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尹麗川說：「一下雪，北京就變成了北平。」北京和北平，一字之差，這裡頭的寧靜與詩意，只有「我們」才瞭解。大山們就算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兒背得滾瓜爛熟，恐怕也難以真正體會。
哪怕老捨筆下「處處有空兒」的北平已經變成「天天給人添堵」的北京，對於這座城市，我們依舊一往情深。比方說，都是Fifth Avenue（第五大道），我相信走在曼哈頓的第五大街和中關村的五道口，你的心情一定會有很大不同。那些沿街叫賣的紅薯攤，坑坑窪窪的行人道，像布朗運動無規則四下逃竄的路人，還有各種撲面而來的市井氣息，所有這一切，都讓你備感親切和溫暖。
你當然也會抱怨北京，就像Sex and the City（《慾望都市》）裡的Carry 一樣咒罵曼哈頓，但是罵歸罵，罵完之後，矯情的白領麗人照樣還會站在第五大街上張開雙臂大聲喊：「我愛你，紐約！」還不允許別人說紐約的不好。
同樣矯情的還有下面這句話，說母校是什麼，母校就是那個自己怎麼罵都可以，別人卻不能說一句不好的地方！自己可以罵，是因為母校的確坑過你，別人不能罵，是因為別人一罵你就感覺在罵你自己。
罵母校就等於在罵自己——儘管這句話一臉欲拒還迎的獻媚和撒嬌，但我還是必須承認它的確有些道理。如果做道填空題，刪去「母校」兩個字，填上「兒子」或「祖國」，道理似乎仍舊說得通，原因很簡單，這些字眼前面都可以加上定語「我的」，並且，還不是所有權意義上的「我的」，而是自我認同意義上的「我的」。
自我認同的奇妙之處在於，它不但把「我的」升級成「我自己」，而且還可以在價值論上進一步把「我的」變異成「好的」。社會心理學家說，一個心智健康的人自我評價往往會高於他人評價，將自我想像成是好的心理動力不僅普遍而且強大，與此相對，那些無法成功啟動這個動力的人往往容易沮喪且缺少自信。
「我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任何一個心智成熟的人只要稍作反思，都能得出這個結論。一般來說，人在年少時更容易成為一個「唯我論者」。其實不單是個體，民族同樣也如此。在不成熟的民族眼裡，這個世界只有兩類東西：我的並且是好的東西，以及不是我的因此也就是壞的東西。古希臘人將周圍的民族不加區分地一概稱為野蠻人，所謂Babarians，意思是說話時發出「巴拉巴拉」聲音的人。唯我論者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能跳出來看自己，如果希臘人意識到自己的發音在那些「野蠻人」的耳朵裡也是「巴拉巴拉」，興許就不會這麼地自信滿滿。
上世紀4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克拉克兄弟曾經做過一個研究，把兩個洋娃娃（一個黑人，一個白人）給兩個小朋友看（一個黑人，一個白人），然後問他們，想跟哪一個洋娃娃玩，哪個洋娃娃更漂亮更好看。不出所料的是白人小孩幾乎全部都選擇了白人洋娃娃，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的黑人小孩也選擇了白人洋娃娃玩，並認為這個洋娃娃較好。顯然，對於上世紀40年代的黑人小孩來說，「我的」和「好的」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這種強烈的自我否定，以及想要成為別人的願望，正是自我認同出現嚴重失衡的後果。據說，「黑就是美」的觀念要到上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之後才逐漸在黑人意識中紮下根來。
「我的」當然不必然就是「好的」，但是如果反過來認為「我的就是好的」無非是敝帚自珍式的阿Q心理，又未免稍顯表淺。
法國大革命之前，英國人埃德蒙‧柏克曾經在凡爾賽宮親眼目睹過路易十六的妻子，當時的她「充滿活力、光彩和喜悅，猶若啟明星，璀璨奪目」。十七年後，這個柏克眼裡纖塵不染、完美無瑕的王后在「暴徒」的威逼中服下毒汁，柏克內心的憤懣可想而知：「歐洲的光榮已往矣，那種對名分和女性的耿耿忠誠，那種自豪的屈服，那種富於尊嚴的依順，那種即使在奴役制度中也能使高尚的自由精神不致失墜的心靈依附，所有這些，我們永遠永遠看不到了。」
顯然，柏克哀惋的不單單是法國王后的香消玉殞，更是那個屬於他的生活世界——如騎士精神、貴族生活等等一整套行為系統和情感模式——的煙消雲散。1927年6月2日，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頤和園的昆明湖投湖自盡，陳寅恪評論其為「文化殉節」，所謂「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好的東西總是相對於一個特定的參照系，在人文世界裡，這個特定的參照系常常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出現——「好的東西」就是「對我（們）而言是好的」。「我的」與「好的」之間的關聯性，在柏克和王國維這些處於歷史轉折處的文化人這裡，顯然要比敝帚自珍來得更加深沉和厚重。
每個人都有許多張面具，個體的自我認同會隨著情境的變化而變化。一個哲學院的女教授在和中學閨蜜「飯罪」時，哲學家的視角會咕咚咕咚地往外冒；當她參加一群大老爺們為主的學術會議時，女性意識興許就會凸現出來；如果這場會議發生在法國巴黎，黃種人或者中國人的自我認同沒準就蓋過了女性以及哲學家。顯然，在所有這些身份裡，「哲學教授」是一個經過後天努力而獲得的社會角色，假使有一天她厭倦了學院生活，完全可以脫離這個身份。但是種族（黃種人）和性別（女性）這樣的社會分類，它們是被先天所規範的，而不是後天可獲得的，這樣的身份認同沒有出口可言，哪怕有人實現了事實上的脫離，比如邁克爾‧傑克遜，心理學家認為這種脫離在心理上也還是不可行。
在這個「黃種女性中國哲學教授」的所有身份認同中，最讓人為難的也許是民族認同以及國家認同，它們介於先天規範與後天獲得之間。曾經有人說，我從來沒有見到過什麼英國人、法國人或者美國人，我看到的只有一個個具體的個人：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實情真的如此嗎？以「東方主義」研究著稱於世的薩義德說，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身份絕不是可有可無的虛架子，當一個人與東方相遇的時候，他一定首先是以一個歐洲人或美國人的身份進行的，然後才是具體的某個人。當然是這樣子。我有一個金融界的朋友，平均一個月出一趟國，每當提起在國外遇到不守規矩的中國人，都恨不能找一桶立邦漆把自己給刷白了，這種羞恥感恰恰反映出他對「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認同感——你永遠不會為了一個阿富汗人在第五大街上吐痰而感到羞恥。
斯特雷耶在《現代國家的起源》中說，在現代世界，最可怕的命運莫過於失去國家，如果一個人不幸成為「沒有國家的人」，那他什麼都不是——「他沒有權利，缺乏安全保障，幾乎沒有機會去得到有意義的職業。在國家組織之外，不存在所謂的救星」。但是這個狀況不是自古皆然，事實上，歷史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僅國家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說，民族不過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可是問題在於，即使民族（國家）認同包含著神話和建構的因素，一旦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成為現實，人們就很難脫離既定的軌道。馬雅可夫斯基說：「我想讓我的祖國瞭解我，如果我不被瞭解——那會怎樣？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樣，從祖國的一旁，走過。」這話說得輕巧，但是在面對自己的故土家園，有誰能夠如此輕鬆寫意地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胡適當年痛感「中國事事不如人」，既然如此，不如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再造一個真身，全盤西化；而中國本位論的支持者則反其道而行之，主張「凡是好的都是儒家的，凡是壞的全賴別人家」。如此截然相反的立場，歸根結底，仍舊是在拷問「我的」與「好的」之間的複雜關係。
時至今日，所謂「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爭仍舊在延續這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主題。不久前，我的朋友劉擎說過一句特別點題的話：「對於探索中國發展而言，若一定要談論什麼模式，更基本和迫切的真問題是：什麼是好的（可欲的）模式？而以『我們的還是別人的』作為標準來決定好壞與否，是一種智識上的混亂。」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徹底否定了「我的」就是「好的」。姑且不論從「智識的邏輯」出發是否必然得出這個結論，若就「行動的邏輯」而言，劉擎的這個說法稍顯倉促。
當一個負面事件發生，比如汽車追尾了，戀人分手了，國家解體了，或者傳統文化衰微了，為求理解，人們總要查找原因。歸因理論的創始人海德認為，當事人和行動者傾向於訴諸「情境原因」——天亡我也非戰之過，總之和我沒干係；觀察者或者反對派則傾向於訴諸「氣質原因」——都是你的錯。行動者推諉責任，觀察者強加責任，說來說去，還是在和自我認同作鬥爭。
說到觀察者和行動者的不同，不得不提柏克的這句話，他說：「思想家應該中立。大臣卻不能這樣。」按照施特勞斯的解讀，這裡的意思是，大臣（行動者）必定對於「我自己的」東西有所偏私，這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職責就是要站在自己這一方。而對於思想家（觀察者）來說，他要毫不猶豫地站在「優異性」的一邊，而不管它是在何時何地被發現的，也就是說，在好的與他自己的這兩者之間，思想家要無條件地選取前者。
現在的問題在於，在權衡比較「我的」與「他的」、「好的」和「壞的」這一類複雜關係時，我們的身份到底是什麼？觀察家還是行動者，或者乾脆二者都是？如果這兩種身份發生衝突，我們究竟應該聽命於誰？在我看來，「中國模式」的倡導者們過多強調了「行動者」的身份，不僅橫蠻無理地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而且不加區分地把「我自己的」直接等同於「優異性」。另一方面，徹底割裂「我自己的」與「優異性」關聯的人則把自己想像成可以像上帝一樣擺脫任何特定視角的「觀察者」，而忽視了有一些「好」不僅是「對我而言是好的」，而且它們永遠都無法被還原成為一些中立性的指標和數據。
當然，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好的東西就一定「應該」成為我的嗎，好的東西一定「能夠」成為我的嗎？都說「兒子總是自家的好」，這裡面除了有偏私、有護短，還在於兒子打得罵得換不得。
海德格爾說，人是一種「被拋」的存在者。生而為中國人、德國人、美國人、利比亞人，只是一個純粹的偶然，自主性在這裡根本不起任何的作用。然後，你在如此這般的家庭氛圍、如此這般的傳統文化、如此這般的價值世界裡逐步成長，然後有一天，你擁有了理性的反思能力，你發現過往的一切不僅有美好，也有謊言、欺騙、愚弄和神話。你意識到上帝雖然像投擲骰子一樣隨機給了你一個身份，被拋者仍然可以對於「我是誰」做一個理性的決斷，就像處在夢魘中的人那樣，掙扎著讓自己翻一個身，或者用自己的意志把自己喚醒。可是我相信，總有那麼一些東西，在智識的邏輯上你也許認為它不是那麼的好，但是在行動和情感的邏輯上卻永遠無法像割除闌尾或者扁桃體那樣，輕輕鬆鬆地一刀了之。
去年我去威爾士的首府卡迪夫，坐在陽光燦爛的海灣邊上喝咖啡。朋友抱怨說，這個海灣怎麼不一望無際？為什麼沒有沙灘？又說卡迪夫只有一個很小的廣場，到處都是破舊的房子還有呆板的面孔。這讓我想起《殺手沒有假期》裡面，那個年輕的殺手最初也是這樣抱怨的，最後他愛上了布魯塞爾那座小小的、破舊的城市。
和一種文化，一座城市，一個人，一條狗，一本書，一首曲子……建立起關係，需要獨特的現實感知力和歷史因緣性。正是這種無法被量化和還原的特殊記憶讓我們成其為我們，讓我們瞭解那種只有我們才瞭解的好。
（201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