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曾在第1章做過一個暫時性幸福的測驗，現在你已經快讀完這本書了，也讀到了我的一些建議，做了一些練習。現在請你翻到前面，再做一次福代斯幸福測試。讓我們來看看你現在的幸福程度與你第一次做的時候有什麼不同。我認為有許多不同的途徑可以達到真實的幸福，每個人達到真實的幸福的方式都非常不同。
「自從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在普林斯頓的長春籐俱樂部吃晚飯以來，我還沒有覺得這麼尷尬、手足無措過。」我對岳父耳語道。過去我唯一的遊艇俱樂部經驗是在迪士尼樂園，但是現在，孩子們、曼蒂和我以及岳父母卻在真正的遊艇俱樂部用餐。窗戶外面的船也不是大號的划槳船，而是可以真正駛入海洋的大船。
坦普爾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邀請我到他的俱樂部用餐，我帶了曼蒂和孩子們，曼蒂又邀請了她的父母。這是一個私人俱樂部，佔據巴哈馬群島上新普羅維頓斯的整個西北角，擁有一英里長的細白沙灘，穿著制服的侍者說著加勒比口音的英語。像皇宮一樣的別墅裡住著電影明星、歐洲皇室和億萬富翁，因為每個人都喜歡巴哈馬寬鬆的稅制政策。在這個非常不適宜的環境下，我開始尋找生命的意義。
當時有10位科學家、哲學家和神學家聚在一起開會，討論進化是否有目的和方向。幾年前，我會認為這個問題不值一談，是基督教教義對達爾文理論的反擊，但是自從《非零年代》（NonZero）一書出版後，它在科學上的原創性和證據使我不得不從它出發，去考慮我追求生命意義和目的的方法。
我來到這個俱樂部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認識《非零年代》的作者賴特（Bob Wright），他書中的想法與我不謀而合，積極情緒、積極人格、積極機構如果沒有更深遠的意義，那它們只會在時下流行的勵志潮流中隨波逐流而已。積極心理學必須向下在積極生物學中找到依附點，向上到積極哲學中、甚至積極神學中找到理論依據。我希望聽賴特對「非零」做更深入的闡述，我也希望能表達我對如何在生活中找到意義和目的的方法。另一個理由則是到這個度假伊甸園拜訪邀請我們的主人——坦普爾頓爵士。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一間明亮的會議室裡開會，巨大的烏梨木桌一端坐的是坦普爾頓爵士。多年前，他將自己在坦普爾頓基金會（Templeton Fund）的股份賣掉，開始從事慈善事業，他的基金會每年提供幾百萬美元支持跨宗教和科學的研究。穿著墨綠色西裝的爵士是位精神奕奕的87歲老人，他畢業於耶魯大學，是羅茲獎學金（Rhodes scholar）得主，他閱讀廣泛，也是許多書的作者。他個子不高，皮膚被曬成棕色，眼睛閃爍著愉悅之光，他用下面的問題做開場：「人類的生活可不可能有崇高的目的？我們能有比自己創造的生活意義更深遠的意義嗎？物競天擇使我們不得不走上現在這條路嗎？科學是否可以告訴我們，生活有沒有神聖的目的？」
雖然他過去向來很寬容、很支援學術界，但你仍可以感受到會場的緊張氣氛，甚至可以說是恐懼，因為學術研究是非常仰賴私人基金會的捐款的。當捐款者威嚴地坐在那裡時，學者們會擔心他們說漏了嘴而導致贊助者不快，以致多年來辛苦經營的關係被破壞。會場中幾乎每個人都曾經得到過坦普爾頓爵士的資助，每個人也都希望他能繼續贊助自己的研究。
威爾森（David Sloan Wilson），這位傑出的進化生物學家一開始就先勇敢地承認他是無神論者，他希望這個會議是個有包容性的會議。「我不認為進化是有目的的，尤其沒有神聖的目的。」希斯贊特米哈伊靠過來以007的口氣對我耳語：「你不應該這樣說，4號情報員，今晚你將與魚蝦共眠。」
我禁不住笑出聲來，我猜想他與威爾森並不真正瞭解坦普爾頓爵士，我與他的基金會有過很長時間的密切往來。兩年前他們突然找上我，要我去主持一個為期兩天、以希望和樂觀為主題的研討會，這個研討會的目的是向我致敬。曼蒂和我上網瀏覽了這個基金會的歷史，發現他們贊助了很多宗教方面的研究。
曼蒂提醒我，APA的主席代表著16萬名會員，許多人會想著與APA主席掛上鉤，用他的名字和職位來為他們的產品或活動做廣告。所以我邀請這個基金會的總裁到我家來，對他表示雖然我覺得很榮幸，但還是得拒絕。我告訴他積極心理學和我都是不出租的，但無論怎麼表達，我的這席話都讓人覺得很驕傲、很自以為是。
他的反應讓我放心了，而且他的承諾在我們後來的交往中也都得到了驗證。來拜訪我的是基金會的總裁施瓦茲（Arthur Schwartz）。他指出，積極心理學所要做的事與坦普爾頓爵士所要做的事很相似，但並不完全相同。這個基金會注重宗教和心靈層面，但也很注重科學。我的方法是入世的、科學的，這個基金會可以通過幫助我去幫助社會科學走向研究什麼是積極人格和積極價值。他向我保證這個基金會只會在兩者的共同點上與我合作，不會將我吸收進去。
所以在盡力忍住笑的同時，我認為我知道坦普爾頓爵士想要什麼，它們跟威爾森和希斯贊特米哈伊所想的都不一樣。從20世紀80年代起，坦普爾頓爵士就一直在從事一項非常個人的追求。他完全不受基督教教條的束縛，事實上，他非常不滿意從這些教條衍生出來的教義。他認為這些教義沒有跟上科學的進步，也無法適應實證科學所帶來的真實世界的劇烈變化。
坦普爾頓爵士的很多形而上學的觀點上與威爾森、希斯贊特米哈伊和我的一樣。他剛過87歲生日，想知道還有些什麼在等著他，而他想知道這些並不僅是因為個人原因，也是為了人類更好的未來。爵士很有錢，所以不必獨自思考這個問題，他可以請一群傑出的智囊幫他一起思考。他不想聽陳腔濫調，他最想知道的是我們對那些永恆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我們要往何處去的最深沉、最肺腑的思考。很奇怪的是，我頭一次認為自己對這個問題有了創造性的見解，而我所要說的內容則是受了賴特的啟發。如果我說的是有道理的，那麼它會為積極心理學提供一個最重的支點，使它有所根據和依附。
賴特站到講台上，他在這個學術高峰會議上是個奇怪的角色。他瘦長憔悴，看起來比他的實際年齡大，但沒人敢輕視他的存在。當他說話時，嘴唇撅起來，好像在吸檸檬；當他回答一個他不喜歡的問題時，就好像吸的是一個酸檸檬。他的聲音很柔和，有一點單調。不過奇怪的是他的學歷而不是他的外表或聲音，他是會場中唯一一個不屬於學術界的人士（當然主人除外），他是一位新聞記者，而這個行業向來被學者們鄙視。
賴特是《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專欄作家，過去一百年來，把持該位置的都是非常有政治天才的人。20世紀90年代初期他出版了一本《性·進化·達爾文》（The Moral Animal），認為人類的道德是有進化基礎的，人的道德既不是隨意的，也不是社會化的產物。在這本書出版前的10年，他剛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時，曾經在《大西洋》（Atlantic）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印歐語系的起源，這是現行西方語言的始祖。
你可能會認為政治、進化、生物、語言和心理學什麼都寫的人，應該是個一知半解的業餘者，但是在我跟他見面之前，我的院長普雷斯頓（Sam Preston）告訴我，他認為《性·進化·達爾文》是他讀過的最重要的一本科學書。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心理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也告訴我，賴特的那篇印歐語系的文章非常重要、承先啟後。賴特是少數今日尚存的業餘科學家。
非常湊巧的是，賴特這本《非零年代》剛剛出版，而且《紐約時報》的書評版在上週日評論了這本書，並把它作為封面故事，這使學術界人士非常羨慕，也不敢像以前那樣輕視新聞記者了。即使這樣，賴特在下一個小時所說內容的深度和密度，仍然讓每個人吃驚。
他一開始便說生命的秘密不是DNA，而是在同一時期的另一個發現：諾曼伊（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所提出的「非零和遊戲」（nonzero sum game）。他認為生命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傾向於雙贏的最成功的繁殖策略，生物系統是一個天然的，被物競天擇機制塑造成的複雜的雙贏情境。產生複雜的智慧是必然的結果，如果給予足夠的時間，物競天擇的機制一定會篩選出複雜的智慧。
賴特說不但生物進化走上了這條路，人類的歷史也是一樣。幾百年來世界政治的變遷都是由野蠻到文明，這就是以雙贏為核心的變遷，這使得人類不斷進步。一個文化越是有正向的結果，就越能存活下去，並發揚光大。賴特當然知道歷史上有很多恐怖事件發生，他認為歷史的進步並不像一輛不停向前行駛的火車頭，而是更像是一匹負重的老馬，經常不肯向前走，甚至偶爾會倒退。但是整個人類的歷史是向前的，他並沒有忽略那些後退的腳步，譬如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運動、恐怖主義散播炭疽病毒的行為。
我們正處在暴風雨的末期，接下來就是平靜。互聯網、全球化和沒有爆發核戰爭並不是偶然的，它是人類選擇雙贏情境的結果。賴特總結道，人類正站在一個轉折點上，從這以後人類會比過去更快樂。
聽眾們震驚極了，學術界的人一向以自己的批評和反諷能力為傲，我們不習慣聽任何樂觀的觀點。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前途一片大好的看法，尤其是從一個典型的悲觀者嘴裡說出來。我們更驚訝的是，這篇樂觀的論文來自嚴謹的推論，而且引用的是我們都接受的科學原理和數據。我們走出會場，外面是加勒比海的正午陽光，我覺得一陣暈眩。
第二天我有了一個可以跟賴特深談的機會。我們坐在游泳池畔，他的兩個女兒伊蓮娜和瑪格麗特正在和拉拉和妮可玩水。黑人侍者穿著鑲金邊的雪白制服正在為客人送飲料。我和家人昨晚在市郊迷路了，看到了許多刻意不讓外來觀光客發現的窮困景象。這引發了我的正義感和公平感，為這些窮困的人感到憤怒和無助，這種感覺到今早還沒有消失。我對賴特的全球化財富及雙贏局面感到懷疑，我不知道這種認為世界正走向烏托邦的信念跟這個觀點的持有者正享受著財富和特權是否有關。我不知道積極心理學是否只對處於馬斯洛需求層次最頂端的人才有吸引力。樂觀、幸福、一個合作的世界？我們在這個會議中究竟在扯些什麼呀？
「馬丁，你想通過雙贏來找出生命的意義嗎？」賴特禮貌的問句打斷了我灰色的思緒，這種灰色與蔚藍的天空、明亮的陽光非常不協調。
我從兩個非常不同的觀點切入，第一是心理學，第二是神學。我告訴賴特我一直在努力改變：身為心理學家致力於科學研究，並建構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我告訴他我並不是反對消極心理學，我從事消極心理學研究已經有35年了。但是我看到平衡積極與消極心理學的迫切性，在我們知道了那麼多瘋狂的病症的緣由後，是否也應該瞭解一下正常人是怎麼回事呢？如果他的觀點是對的，那麼現代人應該更想知道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一直在思索美德和積極情緒，如歡樂、滿足、快樂和幸福。我們為什麼要有積極情緒？我們為什麼不能將生活建構在消極情緒上？如果我們只有消極情緒——焦慮、恐懼、悲傷，日子一樣能過。『吸引』可以解釋為消極情緒的去除，所以我們會接近能解除我們恐懼和悲傷的人；『逃避』可以解釋為消極情緒的增加，所以我們遠離讓我們恐懼和悲傷的人。進化為什麼要在給了我們一個沒有幸福感的情緒系統後，再給我們一個有幸福感的系統？一個系統不夠嗎？」
我接著告訴賴特「非零」可能可以解釋這個問題。消極情緒可能是進化出來幫助我們應對輸-贏情境？當我們在你死我活的競爭中時，恐懼和焦慮是我們能夠活下來的嚮導；當我們掙扎著要避免失敗或反抗暴力時，悲傷和憤怒是我們的嚮導。當我們有消極情緒時，這表明我們正面臨輸-贏情境，這種情緒使我們打、逃或放棄，這些情緒同時也使我們集中注意去處理手邊的問題，暫時放下別的事情。
那麼，有沒有可能積極情緒是進化出來指引我們走向雙贏情境的呢？當我們在一種每個人都能贏的情境中（求偶、結伴打獵、扶養孩子、合作、種植作物、教書、學習），快樂、滿足、幸福就會驅動我們，引導我們的行為。積極情緒是情緒系統中的一部分，它使我們覺察到雙贏的可能性，也因此建構出一套行為，幫助我們擴展並建構各種資源。簡言之，積極情緒建構我們生命的教堂。
「如果這是對的，那麼人類的未來比你描述的還要好。如果我們現在站在雙贏時代的門檻上，那麼我們馬上就會進入一個感覺良好的時代。」
「你剛才提到了意義和神學的觀點，是嗎？」懷疑的表情紿終沒有離開賴特的臉，但因為他的嘴唇沒有做出吸檸檬的樣子，所以我確定積極心理學及雙贏的想法已經進入他的心中。「我以為你是個不信教的人。」
「我是，至少過去是。我以前一直不相信有一個超越時空的萬能造物主，一個設計和創造宇宙的神。雖然我也很想相信，但我就是無法相信生命的目的除了我們自己選擇的意義之外，還會有其他意義。但現在我開始認為我可能錯了，至少有一部分是錯的。我目前的觀點與有信仰的人無關，他們已經過著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這也是我認為的意義。但我希望能為那些不信教、只相信證據的人們找到生命的意義。」
我現在說話要很小心，因為我沒有讀神學方面的書。當我看到神學方面的臆測時，便懷疑那是老朽的科學家大腦灰質細胞死亡的緣故。過去我一直都在無神論和不可知論中間游離，但是賴特的書改變了我。我第一次感到可能有一個比我、比人類還大的東西存在，我現在對神的感覺，是我們這些只看證據、沒什麼靈性，或是只有希望、很少有信仰的人可以相信的。
「賴特，你記得50年代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最後一個問題』（The Last Question）的故事嗎？」他搖搖頭，喃喃地說那時他還沒有出生。所以我把故事大概說了一下。
這故事是說在2061年，太陽系開始冷卻。科學家問一部大型電腦：「熵（entropy）是否可以逆轉？」電腦回答道：「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得出有意義的答案。」地球的居民於是開始逃向年輕的星球。當星際繼續冷卻時，他們又問一部小型超級電腦，裡面存有全部的人類知識，回答仍是：「無足夠數據。」這樣過了一陣子，電腦越來越精良而宇宙越來越冷，答案卻始終都一樣。最後又過了幾億年，這個宇宙的熱都散光了，人也跑光了，所有知識壓縮在幾乎絕對零度的超空間中的一個小物質裡。這片小物質問自己：「熵可以逆轉嗎？」
它回答道：「讓光出現。」於是光就出現了。
「賴特，這個故事裡寓有神學理論，它是雙贏的延伸。你提出了一個沒有設計者的設計，這個趨向於複雜的設計就是我們的目的和終點。你說它是終點，因為它是自然選擇和文化選擇的結果，它偏向雙贏。我認為這個設計的複雜性的增加就是人類知識、力量的增加，同時也是美德的增加。在小的知識、力量和美德與大的知識、力量和美德的競爭中，大的通常會贏，當然它會有不順利和後退的時候。我要問你的是，從長遠來看，這個增加力量、知識和美德的歷程將走向何方？」
我第一次在賴特臉上看到了吸吮檸檬的表情，所以我馬上接著說：「在基督教傳統裡，上帝有四個特質：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美德和創造宇宙。我想我們必須放棄最後這個特質，這也是最令人困擾的特質。如果上帝是個設計者，而且是一個好的、無所不能的設計者，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那麼多善良的孩子死亡，有恐怖分子濫殺無辜呢？上帝創造宇宙的特質同時也與人的自由意志相牴觸，上帝怎麼可能創造出一個有自由意志的物種，那誰又創造出上帝呢？
對於這些問題，神學家都有很好的答案。對我們來說是邪惡的事，對上帝不可測的計劃來說也可能不是邪惡的。人的自由意志與神的四個特質都是比較困難的問題。卡爾文（John Calvin）和路德（Martin Luther）放棄了人的自由意志來拯救上帝的無所不能，跟這些新教創始者相反的過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則是近代的發展，他們認為上帝造物時是以增加複雜性為目的的。但是複雜性的增加帶來了自由意志及自我意識，所以人類的自由意志是上帝權力的上限。過程神學的上帝說放棄了無所不能，使人類得以享受自由意志，至於誰創造了創物主這個問題，過程神學放棄了創造論，轉而說過程變得越來越複雜、一直繼續下去， 沒有起頭也沒有結尾。所以過程神學的上帝是允許自由意志的，但它的代價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創世紀的消失。過程神學失敗的原因是它將上帝傳統的特質剝奪光了，我認為它把上帝的能量剝奪得太多，而上帝變得不再萬能了。但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嘗試，將創物主與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及美德進行了調和。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這個難題：承認造物主的這個特質與其他三個相牴觸。這個特質是有神論的中心，但是它讓有科學頭腦的人無法接受。造物者是超自然的，一個智慧的設計者，它在時間之前就已存在，同時不受自然規律的規範。就把造物的神秘歸到宇宙論去吧！我倒是樂得擺脫這些想法。
「這使我們現在的上帝與創世紀無關，但仍然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和美德的化身。現在的大問題是：上帝存在嗎？這種神現在無法存在，因為我們又會再碰到兩個相同的問題：假如現存的神是無所不知、善良正直的話，那為什麼世界上還會有邪惡存在？如果現在的神是萬能和全知的，人類怎麼會有自由意志？所以過去沒有神，現在也沒有神。但是問題仍在那兒，從長遠來看，這個雙贏的原則將把我們帶到哪裡？給我們帶來一個非超自然的神，一個需要通過自然的雙贏法則才能得到萬能、全知和美德的神。或許，神就是我們的終點。」
我在賴特的臉上看到了認同，也摻雜著不確定性，但是他的嘴唇沒有動。
一個不斷選擇複雜的過程最後一定會止於萬能、全知和美德。當然，這個目的不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完成，甚至無法在人類有生之年實現。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選擇自己成為這個歷程中的一分子，使它前進一步。這是進入有意義的生活的門，有意義的生活必須與比我們自身更宏大的東西連結上，這個東西越大，我們的生活就越有目的。參與這個歷程會使我們的生活與一個非常宏大的東西連接上，這也將使你的每一天都過得有意義。
你現在應該能知道自己的生活取向了，你可以選擇走向這個目的，或選擇與這個目的完全無關的生活；你甚至可以選擇故意妨害它。你可以選擇以增加知識為中心的生活：學習、教書、教育你的孩子，或從事科學、文學、新聞學等許多類似的行業；你也可以選擇以增加力量為中心的生活，通過技術、工程、建築、醫療服務或製造業來達到這個目的；你還可以選擇以增加美德為中心的生活，通過法律、宗教、道德、政治等途徑，或通過當警察、救火隊員或從事慈善事業來達成你的目的。
美好的生活來自每一天都應用你的突出優勢，有意義的生活還要加上一個條件——將這些優勢用於增加知識、力量和美德上。這樣的生活一定是孕育著意義的生活，如果神是生命的終點，那麼這種生活必定是神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