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狩獵者的道德
筆會。忘了何時何地，只記得行走在風景區裡。謝大光老師由於發現了我創作方向上的明顯調整，給出一句判斷：“從此，你將拋棄、也被大眾審美所拋棄，再也不會老少咸宜，不會受到普遍歡迎，你將走上一條偏僻的小眾道路，甚至遭受非議，你做好心理準備了嗎？”瀑布盛大，從高處跌落、自殺的水，我的回答為了蓋過喧響，音量比平常大，有點宣誓的調門：“當然！這是我選擇的道路，我願意為此承擔代價。”
事實上，我的散文集銷量不佳，從來沒有受到過什麼老少咸宜的歡迎；好在我的作品數量有限，不會頻繁給出版編輯找麻煩。從來沒有獲得的財富放棄起來非常容易，所以我態度堅決。
不過，我倒是一直偏愛口音很重的文字，無論閱讀還是創作。這使我偏離讀者，更靠近往往只存活於邊緣地帶的真理或偏見。年少時候，像許多人一樣，我或許有過類似甜軟的糯玉米階段。後來發現，為什麼文摘類型的抒情散文得不到由衷的尊重？我想，它們更像是品德老師發出的聲音，這些“對人生有建設性的故事”，勵志，卻也限製成長。正是“老少咸宜”的安全，使人喪失孤獨的探險者才能目睹的極境。書寫某種“真善美”的文字，我疲倦，體會不到挑戰的難度與快意，幾乎是被迫的放棄。我這只軟體動物，想試試危險的壓強。即使失去外在的輿論聲援，我認了——與標準答案的出入，將是我遭遇的災難或者自由。
寫作是最孤獨的勞動，我因此理解不夠堅持的作家甚至放棄藝術原則，以謀求即刻顯現的安慰或獎賞。當我們的精力越來越多用於創作之外的經營，以喪失文學尊嚴的方式來換取所謂聲名的另一種尊嚴，那才是真正的危機。因為，藝術道德的受損，是權力的虛幻性所無法修補的——我們將被審美的王國所驅逐，部分或全部地，淪為機會主義信徒。我偏愛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幾位詩人，寫作讓他們失去安全、自由乃至生命，而寫作者的尊嚴，恰恰建立在這種“失去的勇氣”之中。相比之下，太想從寫作裡贏得榮譽，反而失去寫作者的尊嚴。多少中國當代作家曾幻想偉大得有如天堂建築的作品，而今面對的，卻是被推倒一片的作為殘局的生活。
想想自己，我亦卑怯。我的轉折不過是小數點後微不足道的調整，既不存在任何英雄主義色彩，也無涉受害者的心理反彈。好在，我的脆弱不至於如此不堪，能夠承受得起一些貶義詞和懷疑的句子。
知易行難。理論上想得通，落到實踐，我難以擺脫局限，常常受制於善良所帶來的軟弱。所以我需要一邊寫作，一邊校正自己。美，在今天不僅止古典主義的形式，現代和後現代意義的美，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未必使觀眾或讀者感到愉悅，也許是不適、震撼，乃至對抗中的反感——但美，正因掙扎而得以擴大自己的疆域。我不想混淆概念，在強詞奪理的態度中顛倒美醜，但至少，早非少年的我們應該承認，在理念上涇渭分明的美與醜，事實上存在著融合而難以言明的巨大交集。
我們描繪魔鬼的五官，並非由於愛慕，也許是為了通緝的需要。天才的美國小說家奧康納說：“對魔鬼的充分認識能夠有效地抵制它。”常常，對邪念矯枉過正而發育為美德。是的，那發酵的基礎，正是盡力想被自身刻意隱藏和試圖消滅的惡意。正如，之所以能形成清澈的雨滴，來源於最初的一粒灰塵。瞬間萌生的邪惡，常會驚嚇到自己，於是進入無聲的自律與自懲，並在自我恐嚇中完成另類而有效的自我教育。那種惡念，重量那麼輕，構不成遼闊黑暗，只是黑暗最袖珍的部分……寶貴得像一粒醞釀開花的黑種子。
寫作，並不能使我們駕馭萬物，我們願望中的文字道德也無法統一世界。唯有誠實運筆，表現自身的混沌，我們才能把脆弱轉換成直面真相的果敢；也唯有完成這個階段，我們所追求和達至的溫暖，才具有真正的不毀之力。我知道自己寫得並不好，如果說還能有點不一樣，無他，得益於當初不算太晚的覺悟，以及不再猶疑的貫徹。
英國文藝批評家約翰·伯格表達繪畫中的“逼近”概念，也可廣泛應用於整個藝術創作領域：“逼近即意味著忘記成法、聲名、理性、等級和自我。”當我們內心受到襲擾，創作上就很難保證純粹。事實上，聲譽這種東西就像套在狼脖子上的鈴鐺，行動時帶來誇張的喧囂，將使我們無法捕獲到獵物。合格乃至優異的狩獵者，視線裡只有獵物，為了完成有效的捕殺，它無懼於追隨獵物進入絕對的黑暗之境。沒有左顧右盼的膽怯。唯有這種堅決和堅持，逃亡中的獵物才會被激發出最大的活力。寫作者和他的題材之間，應該保持這種互為危險的生死關係；那些在凶險面前止步者，輸於獵物的智慧，將餓死途中。
一隻完美的獵豹，無意於顧影自憐地欣賞自己的體態與造型，無意於清點和折算皮毛上的錢幣花紋，它在專注的追逐中甚至忘記自己的身份是不是獵豹。作為一隻熱衷模仿的野貓，我也聳立自己的背脊，讓緊張的爪鉤小心探出自己柔軟的肉墊。
2 試錯的散文
白話文運動以來，相對來說，小說無界，詩歌無界，各種形式和手法似乎都擁有天賦的自由權。而散文，有著內在的律法，比如篇幅短小，比如禁止虛構，等等。漫長時段裡太過保守，所以幾十年來原本敬陪末座的散文，變化可能就最大。僅僅這二三十年，我們就看到了曾經的“散文律法”從禁止到默許乃至縱容的明顯鬆動。
散文不再是五臟俱全的麻雀，篇幅變長，不僅意味著字數增加，也帶來結構、敘述視角以及意義上的變化可能。千字文時代，只能簡筆勾勒；加長的篇幅，使散文能從樂器獨奏，變成立體的交響樂。原來，散文習慣俯覽和縱觀，就像地圖鋪在眼前，寫作者通盤佈局、全知全能，使用潛在的過去完成時態，來進行描述和總結；現在局面複雜了，就像VR技術，寫作者在遊戲的迷宮裡，呈現給讀者逼真的場景帶入感，這種正在進行時態的寫作，可能出現突然的意外和翻轉。再比如說虛構，我們都承認寫作需要經驗與想像，但在散文領域，我們似乎更多地重視經驗，忽略想像，兩者的強弱明顯，沒有很好地平衡，甚至一些想像領域的審美問題被推到欺騙的道德立場去遭受判決。我們現在學習逐漸把想像與編造從虛構這個含混的概念裡甄別出來。再比如，“形散神不散”，曾是散文自由精神的標誌，它漸漸也成為一條內在的繩索，因為，可以形散神不散，也可以形不散而神散，或者形神俱散或俱不散。
我覺得，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散文一直在進行試錯的努力：不讓寫長偏寫長，不讓虛構偏虛構。其實創作上難有什麼算是真正的錯，枯枝敗葉也能讓植物得以繁茂。散文的試錯者，是不斷試圖逾越警戒線的冒險之徒，即使今天，他們被保守的批評家宣判為非法，也依然獲得了越界帶來的自由。
隨著象徵性的解放到來，新的問題出現。原來我們的突圍有著具體路標，正是那些禁區標誌。哪裡不讓通行，我們就試圖從那裡強行闖入。當散文作為籠鳥的時候，突圍只有一個方向：外面。等被囚禁的鳥破籠而出，又該往哪兒飛呢？隨著障礙被清除，領域被拓展，原來在侷促之中形成的物理意義的團結，反而因為這種開闊得以瓦解。禁城之門被打開，隊伍沒有集合起來遷徙，而是在曠野中漸漸走散。
新散文、原散文、在場主義散文，熱衷命名的時期似乎過去了。事實上內部的分野始終就是存在的，既強烈又隱蔽，即使外表趨同，彼此之間也近於種屬之別，有如鯊魚和鯨魚。藝術風格本來就難以被統一歸納，等從動物園進了叢林，自然成了游神散仙或遊兵散勇，各自逍遙。
當初有針對性的破壞，如今變成喪失目標的追蹤，我們大概只能憑借頭腦裡的磁極，憑借沒有什麼道理的天然直感，無論錯誤與否，繼續盲目探索。從我個人創作來說，比較艱難。構思時，我心懷游刃有餘的錯覺；一下筆，是捉襟見肘的尷尬。我發現，即使沒有外在的禁令，我自身的寫作習慣也成為了新的鐵律，更為僵化和難以突破。我必須嘗試打破寫作習慣裡那些自以為是的“正確”，持續去“試錯”——《愛麗絲夢遊仙境》裡的紅色皇后說：“你必須全力奔跑，才能待在同樣的地方。”
散文是否擁有遼闊到沉重的自由？但願自由，是背負的翅膀，看似增加，其實卻減輕我們的體重，以便離開把腳踝拴在地上的那種引力。
3 盲目的自信
健康的人是自信的，他感覺不到有什麼不安；而患病者的特徵，是他格外意識到某樣器官的存在……疼得全身好像只剩下牙，或者胃。當我們強調某件事物，可能因為非同尋常的重要性，也可能，正因它隱隱地出了問題。“在世界文學格局中，中國文學如何增強文化自信？” 這樣重要的問題，可能既反映了它的重要，也反映了它的問題。毋庸諱言，當代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比例實在算不上巨大，這是我們不情願的難堪事實。
手段可以變化萬千，但衡量文學的標準，還是需要遵行通約的法則。當我們的文學相對弱勢，是不是發明另外一套評價體系就能重塑自信？中國足球不理想，是不是重建遊戲規則，就能改變心理上的尷尬。比如體能不好，我們就規定中國足球可以只踢半場？可以上場25個人？禁區裡可以用手輔助？或者越位進球有效？顯然不行，所謂保持主體性，所謂文化自信，必須是在世界格局的前提下，並非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無論是色厲內荏，還是掩耳盜鈴，體現的都不是自信，而是虛弱。我們當然需要從中國傳統和中國經驗裡獲取資源和營養，但它一定不是故步自封的禁地，尤其是在“天涯若比鄰”的今天語境裡。
曼德爾施塔姆，白銀時代的代表詩人。北島、黃燦然、王家新等中國最為重要的當代詩人，都譯過他的作品。讓人驚訝的是，一方面，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閃爍不可複製的寶石之光，另一方面，他的詩歌如此禁得起翻譯而不流失它的力量，就像最為珍貴也最為樸素的麥粒，可以被碾壓，被磨碎，被咀嚼，它進入並成為麵包裡的細小纖維。曼德爾施塔姆的大量詩歌中都出現地名：彼得堡。莫斯科。羅馬。耶路撒冷。希臘。他生於波蘭，從小跟隨去過芬蘭以及波羅的海的幾個國家，後來又在法國和德國學習文學和哲學。他精通和掌握法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希臘語、亞美尼亞語等多種外語。曼德爾施塔姆的寫作背景遼闊，他的血管裡不僅流淌伏爾加河與塞納河的水聲，也匯聚了波羅的海與地中海的鹹度。難怪當有人在集會上問曼德爾施塔姆什麼是阿克梅派，他如此定義：“就是對世界文化的眷戀。”
中國的文化傳統當然重要，但不必立了一尊神，從此就罷黜百家；不必只認一座燈塔，否則我們無法遠行，難以停靠其他的海岸，容易葬身汪洋。有時候，我們不能把“中國傳統”想像為一筆封閉的寶藏，現在只是發現了礦脈，一旦得到有效開採，我們立即就能富可敵國、傲視群雄。跟南帆聊天的時候，他曾提到，傳統似乎成為了一個混沌的概念，到底是指唐朝的還是清朝的？這更使我陷入思考的迷惑，魏晉明清差距如此之大，如果傳統覆蓋到如此遼闊的程度，它與“世界”的本質差異在哪兒？包容比拒絕更有力量，文化上亦如此，兼容並蓄比閉關鎖國更體現自信。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那時候的作家深受歐美或拉美文學的影響，他們的態度誠摯、謙卑、純粹、敬畏，創造出許多當代文學上非常重要的作品；後來有些寫作初學者，急功近利，只讀中國文學期刊，希望盡快找到自己發表作品的捷徑，可是效果如何？我們照著虎，能畫出虎或者畫出貓；若是照著貓畫，恐怕很難畫出虎的威儀。美術上什麼立體畫派、野獸畫派也好，大師們都是把素描功底做得紮實，才能變形。許多寫作者是素描功夫堪憂，急於創新，出來的東西，什麼也不是。許多名家也好，獲獎作品也好，難以給讀者文學享樂，讀起來堪比財務報表的乏味。
我偏執而盲目地認為，中國文學沒有帶來足夠的自信，部分原因，恰恰因為中國作家抱有偏執而盲目的自信。寫作者容易在佔據文化資源的心理優勢下，覺得自己不言自明地具有引領他人的本事。這種在不尊重他人前提下建立的自信，會讓我們喪失自省。在十九世紀，手工肥皂開始在家庭和賓館中普及。以前，病人死於醫生未滅菌的雙手和手術刀的概率，跟死於醫生所努力治療的疾病一樣大。作家也要注意，不要使用這樣帶菌的手去解剖社會，這樣的手同樣是不能解剖自己的。不僅是不負責任，還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如果文學沒有把寫作者教育得懂得尊重，懂得自我批判，遑論我們能夠以此為工具教育和引導他人。難道知識，只是教會了我們技術化地自戀或炫耀，教會我們授予自己道德上的豁免權嗎？我們文學的教育和引導功能是什麼？無畏孤獨，信任奇跡，滿懷好奇地去認識世界和自己，深入黑暗中去理解，也不在名利的強光裡造成瞬盲。文學的好，是我們可以從中學習領略萬物之妙、更寬廣地拓展自己，所謂“遇見更好的自己”；那我們把這種好推薦給他人，不是自己冒充神醫去推銷補品，而是作為運動的受益者，號召別人也以運動以產生自身的化學酶來維持肌體的健康。
前幾天跟弋舟聊天，他說我喜歡“強度”，無論是閱讀口味還是寫作傾向，包括修辭習慣。我自己從未注意，但我覺得，他說得對。我是不是喜歡工筆勝過寫意，是不是喜歡油畫勝過水墨，是不是天生就不偏愛含蓄蘊藉或淡泊明志的，就喜歡濃稠強烈、色彩和情感都飽和度高的？在中國歷史和古典文學方面，我的確是個可怕的文盲。作為一個沒有繼承到家族遺產的逆子，我如何去維持日常的溫飽？我的閱讀興趣，始終集中在翻譯文學領域，那就是源頭，我是吃國產奶酪長大的孩子，消化道始終被改良的異域食物填充而獲得適應性營養，是否這意味著，我在先天性的背叛裡，終將無法忠誠？是不是，我是中國文化的棄嬰，失去了文學上的家國情懷，我是個喪失背景的無根的流浪者？我覺得，如果是這些翻譯文學供養我成長的，那它們就是我知識學意義的故鄉和文化意義的經書。
不過，是否因為缺乏傳統的積澱，我就此變成逃避者，此時此刻，正在為自己發明一套“中國足球規則”來掩蓋破綻？好吧，不放棄自省。我所希望的自信，是一個寫作者通過漫長努力，獲得直面的勇氣、敞開的態度、受挫的準備與學習的耐心。
4 作家對批評所承擔的責任
我平常喜歡看國外的文學評論，比如《西風吹書讀哪頁：〈紐約時報書評〉100年精選》《讀詩的藝術》等，即使沒讀過它們所評述的作品，我依然能從書評本身體會到強烈的閱讀快感——更精準的概括、更密集的智慧，無論是揭謎的高明還是揭底的惡毒，那些評論家既置身其中，又神遊物外。他們運用詞語，以一當百，煉金術士般提取最具價值之物；他們可以像警犬一樣辨識與追蹤，又像神明一樣前瞻與全能；他們不需要完整的複句就能概括情節和主題，同時也能從一個細節中窺斑見豹。
許多年前捕鯨業盛行，但人們難以在極其光滑的鯨背上站立；當我們面對一個偉大作品時，有如置身鯨背，它的磅礡在我們的把握能力之外，常人難以獲得穩定的支點。評論家的本事在哪兒？我們知道三點固定一個平面，有效、有力、有限的幾個詞，作品就被勾勒出基礎樣貌——評論家就像為讀者製作了一雙釘鞋，幫助他們獲得從容觀察的角度，以及可能的處理手段。
其實寫作者的工作，僅從字面意義理解，主要是醉生和夢死這兩項……他們所進入的世界有如秘境。但優秀的批評家窺破其中的光線，他們有把複製的密鑰可以潛入，甚至猜出寫作者未來遷居的地址。好的評論是雙向的，它不是從作品中汲取、提煉並蓋棺定論的終結篇，它是對作家的啟發和指引，是點石成金的咒語，有如密室中照進的關於未來的光線，意味著解除作家自身的禁鎖，讓他們獲得陌生的自由。
剛才談論的是理想狀態，我們都知道，當前中國文學的評論現實遠未達至。不用多加舉證，僅看引文，就能感知背後的不同。我特別喜歡《紐約時報》書評裡的引文，謹慎而奪目，就像完美鑲嵌的寶石，從來不是隨意拼貼的邊角料。能感覺評論者背後的態度，是邀約讀者共同見證智慧。出於恭敬、激賞和折服，這些評論家找不到不流失容量和精度的其他概括來替代，只好引用原文。他們想與讀者一起重溫，自己初次閱讀時那種由衷的驚喜、讚美和震撼。我甚至能感覺，這些評論家引用原文時，保持著與一個抄錄的讀者同樣的迷戀與虔誠。我覺得中國文學的評論家，多是高屋建瓴、指點迷津的老師，不可能採取這樣低微的姿態。
然而，當我想要對批評界表達不滿的時候，我也由此發現了問題核心。我們就是讓一個熱愛文學的粉絲去抄錄引文，恐怕也拿不出什麼精湛貨色。倘若作品乏善可陳，評論家無法把化石粉變成羊脂玉，無法用一根胡蘿蔔做出滿漢全席。
如果作家提供的版本是獨特的、豐富的、有力的，甚至難以概括的，評論家必須以專注的、有難度的、被觸動靈魂深處的評論才能呼應。當我們自己的作品日近單調和趨同，評論家們的發言只要進行一番學術上的器官移植就可以了，一個概念、一種褒義被施用在不同身體上都可以，沒什麼排異反應；如果作家獨特到熊貓血的程度，評論家就無法拿通用的O型血來應對。
我不是替評論家推卸責任，做編輯二十多年，我自己深有感觸。有些作品粗糙無聊，真不值得心血上的投入。寫作者是滄海，評論家只是一粟，不可能惠及眾生，而許多寫作者就像盲目自信的相親者，誤認為每個人都會在驚艷之下樂於給予自己一生的婚姻保障。想想姿色平庸且毫無風致的女子，生硬地拿出一副不匹配的撒嬌架勢，要求他人給予自己絕代佳人式的溺寵，也夠荒謬嚇人的。
其實評論家撰寫評論，就像作家描述生活，都需要情感的投入，甚至需要附體式的感知與傳達。作家抱怨評論家寫得“隔”，寫得“不點穴”，其實作家自己對生活的描述常常也是不及物的。只有當作家對描述對象的尊重大過自我表現的虛榮，才有可能達到“精確”，達至“動容”，這個創作規律和評論家別無二致。
成為段位對等的棋手，而不是頻出臭招，既讓對方恥笑，也令自己惱羞成怒。作家應該寫出讓評論家運用情感和智商的作品，而不是僅用紅包短暫地佔有評論家的時間與精力——因為在後一種情況下，作家所獲是買醉式的快感，給自己帶來的，不過是幻覺、失態和對智力的潛在傷害。當評論家回報以敷衍的安慰、慈善意義的讚美、不涉道德的欺哄，作家無論是信以為真還是憤然聲討，好像都顯得不夠體面和通達。在這種自娛自樂、自欺欺人的互動遊戲裡，寫作者與評論家並非雙贏，而是損傷了彼此最為寶貴的赤子之心。
我們當然知道，評論家在社交領域受到重視，但許多作家心照不宣地認為，雖然評論家往昔並非一言九鼎的意見領袖，但與曾經的職業道德相比，評論家們應該去反省一下失落的榮譽。然而，說到加強評論建設，不是作家袖手旁觀、隔岸觀火，去看評論家的檢討和笑話。調整作家與評論家之間不算理想的關係，首先是作家需要顛覆我們自身的陳腐與虛榮。
為什麼說作家難辭其咎？作家往往執行雙重標準，希望批評家對別人鐵面無私乃至棍棒相加，體現少林功夫的觀賞性；對自己柔情似水，如果要錘錘打打，最好力道恰如敲背之妙，施展醫療保健的實用性。對別人是法官的正義與無情，對自己是天使般的慈悲與憐惜，其實作家無需這麼要求評論家的作為，評論家平常就是這樣在“人格分裂”中去平衡社交網絡和專業水準之間的關係。就像我們不能阻斷食物鏈去談論獅子的慈悲一樣——只有作家能夠坦然、誠懇而又結實地，甚至是“不顧廉恥”地承受批評，評論家才能不用衡量利害地做出心口如一的直覺與良心判斷。
我有時，寧願作家與評論家之間是一種虐戀的關係，相互折磨，也深切依賴，要比浮泛的友誼來得更可靠。我寧願火眼金睛的批評家怒其不爭對我當頭棒喝，也不願手法細膩的學術慰安婦哀其不幸對我精神按摩。還是那句話，疼痛是我的敏感，是我的邊界，是我身體能夠感知和調控的部分，我願那些眼界高遠的人能夠告誡我的井底局限。
我曾設想，能不能展開這麼一個批評欄目，可以讓作家自願報名參與，以免糾纏和結怨——這個欄目要求不使用褒義詞，只找茬兒挑毛病，讓評論家一展諷刺甚至是惡毒的施虐才華，不為炒作，只是讓一個受窩囊氣的人有個拳擊的健身場所來恢復他的擊打能力。我肯定願意報名參與欄目的建設——我這個沙袋雖小，體量不足，但存誠意。後來又想，這也許會被媒體當作一個“要紅不要命”的噱頭，就像特別希望自己被罵以成為輿論焦點似的，所以作罷。至少，我希望在座和不在座的評論家知道，有一部分如我這樣心理陰暗的寫作者——需要你們的冷酷，勝於需要你們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