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還是造反？
或許是中學語文教育太成功，閒談中只要一提「革命」二字，我就條件反射地想接「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在阿Q看來，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當然是件壞事，但如果能讓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害怕，甚至可以因此上秀才娘子的象牙床上滾一滾，壞事也就成了好事，不妨「同去同去」。
阿Q的革命觀很黃很暴力，很傻很天真。但這事不能怪他。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和陳少白逃到日本神戶，看見當地報紙稱「中國革命黨孫逸仙」云云，醍醐灌頂，遂有陳少白如下的自省：「我們從前的心理，以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們的行動只算造反而已。」史學家懷疑這段回憶的可靠性，但是有一點毋庸置疑：革命黨人最初也同阿Q一樣，搞不懂「革命」和「造反」的區別在哪裡。
查文獻可知，「革命」一詞語出《周易‧革卦‧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雖然包含「順天應人」的天命思想，但在傳統中國社會裡，成王敗寇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革命」就像「孤家寡人」，唯有黃袍加身才有資格使用，失敗者或者圖謀者都只是「叛亂」或者「造反」。孫中山和陳少白最初也囿於傳統的話語積習，對自己的行動無以名之，只能自視造反者。日本人喚醒了他們對於湯武革命的原始回憶，拓寬了對革命的想像力，認識到不是唯有繼任大統者有資格自稱革命，因受天命就是革命，而且，革命除了暴力造反，還可以用來泛指一切變化和變革，尤其是制度的變遷和觀念的革新，自此「革命黨人」才成為孫中山及其同仁的自我認同。
革命不是造反。經過革命黨人的自我正名，再經過共產革命的洗禮，革命一詞本已具有絕對的政治正確性。但事實上，在政治領域內革命仍舊是當權者的壟斷話語，「只有做了皇帝才可以說革命」的隱形典律仍然禁錮著普通人的心理。所以普通中國人一聽到革命，還是會立刻想到造反，立刻想到暴力，立刻想到野心家，立刻想到烏合之眾，立刻想到無政府，立刻想到血流成河，中國人的革命想像力從來都是阿Q模式的改造版和升級版。
1911年10月14日，也即武昌起義第四天，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中國的造反」（The Rebellion in China）為題報道，形容這次起義是「最近的也是最危險的一次中國不滿情緒的爆發」，稱時人「對以反滿為特徵的這次造反（rebellion）……懷有巨大的恐懼」。發人深省的是，21天過後，也就是11月4日，《經濟學人》再次報道武昌起義後續新聞時，標題已然改為「中國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China）。前後口徑之所以發生如此根本的轉向，不是因為英國人承認了武昌起義的正當性，而是因為這場「造反」倒逼出了滿清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革：「目前為止帝國的宣言和承諾可以確保這一點，中華帝國的歷史新起點已確然無疑地到來了。滿清政府及其支持者承諾進行直接和徹底的政府組織改革……」
在《革命的時代》中，霍布斯鮑姆稱自17世紀以來的西方全球化擴張是借助於一輛「雙輪馬車」，以兩種革命模式——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為動力。當《經濟學人》稱「西歐將真誠地祝願袁世凱和制憲議會獲得成功」時，顯然是以光榮革命作為摹本。武昌起義在他們的筆下仍舊是「造反」或者「叛亂」，他們肯定的中國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革新，「由有著特定目標的中上層提出更換政府的要求」，這才是英國人所理解的革命（revolution）。顯然，英國人所理解的革命不是造反，更像是改革，甚或乾脆就是復辟。
二、革命還是復辟？
阿Q「革命」失敗，臨上法場前，站在囚車上顫顫巍巍喊：「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20年一個輪迴，阿Q知道這是古往今來好漢就義前的經典台詞，他不知道的是「輪迴」本就是西文「革命」（revolution）的原義。
革命最初是天文學術語，意為「持續不斷地旋轉運動」。哥白尼名著《天體運行論》的英文譯名即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Heavenly Spheres。按阿倫特的解釋，革命在此強調的是非人力所能影響的、不可抗拒的、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動，它與暴力無關，也與新舊之別無關。
17世紀開始，革命從自然術語變成政治術語。有趣的是，第一次被稱為革命的政治運動恰恰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革命，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復辟：1649年查理一世被推上斷頭台，此後的十年裡英國一直是共和政體，但革命並不是指稱這一時期，而恰恰是指克倫威爾去世後，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國，乾坤復位的那一刻。1688年，革命這個詞再度被提及，同樣不是為了歡呼詹姆士二世的落荒而逃，而是頌揚威廉和瑪麗的榮登王位。也正因為此，阿倫特說光榮革命「根本就不被認為是一場革命，而是君權復辟了前度的正當性和光榮」。英國人相信他們遠久到無可考證的憲政傳統和自由傳統是如此值得珍惜，所以任何一次短暫中斷之後的回歸都值得額首稱幸、大加讚美。
革命一詞的原義是復辟！對於今人來說，這個語義學上的再發現實在需要一點想像力才可以接受。我們通常理解的革命，不是向後回溯，而是向前瞻望，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去向未來。阿倫特說要理解革命的現代意義，「我們必須轉向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但與此同時，她又警告我們說：「必須考慮到，在兩者的最初階段，參加者都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恢復被絕對君主專制和殖民政府的濫用權力所破壞的和踐踏的事物的舊秩序。他們由衷地吁求希望重返那種事物各安其份、各得其宜的舊時代。」
「各安其份、各得其宜」這八個字讓我們怦然心動，柏拉圖對正義的理解不也正是如此——城邦的正義就是生意人、輔助者和護國者各歸其位、各司其職？反之，當三種人不安於室，試圖擴大自己的領地，僭越彼此永恆固定的界限時，正義就墮落為不義。米什萊在《法國革命史》中說：「什麼是大革命？這是公正的反抗，永恆正義的為時已晚的來臨。」歸根結底，無論是以復辟舊世界為己任的革命者，還是以創造新世界為宗旨的革命者，基本邏輯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所謂的永恆正義和秩序。
哥白尼的「革命」雖然仍取「持續不斷地旋轉運動」的古義，但有一點極富現代性，它徹底顛倒了太陽與地球之間的主次關係，現代革命正是意在通過上下顛倒舊秩序來實現新正義。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麼？」答案是：「這場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毀若干世紀以來絕對統治歐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稱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簡單、以人人地位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
胡風在1949年11月12日夜11時改定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有這樣一句：
時間！時間！
你一躍地站了起來！
毛澤東，他向世界發出了聲音
毛澤東，他向時間發出了命令
「進軍！」
「時間開始了」，這個說法非常準確地把握住了現代「革命」的本質屬性：革命不是在一個週而復始、循環往復的漩渦裡沉浮，而是掙脫出來，跳躍出來，講述一個從不為人所知、也從不為人所道的新故事。從此，現代革命就不再是復辟，而是開創新世界，打造新人民。革命意味著時間開始，意味著開端，就像耶穌降生，他打破了古代的時間概念，
三、革命與人民
現代革命就像一個魔咒，叫醒了沉睡中的人民，這是一個全新的政治族群，它曾經是臣民，是子民，是狗苟蠅營的烏合之眾，是目光短淺的窮老百姓，但是革命讓他們脫胎換骨，他們開始躍躍欲試，摩拳擦掌，他們被告知並且相信法律來自於他們的意志，任何強力要想成為合法的權力都必須獲得他們的認可。
法國大革命第一次真正叫醒了人民，也正因為此，法國大革命一直被視為是現代革命的模板，革命的善與惡、黑和白都可以在法國大革命這個大熔爐中找到它們被燒變形的殘渣。
可是如果我們拓寬革命的視野，就會發現發動革命其實並不一定要叫醒人民，至少不用叫醒所有的人民。
比如英國的光榮革命本質上就不是人民革命，而是托利黨人、輝格黨人和威廉之間的三方勢力角力與妥協的結果。倫敦的市民曾經上街遊行抗議詹姆士二世，但是人民並未登場亮相。英國傳統思想中雖有「誅暴君論」，認為「暴君是人民公敵，誅暴君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義的」。但即使是激進的輝格黨人，大多數人也對暴力持反對態度，認為改善憲法和擴大臣民自由無需採取反抗行動，即使反抗也只能由上層人物進行，而不是發動一般民眾。
美國革命最初也沒有喚醒大多數的民眾。獨立戰爭前，15%～30%的殖民地人民主張保皇，近一半的人不置可否，餘下的一小部分堅持戰爭。美國國父中的絕大多數都對宗主國的制度文化懷抱善意和尊敬，富蘭克林常駐英國，直到最後關頭仍在謀求避免革命的可能。結果呢，誰贏他們跟誰。
所以革命無需喚醒所有人。辛亥革命就沒有叫醒阿Q，辛亥革命還是成功了。事實上，綜觀歷史你就會發現，革命會否爆發，人民是否準備好了是個偽問題。而革命爆發之後誕下的究竟是龍種還是跳蚤，人民是否準備好了是一個半真半假的問題。
說它是一個半真的問題，是因為在人民尚未真正理解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真義時賦予人民太過崇高的權力和地位，將會釋放出堪比長島原子彈一樣恐怖的能量。法國大革命的確喚醒了人民，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民也的確沒有完全準備好，所以才會在雅各賓派的恐怖統治時期，至少16 594人因反革命罪而喪生斷頭台。畢希納在《丹東之死》中描寫的場景雖富戲劇感，但絕對真實：
市民們紛紛高呼：「誰能唸書認字，就打死誰！」「誰想溜走，就打死誰！」「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個貴族！吊到燈柱上！吊到燈柱上！」「什麼？他不用手指頭擤鼻涕！把他吊到燈柱上！」然後，那個盧梭的信徒、道德純潔到與死神一樣「誰都無法收買」的羅伯斯庇爾登場了，面對一片打死他、打死他的叫嚷，他的回復是：「以法律的名義！」市民反問：「法律是什麼？」羅伯斯庇爾答：「法律是人民的意志。」市民答：「我們就是人民，我們不要什麼法律；『所以』我們的這種意志就是法律。」從這個想想都讓人不寒而慄的場景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千萬不要相信人民！在人民尚未準備好之前，不要發動人民！
在政治體的意義上，現代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建立民主制。然而，就像解放不一定帶來真自由，革命也不一定帶來真民主。民主質量的好壞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民是否準備好了。可是問題的另一面在於，人民只能是被其制度的性質所造就的那個樣子，如果各種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漠恰恰是這個制度所造就的結果，那麼不改變制度，就不可能真正激發和培育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公民德性。認為革命要想收穫龍種就只能坐等人民完全準備好了之後，就像是告誡一個從來沒有下過水的人千萬不要游泳，因為你還不會游泳，這難道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嗎？
四、訴諸價值而非僅僅訴諸利益
兩個鞋商到非洲考察，一個回來說：沒戲！那裡的人從來不穿鞋！另一個人則說：有戲！那裡的人從來不穿鞋！悲觀者的根本問題在於現實，太現實了，最終一路滑向「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個大俗套。革命總是需要一點點樂觀主義精神的，否則何來「革命樂觀主義」這個詞語？現代商業社會裡，很多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創造需求就是創造商機；現代政治世界中，很多觀念也是被改變過來的，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可知，當時法國人民服從統治者是出於習慣而非出於意願，這是一種壞的服從，除此之外，還有出於恐懼而非出於意願的服從，以及出於利益而非出於意願的服從。出於習慣的服從是真睡，出於恐懼的服從和出於利益的服從則是裝睡，前者被迫，後者不但心甘情願可能還暗自竊喜。三種服從的可能中，出於利益的服從最糟糕，因為真睡可以被叫醒，被迫的假寐有一天會忍無可忍，而心甘情願的假寐卻永遠都無法被叫醒。利益之爭的確可以引發革命，但唯有價值之爭才真正成就革命。因為只要還停留在利益之爭的層面，就是可以用人民幣收買的人民內部矛盾，而一個可以被收買的民族就不值得擁有革命的果實。
觀念的塑造和改變絕非一日一夕之功。獨立戰爭前，美利堅的人民已經在過去的150年裡逐漸培育出了基本的權利意識和自治精神。獨立戰爭前，大不列顛帝國頒布的《糖稅》、《印花稅法》只是溫柔一刀，與苛政猛於虎毫無干係，殖民地人民的生活也未到水深火熱的程度。今天的美國青年談及獨立戰爭時，總是萬變不離其宗地說：「都怪稅太多！」事實上，當時的革命者只是借稅收在說自由，是自由陷入了危機，而不是財產陷入了危機。對他們來說，「說財產就是說自由，恢復或捍衛一個人的財產權利，就等於是為自由而戰」。
在相當意義上，美國革命乃是一場沒有直接壓迫的革命，它基於的是一個被誇大了的暴政想像，以及一場被放大了的自由危機。看看下面這些話就會明白這個道理：「如果他們有權力向我們徵收一便士的稅，他們也就有權力向我們徵收一百萬鎊的稅。」「那些未經自己或其代表同意而被徵稅的人乃是奴隸。」「我們自由的太陽進入幽黑的雲層，一時帶來了漫漫長夜的不祥之兆。」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對於自由的迷狂不僅是聲嘶力竭的革命宣傳，而且是深深改造了每一個普通人的基本信念。據說一位參加過康克德之戰的革命老兵，在耄耋之年接受採訪時承認自己壓根沒有見過什麼印花稅票，也沒有體會到茶稅對日常生活的任何影響，他之所以參加獨立戰爭，只是因為「我們一直是自由的，我們也想一直自由下去，但他們卻不想讓我們這樣」。訴求價值而非利益才是美國革命之道。
1793年路易十六里通外國的文件被發現，憤怒的法國人把他們的國王投進巴士底獄，據說在夜闌人靜的時候，路易十六感慨說：「是這兩個人打垮了法國。」這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伏爾泰，一個是盧梭。文人也許會在刺刀見紅的革命中曝屍街頭，也許會在爾虞我詐的政治角逐中注定頭破血流，但是你無法否認的是，歸根結底，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五、革命的三位一體難題
自由和平等，再加上一個若有若無時隱時現的博愛，是啟蒙運動遺留給現代革命者的新三位一體難題。
啟蒙運動之前的英國革命完全忽略了平等，只講自由。啟蒙運動之中的美國革命強調自由，偶爾兼顧平等。法國革命初期崇尚自由，最後徹底倒向平等與博愛。面對這個新三位一體難題，每一次革命都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也決定了各自的命運。
今人談論革命，常拿民主和平等來說事，其實民主和平等均非革命的終點，自由才是。或者不如這樣說，任何不以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為最高標準和最終鵠的的革命注定會是一場災難。
1792年，當面臨外敵入侵的危險時，丹東拯救了法國大革命，然後他就厭倦了。史學家說丹東的懶惰和厭倦是「他的、也是法國的不幸」。突如其來的厭倦，厭倦革命，厭倦像「上帝的憲兵」那樣以道德的名義殺人，厭倦每天早晨起床，厭倦可憐巴巴的樂器彈出來的永遠只是一個調子，丹東說：「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好吧，你說這是任性，我說這是人性。
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最後決裂，歸根結底，是日常倫理與聖人道德的決裂，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決裂，是任性的自由與神聖的平等的決裂。
在把丹東送上斷頭台後三個月，羅伯斯庇爾也站在了斷頭台前，在最後的演說中，這個像死神一樣收買不了的羅伯斯庇爾，終於明白了什麼，說：「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阿倫特總結說，在錯過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之後，「革命掉轉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為目的，革命的目標變成了人民的幸福」。
人類的愚蠢在於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1986年，哈維爾寫道：「捷克斯洛伐克整個社會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狀態之中。面對重新確立的極權體制，大多數人放棄了自己的努力，不再關心國家大事，逃避現實，鑽入自我的圈子。人們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見或公開的對抗有什麼作用。為了證明這一點，法庭對那些持不同政見、提出異議的人進行嚴厲的制裁。社會渙散成一盤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創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從中尋找隱蔽所。公民的自由組合、交流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現在卻被禁止了。全國上下籠罩著一種死氣沉沉的氣氛。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變得自私起來，到處都籠罩著恐懼。人們被迫對生活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表面上順從，內心裡卻什麼也不相信。」
看著很眼熟？那就讓我們再來看看這段話；「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別誤會，這是托克維爾在評論19世紀中葉的法國。
在現代背景下，真正的革命既不是造反，也不是復辟，真正的革命意在打造一個有別於現存制度的新秩序，阿倫特說，衡量這個新秩序的最高標準既非正義也非偉大，而是自由。關於這一點，比阿倫特早上100年的托克維爾表示認同，他說：「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因為，「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
面對自由、平等與博愛這個新三位一體難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給出了他自己的答案：最大的平等自由權原則呼應自由，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呼應平等，差別原則呼應博愛。字典式的排序原則保障了自由的優先性。因為只有以自由而非平等、博愛為第一原則的民主社會才有可能培育真正的公民德性與尊嚴。
以革命的名義，遠的有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近的有俄國革命、辛亥革命，乃至天鵝絨革命和各種顏色革命，革命的模式看似爭奇鬥艷，革命的大道看似寬闊無比，但是，現代革命的歷史告訴我們，通過革命的門是道窄門，上頭寫著「自由」二字，誰不從這道門走，誰就會墜入革命的泥沼，成為被革命吞噬的兒女。
（201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