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許多的不幸……都是由避而不談造成的。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考量完合謀性沉默的好處，現在我們再考察下它的代價。避而不談在給個人和社會群體帶來那麼多顯而易見的益處同時，也製造了嚴重的問題。
選擇對壞事不看不聽不談論時，我們對得失的算計，其實就是在長期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間的權衡。許多由合謀沉默造成的益處，往往就是在為今後的問題埋下種子。正如《沉默之後》一書的作者南希·瑞恩在強姦發生後這些年中所反思的：「我當時持續的沉默是在用逐漸恢復的假象遮掩創傷。」的確是這樣，許多當下看似有益於我們的事物，卻成了日後我們揮之不去的煩擾。
拒絕面對事實的本質就是欺騙，它扭曲人們對現實的感受。而當他人也加入到沉默中來，問題就更嚴重了。當所有人都拒絕承認「大象」的存在時，想要確信這只「大象」是自己親眼所見，而不是想像出來的畢竟不是件容易事。正是這個原因，《罪之吻》中，哈里森被她父親明目張膽地挑逗後，當事人雙方都對此事緘口不言，造成的結果是哈里森對這件事是否真的發生過產生了懷疑：「我一直都想著那個吻，但每次我想對父親問及此事，都覺得張不開口。」部分原因是，「我有時懷疑是否真有此事。我問自己這整件事別再都是我自己臆想出來的吧」。哈里森自己對此事的否認態度被她男友的否認態度進一步強化：「『我說的不對』，我跟我男朋友說。『我把事情誇張了，描述得不正確。事情並不完全是那樣的』。他有可能不是故意的……之前跟我男朋友講這件事時他也被嚇住了，於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成了共謀者。我們一起去忘記……我父親做的那件事。」
親身經歷得不到他人的確證，對於小孩子來說是尤為困惑的事情。因為年幼的孩子們是要依靠他人來理解他們的經歷的。那個五歲小男孩的經歷不就是這樣嗎？他媽媽帶著他和秘密情人度過了幾個小時，不久後卻一口否認這個人的存在。對於孩子來說，如果身邊沒有一人談及她父親有目共睹的酗酒問題，她最終會「懷疑其他人是否也真看到了這只『大象』，或是這根本就是自己臆想出來的」，而「既然她不能向別人問及這隻大象，於是她就一直這麼疑惑著」。下面這則童謠，似乎剛好拿捏到了那種未經確證的經歷產生的詭異感受：
昨天就在那樓梯上，
我看見一個男的他卻沒在那兒待，
今天他還是沒在那兒待，
哎呀，我真希望他快走開。
如果一個人的感官經歷得不到確鑿依據的驗證，他可能會變得不再相信自己的感官，就像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陰森森的描述一樣，漸漸失去對現實的把握。
我們身邊的人都對「大象」們的存在拒不承認的話，往往會使得這些「大象」顯得更可怕。的確，沉默不僅是恐懼的產物，它還是恐懼的重要來源。這也是為什麼保持沉默會妨礙精神創傷的癒合。因而，要想克服恐懼，我們通常需要去言說最初造成恐懼的那些不可言說。
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深刻描述，合謀沉默通常關係到人們內在體驗和外在言說之間的不一致：「『什麼呀！ 』皇帝心想，『我什麼也沒看見呀！ 』可是他大聲說道，『真是好看極了』……所有的王公大臣們……也跟皇帝一樣什麼都沒看見，可是他們也跟皇帝說的一樣……『太華麗了！真漂亮啊！沒的說了！』他們異口同聲，儘管誰的眼睛也沒看到什麼。」從這些尖銳的諷刺性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不一致，與奧威爾在《1984》中稱為「辯證思維」的表裡不一的互相關聯：「他的頭腦不知不覺陷入辯證思維的迷宮。去瞭解還是不去瞭解，說著精心編造的謊言，儘管知悉所有真相，同時持兩種觀點……儘管知道它們彼此矛盾。」這種表裡不一是以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為先決條件的。一位原納粹醫生這樣解釋辯證思維的悖謬邏輯：「我不能跟克萊恩醫生說『不要把這個人送到毒氣室』，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去毒氣室。你知道，那是個秘密。人人都知道這個秘密，但那還是秘密。」然而，這種表裡不一還要求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否認自己的感受。那些納粹醫生當然知道那些猶太人「不是去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殺掉，也知道『最終方案』指的就是把他們全殺光」，但他們使用這些麻痺人的委婉用語的意思，就是「殺戮……不需要……像殺戮那樣被體驗」，他們越是使用這樣的語言，就越深地陷入「無感的狀態」，感情變得日益麻木。
不消說，這種對自身感受的否認是很累心的。「別想那事了」，哈里森告誡自己，試圖忽略她對於和父親亂倫關係的感受；然而她慢慢意識到，對這種感受的抗拒「似乎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此外，沉默合謀還可能引發孤獨感。個人實際覺察到的和周圍的人聲稱覺察到的，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會銷蝕人們對社會性的核心——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尋求，因而滋生出深深的隔離感。敞開心胸的交流把我們的距離拉近，而沉默使我們彼此疏遠。「話語，哪怕是最對立的話語，」托馬斯·曼如是說，「也使我們保持著聯繫——是沉默讓我們彼此隔離。」(14)就彷彿一位悲痛的詩人在絕望中懇求道，
哦，求求你，說出她的名字
哦，求求你.再說一次「芭芭拉」
哦，求求你.咱們來聊聊房間裡的大象。
…………………………………………
可否我對你說出「芭芭拉」而你不把頭轉向一邊
因為我不這樣，你就會離我而去
留我……獨自待在房間……
和一隻大象。
出於同樣的理由，儘管「那麼多的神職人員都是同性戀者，卻從沒人談及此事也沒人承認……」曾經是神學院學員的一位同性戀者回憶道，「所以我覺得自己是個異類，生活在為我而私設的地獄中」。相同的心理機制，在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裡那些得不到滿足的主婦中間也很常見。「她們太羞於承認自己得不到滿足，因而她們永不會知道還有多少女性跟他們有同樣的遭遇。」
亂倫和強姦的受害者時常經歷的強烈孤獨感，主要就來自這種合謀的沉默。《潮浪王子》中，深切的孤立感加深了強姦留給湯姆以及他的母親和妹妹薩瓦娜的創傷，而這種孤立感，正是由他們強加給自己的沉默造成的：「我覺得強姦帶給我的創傷，和去恪守我母親要我們保守秘密的規定比起來，後者要比前者的影響深遠……我們甚至彼此之間都不談論此事。這是一個秘密的……契約，簽訂契約的，就是這樣一個愚昧和不惜把否認現實的約定變成災難的鄉村家庭。在沉默中我們將保持我們的聲譽，使那件事成為禁忌。只是，薩瓦娜打破了這契約……三天後她第一次割了腕。」這個故事正突出了群體場合所能發揮的治療作用，即鼓勵經歷過創傷的人們彼此交流痛苦往事，以期消融他們的孤立感。
然而，沉默合謀所造成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事實上，許多問題毫無疑問是社會性的。
人們可以想見，忽視一隻「大象」是要付出許多共同努力的。公開的秘密終究「算不上秘密。要避免注意到或者談論到這些秘密，是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能量的……如果某個家庭有這麼一個秘密，那就如同在客廳中間有一塊十噸重的巨石，然而誰也不許提及它。那人們就得繞過它走路，椅子也得擺放在不同的位置，可能可以朝那個方向斜瞄幾眼，但絕不能直視。一系列的話題都漸漸成為禁忌」。如同在蛋殼上行走這個意象所寓示的，這樣的房間感覺更像是個雷區，我們在交談每個話題時都「小心翼翼地溜邊走」，十分「清楚我們隨時都可能踩上地雷」。
這樣的談話可以是圍繞著任何話題，當然，那隻大象除外。
我們聊聊天氣。
我們聊聊工作
我們什麼都聊——
除了房間裡的大象。
結果我們聊著「無關緊要卻無傷大雅」的內容，講述著微不足道的故事，為的就是掩蓋住那些沒說出來的事兒。為了確保不會無意中碰到那隻大象，從而默認了它的存在，我們也會通過只談論「安全」話題、避開那些有可能讓我們一不留神落到禁忌領域的話題，以此來與大象保持安全距離。可以想見，我們的談話能涉及的範圍越來越小，我們漸漸住進了社交迷宮，裡面滿是關閉的大門和愈發狹窄逼仄的通道。
毋庸置疑，大家一致忽略房間裡的大象需要每個人的齊心協力，與人的交往因而變得疲憊不堪。自然，沉默也會造成很大的張力。真的是這樣，沉默保持得越深，周圍聚積的張力就越大。
一起合作忽略掉大象所做的努力，可能會遍佈這些沉默合謀者相互交往的方方面面。的確，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被這隻大象扭曲，因為他們不能提到它，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一位曾經歷過亂倫創傷的人這樣描述她的家庭生活：「我們的秘密活在我們之間，玷染著我們說的每一句話。」
由此看來，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本來沉默合謀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了保持群體團結，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它在暗中破壞了團結，因為它妨礙人與人之間建立坦誠相見、彼此信任的關係，而這一關係的建立是以開誠佈公的交流為先決條件的。的確是這樣，在「保護」群體的努力下，沉默合謀卻往往使該群體運轉不良。
沉默也會使道德腐化，因為它為醜陋行徑開了方便之門。難怪說沉默和保密是壞人們的重要武器。畢竟殘酷和腐敗都是在「暗中滋長壯大，要想把它們去除掉，需要我們用最明亮的光束去照射」。
俗語說，沉默就是認同。對不當行徑保持沉默相當於幫它正名，相當於去鼓勵這些潛在的罪人認為這一不當行徑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從而縱容了他們的行為。如果一位母親佯裝不知道她丈夫侵犯她女兒的事實，她就通過默許助長了這一惡行。看到領導對教授和學生之間的不正當關係不聞不問，其他教職員工也在暗中被教化成對這樣的越界行為不以為然，這就好像軍隊裡士兵目睹了他們的長官公開違反軍規，卻誰都不言語。
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把三不猴這個喻指否認真相的慣用形象放在一則反強姦的廣告中，借此來批諷這種文化風氣，並附上文字說明：「說到強姦時要壓低嗓音。否則不知會冒犯誰……讓誰難堪……甚至把誰送進監獄。但也許是該講出來的時候了——大聲講出來——強姦受害者們的不公平遭遇。如果你這樣覺得，那就講出來吧，比如講給在選舉中你投票支持的對象。」在諸多類似的文字中，我們不妨也來看看這首民主德國詩歌，作於20世紀 60年代：
對時代的聲音充耳不聞，
對身邊的事件視而不見，
心知肚明卻不言不語，
這樣的人才能活下來終老，
當然，但是，得有個條件：
要想這麼活，
他得是石頭刻成的。
的確，許多人都把打破沉默看作「最了不起的道德之舉」。如同馬丁 ·路德·金所說：「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確實，也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首對猶太人的那場大屠殺時，讓我們記憶深刻的不僅僅是龐大的遇難人數，更是籠罩著這場大屠殺的深深的沉默。
鴕鳥和大象
我們為了迴避「大象」不知疲意地努力著，這就說明「大象」確是讓人犯難。然而迴避它們絲毫也不能解決問題。實際上，迴避可能還把事情變得更糟了。
「大象」不會因為我們假裝沒看見就自己走開。「每個人都希望，如果我們拒絕承認它們的存在，也許……它們會自動走開」，但大家都知道鴕鳥的典故吧，它把頭紮在沙土中，巴望著麻煩自己消失，結果也不能如願。否認真相從根本上說就是欺騙性的，它可以讓我們不必去認知身邊不愉快的事情，卻不能讓這些事情煙消雲散。一位有過亂倫經歷的人對其噩夢中的一幕，這樣生動地描述道：
那是一所度假別墅，我們全家一起來度假：我丈夫，父母，祖父母，我妹妹妹夫，還有我的叔叔嬸嬸都在。這所房子就是一個大房間，空蕩蕩的，褐色的地板珵亮。大房間四壁有許多扇門通往衛生間。只是沒有一個馬桶能用。有的馬桶巳被拆下來，換上了垃圾筐。所有的馬桶和垃圾筐都是滿滿的糞便。可每個人都表現得興高采烈，說起話來高亢而做作，好像這房子沒有任何的不對勁。」
合謀的沉默造就了這種對真相的集體性否認，阻止我們直面問題並繼而解決問題（而且，正如許多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家庭所表明的，這些問題還有可能傳遞給以後的幾代人）。又比如說，對實際發生的亂倫事件保持沉默，只會讓造成亂倫行為的變態家庭機制愈演愈烈。納爾遜·曼德拉向公眾宣佈自己的兒子死於艾滋病併發症，並敦促南非人「去公開談論死於艾滋病的人們」，以使艾滋（病毒）成為一個不用遮遮掩掩的公開話題，他的這一舉動正回應了同性戀維權者們的預先警示，「沉默＝死亡」，並告誡我們，公眾對於艾滋病毒正在我們中間可怕蔓延這一事實，如依然保持沉默，則只會讓它更具殺傷力。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我們為否認大象如影隨形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這些大象成為龐然大物。一旦我們開始承認大象的存在，它們便神奇般地縮小。只有當我們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這頭所謂的大象，才能最終把它趕出房間。
原文注:
Nancy V. Raine, After Silence: Rape and My Journey Back (New York: Crown, 1998), 121 [emphasis added].
Kathryn Harrison, The Kiss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86.
Ibid., 74 [emphasis added].
Eviatar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3-84.參見Thomas E. DeGloma, "Memory and the Cognitive Masking of Child Sex Abuse: Framing and Cognitive Asymmetries of Power in the Family,"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tlanta, August 2003.
Marion H. Typpo and Jill M. Hastings, An Elephant in the Living Room: A Leader's Guide for Helping Children of Alcoholics (Center City, MN: Hazelden, 1984), ii.參見16.
此則童謠作者佚名，但很可能是根據Ogden Nash的一首內容相似的詩改編。
Eric D. Lister, "Forced Silence: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Trauma,"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39 (1982), 872-76; Judith L. Herman, "Foreword," in Sandra Butler, Conspiracy of Silence: The Trauma of Incest (San Francisco: Volcano Press, 1985), ix; Ruth Wajnryb, The Silence: How Tragedy Shapes Talk* (Crows Nest,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1), 104, 191.
Gordon W. Allport, "Foreword," in Norman L. Farberow (ed.), Taboo Topics (New York: Atheling Books, 1966 [1963]), vi; Kathleen D. Ryan and Daniel K. Oestreich, Driving Fear Out of the Office: How To Overcome the Invisible Barriers to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nnov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1), 31, 35, 185.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in The Complete Fairy Tales and Stor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4 [1836]), 79 [emphasis added].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 [1949]), 32.
Robert J. Lifton,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03, 445.參見442-47; Robert J. Lifton, "Imagining the Real," in Robert J. Lifton and Richard Falk (eds.), Indefensible Weapons: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ase against Nuclea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100-110; Arlie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Judith L.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1; Robert J. Lifton and Greg Mitchell, Hiroshima in America: Fifty Years of Denial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95), 337-40; Derrick Jensen, A Language Older Than Words (New York: Context Books, 2000), 3.
Harrison, The Kiss, 75.
主體間性：指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關涉到人際關係以及價值觀念的統一性問題.——譯者注
Zerubavel, Social Mindscapes, 6-8.
Terry Ketter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Mark Jordan, The Silence of Sodom: Homosexuality in Modern Cathol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89;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 W. Norton, 1963), 19.
參見Sandra Butler, Conspiracy of Silence: The Trauma of Incest (San Francisco: Volcano Press, 1985), 8, 188-90; Raine, After Silence, 126; Susan J. Brison, Aftermath: Violence and the Remaking of a Self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51, 56-59, 98.
Pat Conroy, The Prince of Tides (New York: Bantam, 2002 [1986]), 500-501.
Kate F. Hays,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Revisited: Group Therapy with Adult Survivors of Incest,"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Psychodrama, and Sociometry 39 (1987), 143-56; Brison, Aftermath, xi; Thomas E. DeGloma, "'Safe Space' and Contested Memories: Survivor Movements and the Foundation of Alternative Mnemonic Traditions," presented at the "Spaces of Memory, Spaces of Violence" conference, New School University, New York, April 2004.
Donald A. Bloch, "Foreword," in David S. Greenwald and Steven J. Zeitlin, No Reason To Talk About It: Families Confront the Nuclear Taboo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viii [emphasis added].
Wajnryb, The Silence, 249. 參見46.
Terry Ketter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Dan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Reconstructing Human Discourse after Traum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8; Frederick B. Bird, *The Muted Conscience: Moral Sil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Ethics in Business (Westport, CT: Quorum Books, 1996), 141.
Bloch, "Foreword" to Greenwald and Zeitlin's No Reason To Talk About It, viii; Sylvia Fraser, My Father's House: A Memoir of Incest and of Healing (New York: Perennial Library, 1989 [1987]), 239-40.參見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200-202, 210-15.
參見Chris Argyris, "Skilled Incompetenc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86, 76; Jo Sprague and Gary L. Ruud, "Boat Rocking in the High-Technology Cul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2 (1988), 172; Ryan and Oestreich, Driving Fear Out of the Office, 36; Elizabeth W. Morrison and Frances J.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 (2000), 719; Larraine Segil, Dynamic Leader, Adaptive Organization: Ten Essential Traits for Manage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2).
Playgirl, August 1978, 9.
參見Judith L. Herman, Father-Daughter Inc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5; Jennifer J. Freyd, Betrayal Trauma: The Logic of Forgetting Childhood Abu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2.
Playgirl, August 1978, 9.
James M. 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39; Leonard R. Frank, (ed.). Random House Webster's Quota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8), 788; Jacobo Timerman, Prisoner Without a Name, Cell Without a Numb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1), 141.參見Makiya, Cruelty and Silence; Stanley Cohen, States of Denial: Knowing about Atrocities and Suffering* (Cambridge: Polity, 2001).
參見David S. Greenwald and Steven J. Zeitlin, No Reason To Talk about It: Families Confront the Nuclear Taboo (New York: W. W. Norton, 1987), 15; Mica Pollock, Colormute: Race Talk Dilemmas in an American Schoo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0.
Jon Entine, Taboo: Why Black Athletes Dominate Sports and Why We're Afraid To Talk about It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0), 10.
Betsy Petersen, Dancing with Daddy: A Childhood Lost and a Life Regained (New York: Bantam, 1991), 57-58. On elephants' infamously foul smell,參見Audrey Hudson, "Biologists' Roles in Lynx-Hair Fraud under Review," Washington Times, April 23, 2002; Segil, Dynamic Leader, Adaptive Organization, 3.參見the cartoon in Mike Peters, The Nixon Chronicles* (Dayton, OH: Lorenz Press, 1976), 81.
Shamai Davidson,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Massive Psychic Trauma in Families of Holocaust Survivors,"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6 (1980), 14, 19; Sylvia Axelrod et al., "Hospitalized Offspr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44 (1980), 12; Bar-On, The Indescribable and the Undiscussable, 200-202, 210-15; Hadas Wiseman et al., "Parental Communication of Holocaust Experiences and Interpersonal Patterns in Offspring of Holocaust Surviv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6 (2002), 371-81.
Pavel Machotka et al., "Incest as a Family Affair," Family Process 6 (1967), 113-15.參見Bloch, "Foreword" to Greenwald and Zeitlin's No Reason To Talk About It, vii; Jensen, A Language Older Than Words, 4.
CBS News, January 6, 2005, https://election.cbsnews.com/stories/2005/01/06/world/main665228:shtml
A 1965 poem by Gunter Kunert, in Wolfgang Mieder,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Folk Literature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7), 173. See also 174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artoons on 1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