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祠聚集了法國的眾多思想偉人，就像聖丹尼大教堂是歷代法國王室匯聚的地方一樣。可是，它們卻還不是巴黎最輝煌的墓葬。巴黎最奪目的金頂，是覆蓋在拿破侖的靈柩之上的。
去拿破侖墓葬，我們總是先坐地鐵到凱旋門，那是造訪拿破侖光榮的起點。以凱旋門為中心，放射出十二條寬寬展展的大道，著名的香榭麗捨大道，就是這十二條大道中的一條。這個規劃設計，就是由奧斯曼在拿破侖三世，也就是小拿破侖的時代完成的。可是，凱旋門本身與小拿破侖無關，這是一座和「老」拿破侖有關的戰爭紀念建築。
凱旋門夜色
那是發生在1805年12月，歷史上著名的奧斯特利茨（Austerlitz）戰役。剛剛加冕為法國皇帝的拿破侖，親率法軍和俄軍交戰。俄軍的兩個軍團，一個由鼎鼎大名的庫圖佐夫將軍率領，而另一個軍團的將領就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本人。從兩個國家的皇帝親自掛帥出征，可以想見，雖然法國已經經歷了大革命，一些最基本的舊有觀念卻並沒有打破。那依然還是一個崇尚征戰與征服的尚武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征服者依然是英雄的代名詞。大革命激揚起來的愛國主義，反倒是給征戰增添了燃料。「博愛」的關懷至少還沒有擴展到法國的疆界之外。
12條放射大道中心的凱旋門
奧斯特利茨是摩拉維亞（Moravia）的一個村莊，這次大規模的毀滅性戰鬥中，近九萬人的俄、奧軍隊，死亡達一萬五千人，七萬多人的法軍，有近一萬陣亡。在奧斯特利茨山坡下的小小平原上，屍橫遍野。兩萬幾千具屍體旁，是幾萬個在傷痛之中呻吟、在瀕臨死亡中呼號的士兵。可是，拿破侖帶領的法軍是勝利者。大規模死亡的慘象，戰場上的倖存者們已經司空見慣、熟視無睹。他們依然狂熱地向他們的領袖拿破侖歡呼。就在這個時候，拿破侖向他的士兵們發出許諾：在國家所需要的任務完成之後，你們「將在凱旋門下榮歸故里！」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就在巴黎的這個地方，安放了凱旋門的第一塊奠基石。
三十年後，待到這個高達五十米、有著精美浮雕的拱門，在1836年完成的時候，當年叱吒風雲的拿破侖，已經在他的流放地聖海倫那島上，去世整整十五年了。
從凱旋門出發，沿著香榭麗捨大道筆直走下去，就可以遇到協和廣場、杜勒裡花園、盧浮宮這樣一系列視野寬闊的空間。在中途還會遇到為百年前的世界博覽會建造的巨型展廳：大宮和小宮。從兩宮中間的大道向右而去，經過拄著手杖蹙著眉頭急急前行的丘吉爾的雕像，又直直地接上了塞納河上最金碧輝煌的大橋：亞歷山大三世橋。順著大橋望去，在綠化得很舒服的寬闊廣場之後，就是門口橫列著一排大炮的榮軍院，而後面拿破侖墓的穹隆頂，哪怕在烏雲密佈的天空中，都照樣閃著最耀眼的金色光芒。
亞歷山大三世橋上
從羅丹博物館看拿破侖墓的金頂
我們順著這條線路走過幾次。感覺中，這是最能代表巴黎旅遊景點的地方了。你可以想像，巴黎作為一個現代大都市，是多麼寸土寸金。可是，它卻不是擁擠、難以透氣的感覺。一方面，塞納河的委宛穿越，從東向西，帶來一陣陣清新爽人的風，另一方面，巴黎人會永遠地留著法蘭西古都的象徵——那些大都市中一個又一個、以藝術在點綴、以歷史在豐富著的，奢侈的大空間。
拿破侖是法國的一個傳奇。這個傳奇正是由法國大革命孕育出來的。
法國大革命的最後一個巨頭羅伯斯比爾的恐怖時期，是被恐怖本身終結的。巴黎在歷經幾年的斷頭台殺戮之後，各個正規和臨時的監獄依然人滿為患。鎮壓越多，鎮壓者自身越感到恐懼。冤死的靈魂在他們的夢中飄蕩，他們相信四處潛伏著「企圖暗殺革命領袖」的殺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監獄裡關押著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認為是必須「鎮壓」的。此後的二十七天裡，有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男女囚犯被斬首。而他們空出的監獄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斷填補進去。
拿破侖像
對於平民的恐怖統治是可能如此持續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無孔不入地進入了權力上層的爭鬥。羅伯斯比爾一向依靠斷頭台剪除政敵，但是他沒有想過，若是沒有極強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層引入這樣的絕活兒的。一旦引開頭，一切政治爭論都必須歸結於你死我活的結果，那是一場越來越危險、越來越緊張的遊戲。這樣的遊戲卻是玩不久的。於是，上層的人人自危終於導致了以恐怖結束恐怖。羅伯斯比爾終於被他同為國民公會的同志，先下手為強地送上了斷頭台。
由於羅伯斯比爾從象徵激進革命開始，已經走到了象徵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這一天，期待他的斷頭。他們隱隱地感覺，這將預示著恐怖時期的結束。他們也沒有去想，這樣的以牙還牙又意味著什麼？不論是對於舊制度的終結，還是對於大革命恐怖時期的終結，獨立的、不受上層操縱也不受公眾輿論操縱的司法公正，從來也沒有真正出現過。法國大革命始終宣稱自己在追求實質正義，可是，並不那麼動聽的、保障實質正義真正實現的程序正義，卻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賓的革命巨頭們，在他們認為權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費什麼力氣去為路易十六尋求司法公正的時候，有人卻勇敢地站出來要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他們後來就輕鬆地砍掉了那個辯護人的腦袋。他們沒有想過，這就是把砍自己腦袋的砍刀，也同時交到別人手中了。
這名死在斷頭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辯護者，名叫馬勒澤布（Chretien de Malesherbes）。這位馬勒澤布在路易十五時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發行檢查官。他的聞名不是由於官位的顯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處要職，以自己的良知，保護了當時《百科全書》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學家。也許可以誇張地說，沒有他就沒有《百科全書》，沒有《百科全書》和那批他所保護的思想家，就沒有法國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處死路易十六的時候，他同樣以自己的良知，主動要求為路易十六做法律辯護。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辯護，憂傷地說：「你的犧牲太大，你救不了我，還要搭上你自己。」其實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處危險之中。只是，有些人活著，必須聽從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對程序正義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後，法國的政權交替屢屢以暴力政變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顛簸了五個共和國，顛簸了一百多年，顛簸到程序逐漸建立起來，獨立的司法逐漸建立起來，開始和平的政權交替。這場遲遲難以結束的、世界上最漫長的一次革命，才算塵埃落定。
以恐怖結束恐怖，以不公正對待不公正，是一個可悲的循環。殘酷一旦開始，就在製造仇恨和復仇的循環。雅各賓餘黨的暴動和對他們的復仇，直至一年以後，仍然不能停止。1795年5月5日，在里昂，有九十七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經審判，在監獄裡被屠殺，不由令人想起幾年前發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殺」。直到那個時候，法國人還沒有明白，屠殺的對象是否罪大惡極不是關鍵，關鍵是他們必須得到公正的審判。
自國民公會成立、宣佈法國共和之後，國民公會掙扎了整整三年。這三年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自相殘殺的歷史。它以暴力奪權始，在最後又面對一場暴力政變。雖然政變未遂，國民公會也氣數已盡，在彈壓政變的二十天後，就宣佈解散。正是對這場未遂政變的鎮壓，推出了當時閒居在巴黎的年輕軍官拿破侖。在他的指揮下，幾排炮下去，轟倒了兩三百人。剛剛二十六歲的拿破侖，扶著依然青煙裊裊的大炮，望著那兩萬多個落荒而逃的暴力政變者，若有所思。也許，對於拿破侖，這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四年以後，拿破侖率領軍隊攻下議會，為法國的暴力奪權歷史，又開了一個新的篇章。
拿破侖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謂的「大革命之子」，卻在嘗試脫離本來難以脫離的局限。他不去持續這個難纏的循環，而是試圖弄明白，經歷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後，當下的巴黎人、法國人，他們最需要的是什麼？然後，他回到仰首翹望著的民眾面前，對著這些當時全世界都公認他們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佈說：革命，完結了！
他的判斷是準確的。拿破侖並沒有被巴黎的民眾作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當年在街頭提著短刀和長槍尋找革命獵物的民眾，如今早已厭倦了革命。拿破侖在一片歡呼聲中，被他們高高興興地當做帶領他們逃離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納了。是法國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侖，不是因為他更革命，而是因為他在革命走向極端之後，得到一個機會，由他來宣佈結束革命。
接著，三十歲的拿破侖堅持以一個強勢的形象向外面對歐洲，也向內面對法國，這讓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夠在歐洲戰場上統兵橫掃千軍，又能夠精幹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規劃，重新改造法國。
十年的大革命，並沒有機會向法國民眾普及現代社會的公民教育。對專制的警惕、對權力的制度性的制約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義，這些現代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常識，巴黎人依然陌生。雖然在整整十年裡，這個國家最時髦的稱呼就是「公民」。進步的成果，並沒有以制度形式穩固下來。因此，雖然他們砍去了君王的頭顱，表現了最激進形態的革命，卻也最容易掉回頭去。
拿破侖是意大利人，卻很瞭解他的法國子民。掌權三年，表現了自己的才幹之後，拿破侖大膽地把手伸向了法蘭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場由法國成年男子參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兩個問題表決，他是否應該終身執政？他是否應該自己選擇繼承人？結果是，三百五十萬八千八百八十五票贊成，八千三百七十四票反對。這場公民投票之後不到兩年，拿破侖再次舉行公民投票，這次的問題只有一個，他是否應該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皇帝？那是法國人在1804年5月22日作出的歷史抉擇：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九票贊成，二千五百六十九票反對。這不是什麼君主制的「陰謀復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頭顱的同一批法國民眾，又興高采烈地迎回了他們的君王。
對於這一切，拿破侖是太明白了。拿破侖是一個最討厭繁文縟節的人，卻在履行皇帝的一切傳統煩瑣禮儀細節上，極其用心。他堅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種種例行舊規，只是為了讓巴黎的民眾對壯觀的場面「感到滿意」。在他加冕的時候，他堅持請來了羅馬教皇。僅僅在幾年前，焚燬教堂、屠殺教士與修士的巴黎民眾，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歡呼，天天聚在他暫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
也許，這並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儘管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是歐洲文明千年發展的結果，可是，這個理想，在伏爾泰和拉法耶特們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和底層民眾心中所呈現的面貌，從來就是不一樣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為，掠奪貴族，把他們身無分文地掃地出門，就是在實現「平等」；對別人為所欲為，就是「自由」；當斷頭台下淤血濃厚，每晚引來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裡舔食和狂吠的時候，他們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揚「博愛」，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階級弟兄的慈愛」。這些民眾還處在理性發展、文明發展的「零歷史」和「短歷史」的階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規範的同時，幫助他們走過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縱他們，那麼，他們是多變的，也是具有極大破壞力的。在強權面前他們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們是暴民。
自己加冕為法國皇帝的拿破侖
在拿破侖戴上皇冠之前，拿破侖王朝就已經開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業的開國君主一樣，拿破侖是積極在按照自己的藍圖建設法國的。在他的領導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稱《拿破侖法典》的《法蘭西民法》。這似乎仍然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只是，與當初拉法耶特們試圖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過渡的君主立憲制相比，這一次，「君權」的份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個軟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聖母院的加冕典禮上，從教皇手中拿過皇冠，驕傲地自己戴上頭頂的拿破侖。
沒有理由說，拿破侖不想做一個賢明君主，也沒有理由說，拿破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侖法典》的實施下，國內的混亂的狀態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後，也盡可能地緩和法國內部長期以來的緊張，成千上萬在大革命時期流亡外逃的法國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戰爭賠款一度繁榮了法國，科學、建築、藝術無不欣欣向榮。他的一大段功勳是落在海外，拿破侖不僅是個軍人，還是個軍事天才，他迷戀「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戰爭遊戲，也醉心於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壯志豪情。在他最後流放的痛苦歲月裡，那些過去的赫赫戰功是他最後的「鎮痛劑」，他對自己大叫著，「那是一個美好的帝國，……我曾經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
對於拿破侖的評判，傷了很多歷史學家的腦筋。結論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間搖擺，最後，這一類人的最簡單歸屬，就是含糊其詞的「偉人」。然而，這一點也許沒有爭執：拿破侖是嗜權的。
因此，雖然在《拿破侖法典》裡寫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無限擴大和鞏固個人掌控的權力，拿破侖就必然退回封建專制。早在他加冕成為皇帝之前，拿破侖就禁止了法國七十三家報紙中的六十家，餘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機關報。稱帝之後，他更以皇帝的氣派，把大片大片的領土，洋洋灑灑地給自己的兄弟姐妹、將軍和隨從，隨意分封。最後，他建立起一個嚴刑峻法的警察國家，1810年，法國已經重新修起許多小型巴士底獄和國家監獄，政治犯再不必經過什麼法院的正式程序，一聲令下，即可羈押。
在歐洲戰場上，拿破侖和同樣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經歷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勝將軍。既然統治了一半的歐洲人口，也就會有一半以上的歐洲國家起來和他作對。在處理國家參戰的問題上，拿破侖和路易十四有著同樣的權力。在這個時候，已經看不出這個國家經歷過什麼「革命」，依然還是「朕即國家」，沒有什麼強有力的國會來制止一個好戰君主的世界帝國夢想。從別國得到的土地和戰爭賠款，就和掠奪來充實博物館的藝術珍品一樣，在戰敗的時候，又必須全數退出。法國因此而遭重創。不如路易十四幸運的是，拿破侖被流放，最後在那裡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們，拿破侖可以算是善終了。在拿破侖時代，兩千六百萬人口的法國，有兩百六十一萬人被他拖進戰爭，上百萬人戰死疆場，沒有看到凱旋門一眼。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侖，這不僅是指革命的過激，給了他上台的機會，更是指法國大革命在制度建設上的缺陷，使得拿破侖的權力輕易地就可以膨脹起來，為所欲為。因此，這一點應該也沒有疑問：從處理權力的方式來說，拿破侖相對於法國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幟，假如沒有有效的制度建設，那只是一面插在沙灘上的旗幟，經不起風雨，輕易就會撲倒。法國大革命遺留的制度修補，任務繁重，直到近年的對於總統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這個修補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侖時代，再回溯法國大革命，不難看出，在當時舉世轟動，在此後的歲月中還接受了無數讚頌的這場革命，在爆發十幾年之後，就速速回歸專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會動盪的新革命。
拿破侖死後，有一個時期法國人不願意想到拿破侖。與其說是政治原因，還不如說是征服的狂熱過去，每家每戶對戰死親人的懷念，變得刺痛而具體。那麼，一個國家上百萬的戰爭受難者，一個巨大的生命犧牲，要多長時間就能夠把這樣的傷痛抹去呢？對於健忘的人類，短則十年，長則二十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侖去世十九年之後，那百萬孤魂野鬼依然遊蕩在昔日戰場，他們也許還是一些老人夢中流著眼淚去伸手觸摸的孩子。可是，對於新一代成長起來的法國人，他們已經是被抹去的歷史塵土。而偉人，卻因傳奇而再生。已經到了拿破侖「榮歸故里」的時候了。
迎回拿破侖的法國當政者，是路易·菲利普國王。他的當政，是另一場被稱為「七月革命」的武裝奪權的結果，當然，這還不是法國的最後一場革命。雄壯的凱旋門剛剛完工幾年，香榭麗捨大道擠滿了迎接拿破侖的巴黎人。送葬的隊伍是聲勢浩大的，而對於拿破侖的大軍，他是孤身返鄉。當他在靈柩中獨自穿過凱旋門，耳邊響起「皇帝萬歲」的呼喊時，不知拿破侖是否想到，這個凱旋門，原本是他在奧斯特利茨戰場上，留給士兵們的一個虛幻榮光的許諾。
拿破侖的靈柩，走的就是我們今天走過的這條路線，只是兩邊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麗捨當然還遠沒有那麼摩登，大宮小宮是六十年後的1900年才建造的，亞歷山大三世大橋，也是在差不多的時候才建造起來。這座橋是以俄國的皇帝命名的，這位沙皇曾經親自趕來，為大橋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爺爺就是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敗給了拿破侖的亞歷山大一世。時過境遷，俄國和法國已經結盟，大橋的命名，就是為了紀念他所建立的這個俄法聯盟的。
拿破侖被安葬在榮軍院的穹頂教堂，今天，這裡是又一個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看一眼的地方。這是墓葬設計的經典作品，確實非常值得一看。按說它也是地宮墓葬的形式，可是，設計師顯然巧妙地打破了傳統的構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與地宮的樓層阻隔。拿破侖墓不再給人以陰冷的感覺，肅穆的沉澱和光榮的上升，都以法國人特有的藝術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達和兼顧。
衛護拿破侖棺木的女神像
在拿破侖的靈柩穿過凱旋門的四十五年之後，這個似乎是專為武士建造的凱旋門下，第一次舉行了一個作家的葬禮，他就是維克多·雨果。這一天，全法國舉國致哀。也許，這是從大革命以來，法國人第一次全體靜默，第一次有機會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筆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顯然可以從中看到雨果的心靈掙扎。在《九三年》裡，他列舉著舊制度的殘酷和不公正，列舉著大革命對舊制度的改變，也列舉著同時發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殘忍。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積在一起，似乎使人們無所適從。但是在法國，這是無數人看到的事實，這是無數學者列舉過的事實。這似乎是作為文學家的雨果，也沒有能力解決的悖論。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為社會進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國人面前。
雨果塑像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沒有階級、地位、血緣、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了世界面前。
四十五年前，巴黎人傾城而出，送過凱旋門下的，還是一個站在雲端的「偉人」。四十五年後，他們相隨送過凱旋門的，是為法國所有弱者吶喊的一個作家。幾千年歐洲文明的積累，才最後在法國完成這樣一個變化。
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了拿破侖，而是因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國才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