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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鄉愁不再狹隘

高雄梅山,1978

梅山部落的“莫”

一查拍攝年代才驚覺,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的兒子當時還沒出生,現在卻跟照片中的年輕人歲數差不多了!他是布農人的原初居民,整個梅山部落的人都叫他“莫”,而且語帶尊敬。

梅山是相當偏僻的所在,我從桃源村步行將近五個小時,才全身濕透地在傾盆大雨之中抵達。路基坍方,好幾個月沒人來了,專門服務登山客的山莊負責人看到我,還嚇了一跳!

“莫”是第二天睡醒之後,到村裡走動時遇上的。好多戶人家養梅花鹿,我望著這些身型優雅、大眼充滿靈性的動物流連忘返,突然聽到身後傳來輕快的腳步聲。一個小伙子扛著重重一捆樹葉,卻依然身手矯健。“這是去山上砍來喂鹿的,”他驕傲地告訴我,“我養的鹿不但最壯,數量也是全村最多的,比其他養殖戶加起來還要多!”

“莫”盛情邀我到家裡歇腳,還請母親到附近雜貨店買罐頭蘆筍汁給我解渴。他想去都市打天下,卻不得不留在山地:“家裡沒人手,弟弟在服兵役,父親和妹妹種不來那塊田。不過,到城裡也不曉得要怎麼生活。我服兵役時去過一位朋友家,好恐怖啊,那麼一點點房子要住那麼多人,會被憋死的。我們住慣了山地,真不習慣都市空間,轉個身都覺得不自在。山地有山地的好處,但實在賺不到錢……”

我忍不住問,“莫”到底是什麼意思?他說,這個名字是從祖父那一代傳下來的,普通人不能亂取。他祖父生前是梅山部落的首領,因此“莫”也是貴族階級。這一點從他的談吐、舉止中不難看出。

時代變遷讓“莫”成了落難貴族。找出這張照片,讓我又想起了這位心事重重的年輕人!

突兀的攝影經驗

去過多納幾次,就以拍這張照片的經驗最為突兀,完全超出我的意料。在村裡走動時,我從沒把相機對過這位老婦,因為她的神情有點奇怪,還跟在我後面走了好一陣。最後,她終於忍不住跑來搭訕,可是我們完全無法溝通,因為她只會魯凱語。猜了半天也沒弄懂意思,直到她開始拉我的衣角,指著後方,我才明白,她希望我跟她走。

說老實話,來到她家,我還真有點不安,整個屋子空蕩蕩地沒半個人,只好趕緊站在掛滿曝曬衣物的屋簷下,不敢再入內。見我不動,她一手抓起我胸前的相機,另一隻手比比自己。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希望我幫她拍張照。我拿起相機測光、對焦,她又擺手、搖頭,作勢要我等等,隨即轉身進屋,十來分鐘後再出現,已是頭面乾淨,換了一身傳統魯凱人服飾。看來這是她最好的衣服了,說不定還是結婚時的大禮服呢!

她嚴肅地站著,表情呆板,讓我不知如何取景。只不過稍微猶疑,她又猛指著相機催促,我只有捧起哈蘇相機,應付式地按下快門。聽到快門聲的“卡嚓”、反光板落下的“嘩啦”,她終於露出笑容,筆直地朝我走過來。見她伸手,我還以為她是要握手言謝,也連忙伸出右手。她卻搖頭,用手比出數錢的姿勢。原來這是一筆生意!她把我當成了觀光客,拍照就得付錢。我差點兒沒昏倒,但還是按捺住失望,掏出一張鈔票。

雖是個不愉快的攝影經歷,但我仍然覺得應該把照片放出來。因為老婦的姿態、表現與週遭環境,真實地反映了部分高山族的處境。

高雄多納,1978

台南西港,1990

慶安宮的王船祭

台灣各地廟會一向受攝影愛好者的追逐,任何攝影比賽中都看得到廟會場景。每回擔任評審,所見畫面都非常類似,讓人搞不清楚到底二十年前拍的和現在拍的有何不同。

我並不擅長拍這樣的場面,也不喜歡,因為喧鬧有餘、虔誠不足。在台灣早年的鄉土熱潮期,廟會被認為最具本土色彩、最能彰顯民間活力。然而,隨著旅遊觀念的盛行,如今它更像是一場絢麗的觀光活動,喪失了敬天愛地的酬神胸懷,離信仰與傳統愈來愈遠。

那年,一位畫家好友邀我到他西港老家做客,挑的日子正是三年才有一次的“王船祭”。說起王爺繞境,全台灣最被稱頌的就是“南東港,北西港”。東港的東隆宮和西港的慶安宮,無論在場面、聲勢、歷史地位上都獨步全台。三年一度的“王船祭”也就是慶安宮“做醮”,整個期間西港萬人空巷,宛如不夜城,比過年要熱鬧幾十倍!

西港是本省最窮的地區之一,水質含鹼重,連洗澡肥皂都不大容易起泡,飲用水的怪味兒就更不用說了。土地不肥,作物不茂盛,人也容易罹患各種疾病。正因為如此,燒王船、送瘟神等去煞祈福的活動歷久不衰。好友在這麼窮困的地方長大,卻非常上進,以國畫揚名寶島。

其實,早在1974年,慶典的商業氣息還不濃時,我就來拍過了。但友人盛情邀約,我也就欣然前往。由於沒工作壓力,拍得特別輕鬆,有點像度假,雖拿著120相機,也沒特別想搶鏡頭。直到王船在冥紙堆中燃起,我才想捕捉那位乩童與船頭的關係。

乩童面朝船首施展步罡踏鬥,我也不得不隨著他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移動。乩童跟神明聯繫上了沒,我不清楚,倒是覺得我和他之間,彷彿有條看不見的傀儡線。

台南南鯤鯓,1976

精神折磨

那年去南鯤鯓,是被一位研究民間曲藝的學者拉去的,結果沒在廟會裡聽到可採集的民間歌謠,倒是看到了全省大小廟宇的乩童大會串。

乩童是道教儀式中的一種靈媒,被認為是神明或鬼魂與人類的媒介,多由男性擔任,年齡不拘,產生方式據說分為宮廟神明揀選、師徒相傳以及自我發功。有研究指出,台灣的乩童,在語源或出處上比較接近東南亞地區的巫術,與道教儀式不太一樣。是否屬實,我就不清楚了。總之,台灣乩童上身的神明多為王爺、三太子、天上聖母、濟公,服務項目還包括替收驚,甚至醫病。

乩童還有文乩、武乩之分,神明附身時稱為“起乩”。文乩大致是手執香支,以吟唱、口述的方式幫信眾醫病、解惑;武乩則主要幫信徒鎮鬼安宅,起乩時踏五營步罡,手持雙刀,前額見血,以示驅邪破穢。

那天,乩童們有互相較勁的味道,起乩時的自殘行為顯得變本加厲,彷彿不如此,無法證明自己神力較大。有的人明明看起來就是湊熱鬧的普通老百姓,受到氛圍影響竟也激動起來,衣服一脫、兵器一掄,就直朝自己身上整。

我不想捕捉血淋淋的畫面,但身為記錄者總得直面事實,不能躲閃,最後決定選擇一個視覺上最不刺激的角度。沒想到,在乩童側面凝住的這個瞬間,卻產生了另一種效果。斧刃還沒跟赤裸的背脊接觸,不至於看到肉體折磨,但懸在半空的緊繃感,反而造成了精神折磨。

台南西港,1990

陣頭團員

陣頭我是從小看到大的。鄉下沒什麼娛樂,就是廟多,每次拜拜都少不了陣頭。街坊鄰居有喜慶、喪事,也會請他們來助興、送葬。對鄉下人來說,陣頭等同於雜耍、特技,有的表演還會夾帶葷味,逗得下里巴人哈哈大笑,覺得長見識了。

以前人受過教育的不多,老百姓就靠著民歌、說唱、戲劇來瞭解歷史典故、傳統風俗和儀式源由。在台灣的民俗曲藝中,陣頭被歸為戲劇類,分為文陣和武陣。文陣有車鼓、桃花過渡、牛犁、布馬、踩腳蹺、大鼓陣、病囝歌、十八摸;武陣有宋江陣、八家將、獅陣、龍陣、七爺八爺。

陣頭的音樂結構原始、單調、不斷重複,舞蹈動作也簡單、拙樸。但不知從何時起,喜愛譁眾取寵的人們將鄉間廟宇文化與科技結合,美其名為傳統技藝融合時代元素,近年流行的“電音三太子”便是個中代表。有人認為這是台灣傳統民俗技藝的提升,已達藝術層面,在我看來卻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俗不可耐。

我拍過的陣頭不多,主要原因是,會拍照後,陣頭已跟我小時候看到的很不一樣了,細膩成分消失,只剩喧囂。倒是這兩位陣頭團員吸引了我的注意,已著好妝的她們,在車鼓陣還沒出發前,於棚下稍事歇息。看臉孔就知道,她們是普通鄉下人,但陣頭鑼鼓一響,就會立即化身為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

兩人一抬頭一低頭,反映了不同心境,也暗示著傳統民間文化令人不確定的發展與前途。

盼望收工的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在神明繞境時,通常都走在七爺、八爺之前,後面也許還跟著千里眼、順風耳,最後才是城隍爺、王爺或是哪位千歲爺。

在我們頭城,每年最盛大的拜拜,就數農曆正月初六城隍爺聖誕了。年味仍濃,又來了個全鎮狂歡,不但會舉辦城隍爺繞境,殷實人家還開流水席宴請親朋好友,真是一等一的熱鬧!鎮上最大的開蘭路(開發宜蘭的路)主要供車輛來往,平時沒什麼人走動,但每逢這一天,慣走騎樓的民眾全擁上大馬路。從路頭到路尾,擠滿了男女老幼和各式各樣的陣頭。不只城隍廟,其他大小廟宇也會把所供奉的正神請出來遊街,街頭巷尾都是神明,那個盛況啊!

小時候年年看城隍大仙尪繞境,不覺得有多稀罕。小孩子最感興趣,而且永遠熱切期待的,就是牛頭馬面身上掛的那一大串餅乾。餅乾的作用,除了讓婦女們求回去幫嬰兒“收涎”,群眾中有小孩被面目猙獰的陰間差役嚇哭時,也可趕緊扯下一塊哄哄他們。被嚇過一次的小孩嘗到甜頭,之後就是不害怕也故意裝哭,在大街吃完,繞到小巷看能不能再搞一塊。大人當然比小孩精,誰拿過、誰沒拿過,牛頭馬面都清清楚楚,從不上當。

原以為這個習俗家鄉才有,在台北霞海城隍廟的大拜拜又碰到牛頭馬面,憶起童年趣事,不禁拿起相機,按下快門。小時候總覺得他們碩大無比、兇惡萬分,沒想到長大近看,竟是瘦巴巴地滿臉疲憊,顏面油彩糊成一團,彷彿已餓得手腳發軟,巴不得陣頭快點結束,好收工回家休息。

台北迪化街,1976

靜悄悄的戲台

高中一畢業我就離開了故鄉,只有逢年過節才回老家。隨著工作漸忙,歸期從清明、端午、中秋、春節,漸漸縮減到只有一年一度的圍爐。

自己開車後,返鄉多走濱海公路,但每回都免不了心驚膽跳。砂石車司機就是路上的危險分子,為了供應大台北地區急速加蓋的大廈、公寓,一輛又一輛的重型卡車飛奔至宜蘭載運溪谷挖出的石頭,再回頭一路橫行、超車。每次走這條路都得提心吊膽,這也是我少回家的原因。

那年從頭城回台北,經過濱海公路旁的大裡漁港,只見山腳下的天公廟前搭了個野台戲棚,忍不住停下車來歇歇腳。天公廟本名慶雲宮,主供從福建漳州奉請來台的玉皇大帝,成立之初規模簡陋,經過將近兩百年的整修、擴建,才有了今日的雕樑畫棟、廣闊殿堂。山門正對波濤洶湧的太平洋,視野遼闊、景色壯麗,可遠眺龜山島。每年農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壽誕,前來祈福、還願的信徒絡繹不絕。

我到的時候是中午,戲班成員各自找了位置正在休息。戲台上靜悄悄的,戲台下卻熙熙攘攘,到處是捧著牲禮、祭品的人們。香客來自四面八方、各個階層,如戲的海海人生,恐怕比舞台扮演得更扣人心弦。台上總有收場時,台下之劇卻永遠不會落幕。

比起我們小時候,野台戲是愈來愈簡陋了,有時上半身是古裝,下半身卻露出牛仔褲、皮鞋,耍纓槍的手腕還掛著手錶。倒是沒見過有人挑剔,只要身段好、唱腔帶勁,即使穿幫連連,也照樣能得掌聲。

我在前台、後台走來走去,也沒人管我。大剌剌躺在台上的這位,不曉得待會兒要扮演什麼角色。從睡姿、相貌、獨佔空間的氣派看來,應該是將相而非兵卒。

宜蘭頭城,1989

後台的假寐

後台的大部分空間都被戲服箱佔滿,箱子還兼化妝台、餐桌、道具架。休息的戲班成員一個挨一個,沒人能把四肢攤平。膝蓋要拱起來,手臂要縮在胸前、擱在頭上,儘管侷促,卻依舊能安然入夢,且維持頭套、濃妝的完好。

歌仔戲的發源地正是我的家鄉宜蘭。它是台灣唯一土生土長的戲曲劇種,發展至今約有一百多年歷史,從小戲階段演變到大戲形式。小戲階段源自大陸福建漳州一帶的“歌仔”說故事,是民眾在農閒之際,於大樹下、草埔旁的自娛。之後漸漸吸收車鼓小戲的表演形式,用幾個簡單的角色來陳述故事。大戲則是以小戲為基礎,採集民間歌謠樂曲與流傳於本島的其他戲劇表演,融合、演化為成熟的演出形式。

戲劇內容起初多為描述日常生活,漸漸發展成連說帶唱地演繹民間故事,如“山伯英台”“陳三五娘”等,但在這個階段,故事情節十分簡單,角色也只有小生、小旦和小丑等。後來結合車鼓戲的表演身段、角色及妝扮,才從說唱故事演變成鋪演藝術。

戲班子披星戴月地趕場,早練就了隨時隨地打盹、進食的本領。那天不知要演幾場,演員們妝扮費時,看來得從早到晚頂著濃妝過一天。假寐中的花旦、青衣,戲裝已換成了便服,可是從頭飾、妝扮上,仍然可以看出誰是夫人、誰是丫鬟。

拍照時,有對小兄妹趴在那兒觀望,不知是對我還是對演員們感到好奇。他們的出現,使一張直擊的記錄照片變得更有想像空間。

宜蘭頭城,1989

澎湖,1977

澎湖的收驚婆

離開故鄉之後,我就只在外島澎湖看過這麼一次“收驚”,至於是哪個漁村倒忘了。收驚婆看來相當專業,既唱收驚歌又貼符,端著印有八卦圖的米籮在幼兒身上不停晃動,彷彿神明附身。

收驚在台灣十分盛行,幾乎是鄉下人生活的一部分。還不大懂事時,總覺得這個儀式神秘又恐怖,彷彿陰間的牛鬼蛇神都在黑暗中虎視眈眈,看我們的一舉一動是否如規如矩。印象中,擔任收驚的好像都是婆婆、媽媽一類的人。

家裡兄弟姊妹有九個,食指浩繁,一切開銷能省則省,就連“收驚”也是祖母或母親自個兒來。記得她們會先在客廳神案前對著佛祖、觀世音、祖先牌位燒香,擲筊,確定小孩哭鬧不休或不吃不喝,是犯了什麼沖。接著,得用曬乾的稻草梗扎個草人,拿張冥紙畫臉,再把小孩的衣服往草人身上套。

幫草人畫臉的差事一向由我負責,因為我從小愛畫畫,被誇上一句“畫得真像”,就能樂上大半天。穿好衣服的稻草人,連同一碗插著香支的白米飯,在晚間的一個特定時辰拿到某路口或某條大水溝旁,把飯上的香支抽起就地一插,飯碗倒扣,米飯置地。把稻草人的衣服脫掉,連同冥紙一起燒掉,唸唸有詞,再把空碗、衣服帶回家。

年紀稍長之後,自然知道那都是迷信,但又不敢違背母親,只得畢恭畢敬地隨著裝腔作勢。因為母親實在是太虔誠了,生怕稍有閃失,兒女就好不了。從頭到尾她都會再三叮嚀,千萬不能懷疑,否則就不靈了!

如今,收驚儀式不但沒衰退,對像還包括罹患憂鬱症的成年人,甚至還有學者專家抬舉它為心理治療的一部分。天下真是無奇不有,再探究下去,說不定連我都需要收驚了。

台中,1992

代代相傳便是不滅

那年陪法國友人沿台灣東西橫貫的公路遊覽。這位國際知名的攝影大師,在出版了頗受好評的《樹》之後,接著想拍的就是石頭。台灣最漂亮的石頭,當然就是在太魯閣了。峭壁岩塊、溪澗山石,無一不吸引他猛按快門。

過了梨山一路下坡,抵達谷關便進入台中縣境。車子開到一片荒郊野外,竟然出現一座小小的火葬場。環境簡陋,沒有休歇之處,喪家的老老少少都站在焚化爐的附近等著。小孩被抱在大人的懷裡,倒是十分安適。

這樣的氛圍,依稀記得很小很小的時候就經歷過,自己當時也被人抱過來抱過去。廳堂裡擠得滿滿的,所有人都趴在地上跪拜、磕頭,哭聲、碰撞聲、嘈雜聲不斷。當時並不懂得死亡的意思,而是被週遭人的反應給嚇壞了,平日親切慈藹的人也大哭大叫、面孔扭曲。幾天之後,突然感覺家裡少了一個人,原來祖父不見了!

祖母過世時我已成年,帶著新婚太太回家,整個頭七都是在佛經的唱頌聲中度過。歲月不饒人,父母先後往生,我自己的小孩也已成年。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則,有的人修持一輩子,也不過就是希望能夠坦然面對生離死別、愛恨情愁。要無病無痛地往生,得有多大的福分啊!

那位愛拍石頭的友人現在已八十多歲了。當年才六十多歲的他愛拍石頭,想來是要抓住一些比肉身更持久的存在、求取超越世間紛擾的純粹之美吧!

一切都會滅,到底什麼會留下來?我相信,那應該就是生命的感動。我們在活著的時候被什麼感動,因而做了一些也能感動別人的好事。所有的這些感動形成一個個善的循環,代代相傳,便是不滅。

馬祖北竿,1979

馬祖地中海的純樸笑容

我總共只去過兩次馬祖,第一次是在電視台工作時。一團演藝人員在農曆年間到前線勞軍,我是隨行攝影師,也因為如此,才能踏上一般民眾根本不可能造訪的軍事基地。那年頭,海峽兩岸關係緊張,這個位於閩江口、與大陸僅一水之隔的列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嚴密戒備著。

服兵役時,我在運補艦工作,日常任務就是載官兵調防、送糧草物資,很清楚在軍事要地絕無可能讓相機出現。勞軍團自然另當別論。去馬祖得搭一天以上的船,冬天浪大,艦艇晃得特別凶。消息發佈後,同事們避之唯恐不及,我卻喜出望外,主動請命前往。

馬祖列島包括南竿、北竿、東莒、西莒等三十六個島嶼、礁嶼,那回在幾處跑來跑去,印象最深的就是北竿的芹壁村。聚落雄踞海邊,用石塊砌成的古厝沿山壁羅列,有青,有褐,有紅,景觀奇美,真是少見。早年,當地靠著捕蝦、曬蝦皮,也曾繁榮過,但魚貨漸稀後生計蕭條,人口便大量外流了。

我沿著地勢爬上爬下,碰見的最快樂的村民就是這位老人,應該也是浪裡來去大半生,年紀大了無法出海,便做做家事、燒燒飯。這正是他家廚房門口。我本來在拍建築,見他走出來朝我直笑,便也順手按了快門。記得那天風大,冷得要命,我穿著軍隊發的羽絨長大衣還直打哆嗦,老人卻是一件輕鬆的薄棉襖就打發了。

第二次去是二十多年後,一位曾在馬祖當軍醫的學生邀我重遊舊地。專程造訪芹壁村,才知它已成了數一數二的外島旅遊勝地,被冠上的稱號叫“馬祖地中海”。原本髒髒舊舊的矮房經過修建,搖身一變,成了收費昂貴的民宿、餐廳。整個地方已成了度假村,為了觀光而存在。多麼懷念那純樸的笑容啊!

南竿最美好的回憶

媽祖又稱天上聖母、天後娘娘,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之一。傳說宋朝福建湄洲有位孝女,名林默娘,自小有異能,能預知福禍,人稱媽祖。三十歲不到,即因飛身入海拯救遭逢船險的父兄而往生。遺體隨海漂流至閩江口附近的小島,被漁民打撈上岸,葬於南竿海邊。小島因而被稱為媽祖島,後來改為馬祖。

南竿是馬祖列島的首善之區,面積最大,也是連江縣的行政、經濟、交通以及軍事中心。1949年後馬祖地區被軍方列管,提供駐軍消費的商業、服務業成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記得我第一次造訪時,就明顯感覺南竿商業氣息較濃。

相較起來,北竿一直像個鄉村,南竿卻早就具備了市鎮規模,街上有許多小店面,專賣特產給休假、退役的回台阿兵哥。最有名的就是馬祖老酒,除了直接喝,加點老薑、紅糖,溫熱著喝又是另外一番風味。記得裁縫店與洗衣店也特別多,專門伺候不會縫衣、補扣或懶得洗衣服的阿兵哥。理髮店當然也不少。

忘了這張照片是在南竿的哪個村拍的,但從牆麵糊水泥、窗戶裝欄杆,可以知道這兒的居民經濟條件較好,有防小偷的必要了。這位著傳統服飾的老太太應該有七八十歲了,從屋裡步出時拿著一雙厚毛襪,一路摸索著掛在窗台上,似乎希望快點晾乾了好換上。看動作極可能是眼盲,但她卻知道我在、明白我想幹嗎。聽到我的相機快門聲,不但沒生氣,還挺起脊樑站好,微笑地讓我拍下這張照片。這也成了我對南竿最美好的回憶。

馬祖南竿,1979

十字路口的按摩師

那天傍晚,我跟著這位年輕盲者走了好一陣子。他的行走速度跟明眼人差不多,儘管周圍車流繁忙,卻一點沒受驚擾,行動也無絲毫猶豫,可見是他熟悉的區域、常走的路線。

這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此地從清末開埠以來,就是商機蓬勃、人文薈萃之地,各項服務業均活絡,按摩也是其中之一。年輕人應該就是按摩師,正應邀去為顧客服務。

記得小時候在家鄉,每天晚上入睡前,總會聽到兩種聲音,一是開往台北的末班火車汽笛,另一個就是盲人按摩師的笛聲。三孔短笛音色悠揚,迴盪幾次後,空蕩蕩的街頭便會出現一個沙啞蒼涼的叫喊聲:“抓龍(按摩)喔——抓龍喔——有人要抓龍嘸——”

早年,在台灣從事按摩業的均為視障者。當時沒電話,他們就靠吹笛在大街小巷招攬生意,在人口較多的城市,每位師傅還有自己的獨特曲調,以便熟客辨識。經濟還不發達的時期,按摩這一行非常辛苦,有時在街上走個一整天也接不到半趟生意。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觀光業興起,按摩業者才開始與旅館合作,到各房間為來自歐美及日本的遊客服務。

我喜歡拍盲人,總感覺他們用“心”看到的東西,比我們用“眼”看到的多,而且更有深度。這位年輕人雖見不著我,卻知道我在跟蹤他,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想要閃躲的姿態。我趕緊離他遠一點,在幾公尺外的一個十字路口等著,觀察他要往哪個方向走。他還真是厲害,竟然能分辨出是紅燈,不慌不忙地立在路口。終於等到了拍攝的最好時機。我按下快門,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敬意與祝福。

台北迪化街,1978

等野台戲開演的老婦

老婦的眼睛還好,但因手拿枴杖,很容易讓人誤會她是瞎子。她其實是在閉目養神,因為等野台戲開演,時間一久居然睡著了。老年人雖然來日不多,卻彷彿有的是時間,什麼事都不急,可以從早等到晚,就為了看一齣戲。是特別喜愛的戲呢,還是任何一齣戲?我對戲不感興趣,對這老太太卻特別注意。

這是個很窮的鄉下,但她的衣服跟褲子都很新,料子也很好,顯然是當地的好人家。右手腕的金鐲子緊箍,看來是當年出嫁時,按年輕纖細的手臂打造的。左手腕的玉鐲就比較鬆了,戴上時應該年歲已大,說不定還是兒女孝敬的。為丈夫、家庭、子孫辛苦付出一輩子,終於能過上悠閒日子了。

記得有一次在課堂上,我將參與評審的一組攝影比賽作品放映給學生看,主題是臨終老人的處境。一位女同學竟說:“我好討厭看到這種東西,讓人覺得這個世界是多麼不美好!”我聽了心中一驚,因為這不只是老或少、美或醜的問題。“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則,就像“成住壞空”是物理定律,“生住異滅”是心思輪迴。任何存在都必定要歷經衰退、湮滅的過程,學藝術的人,若是一味追求膚淺的表象之美,又怎能創作出有智能、具生命力的作品?

拍這張照片時,我正值英姿煥發之年,如今已被稱為老先生。但我依然有夢想,還在勤快地拍照、寫文章,興致勃勃地過日子。我覺得自己的心態從沒老過,而且越活越樂觀。人生是苦是福,端賴面對現實的態度,躲避只會導致痛苦,坦然接受才能化苦為甜、輕安自在。

我以前光會拍照,不懂這些道理,但現在終於明白了。畢竟是年紀大了。

台南,1978

台北福隆,1980

在福隆海水浴場留影

每次看到有人在風景區留影,我就會特別注意他們找的是哪些地方、選什麼背景,心想,多年後,這些人光是憑風景標的,就能憶起那天的美好時光。一對新婚夫妻與幾位年輕人相遇,彼此交談甚歡,互相為對方拍照留念,而在他們身後的我也按下了快門,為此情此景存證。

福隆是台北縣最南的鄉鎮,緊鄰我的老家宜蘭縣頭城鎮,是我很小就一直想去的地方。四叔家最醒目的那面牆,就掛著他們全家到福隆遊玩的照片。夏天在沙灘、在水裡,所有人露出的那種歡暢的笑容,讓我每次看到都羨慕得不得了,多麼希望我們全家也能在福隆海水浴場留影!

頭城也有海水浴場,可是父母嚴禁小孩靠近海,三令五申那是凶險之處,我們只有瞞著偷偷去。長大後才想透,我羨慕的其實不是到福隆戲水,而是能在開明的家庭環境裡長大。

家族之中,就以四叔見識最廣。他長得像克拉克·蓋博,也留著跟這位大明星一模一樣的油亮髮型與小鬍子,笑起來可迷人了!在鎮公所當民政科科長的他,不但給四嬸開了鎮上的首家小百貨行,也是頭一個擁有自用照相機、摩托車的。他甚至還組織了一個小型爵士樂隊,在那嚴禁聚眾的年代,每週五晚上呼朋喚友地偷偷開舞會。我對西方文明的熱望,火苗正是他點燃的。

我怎麼也不會忘記,四叔的相機是Yashica 120。他拍了許多戲水的照片,找了一個大相框,把一張張的小印樣,像馬賽克那樣拼成一幅大圖。小小的福隆被他這麼一搞,讓我覺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歡樂的海水浴場。

拍這張照片時,福隆海水浴場正歇業,冷冷清清的。蹲著拍照的新郎官用的是135相機,從手持機器的姿勢看來,似乎蠻有經驗。而我,捧著120相機站在他背後,在按下快門時忍不住想,四叔應該也會喜歡這樣的畫面。

苗栗獅頭山,1987

為難得的團聚留紀念

那天算是教學兼郊遊,我帶著七八位暗房工作室的學員去苗栗獅頭山拍照。這群遊客見到我們,開心雀躍的模樣,還真讓人有點受寵若驚。

此山海拔四百九十一米,為台灣小百岳之一,也是北台灣數一數二的佛教、道教勝地,早在1895年便有佛教僧侶利用現成的天然巖洞創建“獅巖洞”,後來陸續興建的廟宇更是遍佈於前山的“獅頭”、後山的“獅尾”。

山上有許多著名大寺,這是哪一座我倒給忘了,只記得這些大人、小孩不在大殿前,而是在側廂守候著。一群人由十五六個家庭組成,由年齡看來,應該是老同學聚會,很可能當年畢業旅行時,就是在這兒拍的紀念照。

看到我們一行抵達,而且人人胸前都掛著相機,他們彷彿看到了救星,說就是盼望有會攝影的人出現,因為想要人人都被拍到,一個也不能漏。

一位向來熱心的學生不但答應幫忙,而且拍得可認真了,頻頻指揮怎麼站、怎麼坐。遇到這樣的場面,許多人可能只會應付應付地隨便按幾下快門,這位學生卻體貼地為一個難得的團聚留下美好紀念。看著這一切在眼前發生,我心生讚許,也在他身後按下了快門。

事隔二十六年,回憶當日情景,不禁感慨。如今學生們各奔四方,有的在攝影界嶄露頭角,有的則是迫於環境、後繼無力,甚至不得不放下熱愛的興趣。想到前一陣子隨證嚴法師行腳,抵達高雄靜思堂時,我在黑壓壓的人群中忙著拍照,突然被人扯了一下臂膀。原來有位學生特地跑來等我,看了看他遞上的名片,當年還是業務員的他,如今已是常跑國際的企業老闆了!

澎湖吉貝嶼,1990

兩個世界

這些孩子如今不知在哪裡。在台北藝術大學教書二十多年,唯一參加學生畢業旅行的那次,就是到澎湖吉貝嶼。整個小島只有我們師生十多人,大部分學生都換了泳裝下水,我則是打著赤腳,捲起褲腳四處走動。

身上帶著相機,就會想捕捉些什麼。平坦的沙灘上,除了濤聲,就是這些孩子的歡笑。望著他們,我不禁想到,曾有人調查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和起薪,藝術系是出路最差的科系之一。入社會之後,活力充沛的他們,到底還有多少能待在藝術領域、堅守創作之路?

教書這麼久,我很清楚,大部分學生在畢業後都進了不相關的行業,在校園的多年所學,只是替日後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感品位。奇怪的是,社會上許多有成就、受矚目的藝術家,卻不見得都是科班出身。

沙灘上的小情侶聊著畢業後找工作的事,兩個男生則是玩興不減,等著浪潮湧上來打水漂。這樣的場景,若是用135長方形構圖,很容易就會使人拍成一前、一後的兩張照片。而用120相機的正方形構圖,就會把原來看似不相干的獨立事件框在一起,形成兩者之間的微妙牽連。一個是責任與牽絆的現實世界,一個是自由與理想的心靈夢土。

我們所有的人,不也時時擺盪在這兩個世界之間?

台北沙侖,1999

誤入禁區

那陣子,台北沙侖海水浴場已關閉很久,整個環境有種蒼涼感。會去那兒,是因為在學生作業裡經常看到他們在附近拍的影像。那些海灘、沙丘、防風林以及早年海防部隊留下的崗哨、禁止進入的鐵絲網圍籬,無不充滿了超現實的意象,讓我打定主意,哪天開車經過,一定要拐進去看看。

誰知見到的場景與我想像的不同。那是個夏日午後,整個地方乾淨得讓人驚訝。豎有“禁止游泳”標誌的岸邊,有不少人在日光浴。一具具抹得油亮亮的古銅色軀體充滿青春的野性,但在這荒蕪之地卻顯得特別詭異。

在我鏡頭前的這位男子,為了防曬,整個頭部用白巾包起,身體躺著,手臂卻隨著耳機中的音樂,在半空中舞動。整個人如癡如醉,彷彿雲遊到了另一個世界,根本沒有意識到我的存在。

繼續朝前走,感覺有些異樣。怎麼沒有婦女、小孩、老人呢?我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誤入了禁區!白先勇小說《台北人》中的情節在腦海中浮現,只不過背景並非入夜後的台北新公園,而是換成了光天化日下的沙侖海水浴場。

後來才曉得,這其實是塊危機四伏之地,早年曾發生過鯊魚噬人事件。雖然也曾有過日進斗金的風光階段,後來卻因水質惡化、海流凶險、時有遊客溺斃而停業。儘管被列為全台十大危險海域之一,卻依然有民眾涉險硬闖,浴場荒廢後,不但成了天體營、男同志樂園,也吸引了不良分子聚集滋事。

所幸,新北市政府已於2012年拆除岸邊舊建築物及棚架,計劃將該處打造成文創產業園區。屆時的沙侖,應該又可以去走走了。

台北金山南路,1990

時間、空間的線索

這是台北鬧市區一條非常平凡的走廊,建築光禿禿的,沒有窗戶,看起來不像房屋,只像一堵牆。近七十年來,台北市容變化劇烈,但某些角落依舊保有日據時代的痕跡,彷彿是個還沒復原的傷疤。

早年的台北有不少日式房屋,日本人撤離後,這些房產就大多成了政府的倉庫、辦公室、員工宿舍。但有些地方讓人永遠搞不清它的用途,這裡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明明是間房,原有的窗戶卻被封死;屋頂還是日式舊屋瓦,磚牆卻被粗率地敷了一層水泥,彷彿想掩蓋什麼。

這個角落平凡到不可能吸引任何拍照的人,因為看不到任何關於時間、空間的線索。碰不到它的內在,也就無法得知它有過的滄桑。可是,我卻被那天的光線迷住了。馬路旁的兩個交通號志牌,一長一圓映在牆上,很簡單的線條,彷彿是時間之窗、空間之洞,只要知道通關密語,便可走進另一個世界。

一位穿著整齊、頭臉光鮮,顯然剛從理發院出來的男子行過,面容、表情、衣著、姿勢都告訴我,他是隨國民黨來台的。120相機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鏡,我就毫不猶疑地按下快門。圓形號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牆上,彷彿過去、現在、未來都與這神秘時空產生了某種關係。

這是一幅說不清楚、講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門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張難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以心映景

通常,在抓住一個千載難逢的瞬間後,我就會像一個溺水者,剛得救上岸,暫時不會想再下水了。換句話說,就是準備收相機、轉移思緒。但這位男子從我的鏡頭前一閃而過,他的影子卻留在了牆上,彷彿不願離去。這豈不是比前一個畫面更有意思?像是一個不知身份、性別、年齡的人正要走進時間隧道,是想回到過去,還是奔向未來?我毫不猶疑,趕緊上片,構圖,按快門。

攝影生涯這麼多年,我一向忠於事件的記錄、時代的見證,不願將個人的意識形態強加於對象。這樣的攝影手法也許會被認為平淡無奇、不夠創新,取材老是繞著平凡人間的小人物打轉。可我自己從來沒感覺到重複,生活當中的所有細節,隨著年紀增長,時時都在對我展露新的意義。

時代腳步是那麼快,社會變化是那麼大,可我總是會在變貌之中看到不移的價值。有些東西會因時間而蒙塵,可是當你無意之間把它擦亮,它就會發出任何新事物沒辦法擁有的璀璨。因為它經過歲月浸潤、世事打磨,隨時準備著向有幸遇見他們的人,輕語生命的感悟。

當年,在工作時,我會仰仗輕便、準確、利落的135小相機。《正方形的鄉愁》中所有照片,可說是工作之餘的調劑,因為120相機機身大、操作較不方便,觀看時自然而然會放慢動作、放鬆心情,快門也按得比較從容。

我的攝影從土地出發,生活起居卻沒離開過城市。四十年來,隨著年歲漸長,我的創作與生活已愈來愈能同步,從前兩者是平行的雙軌,現在卻能合二為一。年輕時,相機在跋山涉水、尋幽探古、行走遠方時才用得著;如今,就在居家周圍,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攝對象,因為更多時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觀物了。

宜蘭頭城,1978

龜山島的召喚

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一帶,有幾個景點可讓故鄉頭城的田疇景致一目瞭然。不過,想拍張理想照片卻不是那麼容易,能見度與光線哪有可能隨時配合我!

我總共就拍過這麼一回,結果不甚滿意,卻一直找不到機會重拍,每次返鄉經過,天公總是不作美。然而,隨著土地的日漸開發,這幀照片卻顯得稀罕起來。大片田疇被挖成一窪窪魚塭,鎮上與郊外的農地上雜亂無章地蓋起高樓。記憶中的家鄉,只存在於影像中。

遠方的龜山島原是隸屬頭城鎮的一個裡,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從大陸移民到島上的七戶人家的後代,都姓藍。龜山島正是我們阮家的故鄉,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鄉。

龜山島很小,面積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時期,居民也不過百來戶。1975年,島上只剩三十戶人家,而這些島民不是阮家近親,就是我們的遠戚。那一年,島民依慣例在農曆六月十五媽祖誕辰舉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後便陸續遷至對岸的大裡港。1977年,龜山島已無人定居,整個成了軍事管制區,直到台灣當局提倡觀光,才於2000年有條件開放,主打航海登島的生態旅遊。

我只在初中去過一次龜山島,夜裡總聽到一種怪聲音。拍了這張照片後,漸漸借它望鄉,有時看著看著,就彷彿聞到了從島上飄來的硫黃味,聽到那圓滾滾的球狀卵石,被海浪沖上來又捲下去,嘩啦啦、嘩啦啦、嘩啦啦……

鄉愁不再狹隘

天藍得出奇,能見度好得驚人。那年頭台北空氣污染嚴重,這種景象可是罕見。拍這張照片時風很大,我站在台北鬧市區最高樓的陽台上,沒有護欄,生怕被風吹落地。我的任務是拍中華商場,位置要高,身體要盡量站挺,同來的文字記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勁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機拍了幾張雜誌要用的商場店舖特寫後,我便取出包包裡的120相機,拍下這張寬景。如今,畫面裡的房屋,除了遠處的圓山大飯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從高中畢業離開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鄉。有一度非常不喜歡這個城市,但為了工作又不得不棲身於此,總想著一旦經濟能力允許,便要回歸田園生活。事實上,我也曾在山間置過一棟房子,空氣好、景觀美。頭三年,猴子、松鼠在後院跳來跳去,雲霧一來,四處白茫茫的還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來愈多,小動物不見了;每逢假日,鄰居呼朋喚友、歡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濕,房屋易於腐朽的窘態也漸漸明顯。

我開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壞,環境不能掌握,心境卻可以。順著城市節奏,調好生活節拍,依然能夠把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之後我又遷居數回,充分享受了每個小區的特色,深深感覺,人在哪裡心在哪裡,所站之處便是故鄉。對我來說,鄉愁已不再狹隘。

台北中華路,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