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沒去過日本，我引為巨大的遺憾。好幾次到了門口，終歸陰差陽錯，失去了機會。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戀漢字。臨近五十歲了，開始操練荒疏多年的母語，未曾想到還能表達一些意思。我以為漢字的美感，和傳統日本的審美，有著深刻的聯繫。
20年前，初次拜讀川端康成1968年的諾獎演說詞「我在美麗的日本」，心裡有綿延不絕的感動與震撼。川端的文體，玲瓏晶瑩，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涼纖細，洞穿生死，卻浸潤著與天地萬物大自然同在的飄忽摯愛。
在另一篇簡短的散文裡，川端先生轉述印度詩人泰戈爾的訪日演說。據說，年事已高、不久於人世的老人，對日本聽眾們這樣說：「每個民族，都有義務將自身最上乘、最美的聲音表達出來，奉獻給世界；那就是它的偉大胸懷和高貴的靈魂。假如什麼都不表達，則不可原諒；比死亡還要壞。人類歷史對之不會寬恕。」
川端先生還說：「國家命運興衰無常。最後能夠留存下來的，就是一個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個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時間的我，跋涉爬行於困頓、頹喪的深淵，而且似乎身患絕症。可是病痛和絕望給了我不同的目光，讓我平靜、坦然。遊歷四海的念頭，就在那時產生。
那時候的美國，尚未如同現今，讓我找不出多少溫暖、美好的詞彙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聽自己熱愛的鄉村老歌，比如約翰? 丹佛《獻給安妮的歌》（你注滿我的心魂，像森林裡的陽光），還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願意相信，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如同電影《阿甘正傳》開始時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靈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黃的空殼。
耶穌在《馬太福音》中對他的使徒說：你們是山上的燈火、大地上的鹽。一旦燈光黯滅、鹹味消失，你們就是砂石泥土，無聲無味，被人踩在腳下。耶穌講的，是心的依托、靈魂裡的真摯。美即是愛，愛即是光。哀莫大於心死。
喪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個什麼樣的民族，會自我毀容，踐踏大地、森林、河流，謀殺自身固有的美。最終我還是無法解釋，為何美從一片土地上消失，也從當地居民的臉孔上消失。中國總有人念叨過去或現在的貧窮。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廢墟。大戰結束時，川端46歲；他對朋友說，要「沉沒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纖弱、來自戰敗的島國，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裡，沒有一絲一毫的猥瑣或者虛矯。
我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對愛的追尋、也「唱衰」美國和整個西方。關於最後這部分，我的表述過於個人化；也許可以更加冷靜、寬闊。表達能力有限，這是主要問題。除此之外，我藏匿、隱瞞了一張秘密的底牌。
曾經有那麼一個階段，我發現自己很容易與各式各樣的美國人攀談，乃至於「自來熟」。在境外遇見，還會有隱隱約約的親近感。要說老鄉見老鄉，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麼一點兒意思吧。不過，從2005年到2007年間，那個感覺消失了。從那時到現在，我沒結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國朋友。
20世紀整個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積累起一種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緒和思維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國孩子心有靈犀。可是忽然之間，那份默契煙消雲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國女友分手，輾轉到了捷克。問題從那兒開始。頭兩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後來又去了柏林和維也納。我很快意識到：在那兩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後的柏林，聚集了數量可觀的美國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們裝扮入時、行為邋遢、故作風雅、無所事事，並且態度驕橫。到後來，我一看見這些人，就本能地遠遠走開。
不能否認，我對世界的看法和立場，有了一個徹底轉變，從歷史文化、國際政治，到身份認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國孩子。自從1983年我到美國之後，頭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沒來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敵意。一開始我真的蒙了。這究竟為何？美國不是這樣的呀！
情況發生了顛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覺得美國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為抽像群體，陌生人。但是具體到個人，尤其是一些讓我心動的姑娘，總歸會有些說不出來的障礙。我很想逾越這個障礙，後來發展成為一種可笑的心理情結。而在2007年後的柏林，我不再懼怕單獨交流，只要給我機會，一兩分鐘的目光對視，隨便說點什麼。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覺並不來自具體個人，它在空氣中漂浮，瀰散為無聲、無言的集體能量。每次走進美國酷孩子們聚集的餐廳酒吧，都會立時察覺到這個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霧霾，要更濃厚刺眼。而我年長了20歲，見過一些世界，不再是當初那個靦腆、侷促的大陸留學生，我能辨別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時侯，簡直想走上前去，拉著他們的手，直截了當問一聲：孩子，我哪兒得罪了你們？為何這樣看我？我猜想，他們會做出很詫異、很無辜的樣子：什麼？哪兒啊？您這位大叔，精神有問題嗎？
2011年春天，中國到處唱紅歌。祖籍德國的美國猶太政治家、中國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據說也去重慶參觀，之後大表讚賞，直說新中國應該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當時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紀》週刊來催稿，然而我自覺靈感枯竭。後來絞盡腦汁，瞎編出一篇或許牛頭不對馬嘴的《新三桶》。對國內思想界鄭重推出的「通三統」理論和蒸蒸日上的唱紅歌運動，表達不乏善意的一點點嘲諷。
那兩三個月裡，紅歌的盛行讓我聯想起另一個悠久而且痛苦的話題——作為紅色大陸中國的後裔，怎樣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樣面對我們的精神符號和文化身份。與此同時，在暖風習習的柏林之春，滿大街扭捏作態的美國酷青，數量和密度驟然增多。而我對他們的厭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因為撰寫那篇題為《新三桶》的荒誕文章，我重新研究並思索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輕人總要折騰點兒事，總要鬧些反叛，從紅衛兵大檢閱到798、鳥巢、SOHO、大褲衩，在話語和審美風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連續性和一體性，但是總歸彰顯了某一個地方、某一種口音的中心意識。說到底，就是一種精神特權、文化定義權。佔據中心的模糊人群，從青澀少年到奸詐老年，對這份特權會有本能的體悟，會竭力翻新並維護之。
從地圖上看，從柏林、維也納、基輔到伊斯坦堡那麼一個狹長四邊形，在過去一兩百年中，終歸是一塊是非之地；語言、宗教傳統、文化身份、集體審美和民族氣質犬牙交錯，相互纏繞，邊界數次重劃。也可以說，這片幽綠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陣地。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湧到柏林的小酷青們屬於何方「大院子弟」，也為了疏解自己的嚴重不快，我開始研究歐洲各族群之間的複雜歷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長島，布魯克林，曼哈頓上城。大約20年前，我和他們的師姐輩在曼哈頓一道混過。後來，在莫斯科飛紐約的班機上，我還會見到從特拉維夫轉機過來的乘客，也是同樣的特殊神情、紐約口音。
幾百年的宗教糾紛、族群糾紛、人口遷移、文化演變、熱戰和冷戰，這些問題太悠久、太複雜，我不敢妄下結論。從純粹主觀角度，我已確知問題出在哪裡——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們之間。比如說，我知道在他們中間，許多人的祖輩來自這片狹長的四邊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進、任性的頑少姿態，象徵性地對柏林實行重新佔領，以標舉、捍衛一套正在稀釋和萎縮的文化特權與精神優越權；在一個話語含混、債台高築、共同身份開始解體的「西方空間」，孩子們實行另類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統」，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紅色暴力消退的賺錢時代，以「頑主」和「玩先鋒」的方式，伸張並重新確認自己的口音優越、血緣優越。
地位受到威脅時，人的反應是直覺、本能的。社會體制中的大人會盡力掩飾，初出家門、體驗自由的青少年，則傾向於坦率表露，也未必輔佐以明確觀念或意識形態。以我這種膚色、背景和語言經歷，在中歐、東歐那塊歷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竄，恐怕是無意中揭開了一張我不能也不該掀開的，專屬「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領受了他們的無盡敵意。假如我的視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於，比如說2012年第一位中國諾獎獲得者，也許小酷青和他們的長輩們會對我友善很多。因為在一個大伙默契的文化符號食物鏈上，給我的膚色和種族，就是特地留了一個那樣的位置。於是我在柏林的經歷，和關於「民族固有的美」那樣一個悲傷的話題，就是有了曖昧、黯淡的聯繫。
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討此書出版事宜。在黑霧降臨的前一個星期，我一時興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從廈門坐船去了金門島，看了沙灘邊展覽的機槍、碉堡、大炮和坦克。因為是昔日戰地，金門島沒被過多開發，四處鬱鬱蔥蔥、清風撲面。我坐在鋪著青石板的小路邊，旁邊是一幢空空的寺廟和傳統閩南式小樓，過了很久，很久，才有一個長髮女孩騎著電動摩托徐徐駛過，留下燦爛的笑。
我在沙灘邊上眺望對岸，綠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樓，還有裹在那些樓群上空，一層薄薄的黃霧。家鄉和童年，近在咫尺，卻已無跡可尋。我心情格外複雜，想來想去，心裡卻只浮出「謝天謝地」四個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邊。忽然，轟轟隆隆擠上來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臉，無法再說什麼，只好扭頭朝向窗外，望著漸漸黑下去的大海。
談到國際政治，一般人願意把英國美國算同一邊。當然，在一些宏觀議題上，似乎前者對後者亦步亦趨、俯首帖耳、搖搖擺擺如小哈巴狗一般。但我多次從紐約到倫敦，深刻感受兩者之間的天壤之別，從氣質、心態到日常生活。以美國的物質基礎而論，要建立一種更接近北歐的社會主義式的平和生活，不致太過犯難。可他們偏就願意這樣過。你若建議向紐約猶太富人多征兩塊錢稅，住在中西部農村的窮白人要和你拚命。他們的房子被銀行沒收，領著失業救濟，卻揮舞星條旗，要自豪，要愛國，要誓死捍衛猶太富人把小崽子們送去歐洲裝逼曬酷的自由權利。
隔岸的廈門，算是我的家鄉——故土，河山，人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問君更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對這個家鄉，我心裡不剩下多少眷戀。天地間，有一種東西，叫作人心。強硬偽裝沒有用的。從西方走回東方，我慢慢得出了一個不很樂觀的結論：「衣食足而知榮辱」這說法，並不可信。一個龐大人群，即便擁有選擇，亦不一定會去追求更優雅、寧馨的生活，有時候他們寧肯踐踏美好，為了維護某種病態自尊。政治或其他大符號不能說明什麼，當初十月革命、社會主義亦是一種美好理想，和那種「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髒兮兮、惡叨叨的東西，根本不是一回事兒。春去秋來，河東河西，三十年家國；高樓，汽車，垃圾，黑色的水，禿禿的山，粘粘的氣；寡廉鮮恥，恃強欺弱，死皮賴臉鋪天蓋地。極度扭曲、不可持續的集體無意識與某種權力體制同構、固化。巨型列車轟轟隆隆，不可阻擋，駛向它該去的地方。而這些人居然每天嬉皮笑臉。哎，拜託，您的子孫不要喝這口水嗎？去他奶奶的，他用眼神告訴你，老子不管！好的，不管就不管罷。不過，一點都不美啊，真的。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不如一拍兩散吧。
對了，在金門島上的最後兩小時，我參觀了「經國先生紀念館」。館外是青青松柏、長長沙路，以及來自遠處、微弱的濤聲，非常溫馨、潔淨。據說金門居民對經國先生有一份特別情感，所以修了這個館。
我想，經國先生到晚年，應該意識到，在他的有生歲月，不會再見到長江、黃河，亦不會再有「青海的草原，永遠看不完」 之感喟。而他致力推動的政治轉變，或許意味著一套符號、一種盼望和一個文化身份的永遠消逝。以後這面旗子，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曲終人散，戲唱完了，就拉下鐵門，撤下牌子，不再死死強迫大家坐在一個空空的戲台下面。讓大伙各自去生活吧。經國先生留下的，是華夏民族固有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仁」吧。
王昭陽
2013 年2 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