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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6 不容易,我樂意

奇葩之家

不容易,我樂意

這四十年的人生履歷,怎麼就那麼多陰差陽錯,怎麼就那麼多柳暗花明。轉悲為喜,化險為夷。

Δ媽,我撿著肉啦!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我爸浪漫,充滿藝術細胞和運動激情,快八十歲了,還能滑雪游泳騎自行車。自行車還不是普通的自行車,是騎上去就得彎腰弓背那種賽車。

我媽現實,先當音樂老師後改行當醫生,就為了三個孩子能生活得好一點。

我是他倆性格的結合體。

我在長春出生,小時候家裡的房子是當年日本關東軍的兵營。一天傍晚,擱蜂窩煤的棚子塌了,我爸不但沒去修棚子,還坐在家門口那塊石頭上拉小提琴。我媽火冒三丈,跟他大吵起來:「別人家的男人要麼修自行車,要麼敲澡盆,就你弄這些沒用的!」

爹晚熟,兒子就早熟,一般都是這樣。

我那時只有五六歲,還沒上學,就知道上前勸架:「媽媽你別生氣了,爸爸也很累,這個活兒我來幹。」

我拎著小桶出去打了一桶水,和了點兒稀泥,蹲在塌了的磚牆邊,抹一層泥扣一塊磚,抹一層泥扣一塊磚,就把牆砌起來了。

我媽是邊看邊哭。

我爸還喜歡旅遊,上海廣州哪兒都去過。我媽當然也不樂意,家裡除了我還有倆姐姐,從小誰也沒好好喝過一口牛奶。好容易攢點兒錢,不想著給孩子買奶粉,總出去玩兒,有這麼當爹的嗎?

她到現在還常跟我念叨:「你小時候沒吃過什麼好東西,營養不夠,嘴饞。有一天拖著好大一隻死耗子回家,隔老遠就喊,『媽!我撿著肉啦!』」

在我的記憶中,從小愛唱愛跳愛美的媽媽,很少出去玩兒,表情總是略帶焦慮,忙著照顧我們姐兒仨的吃穿用度、上學,還有樁樁件件人生大事,一直操心到現在。

父親其實是另外一種性格,他也為了這個家很努力地賺錢,只是天性愛玩兒,很少有人理解他的做法。也難怪他常常抱怨:「你媽媽太能管我的事了,不這樣家裡能好得多。」

性格決定命運。後來父母就分開生活了,他們各自的人生都夠寫一本厚書。

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至今仍然記得當初有多痛苦。從此一個完整的家沒了,再也不能全家高高興興踏著雪去給奶奶姥姥拜年了,再也不能開開心心在每一個節日團聚了。在北京漂著的歲月,每念及此事,總是傷心落淚心如刀絞。家醜不可外揚,我把這事說出來,就是告誡自己;為人父母者,孩子的幸福比自己的幸福更重要,無論何時,都不能為了追求自己的快樂,剝奪孩子的快樂。

我是中國式的父親,我愛我的女兒,勝過世間一切。我願意為她付出生命,生活的波折又算什麼?看到身邊的朋友離婚,孩子不是變得性格暴躁就是膽怯孤僻,當父母的不內疚嗎?看到國內越來越高的離婚率,真想讓他們簽字前,先好好看一遍《爸爸去哪兒》。

其實他們倆的性格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也是各自的家庭造就的。爺爺家是地主,在遼寧撫順買了很多地,剛解放的時候搞「土改」,屬於鎮壓對象。但我太爺爺一也就是爺爺的父親一當時人緣好,一群農民代表自發組織起來,去土改工作組陳情下跪,說「老李家仁義,待人厚道,少奶奶下雪天親自早起給我們煮粥」。

他們說的「少奶奶」,就是我奶奶。家裡雖有丫鬟婆子,奶奶對她們卻很體恤,說自己是個閒人,幹完活還能休息,而她們一天都要辛苦,早上就多睡一會兒……

工作組被感動了,但也發愁任務沒完成。正躊躇間,那幫來求情的遼北農民狡黠勁兒上來了,向工作組鄭重推薦了當地兩個放高利貸的人,綽號叫什麼「閻王」「小鬼」的。

那兩個人被鎮壓了,替爺爺擋了災,後來才僥倖有了我,好險!

看來什麼時候搞金融的都比搞房地產的風險大啊。

外公外婆的家庭正好相反,根紅苗正,苦大仇深。外公去世早,外婆一個人拉扯一大堆孩子,五十多歲的時候,在火車站找了個給火車卸煤的活兒。據說她鏟子比誰掄得都高,掄得都快,麻木的眼神中透著堅強。不賣命怎麼行,要養活一群孩子啊。人家看她可憐,又能幹,才給她留條活路。就憑這股子狠勁兒,外婆五十多歲成了「一汽」正式工人,九十多歲還能領每月三千多的退休工資,比應屆畢業生高。

有這樣的家世這樣的母親,我媽的憂患意識是打小在心裡紮了根的。這點也遺傳給了我。

看開了全是樂子

我從小跟奶奶長大,性格最像她。奶奶是個簡單善良的人,永遠樂樂呵呵,好像一生不識愁滋味。我的性格很像奶奶的翻版。四十不惑,回想起過去的事兒,幾乎沒什麼值得傷心難過的,盡量用開朗豁達的眼光去看,全是樂子。

人生就是不停選擇的結果。

仔細看,我左眼角有個疤,那是我三四個月大時留下的。因為吵著找奶奶,當時八歲的大姐只好晃晃悠悠地抱我去廚房。突然姐姐腳下一滑摔倒了,這時她面臨一個選擇:是把我扔右邊箱子上,還是扔左邊油鍋裡。據說我也很配合,順勢撞在箱子上,眼角血流如注。為此我一直很感謝大姐,要是她把我扔油鍋裡我就只能幹幕後工作了。

小時候,東北家家戶戶都挖菜窖,通常是在沒什麼人的野地裡。有一次我從一口菜窖邊經過,菜窖門沒關,我一腳踩空栽了進去,時年五歲整。

坐在菜窖底下抬頭看看天,蒙了,那麼老高,再來兩個我摞在一塊兒,也就將將能把腦袋伸出去。怎麼辦?菜窖頂端垂下來一條皮繩,要是能夠著,好歹能順著它爬上去,問題是夠不著,比我頭頂高出至少兩米。

四下打量,看見旁邊有一堆白菜和幾個麻袋,麻袋鼓鼓囊囊,看樣子裝的是土豆。我靈機一動,心想可以拿白菜搭個梯子啊。我就把白菜一棵棵地搬過來,放在洞口正下方,再一層層往上壘。壘到高得不能再高了,爬吧。

可我就沒想到,白菜是圓的,會滾,剛一踩上去就塌了,試了幾次都不行。這下有點兒絕望了,哭,喊媽媽喊奶奶。不過只哭兩聲就打住了,荒郊野外,哭給誰聽?還是得想辦法。

白菜直接擱地上不是會滾嗎?我想,先把麻袋墊在地上,再把白菜壘在麻袋上,肯定就成了。可是麻袋一個一百多斤,直接搬也搬不動。袋口上還死死地繫著一根繩,解不開。

好在小孩兒拳頭小,我就從袋口的縫隙裡把土豆一個個往外掏,碰上大的掏不出來,就往一邊扒拉扒拉,揀小的掏。掏完以後把空麻袋挪到洞口正下方,再把土豆一個個塞回去,把口袋撐滿。操作過程和原理跟「曹沖稱象」類似。就這麼挪了三麻袋土豆,再往上一棵棵壘白菜,壘到我站上去伸手能夠到皮繩的高度。

開始爬吧。

吭哧吭哧,費老大勁,好容易夠著皮繩了,腦袋露出地面了,看見青青河邊草了,激動得鼻子一酸淚眼一模糊,手腳一軟又掉下去了。

重新壘麻袋,壘白菜,像蝸牛一樣往上爬,又嘰裡咕嚕滾下來了。

再壘,再爬……

不知道爬了多少回,終於躍出洞口,活著回到地球表面。往下瞅瞅,忽然覺得剛才的絕望和恐懼挺可笑的,有什麼呀!長大以後才知道那種感覺就叫「釋然」。

人生中很多困境,陷在其中無法自拔是一種心情,走過以後又是截然不同另一種心情。所以現在總是心有餘悸地教育女兒:「孩子,碰到困難別哭,如果沒人能幫你,就靠自己動腦筋!」

回家一看,大人們找不著我都急瘋了,撲上來問你這熊孩子跑哪兒去了。我淡定地伸手往遠處一指,「就在那邊,你們沒看見。」

你是一條龍,遲早會飛的

誰把零件焊在流水線上了?!

後來我們家搬到了「長春一汽」的職工大院裡。

爸媽都是一汽人,他們認為全世界最好的單位就是一汽。

「好」主要體現在企業福利方面。每家分一套房,房前有花園,常年免費供應煤氣、熱水和暖氣,早早實現了垃圾分類清運,小學生可以享受免費的鉛筆、牛奶和麵包,冬天廠裡發的肉製品和水果能堆滿整個陽台。用舅媽的話說:「冬天上廁所不凍屁股,哪兒找這好地方去?」

為了進一汽,我高中畢業後就選擇了汽車製造專業。

正式進廠之前,有十個月的實習期,我的工作是在卡車生產線上搞焊裝。

那時我的文藝青年氣質開始初露端倪,業餘時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台協助錄一檔寒假特別節目,主題曲是小虎隊的《愛》那時的我已小有名氣,心思完全不在流水線上。

實習期結束,要進行正式的實際操作考試。工廠領導和學校校長都會去現場觀摩檢驗。帶我的師傅知道我水平不行,說:「我也不難為你,真讓你焊個『魚鱗紋』你也焊不出來,乾脆就給你提個最低要求,把這兩塊鐵給我焊結實了,就算你及格。」

考試的時候我很緊張,知道自己技術差,早早地把兩塊鐵拎在手裡,候在生產線旁邊。流水線還沒轉到跟前,我已經提前把鐵塊放了上去,扛起大型電焊「滋——」從上到下焊了一道。轉念想:笨鳥先飛,早下手,多焊幾道結實!一看焊位還沒走遠,衝上去再焊一遍!這下可好,本應焊一道,我焊了三道。焊完用焊槍撞了兩下,紋絲不動,妥妥的!開心啊,我過了!

正彎腰把焊槍往回放的工夫,只聽後面那道工序的師傅怪叫一聲:「哎喲,誰他媽把零件焊在流水線上了?!」一時車間大亂,那邊忙著切斷電源,這邊我師傅開始跟著流水線飛奔,舉著焊槍拚命把鐵塊往下割。終於電閘拉下,生產線停轉,周圍鴉雀無聲,我腦子裡一片空白。

過了老半天,來了個很高大的男人,據說是廠長。廠長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聲若洪鐘帶著膠東半島的海水味說:「誰叫李銳啊?恭喜你啊,你是俺們一汽建廠以來,頭一個把這玩意兒焊在流水線上的!」

就是精神不大正常

出了這麼大一丑,全家都覺得我太不爭氣了,我也覺得自己這輩子完了。怎麼辦呢?

當年一汽電視台最有名的主持人劉曉玲,搞了一檔娛樂節目,招聘臨時主持搭檔。我不是文藝青年麼,就興沖沖去報名應聘,還真考上了。

該節目的主要內容是點歌,我的主要任務就是念台詞:「某某分廠某某工位張某某,想為他的女朋友李某某,點播一首《愛你一萬年》,我們今天就來滿足他的心願。」

一汽電視台雖然只是一家企業內部電視台,但是能覆蓋到的觀眾少說也有四五十萬。在點歌節目裡念了一陣子台詞之後,我發現自己開始「出名」了。走在廠區大街上經常被人認出來,「哎,這不是李銳嗎!」進澡堂子也能被認出來,光著身子讓人上下打量,還挺不好意思。

最糗的一回是在馬路上,聽見人家招呼我,懷著欣喜的心情回頭揮手致意,腦袋「梆」一下撞在了公交車站牌上,撞得我眼前直冒星星。最可恨的是,那牌子從我腦袋上彈開,還像動畫片裡似的,「嗡嗡」亂顫,周圍的人笑得都走不動道了。

就這麼虛榮快活地上了一陣子班,廠裡文工團來了一個人,叫陶維,是個舞蹈演員。舞蹈演員一般身材都矮,他卻個頭兒挺高,不但在舞台上玩藝術,生活中也玩,走路扭來扭去。要知道工廠是一個充斥著雄性激素的地方,看見這種男人,真是要多煩有多煩。

雖然煩,但不能不提,因為此人的出現改變了我的後半截人生。

那天我正在辦公室裡準備節目,陶維一拉門,黑著臉就進來了,逕直走到我身邊,眾目睽睽之下指著我鼻子說「你就這麼自甘墮落嗎?」

我被他問傻了,心想我怎麼自甘墮落了?

「你就整天跟他們混在一起,一直混下去嗎?」他又指著我周圍的同事說。

我與眾同事面面相覷,不知來者是何路數。

這時,只見他左腳在地上一頓,右手在空中一揮,「李銳,你是一條龍,早晚有一天,」左腳又重重一頓,「早晚有一天你會飛起來的!」

說完這哥們兒扭搭扭搭走出去了,屋子裡剩下的人,包括我在內,無不愕然。

隔了兩天,我正在姥姥家閒待著,都快把這事兒忘了。沒想到這哥們兒又闖進來,把前兩天的戲碼重演了一回。還是先指著我鼻子,「你就這樣自甘墮落嗎?」然後左腳一頓,右手一揮,「你是一條龍,早晚有一天,」左腳再一頓,「早晚有一天你會飛起來的!」

跟上次不一樣的情節是,這回臨走前他「彭」地丟給我一沓紙,我一看,是高考複習資料。

「考大學?考哪個大學?」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

「你考北京廣播學院,我考中央戲劇學院。」他神情篤定地說完,轉身走了。

我姥姥望著他的背影歎了口氣,「挺好個孩子,就是精神不大正常。」

差點兒把我漏了

今天的中國傳媒大學,那時還叫北京廣播學院,在整個吉林省的錄取名額只有一個,怎麼敢考?算了,考不上就當玩唄。但不知道是陶維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還是命中注定,複習了幾個月,居然真考上了。至於怎麼考上的,當然是艱難曲折,暫時略去,將來可以另寫一本書。在這兒單說考上以後的事。

第一次知道考上了,是接到一個北廣的電話通知,高興壞了。可正式的錄取通知書久等不來。再打電話到學校去問,得到的答覆就是「沒有錄取」。

這事兒蹊蹺,顯然有問題。我決定和媽媽一起到北京查個究竟。出發那天險些誤了點兒,趕到站台時,火車門已經關上了,正在慢慢啟動。可是乘務員十分仗義,左手拽著我媽,右手拽著我,愣是把我們拽上了車。現在回想起來,也是一個歷史性的瞬間。我的事,總這麼懸,又總能成。

到了北京廣播學院,去招生辦查錄取名單,查了四遍,都沒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心灰意冷。正要轉身離開,卻又心生一念,對接待我們的人說:「還有另外一本錄取名單,對不對?」那人似乎遲疑了一下,於是我更加肯定自己的揣測,堅持要看。

終於拿到了另外一本錄取名單,仔仔細細從頭看,沒有,沒有,仍然沒有。幾乎打算放棄了,忽然發現倒數第二個名字,居然就是「李銳」二字。

我考上北京廣播學院那年,陶維也考上了中央戲劇學院。

哥們兒是神仙派來的

大學時代及北漂歲月都是彈指一揮間,一轉眼我已經進了湖南衛視,當上了《晚間新聞》的主持人。有一天接到一個採訪任務,採訪正當紅的演員孫紅雷。

一見面,他居然向我問起陶維,拜託我一定要幫忙找到他。

這倆人怎麼會認識呢?又是說來話長。

那些年我們都是「北漂」,孫紅雷曾經和陶維一起在東四十條租了一間小屋。那時孫紅雷很胖,也沒什麼名氣,一天到晚在各個影視劇組裡找活幹,日子過得苦兮兮的。

有一天某劇組通知他去試戲,大早上天不亮就趕到片場了,見了導演,一通點頭哈腰,導演不鹹不淡地打了個招呼,讓他在旁邊等著。這一等就是一整天,既沒戲演也沒飯吃,一直熬到後半夜,聽導演喊了一聲「卡」,才敢湊過去問:「導演,要我演什麼?」導演看了他一眼,說:「還沒走?今天沒你事兒,回去吧。」據說話裡還夾帶著幾個不大好聽的字眼兒。

孫紅雷這個怒呀,衝上去一把薅住導演的脖子,「你給我記住了,我叫孫紅雷!總有那麼一天,你跪在老子門口求我拍,老子還不拍了!」

當天晚上回到租住的小屋裡,孫紅雷掉了眼淚,心想自己在老家也是有名有號的人,到北京來受這些罪,圖什麼?當時就準備收拾行李,回哈爾濱去。

這時陶維回來了。

「你知道嗎,他那天的舉動,我能記一輩子。」孫紅雷很認真地對我說。

「他就站在我跟前,左腳在地上一頓,右手向空中一揮,說,『孫紅雷,你就這麼自甘墮落嗎?你是一條龍,早晚有一天你會飛起來的!』」

一個瀕臨絕望的北漂青年就這樣被挽救了,熬過了最艱難的低谷,開始冉冉上升。

孫紅雷說,當時他感覺自己好像被雷劈了一樣。

他不知道,聽了這個橋段,我比他更像被雷劈過。我們都在人生的艱難時刻,被同一個人用同一種方式激勵過。命運簡直太奇妙了。

身邊很多朋友聽我講了陶維的故事,都很想認識他,也體會體會那一頓腳一揮手的震撼,簡直是人生激勵大師啊。但是這麼多年來我再也沒有找到過他,估計這哥們兒是神仙給我派來的救星吧。

把日子過成段子

那些年我們都是「北漂」

如果非要拿過日子來打比方,我不想比那些特別俗的,什麼詩啊、小說啊、電影啊……我只想比他們還俗,過日子就是說段子。從小到大,經歷過的每一件事,起承轉合一攏,不長,還挺逗,都是段子。

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廣播學院,「北漂」生涯正式開始。

我們的行業泰斗——播音主持學院的院長張頌老師,給新生上了第一節課。滿頭白髮的他,雙手撐在講台上,身體微微前傾,定定地望著我們。記憶中,總覺得那一刻的他,像頭孔武有力的獅子,兩隻前爪按在石頭上,緊盯著他的「獵物」。

「我要告訴你們,怎樣做個好主持人。」他緩慢沉穩地開了口。

我們個個都豎起耳朵,表情急切,想聽到一些點石成金的話語。

「做個好主持人,首先要做個好人。」

「嗨——」大家默默在心裡歎了口氣,「我們是來學本事的,講這些沒用的幹啥?」

但是,不知為什麼,在這行當裡待得時間越長,這句話就變得越清晰。經歷越多,見識越多,越覺得「做個好人」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以不變應萬變的江湖必殺技。這也是大師和匠人的區別。

中國的「國臉」羅京老師,也和我們有過一次有趣的會面。

那年他到廣播學院給新生講課,滔滔不絕講了一下午。他在電視屏幕上是不苟言笑的「國臉」,在生活中卻是相當可愛風趣,談笑間高潮迭起。

我們懷著無比景仰的心情,恭敬聆聽,聽到五點,餓了。耳朵裡的講課聲開始變得遙遠而飄忽,大腦接收到的信息不再來自講台而是來自肚子。

怎麼辦呢?鼓掌吧。

羅京老師講到精彩處,只要稍加停頓,我們就熱烈鼓掌,希望他能聽懂掌聲背後所表達的「愛恨交加」。

可是羅老師不懂啊,我們越鼓掌,他越有成就感,越要將話題展開再展開。

展開到六點,終於講完了。食堂沒飯了,我們也沒念想了。

羅老師走出教室,鑽進一輛桑塔納。大家恭恭敬敬站好,準備目送他遠去。可是羅老師剛剛坐穩片刻,又熄了火,從車裡鑽了出來,走到我們面前,雙膝一跪,深深地低下頭——

喲?羅老師,這是怎麼話說的?就算耽誤了吃飯我們也沒怪您呀。

只見羅老師雙膝一跪,深深地低下頭,趴在地上往車下面瞅,口中自言自語地叨咕:「怎麼踩油門不走呢?」

作為一名「前一汽實習生」,這事兒我在行啊。趕緊過去,跪在羅老師旁邊,往車底下一看,明白了。有個鋸了的樹墩,停車的時候沒注意,正好卡在上面,把前輪架起來了。桑塔納是前輪驅動,架起來了,可不是光轉不走嗎!

我請羅老師上車坐好,一揮手,「同學們,來幫羅老師推車!」

大家「嗨喲嗨喲」一使勁,把羅老師的車往前推了半米,再一發動,走了。

「羅老師——再見——」大家熱情揮別。

這就是我年輕時代和羅京老師最親密的一次接觸。記憶特別清晰,是因為我喜歡看到那些頭頂光環的人們,真實質樸的另一面。

有幸在課堂上面對面聽講的,還有一位提及大名如雷貫耳的老師,是宋世雄。

宋老師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當之無愧的「中國好舌頭」,說完足球說籃球,說完籃球說乒乓球,我們都是聽著他的解說長大的。

我在課堂上提出一個很傻的問題:「宋老師,您說話那麼快又那麼清楚,是怎麼練的呢?」

宋老師淡然一笑,「這個世界上沒有天才,都得勤學苦練。來中央電視台之前,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知道吧?就在復興門,長安街邊上。」

「知道,知道。」我頻頻點頭。

「怎麼勤學苦練呢?我平時沒事的時候,就靠在窗邊往下看,數長安街上的汽車。就這麼數,你聽著啊。」

老師清清嗓子,正正神色,長吸一口氣,開始:

「一輛汽車兩輛汽車三輛汽車四輛汽車五輛汽車……把這個練足了,再給自己加碼……一輛紅色汽車一輛藍色汽車一輛白色汽車一輛黑色汽車一輛綠色汽車……再練足了,再加碼……一輛紅色紅旗汽車一輛藍色皇冠汽車一輛白色桑塔納汽車一輛黑色捷達汽車……懂了吧?」

「懂了,懂了。」我再次頻頻點頭,心中暗想,總算得了真傳。

講完課,宋老師走了,大家掌聲歡送。

這時候走進來一位學校裡的老師,看我們臉上還殘留著幾許膜拜的光輝,也淡然一笑,「同學們,向任何人學習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宋老師那時候是廣播,要重複聽眾看不見的現場,現在是電視了,再像過去那樣解說:『好,現在輪到中國隊發球,中國隊打過去日本隊打回來,日本隊打過來中國隊打回去,打過去打過來,打過來打過去……』這有意義嗎?」

我們呆呆地思考片刻,他說的,好像也對。

求學年代,中央電視台是心中的聖地,每次見到名人從門裡走出來都激動萬分。有一回見白巖松出來,門口一群挖溝的民工跟他打招呼:「哎,小……小白!」

白巖松樂樂呵呵地答應:「哎!」

「沒吃呢?」

「正要去哪!」

中央電視台北邊有一條街,餐館雲集,央視人都叫它「台北一條街」。白老師奔其中一家很普通的小店走去,我不動聲色,尾隨而至,見他進門就點包子,心中疑惑:「這哥們兒就是一個普通人啊,一點范兒都沒有?」

後來又遇見很多「大佬」,像葛優葛大爺,每次和人見面都先打招呼。腕兒越大越隨和。反倒是些小腕兒,五六個隨從前呼後擁,見人愛答不理各種耍酷。呵呵……我也淡然一笑吧。

「苦逼」歲月的狗血劇情

還有一個特別逗樂的是我廣院的同學,遼寧人,最大的特點就是真誠。他原本是學編導的,有人忽悠他,說他長得好看,適合當主持人。

他不是真誠麼,別人說啥都信,就真的轉到了我們這個播音主持班。

到了播音班,長相是沒問題,但口音有問題。我說普通話的時候,老帶著一點兒長春口音,已經很要命了,他說的完全就是遼寧話。

有一天上課,練習口頭表達,老師要求我們將文言文《晏子使楚》的故事「用自己的話複述一遍」,複述的同時要用磁帶錄下來。

他沒理解老師的意思,以為「自己的話」就是「自己的家鄉話」。那敢情好啊,說著多順嘴兒啊。

輪到他進錄音間了,耳機一戴,麥克風一開,其他人隔著一道玻璃旁聽。

「大家好,我講的故四叫晏紙使楚。有一天吧哈,齊王樣晏紙到楚國切,晏紙到那嘎一看巴哈,哎呀媽呀,咋擱城門口這嘎整個狗洞捏?晏紙心裡一合計,不對啊,活銀咋能從狗洞那嘎過去捏?」

講到這兒,他老兄回頭一看,喲,玻璃外面咋都沒人了?不愛聽啊?都走啦?

再出來一看,哦,敢情地上蹲了一片。老師和同學,全笑趴下了。

畢業後我們一起北漂,有兩年失去聯絡。

我雖然並不富裕,但是搞配音、搞主持,一次三五百塊,多少有些收入。聽說他在這個行當裡處處碰壁,養活自己都很艱難。

有一天我們在街頭偶遇,其狀甚慘。他連起碼的寒暄都沒有,開口就管我借錢,說是自己的住處被偷了,現在一窮二白,幾天沒錢吃飯。

我身上只有一百,便給了他五十。他急匆匆拿了就走,連聲「謝」都沒顧上說。

再次獲知他的消息,就是多年以後的同學聚會,聽說他承受不了生活的壓力,精神不太好了。

我很喜歡這位厚道的兄弟,可是為什麼一定要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呢?

我總是記得他帶來的歡樂,但也為他遺憾和難過,希望能再和他喝杯酒。

「北漂」漂到精神失常的聽說不少。

我原來的小兄弟彭宇,曾租住在北京的地下室。同樣是地下室,也有檔次高低之分。貴一些的叫「半地下」,頂上留了半扇窗戶可以透氣,還可以看到外面來來往往行人的腳。便宜些的是再往下一層,沒有窗戶,只能靠一根大管子通風。

彭同學住的就是靠管子通風這一層。

有一天躺在床上,聽到走廊裡有人一邊溜躂,一邊拿著「大哥大」打電話,口氣老牛掰了:「什麼?上中央台春晚?」

一聽「上春晚」仨字,大家都豎起了耳朵。樓道裡好幾扇門輕輕打開了,擠出幾個腦袋想看個究竟,彭同學也在其中。

「不行,我沒時間!我最近戲很多,累著呢。掛了啊!」

喲,譜兒夠大的啊。旁邊偷聽那哥兒幾個瞬間石化了——這麼好的機會,你不去倒是讓給我們啊!

又一琢磨不對啊,咱這地下二層,哪兒有手機信號啊?丫瘋了吧。

正當我那些哥們兒住著地下室、苦苦期盼上春晚的時候,我在北京電視台廝混,主持著一檔裝修節目,叫作《點綴空間》。待遇相當於臨時工。

那份工作太鍛煉人了。我不僅負責前期策劃、採訪、拍攝,還有後期編輯、文案,兼廣告業務員。

基本上每天中午都在陪客戶喝酒,喝得紅頭漲臉,下午接著錄節目。錄節目租不起演播廳,就在大街上找一塊綠化好的地方,也不用太好,有片爬牆虎就行。站在爬牆虎前面,對著鏡頭說話,背景虛焦處理,綠油油一片挺好看。

錄完串場,下午去機房編片子,編完片子寫解說詞,寫完解說詞自己配音,配完音繼續編片子,同時惦記著晚上還得再去拉個廣告。

有一回,我的廣告客戶,一家挺大的企業,欠我幾十萬元廣告費,拖著不給。此人姓王,且叫他老王。

那天北京下著史上罕見的暴雨。我打電話給老王,問款什麼時候能結。他好像喝了酒,舌頭打著結,跟我說:「想要錢?行啊!你要是能現在過來,我今天就給你結。」

我在北京最東頭的通縣,他在北京最西頭的石景山,單程也有幾十公里,我看了看窗外那瓢潑雨勢,想也沒想就說:「我來,等著我!」推著摩托車出了門。

此處還應交代一點「前情提要」,之前為了結款的事,被老王忽悠了不是一回半回,幾次答應要給,又幾次爽約。所以這次,朋友都勸我別去,說他肯定還是在耍我。大雨天的,萬一路上出事划不來。

可我就這麼軸。明知他在耍我,也偏要去,只要自己堅持不放棄,很多事自然會有轉機。唐僧取經不也就九九八十一難嗎?

北方的暴雨,街上的積水很深,且流速很急,把摩托車鏈子沖脫。我不得不把車推到水淺的地方,蹲下來把鏈子上好,再接著騎。

初秋的天氣異常寒冷,濕透的衣服更是冷上加冷。我從雨水裡撈起那些不知從哪兒漂來的塑料袋,把水抖掉,塞進衣服裡御寒,又找了幾塊紙板,綁在前胸後背擋風。實在冷得受不了,我就站在摩托車上騎,邊騎邊大聲唱歌……這麼狗血的橋段,估計在三流電視劇中也是很罕見的吧。

淒風冷雨中趕到他家。停好車按他家門鈴,哆嗦得沒了人樣。開門的是他太太。我告訴她,大哥讓我來拿錢。王太太聽了破口大罵,還好不是罵我:

「這個王八蛋,他根本不在家,讓你到家裡來拿什麼錢!」

我腦中一片茫然。又被騙了,怎麼辦?

王太太叨咕著:「來回來去地折騰孩子,算什麼東西!」轉身對我說,「你等著!」

一會兒,她從裡屋出來,手裡拿著一個支票本,寫了一張支票給我。還一再囑咐:「明天早上銀行一開門你就去把錢取了。他要是知道我撕了他的支票本,肯定會把票廢了。」

就這樣,終於,一筆拖欠了大半年的款子被我要了回來。

那個雨天,教會了我很多東西。

「不拋棄,不放棄,笑到最後才美麗。」如今我一聽到女兒唱這首在幼兒園學會的歌,就很開心。

大長沙,我來了

貌似混不下去了

再往後,就該說到我是怎麼去的湖南衛視了。

這得從一隻烤鴨說起。

在北京有一位特別照顧我的大哥,叫邱寶華,當時在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工作。有一天,大哥邀我去他家,其實就是他租的一間小破房子,面積比單人床大不了多少。我們約了一個地方見面,然後他就上了我的摩托車。

最順的路是長安街。可是摩托車上長安街是違章的,騎著騎著,只見路邊一名交警衝我連喊帶比畫,估計意思是停車罰款。

那哪兒能停啊!就這麼一樣值錢的家當,萬一被扣下如何是好。這麼一想,我果斷加速,朝著央視家屬院狂奔。眼瞅著就到了家屬院的大鐵門,這門只能容一輛摩托車或自行車進出,警車是進不去的。我心裡著急,也沒減速,直接衝了過去。

「哥,你家住幾號樓來著?」衝過去以後我扭頭問身後,沒人答應。

喲,人呢?這才把車停住,回頭去找。

好嘛,我那大哥,過鐵門的時候也不知道把腿夾著點兒,愣是被門框卡下來了。此刻就跟動畫片《貓和老鼠》裡的經典場景一樣,四肢伸展,像貼紙一樣貼在門框上,一動不動。

大哥受傷了,起因在我,我得補償他。乾脆請他吃烤鴨吧。

那時候,大家都沒錢,很少有機會吃烤鴨,也不會挑。到了烤鴨店,我挑了一隻最大最肥的帶回去了,招呼了一幫北漂的窮哥們兒過來,一起打牙祭。

大家一看片下來的鴨子肉,肥得油水橫流,都傻了,問我:「哥們兒,你買這鴨子是練相撲的吧?」

吃著流油的烤鴨,我忽然悲從中來。

要不是窮,我也不怕摩托車被扣;要不是怕車被扣,我也不跑那麼快;要不是跑那麼快,大哥也不會被卡在門上;要不是大哥被卡在門上,我也不給他買烤鴨;要不是買烤鴨,我也不知道自己不會買烤鴨;要不是知道自己不會買烤鴨,我也沒意識到自己這麼窮。

那天晚上,大哥語重心長對我說了一句話:「兄弟,再這樣在北京混下去不行啊。哥得幫你另外找個地方。」

說來也奇了怪,大哥剛一提到「另外找個地方」,我腦子裡立刻蹦出四個字:湖南衛視。後來一想,可能是因為我那台從舊貨市場淘來的,不知倒過多少次手的破電視,能看清楚的只有湖南衛視,其他台都是雪花。

所以說,當時全國那麼多電視台主持人,我最眼熟的只有李湘和何炅。看到他們在熒屏裡蹦蹦跳跳,內心無比神往:電視還能這樣做!

邱大哥一聽,說:「好啊,正好我在湖南衛視有個朋友,給你介紹介紹。」

大哥的朋友很靠譜,沒幾天就給了反饋,讓我對著攝像機說段話,帶上磁帶去長沙面試。

上鏡咱不怕,怕的是沒行頭。窮啊,連身像樣的西裝都買不起。

多虧了一起吃過烤鴨的另一位窮哥們兒,危難之處見真情,無私貢獻出他的「槍駁頭」——種時髦的尖領西裝。

話說他能有這麼一身「槍駁頭」讓我深感意外。他的窮,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平時別人跟他開玩笑說,你都窮成這樣了,怕不怕老婆被人拐跑?他倒爽快,說誰要是把我老婆拐走,我立馬跪下給他磕仨頭,「大哥,要不我兒子也送給你得了!」

當然是開玩笑,但是生活窘迫到什麼程度,可見一斑。

西裝有了,又找另外兩個哥們兒分別借了襯衫和領帶,借用邱大哥的《經濟半小時》錄影棚,錄了段主持。

過程中還有小插曲。進行到一半,有個門房大爺伸脖子進來瞅了一眼,嘖嘖稱讚:「小伙子主持得不錯,很有特點。」

我聽了心裡很高興,對邱大哥說:「不愧是央視,連門房大爺都這麼有鑒賞力!」

邱大哥笑噴了,「什麼門房大爺,那是我們的製片人李德來!」

哦,原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輩李德來一後來的「光線傳媒」副總裁。

人生灰濛濛,心情臭烘烘

離開北京去長沙的那天,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倍感黯然的時刻。

坐著中巴從定福莊到北京站,路過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大樓,竟然流下幾滴傷感的眼淚。就要離開我這麼喜歡的城市,千辛萬苦打拼的城市,何時才能再回來?

當時的長沙,眼前所見,更如兜頭潑下一盆冷水。到處都破舊,哪裡像是個省會城市?我左手拎著兩個紙箱子,右手拎著一個紙箱子,向旁邊一位大哥求證:「大哥,這兒是長沙市,還是長沙縣啊?」大哥說:「長沙市啊。」我聽了心裡就更悲涼了。

出站以後打了一輛夏利出租車。

我一般習慣坐後排右邊。師傅喊:「坐中間!」

「為什麼?」

「右邊的減震器壞了撒!」

剛把屁股挪到中間坐穩,師傅又喊:「手拉著門!」

「為什麼?」

「門也壞了撒,不拉著,拐彎時自己就打開了!」

我和我的三個紙箱子,坐在一輛破舊的出租車上。我坐在中間,向右邊歪倒著身子拉著車門。馬路兩側的門面房,灰頭土臉。賣米粉和臭豆腐的小攤比比皆是,整條街都臭烘烘的。那時湖南衛視還沒搬到現在的新址,位於德雅路上,緊挨著長沙動物園,也破舊得厲害,老遠就能聞到一股動物的腥臊氣。

我的心情也像空氣一樣,臭到了極點。

進了電視台,邱大哥的朋友,一位挺和氣的大姐,帶我去見台長。

台長忙啊,等了很久才來。來了以後也一直在接電話,給人佈置工作,各種簽字,幾乎沒正眼看我,更沒看幾眼我借衣服上鏡錄的節目。

等他手頭工作處理得差不多了,我剛想趁機跟他搭茬,又來一電話,而且這回他一邊接電話就一邊出去了,也沒有要回來的意思。

我那顆悲涼的心啊,瞬間凍上冰了。沒想到大老遠投奔過來,一路上風塵僕僕,到了就是這麼個結果。陪我那位大姐也覺得面子上不好看,紅著臉追出去,問台長:「您看這小伙子怎麼樣?」

「啊?哦,不錯。」台長一邊接著電話一邊跟她說,「讓他來上班吧。」

我和大姐面面相覷,什麼情況?

台裡給我安排了一個辦公室,門口就是廁所,臭。

給我安排的節目叫《晚間新聞》,播出時間快接近後半夜了。從頭到尾只有倆廣告,一個賣拖拉機,一個賣飼料。節目時段臭,廣告也臭。

總之,長沙給我最初的印象,就是一個「臭」字。

吊兒郎當,專業扯淡

臭著臭著,沒想到有一天,《晚間新聞》紅了。

當時快過年了,我想到可以回家看奶奶,高興。一高興就坐在演播室裡胡說八道,眉飛色舞,語氣也沒個正經。反正節目是錄播,不行再重說唄。

當時的執行主編謝滌葵,就是後來《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一看我這狀態,眼神都直了,「好!就按這個套路來!」

這回輪到我傻了。按這個套路,瘋了吧?之前我可都是嚴格遵守老師的教導:腰背挺直,肩膀端平,眉毛不許亂挑,眼睛不許亂眨,不苟言笑,端莊大方。

見我猶豫,老謝給我打氣:「反正這節目也沒人看,想咋說就咋說唄!」

結果那天晚上,我吊兒郎當一上鏡,「用扯淡的方式播新聞」,立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陪我面試的大姐告訴我,她媽媽在家看新聞,一看主持人風格突變,嚇得手一哆嗦,茶缸都掉在了地上,差點兒沒犯心臟病。

但是,自從主持風格發生了突變,我們好像突然找到了所謂「接地氣」的途徑。我們的精神導師潘禮平從文稿、串詞、鏡頭,到選題策劃、拍攝手法、精神內核,要求我們開始一點點地改變。

1999年,我加入湖南衛視一年以後,《晚間新聞》紅遍全國。

《晚間新聞》火了,一時間成了大家競相學習的榜樣。

不但我們台的《新聞聯播》學,《體育新聞》也想學。

那個播《體育新聞》的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來向我虛心討教,怎麼才能讓節目更好看。我也沒太當回事,建議他首先衣著不必太死板,可以更運動一些;其次說話的狀態不必太拘束,可以更放鬆和隨心所欲一些。

哪知當天晚上,壞菜了。

播音組組長驚恐地喊我:「李銳,你快過來看,他怎麼了?」

我往電視裡一看,好嘛,這老兄上半身只穿了件跨欄背心,因為塊兒大肉多,視覺效果近似於光著膀子,再加上略微謝頂,讓人立馬笑岔了氣,看得我真想把電視機一腳踹翻在地。

而我,屏幕形象就此定格:吊兒郎當,專業扯淡。

就連有一次犯錯誤,播新聞之前和老朋友見面,喝了點酒,坐上主播台邊打酒嗝邊結巴,台裡上上下下都沒反應,以為就是要這效果。現場還有一些來參觀的業界同行,激動地握住我的手說:「李老師,你太幽默了!」

幽默什麼呀,快閃開讓我去趟廁所!

想起前半輩子,儘是樂子。我得認真了,不能把自己活成一個笑話呀!這四十年的人生履歷,怎麼就那麼多明差陽錯,怎麼就那麼多柳暗花明。

把日子過成段子,轉悲為喜,化險為夷。老天保佑!

真不容易,但我樂意。

藏地奇旅

天路

我喜歡從天空中、海面下、沙漠裡……用不同的視角看熟悉的世界,也喜歡穿越時空,在被歷史瞬間遺忘的古老疆域尋找生命的源代碼。

蠻荒之地一向對我有種無法抗拒的吸引。越是沒人走過的路,越想親自走一走。越是沒人見過的風景,越想親眼看一看。我曾經四次自己開車進藏,為的就是那「獨一份」的體驗。

其中一次是2000年7月,為了在節目中呈現一些別人沒拍過的東西,和「打板哥」蔣良等一眾兄弟,自駕一輛越野車,扛著攝像器材,從長沙經四川入藏。

一場長達半個月、總行程超過6000公里、途中幾度歷經生死的神奇旅程。

我們並不是直接開車到拉薩,而是邊走邊問,哪兒人少、哪兒偏僻,就往哪兒開。被問路的人經常當我們是神經病,沒辦法,我們要找新鮮啊。

把方向盤交給同事的時候,我們還在318國道上,道路兩邊是廣袤川西的尋常風景,雖然很美,但沒有太多特別之處。我已經連續開了兩天,困得睜不開眼,把座位放倒沉沉睡去。

等到乍一驚醒,車停了,哥兒幾個招呼我下去活動活動。

此行第一眼看到真真正正的藏區!

點綴著黃色和紫色的指甲蓋大小的野花,從腳下一直鋪展到天際。天空藍得耀眼,空氣清透,深深地吸上一口,身體的每一個毛孔都舒展開了。彷彿視力也好了許多,白雲低垂在眼前,一隻隼,孤傲地滑翔。因為上游和下游落差很大,藏區的的溪水總是跳躍的,水流很急,水花彈起來像一顆顆水晶。

太美了!發自內心的驚歎!

過了這片草原,繼續前行,駛入二郎山盤山路。堵車了,一堵就是五六個小時。

我和「打板哥」沉不住氣了,跳下車,拎著攝像機往前走,想看個究竟。只見最前方是一輛大卡車,橫在路中間,車頭懸在路基之外,下方就是萬丈深淵,深不見底。

卡車上拉著一塊巨大的石頭。我自言自語念叨:「拉這麼大塊石頭走盤山路,能不出事嗎?」旁邊一個看熱鬧的白我一眼,說:「人家上山的時候是空車。」

哦,敢情是被山上滾下來的石頭砸到路邊去的。

我當時很矯情地想到了「命運」這兩個字。那麼多車來車往,沒砸到別人,偏偏砸到他,只能說時運不濟。可是老天又很給面子,沒給他整個砸到山下去,就這麼懸地橫在懸崖上,讓他能自己打開駕駛室的門,一點點摸著車身爬回公路上。

那司機哆哆嗦嗦坐著,身邊一堆煙頭,誰跟他說話都沒反應,顯然是嚇傻了。好不容易開了口,第一句話把我樂壞了:「我開著開著車,就聽『轟』一聲,抬頭一看,眼前路沒了,就全是藍天白雲了!」

堵車是盤山路上的常事,一堵就是幾個小時,甚至幾天。

7月24日是我的生日,一個朋友從長沙過來和我會合,家人托他帶了一束鮮花給我。一個男人送花給另一個男人,感覺有點奇怪,但在枯燥而漫長的旅途中,也算是個精神調劑。

然後,我們就又遭遇了堵車。前方幾名司機坐在路邊圍成一小圈,打撲克。

我們湊過去問:「師傅,什麼情況?堵多久了?」

其中一個司機抬眼慢悠悠地用河南話說:「四天了吧。」

「您估計再過多久能通車?」我戰戰兢兢問。

他氣定神閒地說:「三天吧。」

我們的心就揪起來了。真要是在這兒堵上三天三夜,車上的補給顯然是不夠的。荒山野嶺,衣食無著,咋整?

這時候,給我送花的哥們兒偷偷把我拽到一邊,躲在兩輛大貨車的夾縫中,趁四下無人,從懷中摸出一張巨大的麵餅,扯下半張給我,剩下半張又小心翼翼揣回去,跟我說「沒人的時候偷著吃啊。」

這才是兄弟情深啊。送給你鮮花的不一定是朋友,但掰給你大餅的肯定是朋友。既送鮮花又掰大餅的,那是真朋友。

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西藏歸來才知道三山五嶽在它面前都只能算是「小盆景」。

山的那邊還是山,路的遠方還是路,跟著一望無際的油菜花,車一直往縱深處開,七天七夜也看不到盡頭。盤桓不盡的山路,一邊倒後鏡幾乎貼著峭壁,另一邊車輪緊緊擦著懸崖,把我這個號稱「賽車手」的資深人士也嚇傻了,越開越慢,越開越小心,在特別險的路段幾乎就是向前蹭。

記得其中有一段被洪水沖豁了的山路,如果硬開過去,會有一個輪子懸空片刻,很是嚇人。

那一刻心情很沉重,我對車上幾個兄弟拍拍胸脯,故作鎮定地說:「哥年紀大了,啥都經歷過了,你們還小,好日子在後頭。你們先下車,哥一個人把車開過去。」

說這話的時候,感覺很悲壯,滿以為他們會衝上來跟我爭著開車,誰知道扭臉一看,瞬間全下去了,一個不剩。嘿一我心想,這都什麼兄弟啊?不過老天保佑,好歹順利地開過去了,那幾位又興高采烈地爬上車來。

這還不算最要命的。

盤山路再險,好歹一邊是山,一邊是崖。可是走著走著,出現一段很窄的「山牆」,兩邊都是懸崖,將將能容一輛車通過。遇上這種路,只能祈求老天保佑吧。

更可怕的是這條道兒還拐彎,S形,俗稱「胳膊肘彎兒」。我一打方向盤,壞了,不聽使喚。幸虧我平時愛玩兒車,遇到這種情況,我知道車底下必是細沙路,打滑。命懸一線之時,我果斷地拉下手剎,後輪抱死,車身直接漂移過去,再一給油門,繼續向前走。

若不是當機立斷冒把險,諸位今天必然見不到村長了。

所以,西藏這個地方,我是又愛又怕。忽而驚喜萬分,忽而驚恐萬狀,心臟功能不強大都不足以支撐。

就在我驚魂未定之時,只聽一陣「嘀嘀叭叭」狂響,一輛滿載乘客的西藏本地「小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我左邊超了過去,速度奇快,很拉風的樣子。我心中暗歎:「還是本地司機技術好。」

隔了一會兒,「小面」就甩開我整整一圈,出現在頭頂上方那一層盤山路上。又過一會兒,甩開我兩圈,再過一會兒,甩了三圈……哇,這未免太酷了吧,歎為觀止啊。

轉瞬間,忽然又看到它,就在我正前方,停著的。

怎麼了?穿越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分明記得它的車牌號一難道是套牌車?

定睛一看,「小面」上的人全下來了,神情淡定地站在路旁,抽煙的抽煙,喝水的喝水,聊天的聊天。車的前擋風玻璃全碎了,殼也癟了,敢情是從山上「咚咚咚」一層層翻下來的!佛袓保佑!老天保佑!

他們的淡定讓我一度深深地懷疑人生。我是一個自定義「堅強樂觀」的人,途中頻頻見證天災人禍,精神上已然大受剌激。

而他們在災難面前毫不Care,一派聽天由命的怡然自得。

越是在自然條件艱苦的地方,人就越超脫,反正大多數情況下「努力」也是於事無補的,不如老老實實順應接納。

想來他們絕對不會像我們城裡人,為一點點小事煩心吧?

輪迴

藏人信輪迴,修來世。他們關注內在的靈魂,遠勝於關注外在的世界。

那一年,山外盛夏七月,山中漫天飛雪。

已經深入藏區十幾天,白茫茫一片,有點找不著北。我說,得找人問問路。說完自己都覺得很可笑,這無邊無際的雪原,哪兒有人煙?

可是說也奇怪,想問路的念頭剛冒出來,就看見遠處若隱若現,冒出兩個黑點兒,不知道是人還是動物。再離得近些,終於看出來是一對情侶。男人身體筆直,迎著風雪向前走,女人小鳥依人地將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很安靜,不說話。

能在冰天雪地裡遇見人類,我們太激動了,熱情洋溢地跟他們打招呼。他們的普通話不是很好,只懂得最基本的詞彙。

我問:「你們從哪兒來啊?」

他們指指身後說:「那邊。」

我問:「你們要去哪兒啊?」

他們指指前方說:「那邊。」

我問:「這裡是什麼地方?」

他們茫然地搖搖頭。

專注地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對人際交往很陌生,甚至是些許漠然——這是我對當地人最初的粗淺印象。

我們途經很多當地的家庭,見聞與想像大不一樣。

石頭上鋪些稻草,就是孩子的床。遊客丟棄的牛奶盒,穿成一串,就是她唯一的裝飾品。我們幾個大老爺們兒都心疼得掉眼淚,想留些零用錢給她。

後來見到她的父親才知道,儘管爺兒倆都是衣衫襤褸、生活簡陋,其實她家不僅不窮,用世俗標準看還挺富裕,養著幾百頭牛羊。每到秋天,男人就把牛羊賣了,換成金銀珠寶供養給寺廟,自己再重新開始。

他們相信,此生剋己供奉,皆為來世福報。

在這片與神最為接近的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心機也最少,一切都是隨遇而安。

因為途中險路太多,再親自駕車,深感無論從技術上還是精神上,都不太Hold得住,於是請了一位當地司機協助。原以為可以少操點心,沒想到驚恐程度有增無減。

內地人開車時,眼睛總會緊盯前方道路,即使需要回頭看後面的情況,也是回一下立刻轉過來。這位老兄卻不是,心大得很。

有時我說,稍等一下,後面的車還沒有跟上來,他就回頭去看,而且一直看一直看,前面馬上要拐彎了都不知道。我坐在副駕駛座位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哎哎哎,拐彎拐彎!」他這才如夢初醒似的把頭轉過來,嘴上說著「哦哦哦」,手上趕緊打方向盤,驚得我呆若木雞,他倒是一點事也沒有。

走著走著,一條水流湍急的大河橫在面前。

司機歎口氣說:「哎,沒路了。」車上嚇得臉色發白的同事訕笑著說:「沒事,咱們下去抽根煙吧。」伸手準備拉車門。

沒想到這哥們兒毫無預兆地,「轟」一腳油門,我們的「BJ212」大吉普「咚」的一聲就進了水,水瞬間沒到了車窗以下的位置。進水之後還繼續猛踩油門,車在大河中嘶吼掙扎著。

車一邊朝下游漂,一邊朝對岸開,七扭八歪總算接近了河心的位置。

「大哥你太厲害了,連這水底下的路都知道。」我為了緩和一下車裡的緊張氣氛,沒話找話。

「哦?路?不知道!」司機一邊茫然四顧,一邊跟我聊,「這河啊,有時候水深,有時候水淺,都沒準兒。有時候對面山上衝下來一股洪水,多大的車也能給你沖沒影兒了。」

瞬間哥兒幾個臉色由白轉綠陷入沉默,只有司機大哥一個人還在滔滔不絕地說啊說。我盯著車門四周粘著的地毯條,原來一直不明白幹什麼用的,這下懂了,敢情他們經常「水下作業」啊!

他們似乎從來不懂得「怕」這個字,做什麼都是隨心隨性,相信頭頂三尺有神明,吉人自有天相之。

這裡也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閉塞,民族文化正在與外來文化發生著微妙的融合。同時,這裡的人保持著一種純真的「原生態」,有時候讓人又吃驚又好笑。

其中有一段很窄的山路,汽車無法通過,我們改為騎馬。每匹馬都由一個養馬人牽著。

半路上,一個小兄弟突然悄悄趴我耳朵邊說:「銳哥,我想和你換馬。」

「怎麼了?你的馬不好騎?」

「不是。」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回頭看了看給他牽馬的女人,「那個女的,我上馬的時候,她老掐我屁股。」

我想笑又不敢笑,跟他說:「說明人家喜歡你唄。」

說著我也回頭看了那個女人一眼。人家一臉坦蕩,迎著我的目光,嘿嘿笑了起來,反倒笑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後來,還路遇一群藏族大媽,經她們允許後,扛起攝像機想要拍些有民族特色的畫面。

「跳一段鍋莊舞吧!」我們提議。

大媽們卻不樂意。她們從家裡拎出一台錄音機,放進一盤磁帶,喇叭裡傳來的音樂讓我們震驚了,這不是城裡流行的廣場舞麼!

「我們喜歡這個!」她們喜笑顏開地說。

性靈

藏地的動物是有靈性的,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

這裡的馬就很奇怪,用擬人的說法形容,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在陡峭的盤山路上行走,我們人類,為了不墜入萬丈深淵,必然是盡可能貼著峭壁這邊。馬卻不是,專門蹭著懸崖這邊走,而且還走不好,每隔幾步就馬失前蹄,打個趔趄,幾塊崖邊的小石頭被它踩掉,順著山坡轱轆下去,因為谷底太深,連個響都聽不見。簡直能把騎馬的人嚇個半死。

在藏區這些天,臉色都快變成阿凡達了。我實在受不了這剌激,讓馬伕把它往裡牽牽。馬伕卻說,你閉上眼就不害怕了。他還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話認真地講道理:「你,兩隻眼睛長在這裡(前面),所以你覺得這邊安全(指靠山這邊)。它,兩隻眼睛長在這裡(一邊一隻),所以它覺得這邊安全(靠懸崖一邊視野開闊,據說馬害怕眼睛近的東西)!」

哦,這個說法很科學,看來一切真知都來自實踐啊。

關於騎馬,還有一個笑話。

翻山越嶺終於來到高山平原,想到途中的艱辛勞頓暫時告一段落,我一時忘情,兩腿一夾馬肚子,屁股上輕揚一鞭,馬就跑了起來,越跑越快,及至狂奔。

痛痛快快地撒了一陣歡之後,我才勒住韁繩,悠然地回過頭去,幻想著能看到天之涯,地之角,一行馬隊緩步而行的景象。誰知看到的卻是「打板哥」,騎在他的馬上,停在我身後大約兩三米處,呆若木雞。

「你不是不會騎馬嗎?怎麼跟著我跑這麼遠?」

他驚魂未定地舉起雙手,讓我看他手中的韁繩,斷了!「不是我要跟著你,是我的馬非得跟著你的馬。」

後來才知道,我的公馬和他的母馬正在熱戀中,一個跑,另一個自然得追。打板哥不會騎馬,全靠雙膀較力扯著馬,韁繩都扯斷了。後半程多虧他運動員出身,體力好,趴在馬背上死死抓住馬鞍,才沒掉下來。

我們登上了一座神山。自古以來極少有人上去過。

這座山的神奇之處在於,它和周圍另外五座山,每座山的山壁上都與著一個大字,合在一起就是六字真言:嗡瑪尼嘛咪吽。據說是神山上寺廟裡的喇嘛寫的,很難想像他們是怎樣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有如鬼斧神工。

神山上的動物不僅不怕人,還跟人特別親近。

清晨,僧侶們做早課,敲響手中的佛器,清脆悠揚的聲音在山間迴響。

不一會兒,動物們就從四面八方陸陸續續來了。有幾百隻的岩羊家族,成群結隊的雪雉、雪雞,還有從遠方飛來的雕群,盤旋一陣,落在金殿的屋頂上。它們靜靜地待在寺廟前的空地上,有的站著,有的半坐半跪,彷彿在等待著聆聽唱誦經文。

誦經過程中,有一隻雪雉不老實,蹦來跳去,惹怒了一隻岩羊。岩羊站起來走過去,不客氣地用犄角把它趕走,又回到原處,靜靜地跪坐下來。

半小時後,隨著幾聲清脆的罄響,動物們知道今天的早課結束了,於是又四散開,回到各自的棲息地。

遠方的雪山迎著初升的朝陽,山頂閃耀著一層金光,像極了小時候看過的連環畫,放射萬道光芒。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永遠無法想像也無法相信這一切。曾嘗試用科學去解釋,也許是動物們像荷蘭奶牛一樣喜歡聽音樂?喜歡聽那些法器發出的聲音?

坐在山谷中的石堆裡閉上眼睛冥想,週身暖暖的,讓我感受這天地間的神奇力量吧。

生死

沿著陡峭的山路下行,視野漸漸開闊,地勢漸漸一馬平川。看到了多日不見的柏油馬路,所有的人都歡呼雀躍起來。

雖然天色已晚,大家都希望開一段夜車趕到距離最近的縣城,可以洗個熱水澡。但是我和「打板哥」堅決反對。出發前定了紀律,為了確保安全,不趕夜路。這個規矩不能破。

在帳篷裡宿營一宿,第二天早上,被眼前的景象嚇傻了:夜裡突然暴發泥石流,不知多少處公路塌方,很多路基直接被衝入山澗。山上落下來的巨石把柏油馬路砸得像玻璃開花一樣,炸開無數紋路。

當地駐紮著兩個護路班。其中一個護路班全軍覆沒,無一倖存;另一個護路班卻毫髮無損。他們給我們講了昨晚的一段經歷。

一輛大貨車在路上出了點毛病,遇見第一個護路班時停了下來,想借住一晚,補給些食物和水。那個護路班說他們沒有多餘的地方可以住,也沒有多餘的食物可以共享。正在這時,第二個護路班有人經過,問清楚情況,就邀請車上的人到他們的營地去借宿。

當晚災情發生時,人們都在熟睡,沒有任何防備。據他們描述,泥石流下來的時候,那動靜就像打仗。先是手槍零零星星地響,小石頭落下來了;然後是步槍「嗒嗒嗒」連續響;最後是機關鎗響、大炮響,越來越大的石頭從山上滾下來……

這輛載重貨車當時停在帳篷外面不遠處,被泥石流推著平移了幾十米,移到帳篷旁邊,幾乎快要軋到的時候才停下來,正好成為一道屏障。於是所有的人都得救了。另外一個護路班則不幸罹難,現場之慘狀讓人不忍直視。

驚心動魄之餘,我只想到一件事:或許很多時候,人在做,天在看,幫別人就是在幫自己。

如果第一個護路班的人留下了那輛車呢?

好不容易越過塌方路段,開始正常行駛。

一輛貼著「鳳凰衛視」LOGO的車,從我們左邊超了過去。都是國內的知名媒體,在那麼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碰上了,錯車的時候,自然相互之間多看了幾眼,也算結了一段「眼緣」。

大約20分鐘以後,突然看到路上有一道深深的剎車印,路旁的護欄被衝開了。我們見前後無人,找了個安全地帶把車停下,小心翼翼走過去,趴在殘缺的護欄邊往下看一深不見底,什麼也看不到。

我們相互議論了一陣,會不會是「鳳凰衛視」那輛車掉下去了?但又不願把結局想得太糟。大山深處,沒有手機信號,無法聯絡救援,我們也只好返回車中,繼續趕路。

當天晚上,終於平安抵達成都雙流機場。西藏之行,有驚無險,圓滿結束。

這時看到大屏幕上正在播放新聞:今天早上,「鳳凰衛視」一採訪車墜崖,五死一重傷……

我不知道我還會不會,或說敢不敢,再去西藏那些人跡罕至的地方拍攝。

經歷了險,才看到美。見證了不幸,才懂得幸運。

未知的旅途如同未知的人生。總有一種力量,讓你無視陳規桎梏,勇敢出發;總有一種護佑,讓你越過艱難險阻,平安歸來。我慶幸,我感恩。

我難過,但我不遺憾

這個世界上我最愛的人是奶奶。

小時候奶奶帶我最多,跟她在一起,最重要的不是物質上有多麼豐富周全,而是她給予我的溫柔、慈愛、幸福、安全感,無人可以取代。她的後背,她的懷抱,在記憶中是那麼溫暖熨帖。從小到大,每一次我在冰天雪地中與她告別,無論走出多遠,回過頭來,只要看得見,她一定還在原地站著,滿頭白髮,笑著揮手。

奶奶像這個大家庭的庇護傘,只要有她在,家裡就永遠那麼和睦安詳,充滿快樂。奶奶的經歷讓我相信,快樂和幸福並非來自生活的完美無缺,而是一種面對坎坷、不平和缺憾,依然能夠開朗豁達、微笑面對的能力。

奶奶是錫伯族人,姓佟,叫佟素娟。我愛騎馬打獵、愛吃肉、喜歡音樂,估計跟她遺傳給我的錫伯族血統有關。

奶奶很善良。一輩子身邊沒有一個人說她壞話,就連鄰居家那條見人就咬、連主人都不放過的瘋狗也知道,咬誰也不能咬她。

奶奶是個「神經大條」的人。這個詞乍一聽不像褒義,體現在奶奶身上,卻是一種人生智慧。她這一輩子,因為出身富裕階層,各種「風波」「運動」都沒能倖免。儘管際遇跌宕起伏,她對生活從來沒有任何抱怨。過起日子,永遠都是快樂的。說起孫子,永遠都是最好的。

小時候我是個挺容易傷感的孩子,時常從睡夢中哭醒,怕奶奶有一天會離開我。但那些憂鬱的小情緒在奶奶的笑容面前,頓時又會煙消雲散。

那是物質貧瘠的年代,奶奶偷偷塞到手裡的一毛錢。

那是冬天裡悄悄放進兜裡的一個蘋果。

或是淘氣惹禍挨了批評後的一碗熱騰騰的小米粥。

奶奶教會我永遠懷著一顆開朗和善意的心,去看待週遭人和事;教會我懂得愛與被愛,哪怕別人遞來一杯水,也能感到溫暖,哪怕只收到一份很小的禮物,也明白那代表一種力所能及的愛。她留給我最大的財富,就是善良。

小學畢業以前,我的性格很懦弱。

父母教育我做人要厚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要惹是生非。有時候我在外面受欺負,都被人壓倒在地上打了,也不敢還手,就知道用手指著對方鼻子據理力爭:「不許打人!君子動口不動手!」

上了初中才逐漸學會反抗,壓抑太久之後的爆發,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長大後經常跟爸媽講南海外交形勢:「看,我小時候你們就是這樣教我的。一個人欺負你,你不反抗,後果就是大家都欺負你!」初中二年級時開始拉幫結派,認識「大哥」,誰再欺負我,咱就「削」他!

那時我家做生意,搞裝修,經濟上比較寬裕。自己手裡零花錢多了,開始有了「錢能搞定的事,那都不叫事」的心理。資本跟「黑社會」相勾結,自己「練」不過的,還可以去外面僱人幫著「練」。再後來,很多社會小混混被打怕了,開始偷偷往我家門縫裡塞紙條,寫給我媽「阿姨,我們保證以後再也不欺負李銳了,請阿姨幫著勸勸,別再打我們了。」

我媽見狀開始緊張:我那乖兒子不是加入黑社會了吧?

我愛讀書,啥書都看,孫子兵法也略通一二。這在胡掄王八拳打架的孩子中,屬於難得的軍事技術型人才了。

學校周圍有一大片毛豆田,我們老想從地裡偷點毛豆回家煮著吃,村裡的孩子當然不讓我們偷,所以見著就打。我們沒農村孩子個頭高,也沒他們力氣大,打不過,每次都落荒而逃,又不甘心,總想著伺機報仇。

屢戰屢敗後,經過一次全體會議,我開始有機會掌握軍事指揮權了。

我先派了幾個身體弱的小兄弟當偵察兵,騎車去村裡偵察「敵情」,得知那幫孩子準備去河裡游野泳。機會來啦!我指揮大家先去小賣部裡買煙,一人嘴上叼一根,也不點,但氣勢起來了,好孩子都覺得自己像流氓了。又去工地上撿了幾根木棍,手裡有了傢伙,膽兒就更肥了。

我們一幫人偷偷潛伏在他們游泳的河邊,「敵人」毫無防備。大家問:「打嗎?」我說:「不!你們先把岸上的衣服和鞋都收走!」後來戰況可想而知。我們舞著木棍宣戰,爬上來一個打一個,剛一上岸就被打下去,那幫孩子都光著屁股光著腳哪,心理上先崩潰了,還能有啥戰鬥力啊?

那是唯一一次「我方無一傷亡」的戰鬥,相當於「某某大捷」了。由於我是戰役指揮者,自此一戰成名。

直到有一天,出了事,傷了人,驚動了派出所,警察拿著一份名單到學校來找人。那個下午,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應該算是一次命運的轉折。

我和另外幾個犯事兒的學生,在辦公室裡靠牆站著。警察坐在旁邊,等待和校方交涉。這時校長走了進來。校長姓吳,一向對我印象很好,見我也低頭站在那兒,顯然驚了一下,但並沒有表現太明顯,而是衝著警察頗為「豪邁」地哈哈笑了幾聲。在我聽來,這笑聲中卻透著幾分失落和心虛。

沒等警察說話,校長就先開口道:「別的孩子我不敢說,這個李銳啊,一定是你們搞錯了。我瞭解這孩子,從來都特仁義,特懂禮貌,又善良又老實,我擔保,絕對沒他事兒。」

警察一笑:「沒搞錯,打架的不但有他,他還是領頭的。」

我偷偷瞄了一眼校長,她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直到我被帶走,再沒說一句話。她的表情我永遠也忘不了。不知為什麼,那一刻,我的心猛抽了一下,疼。還有一種感覺,悔!

從派出所回來,去了奶奶家。進門之前,心情很忐忑,奶奶從不打罵我,可我最怕她。沒想到奶奶見了我,表情毫無異樣,一如既往,笑著迎接她的大孫子。

「困了吧?」

「嗯。」

「你先睡一會兒吧。」

睡到昏天黑地、半夢半醒間,鼻子裡飄來一股香味,眼前是一大碗刀削面,奶奶坐在床邊望著我,在抹眼淚。我很快就又睡過去了,但是那一瞬間,我記得很清楚,心,又抽著疼了一下。

我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奶奶,那麼多痛苦,那麼多艱難,何曾掉過一滴眼淚。但這回,為了我,她哭了。

第二天早上,父親早早把我叫起來,讓我和他出去跑步。空氣很清冷,街上很空曠。除了我們倆,幾乎沒有別人。那時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跑步對他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但是他就那樣陪著我,一圈一圈地跑。

在這點上,爸爸像奶奶。一路上,他對我說了很多話,但沒有任何批評和指責,只是要我拚命地跑,告訴我應該成為怎樣一個男人。那些話我其實記不清了,但是那條彷彿永無止境的空曠的道路,卻一直刻在記憶裡。

校長眼中那一抹黯然,奶奶無聲的淚水,還有父親的陪伴——他們讓我的心疼了三次。三次之後,便完成了一個懵懂少年的蛻變。我從此知道了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該走什麼樣的路。

所以直到現在,我都相信,真正從內心深處改變一個人的,不是責罵和教訓,而是愛和寬容。

都說「父母在不遠行」,我沒有做到。十幾歲離開長春,到北京上學,後來又到長沙工作。但那些年裡,只要有機會,無論我在哪裡,坐飛機、坐火車、坐汽車,都一定要回家看望奶奶,給她帶好吃的,陪她說會兒話。或者什麼都不說,就那麼靜靜地待著,我覺得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最後一次見奶奶,是幾年前在哈爾濱拍《勇往直前》,拍完以後還要趕回長沙錄另外一台節目。我查了一下航班,如果先從哈爾濱坐大巴回長春,再從長春飛長沙,應該也來得及一雖然在家能待的時間少得可憐,大概只有20分鐘。

那是我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之一。

奶奶已經九十多歲了,大多數時候都坐在床上,很少活動。可她見孫子回來了,立刻要下地,去廚房給我煮餃子。餃子煮好了,我趕忙囫圇往下吞,連味兒都沒嘗出來。吃完了,也就差不多該走了。

到了樓下,我發動汽車準備往機場趕,有個陪我一起回去的兄弟指著外面喊:「李銳你快看!」

我打開天窗,大雪紛紛揚揚飄了進來,冷風也呼呼地往裡灌。我看到奶奶站在二樓的窗邊,她已經沒力氣再下樓送我了,就把廚房的窗戶打開,笑著衝我揮手,滿頭白髮在風中亂作一團,就像每一回我離開她一樣。

我鼻子酸了,也朝她微笑,揮手。

那是我與奶奶的最後一次對視。

不久後的一天,我正好沒工作,在家裡看《狼圖騰》。之所以要強調這本書的名字,是因為不知何故,那個下午它讓我感覺世界格外寧靜,寧靜得有些失真。

讀到一半,電話響了。

姐姐在電話那頭告訴我,奶奶走了,很突然,也很安詳。

掛了電話,我呆住了,然後回過神來,開始號啕大哭。我的哭把家人都嚇壞了,因為從來沒見過我這個樣子。

恍惚中去了機場,只有到瀋陽的票了。站在候機大廳裡我依然號啕大哭,完全不能控制。很多人認出我來,驚訝地問:「這不是銳哥嗎?出什麼事了?」我像個小孩似的邊哭邊說:「我奶奶去世了。」

上飛機以後,我不能讓自己再哭了,於是又從書包裡拿出《狼圖騰》。說也奇怪,當那個天崩地裂的消息佔據了我的整個心臟,只有這本書能讓我寧靜片刻,抽離片刻。當我一合上書,回到現實世界,眼淚馬上又會止不住地落下來。

好朋友在瀋陽機場等我,開車接我回長春,一路上眼淚就沒有幹過。夜晚的高速公路上濃霧瀰漫,能見度極低,根本看不到路標。可是上路不到五分鐘,牛奶一樣的濃霧竟然漸漸散去了,月朗星稀,一路通暢。我知道這是奶奶在保佑我安全回家。

那天晚上,我在殯儀館為奶奶守靈,跪了整整一夜。雖然置身於無數陌生的靈魂中間,我卻一點也不感到害怕,因為我和奶奶在一起。奶奶是善良的人,我也是,沒有誰會傷害我們。

第二天,是我與奶奶真正的永別。當我看到她瘦弱的身軀被熊熊火焰吞沒,痛苦得難以自持,不斷將頭撞向水泥地板,咚,咚,咚……寄望於肉體的疼痛能麻木內心的疼痛。我逢人便說:「我就是奶奶養的一條狗,現在主人走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了。」

都說時間可以淡化一切。奶奶離開我幾年了,對她的思念絲毫沒有減少,只是痛苦不再那麼濃烈。

我對自己說:「我難過,但我不遺憾。奶奶在世的時候,我沒有愧對她。」這是我在最痛苦的日子裡,心底僅存的安慰。

生活仍在繼續,酸甜苦辣仍在發生。

焦慮的時候,失落的時候,悲傷的時候,無助的時候,我好像又會看到奶奶那不變的笑容。她的笑容給我一種力量,讓我永遠不墮落,不頹喪,永遠不讓自己在負面情緒中淪陷太久,永遠追尋真誠和善良。

沒有人能夠逃脫生老病死的宿命,然而我始終覺得奶奶沒有走,她仍然離我很近,就在我的心裡。我不變的惦念,和她不變的祝福,成全了生命與生命之間另一種形式的相通。

愛的承繼,就是永恆。

過去他原涼我,現在我原涼他

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最看重的就是一個完整和睦的家,可惜在我十幾歲時,爸媽分開了。在他們分開之前,生意做得還算可以,所以彼此都不愁生計。

媽媽一直憂患意識很強,總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我們帶來更好的生活。可惜財運不濟,基本上她的獨立奮鬥史就是一段慘淡賠錢史。後來生了一場大病,終於看清了形勢,也能和附近的老頭老太太打個牌,跳個舞,開始安安穩穩開開心心過日子了。

媽媽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從小除了她誰也沒打過我。但我生病、打架、上學、工作、結婚,每一件事也都是她操碎了心。沒有媽媽,就沒有我的今天。

奶奶離世前,儘管爸媽已經離婚,但她還是逢人就誇媽媽好。「文革」時奶奶被「勞動改造」,大雪天裡掃大街,媽媽當著眾人的面嚴厲訓斥她,要她好好接受改造。同事看不過偷偷說:「彩霞,不管怎樣她是你婆婆,你怎麼能這樣?」媽媽不理,但晚上悄悄喊來姐姐:「去,把這些米給奶奶送去,別讓人看見。」又把腳上唯一的翻毛皮鞋脫下來,「別讓奶奶穿那個破布鞋了,告訴她我在醫院裡不冷。」那輩子人的事,我們真的很難懂。

客觀地說,小時候家裡經濟條件的改善,爸爸付出了很多。後來他有了另一段婚姻,去了另一個城市。他走之前我哭了,問他老了以後打算怎麼辦,他很輕鬆地說,老了以後當和尚,住廟裡。但他十幾年後又回來了,因為生活並不幸福。家人氣不過,問他咋沒去廟裡,他說歲數太大,廟裡不要他。

廟裡不留,我留。別人生他的氣,我不氣。我總記得小時候我犯了錯誤,他不打不罵,大冬天陪我在外面跑步,給我講道理。他能原諒我,我也應該原諒他。回來了就好,不管怎樣,我們還是一家人。

都說人上了年紀,就是「老還小」,爸媽在我眼裡,就是兩個小孩。年輕時的冤家,老了還是不太平。得給他們分別置辦兩套房,住在兩處。

倆人原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中國民航和鐵路有著深厚的感情,一年到頭待不住,走南闖北,手機經常換號,動不動就失聯。我爸仍然保持著年輕態生活方式,76歲還不服老,穿梭於長春、青島、長沙之間,熱愛滑雪、賽車、游泳,騎自行車還得騎那種彎把窄胎的賽車,體格比我健壯。終於有那麼一回,在長沙被有如過江之鯽的電動自行車撞倒在地,縫了七針,現在很少騎了。

我和我爸還有岳父曾經一起聊天,開「三雄會」。岳父是我的精神啟蒙導師,他的思想和理念對我影響很大,談話主題多半是世界格局、國家大事、人生要努力工作奮鬥等等。

我爸不一樣,他愛聊宇宙、靈魂、禪意這類的話題,「人不能鑽錢眼兒裡,內心世界最重要。」說得我和岳父暗自流汗,自認平庸。

但是說到最後,我爸話鋒一轉:「上次跟你說的那個工程,還得盯著點兒。」我和岳父深感愕然,這思想和行動差別太大了。

用一句歌詞形容我爸,就是「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現在老了,也開始體味舐犢情深,對孫女倒是滿懷真愛。

有時候他主動提出要和跳跳吃飯,買一大堆零食準備討好她。我想難得他有這樣的「覺悟」,便把工作一概放下,專為老爺子和小丫頭安排一次晚餐。可是我爸不像我,能做到二十四小時不錯眼珠地盯著女兒,覺得幸福,他對孩子的熱情最多維持兩小時,超過兩小時就開始坐立不安,起身要走。問他忙啥,他說回家看球。一個老小孩,七十多歲感覺還是沒長大,呵呵。

如果我沒有過家庭離散的經歷,沒有陷入過深深的無助和委屈,也不會懂得闔家團圓的含義,不會知道一家人高高興興在一起的平凡日子多麼值得珍惜。

我愛我的父母。儘管他們帶給我的煩惱有時比歡樂更多,但他們教給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哪怕最親近的人,也不會和你完全一樣,或者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活。我曾經深感痛苦,最後終於明白,那些對你很重要的人,如何才能好好相處?理解、寬容、愛和等待,也許是唯一的出路。

到底什麼叫活著?

是不是親人啊!

我是一個小人物,沒經歷過什麼大事,也樂得讓自己的人生價值體現在樁樁件件的小事上。平常警匪片看得很多,可從沒想到會發生在自己身上——2006年夏天,憑著三寸不爛之舌,配合警方和劫持人質者談了一次判,成功解救了人質。

那年8月初,我正在湖南沅江拍片子,突然接到台領導的電話,讓我火速趕回長沙,越快越好,有人點名要見我。

「誰啊?」我問。

「劫持人質的,在超市綁架了一個姑娘,說是除了《晚間新聞》的李銳,誰也不見!」

雖然聽上去挺邪乎,我卻不敢不當真,立刻暫停當地的工作,飆車趕回長沙。在確保不出事的前提下一路違章,時速超過200公里。同時腦子也沒閒著,不停地編台詞,想像自己在一圈荷槍實彈的警察保護下,很牛掰地和劫匪展開談判,也是一件值得載入史冊的事兒。

趕到河西那家超市,才意識到人生不是肥皂劇,情況真的很嚴重。警察確實荷槍實彈,也確實裡三層外三層將超市包圍。但真正要走進去跟劫匪面對面的,是我。據說,刀就抵在人質的頸動脈上,又據說,超市某處還安放了爆炸物。所有員工和顧客都已經疏散,只聽劫匪在裡面歇斯底里地狂喊:「李銳來了沒有!我要引爆了!我要殺人了!我受不了了!」聽得我汗毛倒立。

這可不是拍電視,這是玩真的了!

想到這一去,萬一哪句話沒說好,把人家惹毛了,可就是踏上了不歸路,還是先給老媽和老婆打個電話吧,萬一呢……

怕她們太緊張,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輕鬆一些,實則當然是很悲壯的。但我媽和我老婆,這兩個神經大條的女人,顯然沒領會我複雜的心情,回答簡潔得讓人失望:「哦行,知道了,小心點啊。」

哎,什麼事嘛!是不是親人啊!

守在門口的特警隊長和我是老相識。他叮囑我,千萬不要剌激劫匪的情緒,順著他的話茬說。又把自己的防彈背心脫下來,穿在我身上。我當時幾乎沒過大腦,做出一個下意識的「壯舉」:把背心扒下來,奮力丟在地上。

我大義瘭然地說:「他既然點名要見我,就是信任我。我穿著這玩意兒進去,還怎麼建立信任啊?怎麼解救人質啊?」

現場氣氛凝重,不適合鼓掌,但我彷彿已經聽到銳哥的豪言壯語在人們心中激起的經久不息的掌聲。隊長大哥的眼眶濕潤了,他沒再多說什麼,重重拍了兩下我的肩膀,「小心點兒!」

那個瞬間我現在想起來仍然激動得想哭,因為實在是「戲過」了。其實當時心裡想的是:對方手裡拿的是刀不是槍,防彈背心有啥用!而且死沉死沉的,不穿它還能逃得快點兒。

和我一起進去的還有一個攝像,其實是特警,隨身有特種武器,威力巨大。

還有人溫馨提示:已經在後方安排了狙擊手,萬一你和人質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射擊路線是如此這般,你得躲著那條線走。

我繼續很入戲地補充了兩句:「既然讓我去談,就請務必尊重我的意見。就算他情緒失控,做出過激行為,也不許在我面前擊斃他,否則我會崩潰。你們不能利用他對我的信任!如果我發現你掏槍,我一定會攔!」言畢昂然轉身,胸中豪氣萬丈。

真不是壞人!

知道狙擊手的射擊路線之後,我反倒有點成心地,擦著那條線往裡走,故意讓胳膊甩來甩去,潛意識裡還是希望干擾狙擊手的視線。如果劫匪真的情緒失控而撕票,我犯不著為他擋子彈。但是只要有可能,我還是希望槍下留人。

剛走出不到十米,就聽到身後一片「辟里啪啦」拉槍栓的聲音。我頓時英雄氣短,兩條腿也開始不聽使喚。難怪剛才讓我穿防彈背心呢,是不是怕警察擦槍走火啊?可是這會兒再掉頭回去拿防彈背心也不行了,劫匪已經看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