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上的失蹤
「我」這個中年婦人出走到巷子口，又回家了，她繼續關在公寓裡，繼續聽每一家的鑰匙怎麼打開，怎麼關門。
有一次「我」和張玉霞聊天時，提到她很討厭住在四樓B的劉老師。張玉霞說，「他很愛孩子唉！」「有幾次我和娃娃一起，遇見了他，他就放慢腳步，跟娃娃微笑。」但是這個「我」還是覺得劉老師很怪異，身上有一種「近於肉類或蔬菜在冬天慢慢萎縮變黃脫水的氣味」。
這個單身的劉老師，從小學退休之後，常常在垃圾堆裡撿人家丟掉的洋娃娃，有一次在樓梯間剛好遇到第一人稱的「我」，他拿著一個破損的洋娃娃頭，向「我」展示，說這洋娃娃的眼睛還會眨。劉老師經常撿一些破損的洋娃娃頭、手、腳回來，放在黑色的木櫃裡，而這件事就和社會事件中頻頻發生的兒童失蹤案連結在一起。
失蹤不一定是具體的失蹤，可能是心理上的失蹤。如果你有看過法國超現實導演布紐爾（LuisBunuel）的作品《自由的幻影》（LeFantomedelaliberte），裡面有一段以超現實的手法，處理兒童失蹤。那一段是老師在課堂上點名，點到了Alice，Alice也喊了「有」，可是老師卻說她失蹤了，馬上通知家長來。她的父母到了學校，Alice說：「我在這裡。」但爸爸媽媽說：「噓，不要講話。」然後轉頭問老師：「她怎麼會失蹤？」
失蹤在電影裡變成了另一種現象，其實人在，你卻覺得他不在。
例如一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他們躺在同一張床上，對彼此而言卻是失蹤的狀態。我們一直覺得被綁架才叫失蹤，可是如果你從不在意一個人，那麼那個人對你而言，不也是失蹤了。
電影啟發了我把失蹤轉向一個心理的狀態，表示失蹤的人在別人心裡消失了，沒有一點具體的重量。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單親媽媽，孩子很小的時候，她的工作正忙，晚上應酬也很多，她沒有太多時間陪小孩，就讓小孩掛串鑰匙上下學。她也很心疼小孩，卻沒辦法陪伴她，又很擔心孩子被綁架，所以她就在每天晚上回家時，孩子己經寫完功課準備要睡了，她硬拉著小孩一起練習各種被綁架的逃脫術。有一次，她就在我面前表演，戴上綁匪的帽子、口罩，讓孩子練習逃脫。當時我覺得好可怕，就像軍隊的震撼教育一樣，可是讓我更震撼的是，這個城市的父母都已經被兒童綁架事件驚嚇到覺得孩子都不在了，孩子明明在她面前，卻覺得她已經失蹤了。
朋友的故事變成小說裡，張玉霞和孩子娃娃每天晚上的「特別訓練」。而住在三樓的這個「我」，每天晚上就會聽到各種乒乒乓乓的聲音。
愛成了寄託，喪失了自我
這個公寓裡最大的寂寞者－－「我」，因為沒辦法出走，就把生命寄託在兒子身上，所以她生活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收到兒子詩承寄來的信時，拿著紅筆勾出重點，她每讀一次，就覺得還有重點沒
晝到，再畫一次。他的兒子讀法律，寄來的信很少問候父母，都是摘錄一些中文報紙上的新聞，有一次提到了兒童失蹤案，引起了「我」的興趣，她開始搜集報紙上的報導，準備要寄給兒子。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我」這個中年婦女，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居住在遙遠美國的兒子身上，他所關心的事情，就變成她關心的事情。－－當我們在倫理的網絡之中，很難自覺到孤獨，就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自我，而這個自我的失去，有時候我們稱之為「愛」，因為沒有把自己充分完成，這份愛變成喪失自我主要的原因。
有一天，娃娃失蹤了。失蹤不再只是新聞報導，而變成一個具體事件，而且是在「我」住處樓上發生的事情。娃娃的母親張玉霞幾乎到了崩潰的地步，而這一切是「我」所預知的，她聽著下班後的張玉霞上樓、開鎖、關門的聲音，然後她走到房門邊，「等候著張玉霞在房中大叫，然後披頭散髮地衝下三樓，按我的門鈴，瘋狂地捶打我的房門，哭倒在我的懷中說：『娃娃失蹤了。』」
人在某一種寂寞的狀態，會變得非常神經質，敏銳到能看到一些預兆，而使得假象變成真相。
布紐爾另一部電影《廚娘日記》（LeJournald’unefemmedechambre），敘述一個紳士在妻子死後，僱用一個廚娘，廚娘在日記裡寫著這個外表行為舉止都很優雅的紳士，其實是一個好色之徒，常常偷看她洗澡更衣。這部電影有一大半是在對比這個紳士的裡外不一，一直到最後才揭曉，原來偷窺是廚娘長期寂寞裡所產生的性幻想。
所以小說裡的「我」聽到張玉霞的尖叫聲、哭聲，然後衝下來按門鈴，哭倒在她懷中，這是幻想還是真實發生？我們不知道。她開始安慰張玉霞，然後報警，三天後來了一個年輕俊美的警察，警察到她家就說，他是「為了多瞭解一點有關劉老師的生活」而來，他們都覺得劉老師最有嫌疑，因為劉老師非常愛娃娃，在樓梯間遇到時就會對他微笑，摸摸他的頭，還會買糖給他。
在兒童失蹤案經常發生的時期，一些原本愛小孩的人，看到小孩都不敢再靠近了，怕讓人誤會。這個劉老師原本是大家口中的好人，因為他特別愛孩子，他退休後還會到小學門口，陪孩子玩，教他們做功課。可是在兒童綁架勒索案愈來愈多時，人們開始懷疑他，甚至是懷疑這個糟老頭是不是有戀童症？劉老師突然就從一個慈父的形象，變成了戀童癖。
一成不變的危機
當年輕的警察看到茶几玻璃板下壓的一張詩承的照片，隨即漲紅了臉，「他說是詩承在某南部的市鎮服役時認識的，那時他正在一所警察學校讀書，他們在每個營區的休假日便相約在火車站，一起到附近的海邊玩。」
作為母親的「我」聽完嚇了一跳，詩承當兵時從來沒有跟她說過和一個警察這麼要好，這時候他身為母親的寂寞，以及倫理中的唯一連繫，再次面臨了危機。
我其實是想一步一步解散這個「我」引以為安的倫理，因為所有倫理的線都是自己所假設的，其實它無法綑綁任何東西，也連繫不起任何東西。如果沒有在完成自我的狀態下，所有的線都是虛擬假設的。
在小說裡「我」是真正的主角，雖然很多朋友看小說，會覺得劉老師是主角，或張玉霞是主角，但是我自己在撰寫時，主角是假設為第一人稱的這個「我」，我就讓她一步一步地面臨倫理的崩解，而和社會上存在的現象去做一個對比，而這個角色可能是我的母親，可能是我的朋友，也可能是許許多多的中年女性，當她們把倫理作為一生的職責時，所面臨到的困境。
這個問題不只在台灣，日本也有類似的現象。在日本，離婚率最高的年齡層是在中年以後，就是孩子長大離家後，做妻子的覺得該盡的責任已經盡了，便提出離婚，說：「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會把丈夫嚇一大跳。這樣的報導愈來愈多，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年輕夫妻才會離婚。
有人說，這是因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為了倫理的完成，當倫理完成以後，她就可以去追尋自我了。但我覺得應該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後，再去建構倫理，倫理會更完整。
小說的最後，警員拿到了搜索令，進去劉老師的房間，發現一個好大的黑色櫃子，打開櫃子，裡面都是洋娃娃的頭、手、腳．殘破的身體。他沒有綁架兒童，他只是搜集了一些破損的洋娃娃，可是這個打開櫃子的畫面，會給人一種很奇怪的聯想。我常在垃圾堆裡看到一些人形的東西，例如洋娃娃，一個完整的洋娃娃是被寵愛的，可是當
它壞了以後－－我們很少注意到，兒童是會對玩具表現暴力，我常常看到孩子在玩洋娃娃時，是把它的手拔掉或是把頭拔掉－－這些殘斷的肢體會引起對人與人之間關係奇異的聯想。
最後的結尾，我並沒有給一個固定的答案，只是覺得這個畫面訴說一股沉重的憂傷，好像是拼接不起來的形態。
基督教的故事裡，有一則屠殺嬰兒的故事。在耶穌誕生時，民間傳說「萬王之王」（TheKingofKings）誕生了，當時的國王很害怕，就下令把當年出生的嬰兒都殺死。所以我們在西方的畫作裡，會看到一幅哭嚎的母親在一堆嬰兒屍體旁，士兵正持刀殺害嬰兒。我想，這是一種潛意識，因為殺害嬰兒是一種最難以忍受的暴力，稱之為「無辜的屠殺」，因為嬰兒是最無辜的，他什麼都沒有做就被殺死了。我以木櫃裡殘破的洋娃娃這樣一個畫面，試圖喚起這種潛意識，勾引起對生命本能的恐懼，進一步去探討在台灣社會裡一些與倫理糾纏不清的個案，藉由它去碰撞一些固定的倫理形態－－所謂「固定」就是一成不變的，凡是一成不變的倫理都是最危險的。
當埃及「血緣內婚」是一成不變的倫理時，所有不與家族血緣通婚的人，都會被當成亂倫。所以，我們不知道，我們在這個時代所堅持的倫理，會不會在另一個時代被當成亂倫？人類的新倫理又將面對什麼樣的狀況？
先個體後倫理
比較容易解答的是，在清朝一夫多妻是社會認同的倫理，而且是好倫理，是社會地位高、經濟條件富裕的人，才有可能娶妾，而且會被傳為佳話、傳為美談。可是現在，婚姻的倫理己經轉換了。而同一個時代，在台灣和在阿拉伯的婚姻倫理也不一樣。
我相信，倫理本身是有彈性的，如何堅持倫理，又能保持倫理在遞變過程中的彈性，是我認為的兩難。大概對於倫理的思維，還是要回到絕對的個體，回到百分之零點零一的個體，當個體完成了，倫理才有可能架構起來。
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後，他們的倫理經歷了一次顛覆，比較回到了個體。當然，西方人對「個體」的觀念，是早於東方，在希臘時代就以個體作為主要的單元。而以個體為主體的倫理，所發展出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都不會變成一種固定的約制、倚賴，而是彼此配合和尊重。
許多華人移民到歐美國家，面臨的第一個困境，就是倫理的困境。我妹妹移民美國後，有一次她很困擾地告訴我，她有一天對七歲的小孩說：「你不聽話，我打死你。」這個小孩跑出去打電話給社會局，社會局的人就來了，質問她是不是有家庭暴力？我妹妹無法瞭解，她說：「我是他的母親，我這麼愛他。」她完全是從東方的倫理角度來看這件事。
對我們而言，哪吒之所以割肉還父，割骨還母，是因為身體是我們對於父母的原罪，父母打小孩也是理所當然。可是西方人不這麼認為，他們覺得孩子不屬於父母，孩子是公民，國家要保護公民，即使是父親、母親也不能傷害他。
現在在台灣，社會局也在做同樣的事，保護孩子不受家庭暴力的威脅，可是你會發現，我們的家庭仍在抗拒，認為「這是我們家的事」，最後就私了－－倫理就是私了，而不是提到公眾的部分去討論。
倫理構成中私的部分，「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這個部分，造成了許許多多的問題被掩蓋了。例如家庭性暴力，有時候女兒被父親性侵害，母親明明知道，卻不講的，她覺得這是「家醜」，而家醜是不能外揚的。她沒有孩子是獨立個體、是公民的概念，所以會去掩蓋事實，構成了倫理徇私的狀況。
你如果注意的話，這種現象在台灣還是存在，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我沒有下結論說我們一定要學習西方人的法治觀，也沒有說一定要遵守傳統的倫理道德，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這個兩難的問題裡，不要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做父親的拿掉父親的身份後，是一個男子；做女兒的去掉「女兒」的身份，是一個女性，而古埃及「血緣內婚」的文化基因可能至今仍有影響力，所以父親與女兒之間的曖昧關係還在發生，只是我們會認為這是敗德的事情、不可以談論的事。而這些案例的持續發生，正是說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人是在道德的艱難裡，才有道德的堅持和意義。
如果道德是很容易的事情，道德沒有意義。我的意思是，做父親的必須克制本能、了結慾望，使其能達到平衡，而不發生對女兒的暴力，是他在兩難當中做了最大的思維。思維會幫助個體健康起來，成熟起來。
從各個角度來看，倫理就是分類和既定價值調整的問題，所以有沒有可能我們把「亂倫」這兩個字用「重新分類」來代替，不要再用「亂倫」，因為這兩個字有很強烈的道德批判意識，而說「人類道德倫理的重新分類、重新調整」，就會變成一個思維的語言，可能古埃及需要重新分類，華人世界裡也要重新分類，訂定搬演的角色，並且讓所有的角色都有互換的機會，會是一個比較有彈性的倫理。
前陣子，我有個擔任公司小主管的朋友就告訴我，他覺得太太管女兒太嚴，他只有一個女兒，對她是萬般寵愛，總是希望能給她最好的，可是太太就覺得要讓女兒有規矩，要嚴厲管教。
從這裡我們看到，倫理與社會條件、經濟條件都有關，倫理不是一個主觀決定的東西，而是要從很多很多客觀條件去進行分析，得到一個最合理的狀況。如果沒有經過客觀的分析，那麼倫理就只是一種保守的概念，在一代一代的延續中，可能讓每一個人都受傷。
倫理也是一種暴力？
我們不太敢承認，可是倫理有時候的確是非常大的暴力。我們覺
得倫理是愛，但就像我在暴力孤獨裡丟出來的問題：母愛有沒有可能是暴力？如果老師出一個作文題目「母愛」，沒有一個人會寫「這是一種暴力」，可是如果有百分之零點一的人寫出「母愛是暴力」時，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重視。
我在服裝店碰到一對母女，母親就是一直指責女兒，說她怎麼買這件衣服、那件衣服，都這麼難看，所有服裝店裡的人都聽見了，有人試圖出言緩和時，這個母親說：「對呀，你看，她到現在還沒結婚。」我們就不敢再講話了，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母親以母愛之名，什麼話都能講了。這是不是暴力？
這時候，我不想跟媽媽講話，我想跟那個沉默的女兒說：「你為什麼不反抗？你的自我到哪裡去了？你所遵守的倫理到底是什麼？」
我在一九九九年寫〈救生員的最後一個夏天〉時，台灣社會已經發展到更有機會去揭發倫理的真相，主角發生的事也可能在我們身邊發生。主角Ming是個大學生，他的爸爸跟母親已經分居了一段時間，這對夫妻在大學認識，是很知性的人，從來不曾吵架，他們結婚生子是因為遵守倫理的規律，不是因為愛或什麼。
所以當這個父親最後決定和Charlie去荷蘭結婚時，他在咖啡廳裡和妻子談，他和妻子都回到了個體的身份，他們把家庭倫理假象戳了一個洞，使其像洩了氣的皮球，而我想這是一個漏洞，而倫理的漏洞，往往就是倫理重整的開始。
一個渴望倫理大團圓的人，不會讓你發現倫理有漏洞。你看傳統
戲劇，最後總是來個大團圓，而這個團圓會讓你感動，你會發現這是一個無奈的渴望。
你看《四郎探母》這個戲最後怎麼可能大團圓，兩國交戰，楊四郎（延輝）打敗了被俘虜，他隱姓埋名，不告訴別人他有個老媽，還是元帥，也隱瞞他有個妻子四夫人，結果番邦公主看上他武藝雙全，將他招為射馬，十五年生了一個兒子，夫妻也很恩愛。這已經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了，一邊是母親，是「百善孝為先」，一邊是妻子，也是殺死他的父親、令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四郎該如何取捨？
後來，佘太君親自帶兵到邊界，四郎有機會見到母親，只好跟番邦公主坦白。番邦公主才知道原來丈夫是自己的仇家，她威脅要去告訴母后（蕭太后）把他殺頭，但一說完就哭起來了，到底四郎還是她的丈夫，在倫理的糾纏中，又變成了一個兩難的困境。最後番邦公主還是悄悄地幫忙四郎，讓他見到了母親。對番邦公主而言，這是冒一個很大的險，因為楊四郎可能一去就不回了。
楊四郎回去之後，跪在母親面前，哭著懺悔自己十五年來沒有盡孝。可是匆匆見一面，他又要趕著回去，佘太君罵他：「難道你不知道天地為大，忠孝當先嗎？你還要回去遼邦。」楊四郎在舞台上，哭著說，他怎麼會不知道？可是如果他不回去，公主就會被斬頭，因為她放走了俘虜。
這裡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精釆的倫理兩難，可是到最後不知怎的又變成了大團圓，這怎麼可能大團圓，不要忘了他還有一個元配，元配打了他一個耳光後，面臨的又是另一個倫理的糾纏。
粉飾太平的大團圓
《四郎探母》為什麼用大團圓？因為大團圓是一個不用深入探究的結局。可是如果一個有哲學思維的人，他會把這些倫理道德上的兩難，變成歷史最真實的教材。
張愛玲看《薛平貴與王寶釧》就不認同最後大團圓的結局。王賽釧苦守寒窯十八年，靠野菜維生，薛平貴在外地娶了代戰公主，回來還要先試探妻子是不是還記得他，是不是對他忠心？因為十八年的分別，早已認不出對方。薛平貴先假裝是朋友，調戲王寶釧，才發現王寶釧住在寒窯裡不與人來往，苦苦守候著他。後來代戰公主出來，對王寶釧說：「你是大我是小。」兩個人要一起服侍薛平貴，這是大團圓的結局。張愛玲在小說裡就寫，這個結局好恐佈，面對一個美麗、能幹又掌兵權的公主，你可以活幾天？
你渴望大團圓嗎？還是渴望揭發一些看起來不舒服的東西。
儒家的大團圓往往是讓「不舒服的東西」假裝不存在。就像過年時不講「死」字，或是公寓大樓沒有四樓；死亡是倫理這麼大的命題，不可能不存在，我們卻用「假裝」去迴避。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或者我們平常不說「四」而說「三加一」時，就是在迴避死亡，這時候倫理有可能揭發出一些真相嗎？我們要粉飾太平地只看大團圓的結局？還是要忍住眼淚，忍住悲痛，去看一些真相？這也是一個兩難。
我想，上千年的大團圓文化的確會帶給人一種感動，也會使人產生嚮往，可是倫理不總是那麼美好，倫理缺憾的那個部分，以及在倫理之中孤獨的人，我們要如何看待？
即使我們與最親密的人擁抱在一起，我們還是孤獨的，在那一剎那就讓我們認識到倫理的本質就是孤獨，因為再綿密的人際網絡，也無法將人與人合為一體，就像柏拉圖說的，人注定要被劈開，去尋找另一半，而且總是找錯。大團圓的文化是讓我們偶爾陶醉一下，以為自己找到了另一半，可是只要你清醒了，你就知道個體的孤獨性不可能被他者替代了。但不要誤會這就沒有愛了，而是在個體更獨立的狀態下，他的愛才會更成熟，不會是陶醉，也不會是倚賴。成熟的愛是倚靠不是倚賴，倚靠是在你偶爾疲倦的時候可以靠一下休息一下，倚賴則是賴著不走了。
我們常常把倫理當作倚賴，子女對父母、父母對子女都是。我在大陸看到一胎化的子女，受到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寵愛，有人覺得這樣很幸福，我卻覺得很可怕，因為當孩子長大後，這些人會反過來倚賴他，那是多麼沉重啊！
當我們可以從健全的個體出發，倚靠不會變成倚賴，倚靠也不會變成一種常態，因為自己是可以獨立的，不管對父母、對子女、對情人、對朋友，會產生一種遇到知己的喜悅，而不是盲目的沉醉，如此一來，所建構出來的倫理也會是更健全的。
打開自己的抽屜
倫理孤獨是當前社會最難走過的一環，也最不容易察覺，一方面是倫理本身有一個最大的掩護－－愛，因為愛是無法對抗的，我們可以對抗恨，很難去對抗愛。然而，個體孤獨的健全就是要對抗不恰當的愛，將不恰當的愛做理性的分類紓解，才有可能保有孤獨的空間。
孤獨空間不只是實質的空間，還包皮括心靈上的空間，即使是面對最親最親的人，都應該保有自己孤獨的隱私，要保有自己的心事，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母與子女，就像在〈因為孤獨的緣故〉裡，中年婦女「我」因為兒子詩承沒有告訴她自己認識了一名警察，而且彼此有過一段愉快的相處，而感到不舒服。可是對兒子而言，這是他生命中重要且美好的部分，他可以把這件事放在心靈的抽屜裡，不一定要打開它。
西方心理學會主張，要把心理的抽屜全部打開，心靈才會是開放的，可是我覺得個體是可以保有幾個抽屜，不必打開；就像我在寫作書畫的過程中，是不會讓別人來參與，我覺得這樣才能保有創作的完整性，得到的快樂也才會是完整的。同時，我也尊重他人會有幾扇不開啟的抽屜。一個不斷地把心神精力用在關心別人那些不打開的抽屜的人，一定是自我不夠完整的人，他有很大很大的不滿足，而想用這種偷窺去滿足。
我認為這個社會，需要把這種偷窺性減低，回過頭來完成自己。可是我們回顧這幾年來媒體新聞的重大事件，都是在想著打開別人的
抽屜，而不是打開自己的抽屜，而且樂此不疲，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在二○○二年的最後幾天，我開始在想，我自己有幾個沒有打開的抽屜，裡面有什麼東西？別人說：「你這麼孤獨呀？只看自己的抽屜。」我會說：「是，但這種孤獨很圓滿，我在凝視我自己的抽屜，這個抽屜可能整理得很好，可能雜亂不堪，這是我要去面對的。」
我相信，一個直正完整快樂的人，不需要藉助別人的隱私來使自己豐富，他自己就能讓生命豐富起來。
在破碎重整中找回自我
沒有思維的倫理很容易變成墮落，因為太習以為常。例如想到婆媳關係，就聯想到哭哭啼啼的畫面，可是現代人的婆媳關係是可以有更多面向的。如果你覺得在一個傳統固定的倫理裡待太久了，思想會不自覺地受到傳統倫理的制約，我會建議你去看阿莫多瓦（PedroAlmodovar）與帕索裡尼（PierPaoloPasolini）的電影，你就有機會去整頓自己，可是你一定會罵：「怎麼要我去看這種電影？」
我自己在一九七六年看到帕索裡尼的電影時，也是一邊看一邊罵，我罵他怎會把藝術玩到這種地步，你看他的《美狄亞》、《十曰談》、《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會覺得毛骨悚然，他會讓你看到一個背叛美學的東西，我記得首映時，很多人看到吐出來了。而西班牙導演阿莫
多瓦的《我的母親》這部片，完全就是倫理的顛覆，可是裡面有種驚人的愛，他在變性人、愛滋病人、妓女身上，看到一種真摯的愛，與我們溫柔敦厚的倫理完全不一樣。
我自己在阿莫多瓦與帕索裡尼的電影裡，可以完全撕裂粉碎，然後再回到儒家的文化裡重整，如果不是這個撕裂的過程，我可能會陷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危險之中。任何一種教育如果不能讓你的思維徹底破碎的，都不夠力量；讓自己在一張畫、一首音樂、一部電影、一件文學作品前徹底破碎，然後再回到自己的信仰裡重整，如果你無法回到原有的信仰裡重整，那麼這個信仰不值得信仰，不如丟了算了。
期盼每一個人都能在破碎重整的過程中找回自己的倫理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