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而言之，大企業的環境運作受制於一個會觸犯許多人正義感的重要事實：即企業可能在短期內為了追求最大利益，不惜破壞環境，傷害人類健康。當今仍有不少漁民無限制地捕魚；跨國伐木公司在熱帶雨林國家依靠賄賂政府官員和欺騙無知的地主，短期租賃林場，拚命伐木。石油業也一樣，1969年，聖塔巴巴拉海峽鑽油平台發生漏油事件；還有蒙大拿的礦產公司直到近年來才開始受到環境清理法規的約束。如果政府法規的執行力強，而大眾又有強烈的環保意識，那麼注重環保的大企業才能打贏唯利是圖、無視環保的企業。反之，如果法規的執行力不強，大眾對此又不重視，那麼結果就正好相反。
單單指責某家企業不惜傷害他人來為自己謀利，是一件簡單的事。但光是指責並不能改變什麼。有個無法忽視的事實是企業不是非營利的慈善機構，而是追逐利潤的公司。企業肩負為股東追求最大利潤的法律責任。而且我們的法律規定，如果公司董事有意減損公司收益，他們必須承擔「信託責任」。例如1919年，福特公司由於將工人每日最低工資上升到5美元，被股東們告上法庭。法官的裁決是福特公司雖然有人道主義精神，關心員工，但公司存在的首要目的還是為股東創造利益。
我們一味指責大企業的行為，經常忽視了社會大眾的基本責任，如果大眾任由企業為所欲為，最終傷害的還是大家的利益。例如不要求礦產公司做好環境清理工作，或是購買那些用不可持續伐木方式採購的木材製成的木製品。從長遠來看，大眾可以採取直接手段或間接的政治手段抵制那些破壞環境的公司，使他們無法獲利，而對於推行友好環境政策的公司，則採取鼓勵和幫助的態度。如果企業對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大眾可將他們告上法庭，如埃克森·瓦爾迪茲號漏油事故、北海帕玻爾·阿爾法平台油井海上平台爆炸事故、印度博帕爾毒氣洩漏事故等。除此以外，大眾可以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環保商品，家得寶和聯合利華就注意到了這點。大眾可以對環保紀錄不良的公司員工施壓，讓他們以公司為恥，向公司主管抱怨。同時大眾又可以支持政府與那些環保紀錄良好的公司簽約，就像前文提到的雪佛龍中標北海油田開發項目。大眾還能對政府施壓，要求通過和執行環保方面的政策法規。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美國就是在大眾壓力之下擬定新的煤礦管理條例。就算供應商無視大眾和政府的壓力，面對大企業他們還是畢恭畢敬。例如，美國大眾擔心瘋牛病疫情蔓延，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打算通過新的法令，要求肉類企業他們放棄舊的經營方式，防止疫情擴散。美國的肉類加工廠對此抗拒了5年，表示遵守新法令的成本太高，難以承受。後來，麥當勞由於漢堡包銷量大減，對肉類加工廠也提出同樣的要求，不到幾個星期，那些加工廠馬上就乖乖配合。「這是因為我們的購物車是全世界最大的」。麥當勞的代表如是說。因此，大眾的任務就是在產銷鏈中找到對大眾反應最敏感、最容易施壓的環節，如麥當勞、家得寶、蒂梵尼珠寶等。相形之下，肉類加工廠、伐木公司或是金礦公司與大眾之間關聯性不是很強。
雖然企業破壞環境的做法傷害了大眾，但是最終責任還是得由大眾來承擔。一些讀者可能會對我的這種說法感到失望和憤怒。此外，我還提倡將企業的環保費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把這筆費用當成商品成本的一部分。我的觀點似乎忽略了道德律令，即無論贏利與否，企業必須遵循良善道義。然而事實上，縱觀人類歷史，在政治制度複雜的人類社會，大家面對非親非故的陌生人時，唯有法律才能確保道德準則的施行。道德準則只是誘發良善行為的首要條件，然而光有道德準則是遠遠不夠的。
我的結論是社會大眾應該負起最後責任，因為再大的企業也會受制於公眾輿論，不敢肆意妄為。我的用意不在於用道德準繩判斷誰是誰非、誰值得尊敬、誰自私自利，或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的結論依據來自過去的所見所聞，即企業會遵照大眾的期望和要求，對自身的經營方式作相應改變。如果順應大眾，企業就能收穫好的回報；如果背離大眾，那麼企業就會陷入困境。在過去，大眾態度的改變對企業的環保措施起到關鍵作用，我相信將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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