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阿根廷和英國在馬爾維納斯群島的血腥戰爭結束後，有人問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誰是正義的一方？博爾赫斯是地地道道的阿根廷人，先祖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西班牙征服者和克裡奧爾人，但他的祖母是個英國人。作為親英派的古英語教授，博爾赫斯是惠特曼、梅爾維爾和切斯特頓的博學的朋友，但也是激進的阿根廷聯盟黨中重要的民主派，反對執政的大農場主階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譴責他的祖國對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的支持；骯髒戰爭之後他參加了審判，譴責軍政府犯下了綁架、拷打和謀殺成千上萬反對者的罪行。現在他會偏向誰？獨裁的阿根廷還是那位好鬥的瑪吉·撒切爾治下的英國？對此，著迷於黑色幽默的博爾赫斯宣佈：「福克蘭群島那檔子事是兩個禿頭男人爭奪一把梳子。」
只有帶著苦笑的博爾赫斯能把戰爭的無意義轉化為一個瘋狂的隱喻。
在其作品和談話中那位自相矛盾的博爾赫斯，實乃源出一人。印刷的書頁和口頭的表達，復合為一個實體。在其自諷的絕妙寓言《博爾赫斯與我》（「Borges y Yo」）中，書本和傳記辭典中呈現的博爾赫斯的公眾形象，截然不同於那個行走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喜歡沙漏、地圖、十八世紀印刷術、咖啡的氣味和史蒂文森散文的人。在寓言的最後他說：我不知道是誰寫下了這些，博爾赫斯還是我。書面的與口頭的語言由此成為一體，正如作為公眾人物的博爾赫斯與他本人。
博爾赫斯的寫作展示的自我形象為普通讀者所瞭解；而他的談話顯示的，是他在朋友們中間，在採訪、錄音、正式演講以及非正式的聊天（西語稱之為charlas）中表現的自我。他以口述的方式揭示自己的藝術創造，使之成為記錄下來的文本。在古代世界，要將在雅典街頭聽到的蘇格拉底的巧辯之舌，與他那位傑出的抄寫員柏拉圖在《克力同篇》和《申辯篇》中記載的內容區別開，那是不可想像的。我們人類的先哲——老子、佛陀、蘇格拉底、耶穌、以賽亞——他們的談話天才之所以為今人所瞭解，有賴於他們兢兢業業的記錄者。對於博爾赫斯，他由聲音和筆墨所揭示的個性，皆為他眾多的朋友和偶然成為他聽眾的人們（以及錄製他談話的設備）切實體驗過。《博爾赫斯談話錄》（Borges at Eighty: Conversations），是口述的邏各斯。
博爾赫斯中年失明，確立了這種談話和書寫的聯盟。他必須把所有文字口述給他人，這為他後期的每一部作品帶來一種旋律式的流暢。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需要做學術查證的論文寫作，但依然口述故事、散文詩和詩歌。無論是坐在汽車裡，還是正走在拉普拉塔河畔那些古老的聯邦黨人的街道上，他那傳說中的百科全書般的記憶允許他在口述給助理之前就在腦子裡撰寫和潤色好一首十四行詩或一個故事。（在短篇小說《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他讓我們領略了人無法控制記憶的情形。故事講述一個年輕的烏拉圭加烏喬人，在經歷一次馬背跌落事故後再也不能忘記任何事情，從造物的第一個瞬間，到他果園中每一片閃爍的樹葉。但在記住每一個綿延不斷的細節的同時，他無法再進行抽像思維，「也喪失了思考的能力」。博爾赫斯對一些紐約讀者承認，「我的小說中只創造了一個人物，福內斯，那就是我。」）博爾赫斯作為演講者和作為作家的統一性始終如此。讓演講者與作家分裂，將會顛覆博爾赫斯的文學奇跡。
博爾赫斯在他的失明深處是孤獨的。他常對我說，儘管有許多朋友，他的命運還是回到幾個常做的夢——這些夢之間細節略有不同——然後在白天不完全地醒來。雖然對奉承者不耐煩，他在交談中還是興高采烈的。當一個陌生的聲音對他說話，這位失明的詩人並不清楚那人是誰。但無一例外地，他對每一個看不見的人說話，待之以同樣的親切以及令對方深受鼓舞的信任，無論那人是身份不明的記者、門童、學生、作家、侍應生，還是公司職員。博爾赫斯的談話驗證了他的寫作，正如他的寫作驗證了他的談話。聽他說話，就是閱讀他。閱讀他，就是聆聽他用低低的男中音敘說。在我認識博爾赫斯的二十年中，我始終驚訝於這位詩人如何獻出他的聲音。他同樣一門心思地分送他寫的書，並且固執地堅持書房裡不放自己的任何作品。如果郵差送來作品的一個新譯本，他會馬上把它送給最近到訪的客人。甚至就送給那位感到驚訝的郵差。
嘲諷的或者嚴肅的，談笑的或者疲倦的，博爾赫斯在每一種環境中談論著文學。我們經常在簡樸的馬克辛餐廳邊吃邊聊，離他位於德拉卡列邁普街的公寓不遠。食物是不錯的。一些年邁的德國納粹老兵習慣性地坐在靠裡的桌旁密謀著什麼。我們的交談是一次又一次關於他至愛的喬伊斯、弗羅斯特和但丁的甜蜜閒聊。飛機同樣提供了無邊無際的談話和創作的論壇。與他數小時在飛機上，從安第斯山脈的城市科爾多瓦出發或回到這裡，我為他讀鄧恩和霍普金斯的詩、史蒂文斯的《星期天早晨》和弗羅斯特的《白樺樹》。他能背出許多弗羅斯特的詩，當我朗讀的時候，他的嘴唇也跟著蠕動默誦《熟悉的夜》和《白樺樹》。我說，這個出生於舊金山，又在麻省鋼鐵城勞倫斯長大的城裡人會記得《白樺樹》裡的那些事兒，這是不可能的。他並不是那個農家孩子，「在牽著奶牛來回走過」的時候壓彎了樺樹枝。突然，博爾赫斯那雙失去生命的眼睛閃閃發光，他說他有了一首詩。
「你有題目了嗎？」
「《不可能的記憶》。」
「是什麼樣的？格律詩還是自由詩？」
「自由詩。我的惠特曼詩體。」
「有多長？」
「大約四十行。」
幾個星期後，我陪詩人去見他在《國家報》（La Nacion）的編輯，他常在這份報紙的星期天藝術副刊上發表新作。在拿他自己微不足道的「劣作」打趣之後——1980年阿拉斯泰爾·裡德曾在紐約筆會俱樂部問博爾赫斯，「為什麼你總是隨身攜帶『謙遜』這根大棒？」——博爾赫斯把《不能再現的往事的哀歌》（「Elegia del recuerdo impossible」）交給他的編輯，這首詩共42行，有惠特曼式的句首重複和連綿的詩行。那是1976年，就在那一年，《悲歌》作為卷首詩被收入博爾赫斯的新詩選《鐵幣》（La moneda de hierro）。詩人想要的「不可能的記憶」，是他母親在她聖伊雷內的莊園矚望清晨景色的記憶（那時她並不知道自己將以博爾赫斯為姓氏）；是丹麥人在亨吉斯特（Hengist）的帶領下啟航，前往征服那還沒有被稱作英格蘭的島嶼；是在蘇格拉底服毒就死的那個下午，聽他平靜地探討永生的問題，而藍色的死神正緣著他已冰涼的雙腿爬升；是關於「你說你愛我，我直到天明都未能成眠，既心痛又欣喜」的記憶。所有這些不能再現的往事的探索，都來自他的這一發現：弗羅斯特發明了他在白樺樹枝上蕩鞦韆這段不可能的記憶。
我們常常在午夜後深談，就在科爾多瓦街上的聖詹姆斯咖啡館，邊聊邊吃點炒雞蛋，喝點小酒。博爾赫斯喜歡《西區故事》，喜歡它《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故事原型。他會請我背誦《弗蘭基和約翰尼》的歌詞，告訴我探戈北上好萊塢和溜進巴黎時是如何沒落的。一個星期天的早晨，在去簽名售書的路上，他說他反對自殺，但蘇格拉底的「長眠」是「歷史上最好的死亡」。他反對崇拜耶穌之死，但後來在京都，他寫了一首非凡的詩，叫做《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詳述了耶穌被釘上T形十字架所遭受的肉體痛苦：「他的模樣與人們在雕像上看到的不同。它是嚴峻的，猶太人的臉……這人渾身筋骨折斷，不發一言……他不是神，他能感覺到堅硬的鐵釘。」就個人而言，有幸知悉他的聲音，就是擁有另一個博爾赫斯。
博爾赫斯是一位哲學詩人，他通過間接的經驗，過著那些他最崇拜的人們的生活：赫拉克利特，叔本華，斯賓諾莎。他讓希臘人赫拉克利特做他的朋友，他常常閱讀叔本華的德文原著，並對斯賓諾莎有著深切的認同——這個在阿姆斯特丹猶太人聚居區生活的泛神論哲學家是個西班牙-葡萄牙猶太人，正如博爾赫斯的一些祖先。他在《斯賓諾莎》的詩行中召喚這位謙卑的磨鏡人：
猶太人那雙彷彿半透明的手
在昏暗中研磨著水晶的透鏡，
即將消逝的傍晚帶來憂慮和寒意。
（傍晚和傍晚沒有什麼差異。）
手和晶瑩的空間
黯淡無光地在猶太區邊緣，
對那淡泊的人幾乎已不存在，
因為他在夢想一個明淨的迷宮……
博爾赫斯口述的十四行詩，描述他能感知到的黃色光暈，描述他的渴望——渴望看到他的書，看到蒼穹，看到一張臉。一個傍晚他來到了我的公寓，問我瑪麗亞·兒玉的面容是什麼樣的，「因為她總是說，她的臉是醜陋的」。他觸摸過她的臉，但不能肯定。我告訴他，她是美麗的，她看誰一眼，那人就當心存感激。這位詩人所做的一切，都延伸自他切身體會的那個失明的世界。他從彌爾頓描寫幽靈、紀念亡妻的著名詩篇中取了標題：《關於他的失明》。博爾赫斯希望看到這個將在他生命最後幾個月成為他妻子的女人的臉。他甚至無法辨認出自己在鏡子裡的臉。在週遭的一片黑暗中，唯一留下來的他的詩歌習慣，正如他在《失明的人》中寫到的：
我瞅著鏡子裡的那張臉，
不知道瞅著我的是誰的臉；
我不知道誰是那反映出來的老人，
帶著早已疲憊的慍怒，默不作聲。
他談到失去的東西：
我在幽暗中用手摸索
我不可見的容貌……
我失去的只是
事物虛假的表象。
給我安慰的是彌爾頓，是勇敢，
我仍想著玫瑰和語言，
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臉，
在這個奇異的下午我也許會知道自己是誰。
在生命的最後幾十年，博爾赫斯成了遊走四方的聖人。他的足跡從日本的出雲，一直遠及克里特島的彌諾陶洛斯迷宮，他乘上熱氣球飛越了加州的納帕谷，也曾前往伊斯坦布爾瞻仰聖索非亞大教堂黃金的穹頂。在他所有的航行和所有的閒談中，博爾赫斯發展出一種特殊的口頭文學，他的聽眾無處不在。這個失明的人倚憑枴杖緩步行走，似乎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但一旦開口說話，他就無疑是他那個時代的發言人，就像一個世紀前的馬克·吐溫。
聖人只有口述作品傳世，這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古老傳統。他們當中有佛陀、耶穌、第歐根尼，以及雅典學園的逍遙派哲學家，這些人物不僅不屑於把他們的思想固定在書頁上，將之限定於此，並且希望能夠避免話語演變為教條這一危險。於是柏拉圖通過設計蘇格拉底對話錄中的問答，讓他的書帶有一種口語的自發即興感。這位前摔跤手和哲學家指出，人的思想變動不居，其無法固定一如海浪上的墨水。我們大多數先賢的記錄來自偶然的、匿名的抄寫員，他們碰巧在他們的時間裡記錄了下來。
中國道家的老子——他實際上也可能是三個人，或者只是人格化的清靜無為傳統——據說某一天騎著一頭青牛遁入戈壁，越過文明的邊境，在那裡創作了他的詩篇和寓言。佛陀離開了他的宮殿，隱入山林打坐冥想，將他的教化口述為詩節。博爾赫斯直到最後一刻，不斷在口授詩歌、寓言，以及一些散文和故事，但他越來越多借助的媒介還是「談話」，這是現代人的辯證術。在那些帶著問題的同行和聽眾面前，這位語言大師用他的談話創造了一份我們時代的公開約書，這約書在性質、強度和範疇上，與他和朋友們的私人閒談並無不同，這在他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是他的「道」，是他分享那些未成文的文字的方式。
散步時，餐桌上，閒談中，這位失明者的聲音始終如一，清醒或者恍惚若夢，就像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在《人生如夢》（La vida es sueno）中那樣。他的聲音以一詞等同於宇宙，這個詞的中心無所不在，無處為其邊界。它破譯了時間的字母表。它絕望。它奇異地飛馳著跨越了圍欄。這聲音包涵了其他一切。失明者的聲音是最本質的博爾赫斯。那些聽過或者讀過他的人們，終其一生都被他影響。
威利斯·巴恩斯通
2013年於加州奧克蘭
[1]馬爾維納斯群島（Malvinas），英阿爭議領土，英國稱之為福克蘭群島（Falkland）。
[2]克裡奧爾人（criollo），西班牙裔拉美人。
[3]骯髒戰爭，指1976年到1983年之間，阿根廷右翼軍政府施行國家恐怖主義，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暴力鎮壓行動。
[4]譯文引自《博爾赫斯全集：詩歌卷（上）》，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307頁。
[5]譯文引自《博爾赫斯全集：詩歌卷（下）》，浙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