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維特根斯坦在八九歲的時候，曾經佇立門前長久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謊對一個人有好處，為什麼他還應該說真話？」大約半年前，我也曾站在北京街頭掂量過類似的一個問題：「如果買盜版書不會被工商抓住，為什麼還應該去買正版書？」
思考的結果是，少年維特根斯坦隱瞞了身為猶太人的事實，而我則花十元錢買下了《魔鬼經濟學》這本書。
《魔鬼經濟學》分析了許多古靈精怪的日常案例，其中費爾德曼賣甜餅的經歷最為有趣。費爾德曼賣甜餅的方式很特別：他每天把甜餅送到各公司的零食間，邊上放一個錢罐子，人們拿完甜餅後自己往裡面投錢，他會在午飯之前取回現金和剩下的甜餅。這種自助式的付款方式完全依賴於客戶的自律性，也就是說，每一個取甜餅的人都免不了會捫心自問：「如果白拿甜餅不會被他人發現，我為什麼還應該往盒子裡投錢？」
取甜餅的人與維特根斯坦面臨的困惑，歸根結底都是同一個倫理問題：「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個道德的人？」
這個困惑的最初版本來自古希臘人格老孔。在一場事關正義的討論中，他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個名叫古格斯的牧羊人機緣巧合得到一枚可以隱身的戒指，當他發現真的沒人能夠看見他時，便利用這枚戒指引誘王后，謀殺國王，直至最終竊取王位。說完故事，格老孔向眾人發問：如果現在有兩枚古格斯的戒指，一枚戴在正義者的手上，一枚戴在不正義者的的手上，這兩個人會有不同的行為表現嗎？格老孔的結論是：No。因為無論一個人平日裡是否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一旦擁有古格斯戒指，他就一定會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做他應該做的事情。
格老孔的發問固然尖銳，但因為設置的情境和條件太過極端，反而讓我們失去了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哪怕有人想說Yes we can，恐怕也只能到上帝、良心那裡去求助，看似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一難題，實則無法真正解釋現實中的各種道德困境。
相比之下，費爾德曼的小甜餅試驗更貼近日常生活的瑣碎和繁複，因此也就更有助於我們瞭解在複雜條件下普通人的道德動機和理由。
比方說，費爾德曼發現風和日麗的時候，人們投錢的意願明顯較高，反之，在狂風暴雨的日子裡回收的錢就相對少一些，這說明天氣的陰晴不定會直接導致人們的道德指數發生變化。再比如說，當員工們喜歡自己的工作和老闆時，公司的整體誠信度通常會比較高。此外，級別越高的人越喜歡白拿小甜餅，級別越低的人則越誠實，對此，費爾德曼的解釋是因為高層人員總有過度的優越感，而該書作者史蒂芬‧列維特則認為高層人員之所能夠當上高層人員，正是因為他們懂得如何進行欺騙。
費爾德曼賣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餅，也做了二十多年的統計，結果表明有87%的人在無人監管的前提下投了錢。不以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雖然仍不足以解決古格斯戒指的難題，費爾德曼的小甜餅至少讓我們對這個世界抱有最低限度的樂觀。
不過，問題的複雜性或許在於，某些「惡小」之事仍然讓我們難於抉擇。譬如說，在一個空曠無人的停車場裡，你一時不慎將旁邊的汽車剮了一條小劃痕，停車場沒裝監視器，四周也沒有任何路人經過。這時候，你會留下電話號碼，還是若無其事地開車離開？我沒有做過任何經驗調查，但是我願意用一塊小甜餅做注，留電話的比例一定不會超過87%。在面對可能的懲罰時，人們的道德勇氣往往要比往錢罐子裡投上一美元少許多。
為什麼要做一個道德的人？儘管對此沒有一勞永逸的回答，費爾德曼依然為我們提示了一條可能的解決之道。在轉行專職賣甜餅之前費爾德曼曾經在自己工作過的公司裡做試驗，效果非常好，超過95%的人都付了錢。此後的經驗也表明，一家幾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餅錢的概率要比幾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並不是因為小型公司的員工更誠實，而是因為在這兩個情景中，人與人之間的熟悉程度和情感紐帶更加緊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恥感和社會壓力更大。這個道理和鄉村社會的犯罪率要遠低於城市犯罪率如出一轍。
從鄉村到城市，從禮俗社會到法理社會，是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前者與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結構性的斷裂：在禮俗社會裡，親屬、鄰里和友誼構成了頑強的紐帶，不管人們在形式上怎樣分隔也總是相互聯繫的；相反，在法理社會裡，人們只是機械地聚合在一起，不管在形式上怎樣結合也總是分離的。現代社會之所以出現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道德所以可能的外部環境變了，在人潮洶湧的大型陌生人社會中，除了設立嚴刑峻法，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種縱橫交錯的熟人社區，讓原子化的個體重新恢復與週遭環境和人的深厚聯繫。這或許是在上帝已死的時代挽救道德敗壞的一個可行途徑，儘管在面對古格斯戒指這樣的極端誘惑時，它依舊無法成功地回答我為什麼要成為一個道德的人。
（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