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性和感性走向演化理性——序達馬西奧著作五種中譯
汪丁丁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
大約15年前，我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在友誼賓館吃午餐，他來北京大學參加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十週年慶典的系列演講活動。閒聊一小時，我的印象是，給這位實驗經濟學家留下較深印象的腦科學家只有一位，那就是達馬西奧。其實，達馬西奧至少有三本暢銷書令許多經濟學家印象深刻，其中包括索羅斯。大約2011年，索羅斯想必是買了不少達馬西奧的書送給他的經濟學朋友，於是達馬西奧那年才會為一群經濟學家演講，並介紹自己2010年的新書《當自我來敲門》（Self Comes to Mind: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我建議的直譯是「自我碰上心智：意識腦的建構」），同時主持人希望達馬西奧向經濟學家們介紹他此前寫的另外兩本暢銷書，即《尋找斯賓諾莎》（2003）和《笛卡爾的錯誤》（1995），後者可能也是索羅斯最喜歡的書。索羅斯總共送給那位主持人三本《笛卡爾的錯誤》。笛卡爾是近代西方思想傳統的「理性建構主義」宗師，所以哈耶克追溯「社會主義的謬誤」至360年前的笛卡爾也不算「過火」。索羅斯喜愛達馬西奧，與哈耶克批判笛卡爾的理由是同源的。
腦科學家達馬西奧，在我這類經濟學家的閱讀範圍裡，可與年長五歲的腦科學家加扎尼加相提並論，都被列為「泰斗」。術業有專攻，達馬西奧主要研究情感腦，而加扎尼加主要研究理性腦。「情感」這一語詞在漢語裡的意思包含了被感受到的情緒，「理性」這一語詞在漢語裡的意思遠比在西方思想傳統裡更寬泛，王國維試圖譯為「理由」，梁漱溟試圖譯為「性理」（沿襲宋明理學和古代儒學傳統），我則直接譯為「情理」，以區分於西方的「理性」。標誌著達馬西奧的情感與理性「融合」思路的暢銷書，是1999年出版的《感受發生的一切》（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我的直譯是：「發生什麼的感覺：身體與情緒生成意識」）。達馬西奧融合理性與感性的思路的頂峰，或許就是他2018年即將出版的新書《生命的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Life, Feeling,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s，我的直譯是：「世界的奇怪秩序：生命，感受，文化之形成」）。
在與哲學家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史蒂芬·平克的妻子）的一次廣播對話中，達馬西奧承認斯賓諾莎對他的科學研究思路有根本性的影響，甚至為了融入斯賓諾莎，他與妻子[1]專程到阿姆斯特丹去「尋找斯賓諾莎」。他在《尋找斯賓諾莎》一書的開篇就描寫了這一情境，他和她，坐在斯賓諾莎故居門前，想像這位偉大高貴的思想者當時如何被逐出教門，又如何拒絕萊布尼茨親自送來的教授聘書，想像他如何獨立不羈，終日籠罩在玻璃粉塵之中打磨光學鏡片，並死於肺癆。如果這兩位偉大的腦科學家知道陳寅恪寫於王國維墓碑上的名言——「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能要將這一名言寫在《尋找斯賓諾莎》一書的扉頁。
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斯賓諾莎的情感學說，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對達馬西奧產生的影響，不論怎樣估計都不過分。晚年達馬西奧的問題意識，很明顯地，從神經科學轉入演化生物學和演化心理學，再轉入「文化」或「廣義文化」（人類以及遠比人類低級的生物社會的文化）的研究領域。文化為生活提供意義，廣義文化常常隱含地表達著行為對生命的意義。最原始的生命，其演化至少開始於10億年前的真核細胞。達馬西奧和我都相信（參閱我2011年出版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最早的生命是「共生演化」（symbiosis）的結果。並且，我們都認為廣義文化的核心意義是「合作」——我宣稱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合作何以可能」。達馬西奧認為關於合作行為的「算法」是10億年演化的產物，雖然，這樣的廣義文化將世界表達為一套「奇怪的秩序」。例如，在原核細胞的演化階段（大約20億年前），很可能「線粒體」細胞與「DNA」細胞相互吞噬的行為達成僵局，於是共生演化形成真核細胞，而這樣的細胞，基於共生演化或合作，確實看起來很奇怪。他把這一猜測，寫在2018年的新書裡。不過，早在2011年，哈佛大學諾瓦克（Nowak）小組的仿真計算表明，在幾千種可能的「道德」規範當中，只有幾種形成合作的規範是「演化優勝」的。
最原始的生命，例如由細胞膜圍成的內環境，只要有了「內環境穩態」（homeostasis），只要在生存情境裡有可能偏離這一穩態，就有試圖恢復這一穩態的生命行為，不論是否表達為「情緒」、「意象」或「偏好」（喜歡與厭惡）。因此，生命行為或（由於算法）被定義為「生命」的任何種類的行為，可視為是「內平衡」維持自身的努力，物理的、化學的、神經遞質的，於是，在物理現象與生命現象之間並不存在鴻溝。根據演化學說，在原始情緒與高級情感之間也不存在鴻溝。在融合思路的頂峰，達馬西奧推測，從生命現象（「腦」和「心智」）湧現的意識現象，以及從意識現象（基於「自我意識」）湧現的「精神現象」，都可從上述的演化過程中得到解釋。個體與環境的這種共生關係，不妨用這篇序言開篇提及的經濟學家史密斯的表達，概括為「演化理性」，又稱為「生態理性」。
精神現象，在20世紀的「新精神運動」之前的數千年裡，主要表達為「宗教」——個體生命融入更高存在的感覺以及由此而有的信仰，還有信仰外化而生的制度。在當代心理學視角下，任何生命個體，都需要處理它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問題。對個體而言，最廣義的環境是宇宙，或稱為「整全」，中國人也稱為「太一」。古代以色列人禁止為「太一」命名，因為，任何「名」（可名之名，可道之道）都不可能窮盡整全，於是都算「褻瀆」。最初的信仰，就是對個體生命在這一不可名、不可道的整全之內的位置的敬畏感，以及因個體和族群得以繁衍而產生的恩典感。個性弘揚，抗拒宗教對信仰的束縛，諸如路德的改革，於是個體生命可以表達與神聖「太一」合體的感受（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歸根結底，還是個體要處理它與「整全」之間的關係問題。這套關係是連續的譜系，從低級的細胞膜行為——稱為「情緒」，演化為高級的信仰行為——稱為「精神」。
我認為達馬西奧的這幾本書，或許遠比我的《行為經濟學講義》更容易讀懂。眾所周知，以目前中國學術界的狀況，優秀譯文難得。謹以此序，為湛廬文化在這一領域堅持不懈的努力提供道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