰劣一目瞭然的兩個對像放在一起比較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於理論而言，卻沒有什麼價值。」
阿姆農把沃德·愛德華茲的這篇有關決策理論的文章拿給了阿莫斯，阿莫斯興奮不已。「阿莫斯的嗅覺總是比別人更敏銳，」阿姆農說，「這一次他又嗅到了獵物的氣息。」
1961年秋天，在阿姆農搭機飛往北卡羅來納大學的幾周之後，阿莫斯也離開耶路撒冷去了密歇根大學——沃德·愛德華茲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解聘後到了這裡，據說是因為他不好好講課。阿姆農和阿莫斯兩人對美國的大學都不太熟悉。受富布賴特獎學金資助初到北卡羅來納的阿姆農得靠世界地圖冊才能找到這個地方。而阿莫斯儘管能讀懂英文，但基本不會說，所以當別人聽說他打算去美國時，都以為他在開玩笑。「他在那兒可怎麼活下去？」阿莫斯的朋友埃米婭·利布利奇詫異道。可是，阿姆農和阿莫斯都認為只能走出國深造這條路。「在希伯來大學，沒有人能夠教我們，」阿姆農說，「離開是唯一的選擇。」兩人也都清楚，離開只是暫時的：他們將在美國涉足決策制定這一全新領域，能學到什麼算什麼，然後再返回以色列並肩共事。
阿莫斯·特沃斯基初到美國時的狀態算得上他人生履歷中特殊的一筆。剛開學時，同班同學眼中的阿莫斯是一個沉默寡言、畢恭畢敬的外國學生，總是安靜地記著筆記，這讓他們心中對他產生了些同情。「他給我的第一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安靜，」阿莫斯的研究生同學保羅·斯洛維奇回憶說，「這簡直太搞笑了，因為過後看來，他真的是一點兒也不安靜。」有個學生看見阿莫斯寫字時從右往左寫，還斷定他有精神問題。（他在寫希伯來文。）當阿莫斯把言語這把利器擱置一旁時，他的性格特徵也被顛覆了。很久以後，保羅·斯洛維奇揣測說，阿莫斯離開家鄉初到美國的那幾個月是他積蓄力量的一段日子。除非對自己要說的話有十足把握，否則他甘願選擇沉默。
過了差不多半年，阿莫斯能夠對自己要說的話瞭然於胸了——從那一刻開始，他的話多了起來，語速也快了起來。有一回，他走進密歇根大學的一家餐店，要點一份帶調料的漢堡。侍者回答說沒有調料。阿莫斯說，那好吧，給加點番茄。侍者又說，「我們也沒有番茄」。「能不能告訴我還有哪些東西你們沒有？」阿莫斯問道。還有一回，阿莫斯在一次所有人都覺得會耗盡腦力的考試中遲到了，主考是凶巴巴的統計學教授約翰·米爾霍蘭德。阿莫斯在發卷的當口溜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教室裡一片死寂，其他同學緊張得不敢出聲。當米爾霍蘭德走到他的座位前時，阿莫斯突然轉身朝旁邊的人說道：「永別了，約翰·米爾霍蘭德/如果來日再見，哦，我們須相逢一笑/如果不再相見，哦，請珍惜此番別離。」（《愷撒大帝》第一幕第五場布魯特斯對卡修斯所說的一番話。）結果，他以高分通過了考試。
按照密歇根大學的要求，所有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學生都要通過兩門外語的水平考試。讓人費解的是，這所大學不認可希伯來語的外語地位，卻認可數學。儘管在數學上完全是自學成才，但阿莫斯依然選擇數學作為測試科目，並且通過了考試。他選擇了法語作為第二語言。考試形式是翻譯三頁法語文字，規則是考生選擇書籍，考官指定頁碼。阿莫斯去圖書館掘地三尺地找出了一本用法語寫的數學書，裡面除了題目什麼都沒有。「可能有『因為』『所以』這樣的字眼。」阿莫斯的室友梅爾·蓋耶說。最後，密歇根大學認可了阿莫斯的法語水平，宣佈他考試過關。
阿莫斯希望能對人類如何做決定這個問題一探究竟，為此，他從囚犯中選擇了自己的研究被試，並且專門挑選了那些經濟狀況極其窘迫的囚犯，以確保對方能因他提供的少許物質獎勵而積極配合。他是在戒備森嚴的傑克遜州立監獄找到這些人的，那裡離密歇根大學不遠。阿莫斯只挑選了智商在100分以上的犯人，為他們提供了不同的獎勵，包括糖果和香煙。這兩樣東西在監獄裡相當於硬通貨，每個人都清楚它們的價值——一包煙和一盒糖在獄中的商店裡分別能賣到30美分，相當於他們一周的薪水。接受測試的犯人要麼從獎勵中多選一，要麼把選擇權給阿莫斯——這樣便確保能獲得一份獎品。
事實證明，傑克遜州立監獄的犯人在選擇獎品時的表現像極了肯尼思·梅那些做配偶選擇題的學生：在明確表示他們更喜歡A而非B，更喜歡B而非C之後，他們依然有可能在C和A之間選擇C。即使在事前問他們是否會選擇C而放棄A時，他們信誓旦旦地說不會，最終他們也還是會選擇C。有人覺得是阿莫斯給這些犯人施了什麼妖術，但很顯然他沒有。「他沒有靠動手腳來讓這些犯人打破常規，」密歇根大學的教授理查德·岡薩雷斯說，「他的研究過程很像溫水煮青蛙。當水溫緩慢上升時，青蛙是感覺不到的。毫無疑問，青蛙能夠感覺到90攝氏度和200攝氏度的差別，但是對於增加了1攝氏度的水溫卻沒有感覺。人體的某一部分生物機能會讓我們感知到巨大的差異，而另一些機能則可以讓我們感知到微小的差異，比如撓癢癢的感覺和被刺痛的感覺。阿莫斯指出，當人們察覺不到那些微小的差異時，『傳遞性』法則就會被打破。」
很顯然，人類總是難以察覺到微小的差異。監獄的囚犯是這樣，哈佛大學的高才生亦是如此。後者也曾是阿莫斯的研究對象。在一篇實證研究論文中，阿莫斯闡述了如何在人們不遵從「傳遞性」法則的情況下預測其行為。而那時，他還沒有廣泛涉獵這一領域的著作。在事關人之理性的這個問題上，阿莫斯沒有武斷地把已有的理論全部推翻，相反，他就此打住了。「這種行為是不合理的嗎？」他在文中寫道，「我們可能要提出質疑……在面臨一些多維度的選擇時，諸如就業機會、賭注或者（政界的）候選人，人們很難根據已知信息得出正確結論。」當他們喜歡A更甚於B，喜歡B更甚於C，最終卻選擇了C而非A時，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意為之，而是因為三者間的差異有時候小到難以被察覺。阿莫斯並不認為現實世界和他的實驗一樣，會誘使人們做出自相矛盾的選擇。
吸引阿莫斯來到密歇根大學的是沃德·愛德華茲，事實證明，比起他本人，他的文字更能征服阿莫斯。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解聘後，愛德華茲在密歇根大學覓得了一份教職。這個職位一如他這個人，缺乏穩定性。學生前來受教時，他只會小小地發表一番華而不實的宏論——學生稱之為「鑰匙講座」，原因是愛德華茲總會舉著他的實驗室鑰匙對學生說，你若能有幸掌管這把鑰匙，並且還能和他本人共事，那可是天大的榮耀。「鑰匙伴隨著整個講座，」保羅·斯洛維奇說，「他會講鑰匙的寓意，鑰匙的象徵——真的是很奇怪。通常情況下，人們把鑰匙交給你時，只會提醒你走的時候要鎖好門。」
有學者到訪時，愛德華茲會在自己家中舉辦派對，但來賓得自掏腰包為酒水買單。有研究任務時，他會派阿莫斯去完成，但不提供資助，逼得阿莫斯不得不奮起反抗。愛德華茲堅持認為，阿莫斯在他的實驗室開展的工作有一部分是他沃德·愛德華茲的功勞，因此，阿莫斯撰寫的每一篇論文上都得有沃德·愛德華茲的名字。阿莫斯常說，吝嗇和慷慨一樣，都具有傳染性，既然以慷慨之心去行事能讓人感到愉悅，那你就應該遠離吝嗇的人，多和慷慨大度的人打交道。但是在與愛德華茲的相處中，他只把注意力放在了對方的學識長項上，至於對方的為人，他基本上忽略不計了。
當年的密歇根大學和如今一樣，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心理學專業。在研究決策問題的其他學者中，克萊德·庫姆斯的理論吸引了阿莫斯。庫姆斯將決策進行了分類，一類是多多益善型的決策，另一類是較為微妙的決策。比如，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人們總會認為錢越多越好，而痛苦越少越好。但是讓庫姆斯更感興趣的是那些邊界模糊的選擇。一個人如何決定該住在哪兒？嫁給誰？或者，該買哪一種果醬？食品業巨頭通用磨坊公司曾經聘請過庫姆斯，希望他能研發出一套測試工具，以瞭解顧客對其產品的看法。但是，如何才能測出人們對某種麥片的好惡程度有多強？使用哪一種量表來測試？一個人的身高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兩倍，但他對某個產品的喜愛程度是不是也是別人的兩倍？一個地方的溫度可能比另一個地方高出10攝氏度，那麼一個人對於早餐麥片的熱愛程度是不是也比另一個人高出10度呢？要想預測他們的行為，你必須要測出他們的喜好。但是，該如何測？
庫姆斯在解決上述問題時，先是對各種決策進行了分組，每組包含兩種選擇作為比較項。在他構建的這個數學模型中，二選一的問題（比如從兩個人中選擇一個作為配偶）變成了一個多段位問題。一個人會在腦海中勾勒理想伴侶的樣子，或者勾勒出對方最好能擁有的一些特質。他會把在現實世界中所做的每一次選擇都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伴侶做個對比，然後從中選擇與其理想最接近的那一位。當然，庫姆斯並不認為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一定會在生活中去踐行它。他無從得知人們在現實中的一舉一動。他試圖做到的，僅僅是設計一種工具，去預測人們在面臨多種選擇時會何去何從。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也可能是為了讓這種說法聽起來更合乎情理，庫姆斯借助一杯茶來詮釋自己的觀點。一個人是如何決定該往茶裡放多少糖的？沒錯，他大概知道多少糖才能讓茶喝起來甜度適宜，所以他不斷地往茶裡添糖，直至他認為茶中的糖分含量已接近最適宜的程度。庫姆斯認為，生活中的很多選擇都與此類似，只不過更複雜一些罷了。
以選擇伴侶為例。估計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伴侶的模糊輪廓，可能是一些被認為至關重要的特質，儘管不同的人對重要特質的界定不盡相同。在此基礎上，他會從身邊潛在的對象中選擇出最接近理想伴侶的那個人。要洞悉這個選擇過程，你顯然有必要瞭解他對不同特質分別給予了多大比重。對於渴望擺脫單身生活的男子來說，他更在乎未來妻子的哪一方面，是智商還是外貌？是外貌還是經濟條件？此外，你還有必要知道人在一開始是如何評判這些特質的。比如，一個打算嫁作人婦的女子，是如何把理想伴侶和現實中剛結識的男子放在一起比較的？她究竟是如何斷定速配交友會上坐在桌子另一頭的那個人是否和她的理想伴侶具有同樣多的幽默感？克萊德·庫姆斯認為，人們所做的決策實際上可以被看成是對兩個事物間相似性的評判集合：一個是存活在心中的理想，另一個是在眼前供你選擇的對象。
阿莫斯和庫姆斯一樣，被如何測量那些觀察不到的東西之類的問題深深吸引（他甚至還自學了相關的數學知識）。但同時他也發現，測量人們的喜好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的出現。假如你接受了這個基本假設，即人是通過對比腦海中的理想形象和現實中的真實對像而做出判斷，那你就有必要知道人們是如何做出此類判斷的。心理學家稱之為「相似性判斷」，這是一個不太容易理解的行業術語。當我們評判兩個對像之間是否相似時，思維是如何運作的？這一過程滲透在我們的生活中，以至於我們很少靜下心來去思考它。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家達奇·凱爾特納說：「正是這個不斷往復的過程讓我們獲得了對世界的瞭解和感知。最主要的是，你是如何給事物分類的？這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該不該和他在一起？要不要吃這個？這個東西要不要給他？這是男孩還是女孩？它是食肉動物還是獵物？如果你能弄清楚思維的運作過程，你就會明白我們是如何認知世界的。這涉及你對世界的認知是以何種方式組織在一起的，可能就像縱橫交錯的絲線，貫穿在你思維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心理學主要理論對於人們如何進行相似性判斷有一個共識，那就是，相似性判斷是以物理距離為基礎的。當你對比兩個對像時，你會去探尋它們彼此之間有多「靠近」。根據心理學理論，兩個物品，兩個人，兩種觀點，兩種情感，就像地圖上、網格中或者任何一個物理空間內的兩個點，彼此相隔一定距離地存在於我們的思維世界。阿莫斯對此感到不解。他曾經讀到過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家埃莉諾·羅施的一篇文章，此人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研究人是如何進行分類的。桌子何以成為桌子？一種顏色何以區別於另一種顏色？在研究過程中，羅施要求被試去對比色彩並且對兩種顏色的相似程度做出判斷。
被試做出了一些奇怪的判斷。例如，他們認為紫紅色近似於紅色，但是紅色並不近似於紫紅色。阿莫斯發現了答案中蘊藏的矛盾性，開始以此類推，向著更深處探尋。人們認為特拉維夫類似於紐約，但紐約並不類似於特拉維夫。人們認為103這個數字近似於100，但100並不近似於103。人們覺得玩具火車很像真火車，但並不認為真火車像玩具火車。人們總是說當兒子的長得像父親，但是假如你說當父親的長得像兒子，那別人肯定以為你不正常。「在明喻和暗喻中，相似性關係的指向性和不對稱性顯得格外明顯，」阿莫斯寫道，「我們會說『土耳其人作戰時像老虎』，而不說『老虎作戰時像土耳其人』，因為老虎以其威猛好鬥而著稱，它是參照物，而非被比喻的對象。詩人創作時會說『我的愛似海深』，而不說『海深似我的愛』，因為大海往往是『深』的代名詞。」
當人們對比兩個對像時——兩個人、兩個地方、兩個數字、兩種觀點，他們並不會過多地關注對稱性。在阿莫斯看來——此前還未有人這樣說過，這個現象證明，學者們構想出來的用於解釋人們如何進行相似性判斷的所有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阿莫斯站出來說，你們搞錯了，」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裡奇·岡薩雷斯說，「什麼是距離？距離是具有對稱性的。紐約到洛杉磯的距離和洛杉磯到紐約的距離是相等的。阿莫斯還說，『不信的話，我們來驗證一下』。」假設在某個思維導圖中，紐約與特拉維夫相隔一段距離，而特拉維夫與紐約之間也相隔著同樣的距離。但是你只需問問別人就能知道，二者並不相似：紐約近似於特拉維夫的程度並不等同於特拉維夫近似於紐約的程度。「阿莫斯的觀點說明，相似性問題並不能用『距離』來解釋，」岡薩雷斯說，「他就這樣出其不意地推翻了所有以『距離』為基礎的理論。假如你的理論中涉及了『距離』這個概念，那你毫無疑問就是錯的。」
阿莫斯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他稱之為「相似性特徵」（以此為標題的研究論文直到1977年才發表，但是這一理念早在10年前他尚在攻讀研究生時就已形成了）。阿莫斯認為，人們在比較兩個對像、評判它們之間的相似性時，實際上是在對它們的特徵進行羅列。這些特徵僅僅是物體的一些表面特徵。人們會在比較兩個物體時提煉出它們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徵：共有特徵越多，二者間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徵越少，二者間的差異性就越大。並非所有物體都具有同樣多的表面特徵，比如，紐約的表面特徵就多過特拉維夫。阿莫斯專門設計了一個數學模型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同時，他也歡迎其他人檢驗他的理論甚至推翻他的觀點。
嘗試者不在少數。裡奇·岡薩雷斯在20世紀80年代前往斯坦福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前，就已數次在書中看到「相似性特徵」理論。剛一到目的地，他就自己找到了阿莫斯的辦公室，自我介紹一番後，問了一個他自以為極其尖銳的問題：「如果比較的對象中有一隻三條腿的狗，你該怎麼辦？」兩隻三條腿的狗之間的相似度肯定要比一隻三條腿的狗和一隻四條腿的狗之間的相似度高。然而，三條腿的狗與四條腿的狗所具有的表面特徵是一樣多的。所以，阿莫斯的理論看似遭遇了一個無法解釋的例外！「我進去的時候心裡想，『我比阿莫斯聰明』，」岡薩雷斯回憶說，「他就那樣看著我，好像在說，『真的？這就是你能想到了唯一的例外？』我猜他可能會對我怒目相向，但是他沒有，他對我說，『缺少一條腿，這本身就是個特徵』。」這一點阿莫斯在他的第一篇論文中就提到過：「隨著共性特徵的增加和差異性特徵的減少，兩個對像之間的相似度會提高。」
阿莫斯關於相似性判斷的理論激發了各種各樣有趣的洞見。假如人的大腦在對比兩個對像時是在統計它所注意到的每個對象的特徵，那它也可以對相似性和差異性同時都更高的兩個對像進行判斷。二者既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差異。人們由此而意識到，像愛與恨、喜悅與悲傷、嚴肅與愚蠢等事物，相互之間不是思維連續體中兩個恆定的對立面，而是處在一種動態變化的關係中。它們彼此間有一些相同之處，也有一些不同之處。此外，阿莫斯的理論還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使我們得以洞悉人們在打破「傳遞性」原則從而做出不合邏輯的選擇時都發生了些什麼。
當人們在咖啡與茶之間選擇了咖啡，在茶與熱巧克力之間選擇了茶，最後卻回過頭來在熱巧克力和咖啡之間選擇了熱巧克力時，他們並不是在用全局視野來做對比。熱飲並不像某些人所設想的，以固定的間隔距離存在於某種思維導圖中。它們呈現出來的是一系列特徵。這些特徵或多或少都是可觀察到的；至於哪個特徵更顯著，則取決於人們在哪種場景中去感知它，而這個場景是以選擇為基礎的：當咖啡和茶被放在一起比較時，它的某些特徵就變得格外凸顯（咖啡因的含量），而當咖啡和熱巧克力被放在一起比較時，它的某些特徵就不再突出（糖分的含量）。選擇熱飲時思維所經歷的過程同樣也適用於選擇人、觀點或者情感。
人們做出決策的過程，實則也是對現實世界的真實對像和理想世界的假想對像進行相似性判斷的過程。這無疑是個有趣的觀點。人們其實是通過羅列對象的表面特徵來完成判斷的。鑒於這些特徵的顯著性取決於它們出現在何種場景中，兩個對像之間究竟有多相似也同樣取決於場景。舉例來說，當你要求兩個並不相似的人找出他們之間的共性時，其實是把他們放置在了這樣一個場景：更突出共同特徵。兩個同在美國讀書的大學生可能彼此間互為陌生人，沒有任何共性；而兩個同在多哥留學的大三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之間的共性大得驚人：他們都是美國人！
當改變場景對比兩個對像時，它們的一部分特徵就被隱沒起來，而另一部分特徵則會浮出水面。「人們普遍認為，對事物的分類方式取決於它們之間的相似性，」阿莫斯寫道，接著他推翻了上述觀點，「但事實恰好相反，事物之間的相似性取決於我們以何種方式對其進行分類。所以，相似性有兩個面，一面屬於因果關係，另一面屬於派生關係。它既是分類的基礎，同時又受分類形式的影響。」香蕉和蘋果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是由於我們將其都歸在水果這個類別中，所以它們之間是存在相似性的。人們出於不同的原因對事物進行不同的分組，出現在同一組的事物會因此而具備共性。也就是說，分類或者分組會強化我們對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這種固定看法，就必須消除類別。
在關於人們如何進行相似性判斷的研究領域中，阿莫斯的理論不是錦上添花的點綴，而是獨領風騷的一枝獨秀。所有人都變成了阿莫斯的聽眾。裡奇·岡薩雷斯說：「他在科學研究上的建樹不是循序漸進型的，而是跨越式的。他看到了一個研究領域，注意到了該領域一個普遍被認可的命題，然後就揚手推翻了這個命題。他覺得自己是和科學界唱反調的一個人。他最常說的一個字眼就是『否定』。事實證明，這種態度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一把利刃。」阿莫斯本著「解決他人所犯錯誤」的精神從事著研究。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此類錯誤還不在少數。
[1] 當美國心理學家伯爾赫斯·弗雷德裡克·斯金納年輕時發現自己創作不出偉大的美國文學作品時，是絕望促使他轉身投向心理分析領域尋求解脫。心理學領域的傳奇人物喬治·米勒曾經說，他之所以放棄文學選擇心理學，是因為他不知道該寫些什麼。當威廉·詹姆斯讀到哥哥亨利的第一部小說時，誰又能知道他心中是不是五味雜陳？「如果統計一下有多少心理學家當年差一點就成了大文豪，那一定非常有趣。文學可能是心理學背後的原動力。」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國心理學家說過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