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我竟做夢似的回了趟陝北。
想回一趟陝北，回我當年插隊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沒什麼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過是夢想。我插隊的那地方離北京幾千里路，坐了火車再坐火車，倒了汽車再倒汽車，然後還有幾十里山路連汽車也不通。我這人唯一的優點是精神正常，對這兩條殘腿表示了深惡痛絕，就又回到現實中來。何況這兩條腿給我的遺憾又並非唯此為大。
前年我寫了一篇關於插隊的小說，不少人說還像那麼回事。我就跟幾個也寫小說的朋友說起了我的夢想。大家說我的夢想從來就不少，不過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協會肯幫忙，他們哥兒幾個願意把我背著扛著走一回陝北。我在交友方面永遠能得金牌，可惜沒這項比賽。
作家協會的同志說我怎麼不早說，我說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說了，大伙都說“咳——”
連著幾夜失眠。我一頭一頭地想著我餵過的那群牛的模樣，不知道它們當中是不是還有活著的。耕牛的壽命一般只有十幾年。我又逐個地想一遍村裡的老鄉，肯定有些已經老得認不出了，有些長大了變了模樣，我走後出生的娃娃當然更不會認得。就又想我們當年住過的那幾眼舊石窯，不知現在還有沒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溝的名字，有些已經記不清了。我攔過兩年牛，為了知道哪兒有好草，那些山梁、山峁、山溝我全走遍……
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養精蓄銳。我又想起我的一個朋友，當年在晉中插隊，現在是北京某劇團的編劇，三十二歲成家，帶著老婆到他當年插隊的地方去旅行結婚，據說火車一過娘子關這小子就再沒說過話，離他待過的村子越近他的臉色越青。進了村子碰見第一個人，一瞧認得，這小子鬍子拉碴的二話沒說先咧開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過隊的人都能理解，不過為什麼哭大約沒人能說清。不過我想我最好別那樣。不過我們這幫搞文藝的是他媽好像精神都有點兒毛病。不過我不這麼看。
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沒到過陝北，其中五個都興致很高，不知從哪兒學來幾句陝北民歌，哼哼嘰嘰地唱。我說，你們唱的這些都是被篡改過的，丟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說要不是為了我，他幹嗎要去陝北？“我不如用這半個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當過幾年兵。一路上他總說起他的太行山，說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黃土高原要壯觀得多，美得多。我說也許正相反。他說：“民歌也不比你們那兒的差。”他說，於是扯了脖子唱：“乾妹子好來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塊兒唱：“走起路來好像水上漂……”“扯淡！這明明是陝北民歌。”“扯淡！”他也說，“當然是太行山的。”過了一會兒有人提醒我們：太行山也是黃土高原的一部分。“陝北也不過是黃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說，似乎找到了一點兒平衡。
十幾年前我離開那兒的時候，老鄉就說，這一走不曉今生再得見不得見。我那時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來看病，沒想到會這麼厲害。老鄉們也沒料到我的腿會殘廢，但卻已料到我不會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著黃風。太陽渾濛濛的，從東山上升起來。山裡受苦去的人們扛著老橛，扛著鋤，扛著彎曲的木犁，站在村頭高高的土崖上遠遠地望著我。我能猜出他們在說什麼：“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這搭兒受熬煎了。”“這些遲早都要走哇。”老鄉們把知識青年統稱為“這些”或“那些”。仲偉幫我把行李搬上驢車，綁好。他和隨隨送我到縣城。娃娃們追過河，追著我們的驢車跑，終於追不上了，就都站下來定定地望著我們走遠。驢車沿著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幾尺寬的細流。隨隨趕著車，總擔心到縣裡住宿要花很多錢，想當天返回來。仲偉說：“來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驢打死你也趕不回來。放心，房錢飯錢一分不用你出。”隨隨這才鬆了口氣，又對我說：“這一走怕再不得回。”隨隨比我大幾歲，念過三年書。“得回哩？怕記也記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煙鍋兒，藍布鞋幫上用白線密密地納了雲彩似的圖案。我光是說：“怎麼會忘呢？不會。”村頭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還有人站在那兒朝我們望……
十幾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塊地方，看看那兒的人，不為別的。
/二/
有人說，我們這些插過隊的人總好念叨那些插隊的日子，不是因為別的，只是因為我們最好的年華是在插隊中度過的。誰會忘記自己十七八歲，二十出頭的時候呢？誰會不記得自己的初戀，或者頭一遭被異性攪亂了心的時候呢？於是，你不僅記住了那個姑娘或是那個小伙子，也記住了那個地方，那段生活。
得承認，這話說得很有些道理。不過我感覺說這話的人沒插過隊，否則他不會說“只是因為”。使我們記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
我常默默地去想，終於想不清楚。
夜裡就又做夢：無邊的黃土連著天。起伏綿延的山群，像一隻隻巨大的恐龍伏臥著，用光禿禿的脊背沒日沒夜地馱著落日、馱著星光。河水吃夠了泥土，流得沉重、艱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著幾叢葛針、狼牙刺，也都蒙滿黃塵。天地沉寂，原始一樣的荒涼……忽然，不知是從哪兒，緩緩地響起了歌聲，彷彿是從深深的峽谷裡，也像是從天上，“咿喲喲——喲呵——”聽不清唱的什麼。於是貧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跡在走，在伸長；橛頭的閃光在山背窪裡一落一揚；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紅的太陽裡蠕動；山風把那斷斷續續的歌聲吹散開在高原上，“咿呀咳——喲喂——”還是聽不清唱些什麼，也雄渾，也纏綿，遼遠而哀壯……
又夢見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爾有人停下來彎腰撿些什麼，又直起腰來繼續走，又有人彎腰撿起些什麼，大家都停步看一陣，又繼續走，村裡的鐘聲便“噹噹噹”地響起來……
前不久仲偉帶著他四歲的女兒來我家，碰巧金濤也來了，帶著兒子。金濤的兒子三歲多。孩子和孩子一見面就熟起來，屋裡屋外地跑，尖聲叫，一會兒哭了一個，一會兒又都笑，讓人覺得時光過得太快了點兒。去插隊的時候我們也還都是孩子，十七歲，有的還不到。後來兩個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舊相冊，翻著翻著嚷起來：“這是我爸爸在陝北！”“的（這）是我爸爸帶（在）清平灣！”“叔叔，你怎麼也有這張照片？”女孩子說。男孩子也說：“叔叔，的當道片（這張照片）我們家也有。”“看，黃土高原。”“才不是呢，的（這）是山！”“也是山，也是黃土高原！這些山都是水沖出來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沖成這樣的……”
仲偉滿意地看著他的女兒。
男孩子感到自己處於劣勢，一把奪過相冊去：“我爸爸帶（在）那兒它（插）過隊！”
“我爸爸也在那兒插過隊。”畢竟姑娘脾氣好。
“你爸爸旦（干）嗎它（插）隊？”金濤說他兒子從來不懂什麼叫沒話說，就是有點兒大舌頭。
小姑娘轉過臉去詢問般地看著她的爸爸。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評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得失功過了。也許，這不是我們這輩人的事。後人會比我們看得清楚（譬如眼前這個小姑娘），會給出一個冷靜的判斷，不像我們，帶了那麼多感情……
我、仲偉、金濤也都湊過去看那些舊照片。
有一張是：十個頭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還有一張：十個穿著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這就是我們一塊兒在清平灣插隊的二十個人。背景都是光禿禿的山梁、山峁、冒著炊煙的窯洞，村前那條沒不了膝的河。金濤和李卓坐在麥垛上。仲偉一本正經扛著老橛站在河灘裡。袁小彬一條腿蹬在磨盤上，身旁臥著“玩主”。“玩主”是我們養的狗。數我照得浪漫些，抱著我的牛犢子。那牛犢子才出世四天，我記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灣去，我估計我那群牛中最可能還活著的就是它，我向老鄉問起，人們說那牛也老了，年昔牽到集上賣了。
可惜的是，竟沒有一張男女生全體的合影——小伙子們和姑娘們剛剛不吵架了，剛剛有了和解的趨勢，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東西。那時我們二十一二歲。那張全體女生的合影，還是兩年前我見到沈夢蘋時跟她要的。她說：“那時候劉溪幾次說，男女生應該一起照張相。”我說：“那你們幹嗎不早說？”她說：“誰敢跟你們男生說呀。”我說：“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丟了你們女生的威風。”她就笑，說：“真的，是不敢。”“現在敢了？”“現在晚了。”“不知道誰怕誰呢。”“誰怕誰也晚了。”
那條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們的村子叫清平灣。幾十戶人家，幾十眼窯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轉彎東去，七八十里到了縣城，再幾十里就到了黃河邊。黃河岸邊陡巖峭壁，細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兒注入了黃河。黃河，自然是寬闊得多也壯偉得多。
我們那二十個人如今再難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陝西。兩個人出了國，李卓在芝加哥，徐悅悅也在美國。多數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結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著一攤事。偶爾碰上，學理工的，學文史的，學農林的，學經濟和企業管理的，幹什麼的都有，共同的話題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隊，大家興致就都高。
“那時候真該多照些照片。”
“那會兒怎麼就沒想起來呢？”
“光想革命了。”
“還有餓！”
“還有把後溝裡的果樹砍了造田。”
“用破褲子去換煙抽，這位老兄的首創。”
“不要這樣嘛，沒有你？”
“餓著肚子抽煙，他媽越抽越餓……”
話多起來，比手畫腳起來，坐著的站起來，站著的滿屋子轉開，說得興奮了也許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腳丫子蹺上桌，都沒了規矩，彷彿又都回到窯洞裡。反覆說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瑣碎，卻又說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眾人就紛紛看表，起立，告辭，說是不得了，老婆要發火了。
/三/
去插隊的那年，我十七歲。直到上了火車，直到火車開了，我仍然覺得不過像是去什麼地方玩一趟，跟下鄉去麥收差不多，也有點兒像大串聯。大串聯的時候我還小，什麼都不懂，起哄似的跟著人家跑了幾個城市，又抄大字報又印傳單，什麼也不懂。其實我最願意這麼大家在一塊兒熱熱鬧鬧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幹一點兒什麼事。
火車很平穩地起動了。老實說我一點兒都沒悲傷，倒也不是有多麼革命，只是很興奮。老實說，我也不知道我那麼興奮都是因為什麼。譬如說，一想到從現在開始指不定會碰上什麼事，就興奮。譬如說火車要是出軌翻車了，那群女生準得嚇得又喊又叫，我想我應該很鎮靜，說不定我們男生還得好歹把她們女生救出來。不過由此又聯想到死，心裡卻含糊。
這時金濤湊到我跟前來，滿臉詭秘的笑，說：“剛才仲偉他媽跟他姐真夠神的……”
“嘿，說真的你怕死嗎？”我忽然說。然後我裝出想考考他的樣子。
“怕死？不怕呀？幹嗎？”
“不幹嗎。問問。”
金濤挺認真地看著我，猜不透我到底什麼意思。
“沒事兒。我就問問。你剛才說什麼？”
“仲偉他媽跟他姐姐真神，”他滿臉又湧起詭秘的笑。“剛才跟仲偉說，你們也得對女同學好點兒，都不小了，要是有什麼事你們得多關心人家。神不神？”
“這怎麼了？”我說，“這有什麼。”
金濤嚥了口唾沫，臉上的笑紋變淺。我的反應有點兒出乎他的意料。老實說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仲偉跟你說的？”
“不是。是我聽見的，當時我就在旁邊。”他臉上的笑紋又加深，緊盯著我，希望我能對他這一發現表示出足夠的興趣。
我想著別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
“蒙你是孫子。”金濤又說。
“說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說。
“你吃錯什麼藥了？”
“甭廢話，你真的怕不怕？”
他嚴肅地想了大約一秒鐘：“不怕。你呢？”
“廢話。”我說。
車廂劇烈地晃動起來，火車在變換軌道，發出令人不安的鐵和鐵的摩擦聲。許多條鐵軌穿叉交錯。
“仲偉他媽跟他姐真夠神的。”金濤還在說。
金濤是我們當中年紀最小的，個子並不矮，但是瘦，臉小，臉上縱橫著幾道皺紋，外號卻叫“牛”。這小子在車廂裡四處亂竄，又怪模怪樣學起女人哭來，嘴裡唸唸有詞抑揚頓挫，自己並不笑。大伙都說學得像，都笑。車起動的那會兒，站台上有個中年婦女猛地大哭大喊，像是死了人。
車開之前，車上車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淚，只是沒那麼邪乎。那會兒我和李卓勾肩搭背在站台上瞎溜躂，一邊吃果脯；李卓帶了一盒果脯，說不如這會兒給吃完就算了。他不時地捅捅我，說：“快瞧，那兒又有倆哭的。”“快瞧快瞧，又一個。”我們在人群中穿來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淚的人能注意到我們泰然自若的神態，同時希望抹眼淚的人不妨再多點兒，再邪乎點兒。所謂唯恐天下不亂。我暗自慶幸沒有讓母親來車站送我，否則她非也得跟著瞎哭不可。
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陣兒，揀個人少的地方靠著根石柱子坐下，開始認真地吃那盒果脯。
“你媽今兒早上哭了嗎？”李卓問我。
“你媽哭了嗎？”
“我媽這回夠嗆，她們系裡的人說不定要整她。不過她什麼也沒幹。”
停了一會兒，李卓又說：“反正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她們系裡說她什麼？”
“海外關係。你可別跟別人說。”
“放心。”我說，然後嚴肅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證。後來我才知道這事本用不著我去跟別人說，他自己跟誰都說。
這時候仲偉不知從哪兒喘吁吁地鑽出來，說：“你們倆上哪兒了？我這找你們勁兒的！”
“你媽和你姐姐她們呢？”我問仲偉。
“我讓她們回去了。”
“你媽哭了嗎？”李卓問。
仲偉裝著沒聽見，也靠著石柱子坐下。
“嘿，你媽哭了嗎？”
我說：“牛他們也不知哪兒去了。”
“仲偉，你媽哭沒哭？”
我趕緊又說：“金濤和小彬他們也不知上哪兒去了。”
“嘿，仲偉，你媽哭……”
“你媽！”我說，踹了李卓一腳。
火車頭開始噴起氣來。
仲偉一直緊閉著嘴發愣，這會兒問：“吃什麼呢你們？”
我們三個坐在石柱子那兒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後把紙盒子扔到火車底下的鐵道上去。一個鐵路工人瞪了我們一眼。火車噴氣的聲音非常響，如果你站在離車頭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聲音非常響。
後來不知怎麼就上了火車，火車就開了。似乎一切都太簡單，還沒過夠癮。我覺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樣。後來金濤就學那個中年婦女哭，“天呀地呀”的。
“牛！別瞎學了，那是徐悅悅她媽！”——不知從哪兒傳出了這麼個消息。我至今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估計不過是源於一句玩笑。
小伙子們卻添了興致，紛紛上廁所，廁所在車廂前邊，女生們都坐在前邊。我們先是想看看那個又漂亮又厲害的徐悅悅哭沒哭，哭起來是不是還那麼傲慢，後來則發現，到車廂前邊去走一趟，朝女生群中掃兩眼，原是一件頗得樂趣的事情。女生中似乎有幾個眼邊發紅，這又讓“男子漢”們感到幾分優越。“頭髮太長。”金濤說。徐悅悅並沒哭，是件小遺憾。
/四/
火車在大平原上跑，拉著長長的煙和長長的嘶鳴。已經是冬天，車窗外北風刮得凶，樹和荒草東倒西搖，愈見荒涼了，愈感到離北京遠了。土路上慢吞吞地走著一輛馬車，趕車的抱著鞭子，下巴縮到領口裡。馬車上還坐著個孩子，兩隻手盡力往袖筒裡插。彎曲的土路通向遠處一個村落。這會兒我想了一下家，想了一下母親，也並沒想得太久。
我心裡盼著天黑，盼著一種詩境的降臨。“在九曲黃河的上游，在西去列車的窗口，是大西北一個平靜的夏夜，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還有什麼塞外的風吧；滾滾的延河水啦；一群青年人，姑娘和小伙子怎麼怎麼了吧；一條火龍般輝煌的列車，在深藍色的夜的天地間飛走，等等。還有隱約而歡快的手風琴聲，等等。想得呆，想得陶醉。
嗐，你正經得承認詩的作用，尤其是對十六七歲的人來說。尤其是那個時代的十六七歲。
當然，發自心底想去插隊的人是極少數。像我這麼隨潮流，而又懷了一堆空設的詩意去插隊的就多些。更多數呢其實都不想去，不得不去罷了；不得不去便情願相信這事原是光榮壯烈的。其實能不去呢還是不去。今天有不少人說，那時多少多少萬知青“滿懷豪情壯志”，如何如何告別故鄉，奔赴什麼什麼地方。感情常常影響了記憶。冷靜下來便想起本不是那麼回事。
延安對我確有吸引力。不過如果那時候說，也可以到儒勒·凡爾納的“神秘島”去插隊，我想我的積極性會更高。我那時既不懂發愁，也不太去想什麼前途，一切單憑興趣，隨潮流。
第一回聽說“插隊”這個詞，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歲。聽說有幾個高中同學自願去東北農村插隊，戶口也遷去，城市戶口換成農村戶口，不掙工資，掙工分，一輩子。
“光靠掙工分？”
“廢話。”
“跟農民一樣光掙工分？”
“多——新鮮！”或者，“多新——鮮！”
我問仲偉：“你去嗎，要是你？”
“到時候再說。你呢？”
“去不了工廠再說。牛，你去嗎？”
“不去！”金濤正滿嘴嚼著江米條。
那時我們幾個正在清華園裡閒逛。“文化革命”開始不久，學校裡的伙食質量就下降，接近憶苦飯水平，我們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補養大軍”，經常浩浩蕩蕩光顧清華園裡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闊，無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條，一毛一，一兩糧票，或者一包炸排叉，價格同上。嘴裡嘎吱嘎吱響亮地嚼，在清華園裡逛。瞧見大字報就看大字報，碰上批鬥會也聽一會兒批鬥會。有時正趕上哪位首長來清華下指示，就擠上去拚命看個明白。事後金濤就吹噓，那位首長跟他握了手或者差點兒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說：“牛！”金濤就粗著脖子講當時的細節，大伙還是說：“牛！”因為每一回首長都差點兒要跟他握手。嘴裡的東西嚼完了，一夥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裝紙揉成團，隨便別在路邊哪輛自行車的輻條上。
“文化革命”已經進行到費解又散漫的地步，我們都是逍遙派。我們幾個既非紅五類子弟又非黑五類出身，因而不是敵人，也不想找麻煩去與人為敵。這大約正是由階級地位所決定。為此心裡由衷的慚愧。何以解慚愧？唯有讀馬列的書。便認認真真地讀了些馬列經典，條條槓槓地在書上畫，像過去背外語單詞般地記住了很多。有機會與人就當下的什麼事辯論起來，就知道那書沒有白讀，慚愧少了些，添之以驕傲。在辯論中取勝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與自己觀點合拍的馬列的話；一是引出大段大段與對方觀點類似的托洛茨基的話，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話。這就看誰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斷大段大段地引出，對方必定就心虛害怕，旁觀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邊。
不過去插隊之前，我真正感興趣的是千方百計找一本本“毒草”來讀，當然得說是為了批判。再就是到圓明園的小河溝裡去摸魚。我們學校在圓明園旁邊。通常是和仲偉、李卓、金濤，我們四個，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築起兩道壩，小河很淺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臉盆把兩壩之間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鯽魚、黑魚、小白鰱、泥鰍，有時還能抓到黃鱔。魚都不大，主要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們摸魚的興致高漲之際，傳開了一個消息，說是誰也別做夢想留在北京當工人了，都得去插隊，連大學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誰說的？”“多——新鮮！”“真的？蒙人是什麼？”“孫子！”這有點兒讓我失望，我滿心盼望當了工人以後自己能有點兒錢，能買一雙“回力”球鞋的——那是當時的中學生們最以為時髦的鞋，十塊多錢一雙，在當時算很貴。“都去哪兒？”“全中國，哪兒都去。”“都得去？”“不錯，拍拍腦袋算一個。”這還有什麼可說的？
“報名了？”母親問我。
“報了。”
“去哪兒？”
“東北內蒙古山西陝西雲南，沒準兒。”
母親呆呆的。
“給我錢吧，我去買插隊用的東西。”
我買了一隻箱子，幾身衣服，一頂皮帽子，終於買了一雙白色的“回力”鞋。我媽也沒說我。沒想到這竟是個機會，我媽忽然慷慨起來，無論我想買什麼，她都不再嫌貴，痛痛快快地掏錢。好像一夜之間我成了大人，讓你覺得單為這個去插隊也值得。我醉心於整理行裝，醉心於把我的財產一樣一樣碼在箱子裡，反覆地碼來碼去。有機會我就對人說：“我要走了，插隊去，八成近不了。”我媽開始歎氣，開始暗暗地落淚。好多成年人對此也都歎氣，或流露出歎氣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歎氣，手裡搖著箱子鑰匙，端詳著那只箱子作沉思狀，覺得那樣才更不像個孩子了，才更像要出遠門去的樣子。後來定了去延安。我媽一天說好幾回“畢竟那是老區”，眼淚少了些。我卻盼著走，盼著“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時候”，盼著“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車奔向遠方”……以後呢？管那麼多跟老娘們兒似的！我總覺得好運氣在等著我，總覺得有什麼新鮮、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五/
分組的方法，新鮮而且美妙：一個村子一個知識青年小組，每個小組都是按男女生名額各半分配的。這是什麼意思？又宣傳什麼“安家落戶”，又是這麼個分配法。十六七歲的“男子漢”群中起了騷動，爆發了一陣抵抗：“我們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夠了！”“好傢伙，這得膩煩死多少人哪。”“我們可不負責養活她們！”……其實掩蓋著某種興奮和激動。掩蓋得又很拙劣，因為抵抗得並不頑強。姑娘們當時怎麼想，我不知道。現在想來，十六七歲的“男子漢”都憨直，又想在姑娘們面前顯顯能，又不願意承認異性對自己的引力，欲蓋彌彰。好在十六七歲的姑娘們還看不穿這些，否則就不會又喊又跳，氣得要哭了。
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也許是那個年齡，我們以對女性不感興趣來顯示“男子漢”的革命精神。平時，我們看見她們就裝沒看見，扭著頭走過去。不過總是心神不安定，走過去之後要活動活動脖子。她們迎面碰上我們多半是低下頭——也許這對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響，他是為了劉溪才去插隊的。劉溪是我們班一個女生。小彬本來可以去當兵，他爹是高幹，老戰友遍天下。當兵在當時是最難得的，比進工廠還讓人羨慕。這小子卻偏要去插隊，跟家裡也吵翻了，住在學校不回去。一開始我們還直勸他：“至於那麼革命嗎，驢奔兒！”他光說他覺得插隊挺有意思。
小彬那時身高已經一米八六，塊頭也大，外號“大驢奔兒”或者“驢奔兒”，幹事從來不同凡響，愣。“文革”前有一回上體育課，全班在操場上站好隊，體育老師說：“女同學例假的出列。”四五個女生站出去。男生隊伍裡便隱隱有不滿的唏噓聲。已經不是第一回了，近來體育課上總發生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體育老師一愣：“你什麼事？”“請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氣。體育老師直髮蒙。“憑什麼光讓女生請，不讓男生請？”小彬問得有理。女生都低下頭悄悄笑，互相使眼色。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師只好說：“她們身體不好。”“我們身體也不好！”男生群裡嚷開了，說肚子疼的，說腳崴了的，閃了腰的。“她們怎麼了？往食堂跑時比誰都快！”“再說，身體不好才應該鍛煉鍛煉呢！”一個個又都正義凜然。那節體育課沒上成，一直吵。那時我們真太小了。那時沒有性教育，也沒人給講生理。
這回我們還以為驢奔兒是在犯愣。事情是這麼敗露的：劉溪和我們分在一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們組，可“光榮榜”公佈時，劉溪的名字被錯寫到別的組去了，小彬於是也要求調到那個組去，等到工宣隊批准他調過去了，光榮榜上的錯誤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調回來。“男子漢”們對此類事從來反應靈敏。
“幹嗎劉溪上哪個組你上哪個組呀？”
“嘿，看來你主要不是想跟我們哥兒幾個在一塊兒。”
“驢奔兒，你多半兒看上劉溪了吧？”
“看上了就說看上了，哥幾個給你保密。”
這是件開心事，小伙子們都聚攏來，眼裡閃著異樣的光彩。我們以為驢奔兒肯定會否認，會賭咒發誓說他沒那麼想。可這傢伙不吭聲。
“是不是為了劉溪你才不去當兵的？”
“說話呀驢奔兒。肯定保密，說話算數。”
“真的，”我對所有在場的人說，“就這幾個人知道，誰說出去大夥一塊兒治他。”
大伙都說，誰說出去誰是孫子。
小彬點頭承認。
我們原以為可以大笑一場的，可是預備好了的笑容都在臉上凝固、消失，氣氛竟然嚴肅。小彬眨巴眼睛，長出氣，似乎求所有人原諒。大伙面面相覷。我覺得心裡有些亂。金濤說小彬夠意思，對咱們夠信任的，咱們得挨個保證不說出去。於是在場的人都很感動，紛紛指天發誓，像真正的男子漢那樣安慰小彬，說劉溪也沒什麼了不起，這事能成。還有人說，誰早晚都得有這事，怕什麼的？
那天下午，我、仲偉、李卓、金濤又去圓明園摸魚。已經秋深，小河上漂著金黃的落葉，像一條條小魚悄然游去。四個人興致都不高，都說水太涼，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臉盆敲得叮噹響。誰都不說起上午的事，不說起袁小彬，也不說起劉溪。中午仲偉曾特地跑來跟我說：“哎，劉溪可是‘井岡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紅衛兵的，和劉溪是對立派。我沒理他，我那會兒不怎麼高興，心裡無端地亂。
圓明園的秋天色彩繽紛，樹林靜靜的。
遠處的紅樓是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教室。我記起陽光投在黑板上，白楊樹的影子在那兒搖，老師用教鞭敲著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金濤說：“嘿，犯什麼傻呢，趕緊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個月就該走了，再摸一回吧。”
彷彿單單是摸魚這件事，使我們感到了一點兒離別的味道，感到了一點兒人生的嚴肅。我們在小河上築壩、淘水，摸了不少魚，摸到很晚。月亮出來的時候，我們坐在小河邊搓著凍麻了的腿和腳，又覺得很快活了。魚在水盆裡翻著銀光，“撲稜撲稜”想往外跳。仲偉說：“小彬跟劉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濤說：“那有什麼新鮮的，我爸跟我媽就不一派……”
/六/
十六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有一回李卓從美國來信還提到當年在圓明園摸魚的事。他在讀博士。他說他買了一輛舊“豐田”，很便宜，暑假裡開著車出去旅遊，從芝加哥到亞利桑那，看了科羅拉多河大峽谷。“可惜沒有咱們那哥兒幾個在一塊兒。”他說。他說美國實在是很不錯，可他每一秒鐘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說等他回國後，“咱們哥兒幾個也來一次旅遊，回清平灣去看看。”我說別忘了，那會兒你就沒有“豐田”了。
從北京到清平灣有兩條路。一條是走西安，那條路好走些。另一條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後換汽車從軍渡過黃河，到綏德歇一宿，再換汽車到永坪，下了汽車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隊那些年我們多半是走這條路，難走，卻能少花幾塊錢。這條路建築和保養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車說不定在沿途的哪個小鎮子上就走不動了。我們就花三毛錢在車馬大店的長炕上找一個位置，盼著天晴。三毛錢只夠在那條長炕上躺直，沒有鋪蓋；走這條路原本是為省錢，當然不捨得再花五毛錢去租一條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灣去，當然走了頭一條路。
同行的幾個人連背帶抱把我弄上臥鋪車廂。我平生頭一回坐臥鋪。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車，還是在插隊的時候。
北京站沒有什麼變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隊的時候差不多。不過站台上人群的色彩變了。那時候都是藍的、灰的、國防綠，如果見一點兒紅色，確定無疑是袖章或者語錄本。現在處處是披肩發、牛仔褲、國際流行色。不過十幾年罷，歷史的腳步不算慢。換一種說法也對：十幾年啦！還不算慢？還要怎樣才算慢？我是想：歷史以自己的腳步在向前走，旁若無人。
火車又很平穩地起動了。彷彿就在昨天。
於是眼前漸漸開闊。火車行駛的聲音在曠野上散開，也顯得弱小、輕飄。
凡是樹木茂盛處，就是一個村落。
村子裡的人見了火車頭也不抬。
在我們那兒，不少老婆兒連汽車也沒見過，更別說火車。清平灣不通汽車，要看汽車得翻兩架大山到幾十里外的小鎮上去，那些老婆兒們的三寸金蓮又走不動。套上驢車專程去看一回吧，她們又覺得那太近奢侈和浪費。她們倒都見過飛機，是胡宗南的轟炸機。
同行的幾個人都說，命運其實不公平。在太行山當過兵的那個說，他家請了個小保姆，從安徽農村來，十七歲。有一回他在這屋裡寫東西，偶爾到那屋去找一本書，見那小保姆正在穿衣鏡前做一個舞蹈姿勢，顯然是從電視裡學的，學得確實很到家。他說他馬上想起在太行山時認識的一個小女孩。那時他們時常給鄰近的老鄉演點樣板戲一類，他能拉兩下子小提琴，那女孩就來纏他，央告著也讓她拉兩下，“看我拉得響不。”這孩子頗有靈氣。他離開太行山時，那孩子拉得已經不比他差。“可惜沒有個像樣的老師教。”他說，“那孩子現在也得有十七八了。”然後他又細推算一回，說哪止十七八呀，他離開那兒已經十五年，那孩子應該已經出嫁，沒準兒都成了孩子媽。
一夥人又都感慨：人不知道被命運安排在哪兒，又不知道為什麼被安排在那兒。
我於是想起明娃。
/七/
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媽跟我們一起到北京來，給明娃治病。母子倆都頭一回坐火車，頭一回見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睏，扒著窗口往外望，說，“受苦也這搭兒價受哩，麥種得夠咋稠。”說，“做牲靈也要在這搭兒做哩，一滿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廣闊的平原上陽光漸漸鋪開，霧氣也變得輝煌。明娃卻忽然歎氣，說：“今生不頂事了，不勝早些兒死下再托生。”明娃媽眼角的皺紋立刻都散開，沉了臉怨他：“又瞎說哩！”散開的皺紋都是一道道白痕，因為那兒太陽曬得少些。我們也勸明娃別胡想，來北京不正是為了把病治好麼。明娃再不言傳。母子倆都不再說話，望著窗外，窗外彷彿全是虛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臟病。
才到清平灣時，我們自己的窯洞還沒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舊石窯，在村頭那面高高的土崖上，離崖邊二三十米，終日聽見清平河的水聲。明娃的大19，叫“疤子”，不記得他的學名。陝北話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媽也叫疤子婆姨，叫個什麼鳳英或者什麼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個都是小子，排幾就叫幾元兒。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會那麼年輕就死。生在我們那地方，除去是動彈不得，總就是個受苦20吧。山裡的苦都不輕，就是跟在牛屁股後頭打土坷垃，你也得掄著老橛慌慌地走；一個成年勞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歲往成年勞力過渡，最要付出大氣力，別人不情願承認你長大了，不情願給你記十分工。明娃正是這年紀，拼著命想掙十分工。除非你在體魂和力氣上先就壓倒了許多成年勞力，否則就難。明娃長得不矮，卻叫病鬧得瘦。收工時眾人紛紛往回村走，他要站在地頭喘一陣氣，拄著橛把，嘴唇沒有血色。後走的人勸他不要貪圖著工分倒把身體垮了，他便硬充著笑，說“咋也不咋”，連著喘，聲音低得像在對自己說。
書上這麼介紹我們那兒：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溝壑縱橫。黃河沿岸地帶，山梁狹窄，坡陡溝深，基巖裸露，形成峽谷峭壁……
據說是風把黃土搬來，成了那一片縱橫幾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長的年月裡把它們切割得破碎。一九六九年初去的時候，浩浩蕩蕩幾十輛卡車，揚起幾里滾滾黃塵，“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車棚裡顛。不久看見了窯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樣子，大伙都慨歎。一會兒又見了羊群，攔羊老漢披著老羊皮襖，大家又都從心裡崇敬，沖老漢招手，老漢卻只顧了他的羊群。然後又看見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擁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們的車隊，我們又衝人家招手，人家仍舊木然且疑惑地站著。塬地平坦而開闊，就像平原，一望無際。忽然，汽車彷彿開到了大地的盡頭，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頭暈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間，炊煙裊裊，犬吠雞鳴，牲靈和趕牲靈的人小得如螞蟻在爬。越往北走這樣的深谷越多，越大，漸漸不見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斷的山梁。然後到了延安。然後發現寶塔山並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滾滾流”。然後遇見有人朝我們伸來飯碗，被帶隊的縣幹部吼開。我心裡的詩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間“絲——”了一聲，歪著腦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們縣境內。在小鎮上下了卡車，帶隊的縣幹部問，是歇一宿再走那幾十里山路，還是現在走？男男女女都賽著英雄，說來也來了，就再不怕什麼，現在走就現在走。幾個幹部引上我們走，翻了山又過溝，過了溝又翻山，說是尋一條近路。幾十個老鄉扛上我們的行李，邁著駱駝一樣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樣的光禿，羊腸小道盤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盡的山梁、山峁、深溝大壑，莽莽與天相連。
山頂上卻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偉喘著問我：“這上面還種莊稼？”“不可能。”金濤說，也喘。女生中也有人問：“這麼高的地方還種東西嗎？”“是風刮的吧，這麼平？”老鄉們笑起來：“有那來便宜的風？還要往這搭兒送糞哩！”“怎麼送？”“人擔哩嘛。”“種什麼？”“麥。”“畝產多少？”“兩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畝？”“嘛。”“一畝才七八十斤？！”“噫！那就拔尖，還要趕上好年成。”行了，這下弄懂什麼叫“傻眼”了，都默默地低下頭走，不知是這些老鄉在騙我們，還是臨來時學校的工宣隊騙了我們。腿下於是沉重起來。那翻松的土地上確實長著麥苗，陣陣山風吹得它們發抖。
疤子撅著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裝了書的箱子。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裡面裝了不少精裝的馬列經典和文學的、哲學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會，以後當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魚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著那麼多思想和主義，似乎也奇怪這不大的箱子何以會這麼沉。看他額頭上滲出汗來，我也絕沒膽量說一句“讓我來扛一會兒”，我只是慚愧地問：“沉嗎？”疤子眼角上、額頭上立刻堆起笑紋，“咳呀！”他說，然後滿臉笑紋一直保持著，扛著箱子愈走愈歡。半天他才又尋出一句話，問我：“北京起身呀是？”我說是從北京來。“咳呀！”他說，滿臉笑紋又一直保持著，努力想，卻再尋不出別的話。“多會兒回？”另一個老鄉問。我說不回去了，以後就在清平灣。“咳呀！”所有的老鄉都喊起來，笑個不停，彷彿聽見了鬼話。
這“咳呀！”含意很多，與北京話中的“沒治了”略似，說好說壞，是驚訝，是嘲笑，還是讚歎、羨慕，得視具體情況定。到清平灣第二天，早晨一睜眼，炕沿前已經站滿一排人，老漢、娃娃、後生。那兒的人習慣不敲門就進窯裡來串。一排腦袋瞪著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輕聲慨歎。捏捏厚厚的鋪蓋，“咳呀！”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導體，不知道能派什麼用場，又都“咳呀！”仲偉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裡，一排人輪番看過，都不言傳了。一個老漢悄聲問：“什嗎價？”一個後生回答：“不曉球。”疤子擠到前邊，看了說：“球——狗牙。”我們都笑得醒過來，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還在爭辯：“人說公社裡姚書記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滿不行，到西安換了節狗腸腸。嘛，尺二長！”他歪著頭比畫，把周圍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沒有，臉上的麻子全變紅。“這事我曉得哩，”一個老漢做證說。那老漢像是在眾人裡有些威望。
李卓開了半導體，音樂一響，滿窯又是“咳呀咳呀”的驚歎聲。婆姨、女子們原都遠遠地站著望，這時也不顧了，進到窯裡來貼牆站著，幾個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灣的人頭一回見到半導體——那麼一個小東西卻能唱得那麼紅火。
/八/
疤子那年三十七歲，看上去像有五十。疤子是不大會發愁的人，或者也會，只是旁人看不出。他生來好像只為做兩件事，一是受苦，一是抽煙，兩件事都做得愉快。擔糞上山，眾人的筐更像盤子，疤子的筐卻如一對罈子。他光記得力氣用不完，卻忘了多出力要多吃飯，窯裡的糧卻有限。明娃媽罵他“憨腦”，他坐在碾盤上“絲絲”地抽煙，彷彿研究煙的道理。明娃媽三十五。這年齡要在北京，尚可飄飄揚揚地穿一身連衣裙。明娃媽已經有了七個兒子。山溝裡生孩子，隨便找把剪子就把臍帶剪斷，死亡率很高。明娃媽倒是生了七個就活了七個。除去明娃，個個都活蹦蹦的，結實著哩。冬天的早晨，雪剛停，五元兒、六元兒站在窯前撒尿，光著屁股在雪地裡跳，在雪地裡嚷，在雪地上尿出一排排小洞。晚上，一條炕上睡一排，一個比一個短一截，橫蓋一條被。這時候明娃媽就坐到炕裡去，開始紡線或者織布。油燈又跳又搖，冒著黑煙。疤子或者一心抽煙，或者邊抽煙邊響起鼾聲。
“人說黑市上糧價漲了。”明娃媽說。那時私人賣糧是犯法的事。
“噢。”疤子應道，停了鼾聲。
“賣上幾升玉米吧。”
“噫，窯裡吃甚？”
“賣了玉米換些紅薯回來。”明娃媽盤算，這就又能餘下些錢。
明娃睡不著了，又為自己只掙七分工心焦，起身到我們窯裡來。袁小彬和金濤正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事在喊，我和李卓也不時參加進去。那時我們開始想些正經事了。小彬一上手就讀《資本論》。我和李卓想，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或許更實用。仲偉每晚都拉小提琴，偶爾給我們評判一下誰說的更合邏輯，然後吱吱嘎嘎地拉，每日都不見長進。明娃卻如一首夢幻曲，無聲地在灶火前坐下，無聲地往灶膛裡添柴，瘦削的臉上光剩了眼睛，火光在那兒閃亮，又在那兒熄滅。
半夜起來出去撒尿，還聽見明娃媽的織布機聲，看見窗紙上印著她的影子，頭髮垂在臉邊顧不上攏。
在她手裡，你看不出有什麼東西需要花錢買。線，自己紡的；布，自己織的；鞋和衣裳都是自己做；油，自己出，把麻籽兒炒了，再放大鍋裡熬，慢慢地麻渣沉下去，青亮亮的麻油浮上來；醬也是自己釀，用麥麩，或者也加些黑豆。單是買些鹽。還要買些顏料，把織好的布染黑。錢都抬起21，鋼崩兒變票票，小票票變大票票。明娃媽有一樁要用錢的事：去給明娃把病治了，縣上不行上延安，再不行去西安，去北京。明娃已經問下婆姨，那女子是三十里外趙家河人。
“咋看到了北京什麼病治不了！”明娃媽跟明娃說。在她想來，北京還有治不了的病麼。
“治罷病，咱也去天安門看一回。”她故意說得輕鬆，怕明娃心疼錢。
明娃坐在窯前的磨盤上化玉米，不言傳。化玉米就是把玉米粒從玉米棒上搓下來。
明娃媽在納鞋底，把麻線扯得哧啦啦響。
“不要叫我大炭窯上去。”明娃忽然說。
明娃媽愣一下，繼續納鞋底，只是眼角的皺紋又散成一道道白痕。
“不要叫去。”
明娃媽不搭話。
“不要叫去！”
不去又怎麼辦？明娃媽停下手裡的事。賣豬、賣雞蛋、賣青油，直能賣多少？治病的錢多會兒能攢夠？母親望著兒子。她有七個兒子，不因為有七個，就對其中的一個愛得輕些。
/九/
炭窯就是煤礦。我們那地方有煤，不過煤層很薄，且分佈零散。只是公社一級常組織些開採，設備極原始，稱不上礦，叫炭窯很恰當。打一眼井，比一般的水井大些，井口上一個轆轤，也比一般的轆轤大，幾個人搖，把掏炭的人吊下去，把掏好的炭吊上來。地下水也是從這井口吊上來——用一張大牛皮兜著，吊上來倒掉。幾班人輪番不停地搖轆轤，用肌肉代替吊車，代替抽水機，“哼哼咳咳”地喊。掏炭的人嘴上叼一盞小油燈，攀在繩索上下去，三四丈深到了煤層。巷道只一米來高，又很窄，沒有坑木——用不著也用不起。掏炭的人在裡頭爬，有時要爬幾里地，挖一塊煤，幾百斤，用繩拖在身後，再往回爬。膝蓋磨爛了，然後磨出膙子。煤吊上來了，然後掏炭的人也吊上來了，人和煤都濕漉漉的。冬天井口上掛滿了冰凌。所謂安全設備，就是地面上有幾根不高的煙筒，為通風用，不能沒有。
留傳下來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哪個人下了炭窯，他就是欠了你再多的錢糧，你也不能去催要了，不然就是逼人去死。下了炭窯就是說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討飯只是不顧了臉，掏炭卻是不顧了命。然而我們在的那些年，這規矩只成了一個傳說，實際人們卻爭著下炭窯。一個人下炭窯，一家人的日子就好過些。下炭窯的人能吃飽，吃白饃，吃小米，吃不摻麩也不摻糠的淨玉米乾糧，偶爾還能吃一頓大肉，有些蘿蔔、洋芋。主要是能給窯裡掙回些錢。
疤子一直羨慕人家去掏炭，自己沒機會。這年疤子的哥哥在公社灶房上給幹部們做飯，慢慢跟些人混熟，給疤子爭來了這機會。同是走後門搞不正之風，有人給自家的兒女弄得去上大學，有人給自家的兄弟弄個捨命的事做。炭窯上的窯頭也看得下疤子，知道他苦好22，厚道，有力氣。
明娃媽想，等把明娃治病的錢攢夠，就不再叫男人下炭窯。她想，一天總能掙回一塊錢，一年三百幾，兩年下來就再不叫疤子下炭窯去。
/十/
老鄉們都燒柴。煤價雖不高，但總要錢買。柴可以自己去山裡砍，只要有力氣。煤都運到公社，運到縣上，運到郵局、醫院、商店、車站去。“給公家兒的燒去！”老鄉們管掙工資的人叫“公家兒的”，就是公家的兒子。“看給公家為兒夠咋美，消消停停倒把錢掙下。”或者“看那些公家兒的咋著意，燒炭火，吃白饃。”話裡含了怨氣，自然也含了羨慕。所以老鄉們的審美標準也與“公家兒的”有關。新媳婦出嫁，要在花條絨襖外再披一件制服棉襖，要在紅紅綠綠的頭巾上再加一頂黑呢子制帽。小伙子去相親呢？要有一包紙煙，要在上衣兜裡別支鋼筆。這確實是一條唯物主義美學觀的佐證。
“明娃的相好來啦！”聽見娃娃們喊，我們都跑去看。紛紛揚揚的大雪落白了群山，讓人想起那首打油詩：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娃娃們也喊，狗也叫，吶喊山寂靜的小路上下來兩個人，前面一個黑的，後面一個紅的。前邊的頭上裹一條白手巾，後邊的戴一條花頭巾加一頂黑呢子帽，下得吶喊山，走過吶喊坪，朝莊裡來了。所謂“吶喊山”“吶喊坪”，就是村子對面最近的山和坪，在那兒吶喊一聲全村都能聽見，因而得名。黑呢子帽下根本是一個還沒有長大的小姑娘，胸脯癟癟的，頭髮黃黃的，穿了一身紅條絨，怯怯地跟在一個中年漢子身後走，臂彎裡㧟個籃，籃子上蓋塊花布。中年漢子在前邊背起手悠悠地邁著大步。一群嘎娃娃追在那小女子身後，問：“尋明娃了是？”“明娃在哩，等得心焦哩。”“給明娃做婆姨了是？”……小女子紅了臉緊走，忽然返轉身來喊：“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沒嗎！”娃娃們笑嚷著散開。她彎腰去提鞋，籃子上的花布開了，裡面是蒸的白饃，每個饃上一個紅點兒。如同北京人串親戚常拿一盒點心。這就是碧蓮，虛歲才十七。
隨隨站在小學校的窯頂上，兩手插在袖筒裡。下雪天，他沒去攔羊。女生們也都站在小學校的窯頂上。
“隨隨，你問下婆姨了沒？”徐悅悅問。女生們都嘻嘻哈哈地笑。只是跟老鄉們說話時她們才這麼大方。
“問下啦！”隨隨一本正經。
“怎麼沒見過？”莊寧問。
“常來串哩，你們倒沒見著？”
“哪個村兒的？”
隨隨想想：“朱家溝，叫個黑玉英。”
眾人都笑起來。
“笑什麼你們？”
“照23，”一個老婆兒說，“‘黑玉英’串來啦。”
不遠處“哼哼”地晃過來一隻老母豬。
女生們都罵，自然是北京婦女界最傳統的用詞：“流氓！”我們不敢笑。凡女生們參與其中的事，我們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否則她們會以為我們多麼希望理她們。她們也只當我們不在場。活到三十幾歲回過頭來想，才知道。倘小伙子們不在場，姑娘們也不至於那麼嘰嘰嘎嘎嚷得歡。
“噫，敢是沒錢嘛！”隨隨說：“尋個婆姨，沒有五六百塊不得過去。”
明娃的婆姨六百塊。那天疤子又給碧蓮大交了十五塊錢。交夠了數數過門，那兒的規矩。
沒想到所謂“老區”“聖地”竟還是這樣。倒真是“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如果這一家養的女子多，這家便富裕些。疤子的七個全是兒子，七六四千二百塊。幸虧七個兒子不是同時都長大。徐悅悅為這事去找疤子辯論。“你就不給，看他敢怎麼著！”“噫，不能不給嘛。”“怎麼不能？”“咳呀，你買了人家東西，不給人家錢能行哩？”“你說什麼？這是買東西呀？碧蓮是人！”“人哩嘛，不嘍出六百塊？”“你是不是貧下中農？！”徐悅悅急了，要上綱上線了。疤子全然不怵這一套：“貧農咋啦？咳呀，貧農也出得起六百塊。”……
那年明娃來北京治病，我們帶他看了天安門，照了相，又逛了頤和園、動物園、王府井。病卻不能治，大夫說若是早幾年或許還可以做手術，現在只好吃些藥，多注意保養。明娃媽背著明娃哭了幾場，便不吝惜錢，讓明娃在北京美美地玩幾回，吃幾回，買幾件像樣的衣裳。明娃明白母親的心願，便顯出高興的樣子，說清平灣的人有幾個能像他這樣到北京來逛過呢。從北京回去後，明娃媽把攢下治病的錢一回全交給了碧蓮大，不久碧蓮過了門。明娃媽說，不能讓明娃這輩子連婆姨也沒有過。一年後碧蓮給明娃生了個兒子。這孩子倒很壯實。這孩子一歲多時，明娃死了，死在山裡，正掏地便倒在山上，抬回村裡已經不出氣。明娃媽讓那孩子也戴上孝，抱著去給明娃送葬。碧蓮哭得死去活來，說她才曉得明娃有這麼重的病，哭得眾人都落淚……
/十一/
隨隨家是全村數得著的窮戶。
隨隨的大是個瞎子。據說他三歲上害了場大病。險些送了命，小棺材也打下了他又沒死，單是把一雙眼睛瞎了。六十年，他沒走出過清平灣，也沒有成親。隨隨是他收養的別人的孩子。窯裡短個女人，日子窮半邊，衣裳要求人縫，穿鞋要買著穿。
他先前是跟著哥哥嫂嫂一搭裡過。他能旋磨，能捻毛線，能擔水劈柴，還能鍘草掙些工分。一把鍘刀，兩個人，一個人入草，一個人掌刀。這瞎子掌刀。誰把草入得太長他也覺得出，笑罵一句：“你狗日的懶松！”把鍘刀懸在半空不往下落。所以不用擔心他會鍘到別人的手。每天去飼養場上鍘半晌草，掙四分，有時候鍘一整天就掙八分，工分全交給哥嫂，自己除去吃穿再無所求，反倒幫助哥嫂把光景過得強些。有個跳大神的巫婆給他說過：“這瞎子四十五歲上能成家哩。”他笑笑，搖頭，不言傳。是不相信呢？是無所謂呢？還是心想要是那樣敢情好呢？眾人都沒想起問。
常見他一個人半晌半晌地仰著臉，枯癟的眼窩不住地蠕動。他依稀記得山川的模樣。
偏偏在他四十六歲這年，從綏德來了個吹手，提著一把嗩吶，帶個三四歲的男娃。天黑時，吹手領著孩子走到了清平灣，睡在了吶喊山上的小廟裡。吹手病倒了，病得很重。過了兩天，要不是那個男孩子哭喊，眾人還不曉得吶喊山的小廟裡住著父子倆。眾人來看時，吹手已經不行了。吹手撂下了一把嗩吶和一個孩子，這孩子就是隨隨。瞎子不顧一切地要收養這孩子，求人去給扯布做衣裳，求人去供銷社給稱糖，摟著隨隨不放手。嫂嫂說：“咱再養不起了嘛！”他回答得堅定：“我個人養。”哥哥說：“你能養得活？”“咋啦倒不能？”他心底的父性忽然熾烈地爆發，或者也是母性。眾人想起了那個巫婆的話。“咳呀，那跳神的婆姨真格有法哩！”“只晚了一年。”“噫，說週歲瞎子不正是四十五哩？”其實算命哪有論週歲的。“咳呀！”隨後人們又都記起，那巫婆說的不是“成親”，是“成家”。
瞎子從此有了自己的家——他和隨隨。
他們住在垴畔山後羊圈旁的一眼小土窯裡。這窯原來也是羊圈，比一般的窯洞要低矮得多，也沒有門窗。眾人幫忙在窯口壘起一面土牆，單是兩扇門不得不用了些木料；門上邊像柵欄一樣豎幾根椽，算作窗戶。土窯洞裡昏暗暗的，反正他也無所謂。陝北的土窯造價本來十分低廉，除去做門窗要花些錢，黃土山是足夠大，只要你不斷向縱深挖掘，便可任意擴大自己的居住面積。
白天他去鍘草，隨隨自己在窯裡。窯旁就是牛圈，羊羔羔也盼著老羊回來。隨隨蹲在柵欄外，羊羔站在柵欄裡。隨隨拔些青草餵羊羔，羊羔在圈裡又蹦又跳，隨隨在窯前又滾又爬。羊羔羔比隨隨長得快。
瞎子把草鍘得更細、更好，怕丟了這營生。鍘下的草喂大了多少頭牛，鍘草的人靠這營生養活隨隨。按平均一天六分算，三百六十天不誤一個工，一年下來剛好不用再給人家交糧錢。再有用錢的地方呢？年復一年總是欠著債。他盼著隨隨長大。隨隨給他帶來了無窮的歡樂，因為隨隨不是管別人而是管他叫大。
村裡的人都叫他瞎老漢。大人們這麼叫，娃娃們也這麼叫，語氣中絕無譏嘲，卻是含著親近和尊敬。
“瞎老漢，哪搭兒去？”娃娃們喊。
“哪搭兒也不去。”他說。
“哪搭兒不去你走得可慌慌價？”
“
，我在這崖畔上望望。”
人們不以為奇怪，甚至相信他能看見明眼人看不見的東西。
那土崖有五六丈高，刀削般陡峭的崖面上有野鴿子在那兒做窩，長著幾株葛針和黃蒿，清平河常年在它腳下流。這高高的黃土崖是清平灣的標誌和象徵。遠路回家來的人，翻山越嶺，山轉路回，忽然眼前一亮，遠遠地先看見那面土崖。離家去謀生的人，沿著川道走出幾里遠，回頭還望見這土崖，望見親人站在崖畔上。正如歌中所唱：他哥哥就在大路喲子邊，乾妹子就在崖畔上喲呵站。或者：走一回三邊買一回鹽，小妹妹想你在崖畔上看。
不知道瞎老漢能望見什麼。
土崖有時候塌方，依著山勢，越塌越顯得高峻。轟隆一聲，幾十噸黃土塌下去，把清平河都變黃。瞎老漢每天都爬上崖去，眾人擔心他遲早會蹚下去，卻不知道他靠了什麼神靈指點，再走一步就要掉下去的時候他停下來。六十年了，清平灣的每一寸黃土他都清楚。他站在崖畔上，或者坐在那兒，默默地長久地面對群山。“花腦”蹲在他身旁，也那麼無聲地瞭望。“花腦”是一隻小母狗，渾身黃土色，腦袋上有些黑斑。
“做什麼哩，瞎老漢？”娃娃們又問。
“什麼也不做。”
“能照見隨隨哩？”
他很有把握地笑笑：“隨隨在苦行山樑上。”
隨隨長大了。小時候跟羊羔羔一搭耍，誰想長大了也攔羊。隨隨十五歲上就攔起隊裡一群羊。攔一群羊掙八分，包工，無論老少。若是早晨再上山受一陣苦，一天就能掙十分。隨隨想早些承擔起做兒子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