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格陵蘭而言，與歐洲的物質輸入同等重要的是包含了基督徒和歐洲人兩種身份的精神輸出。這兩種身份也許能夠解釋格陵蘭人的所作所為，今天我們知道正是它導致了格陵蘭維京人的最終消亡，但是反過來，這種身份認同也幫助他們在中世紀歐洲人看來最艱苦的環境中維持了四五百年。
公元1000年左右，挪威與格陵蘭、冰島等北大西洋的維京人殖民地相繼皈依基督教。一個多世紀後，格陵蘭島上教堂的規模還很小，只是農場裡的一間茅草屋。與冰島一樣，當時的教堂屬於私人財產，由農場主建造並擁有所有權，因此農場主有權收取一部分教堂得到的什一稅。
那時格陵蘭還沒有常駐主教，無法舉行堅信禮，也稱不上真正的聖所。公元1118年左右，一個叫埃以那·索卡生的格陵蘭人前往挪威，請求國王派一位主教常駐格陵蘭。這個埃以那就是上文傳說中死於斧下的英雄。埃以那在覲見國王時，呈上許多海象牙和海象皮，最貴重的要數一頭活生生的北極熊。這招果然管用，國王於是指派亞諾德擔任常駐格陵蘭的第一任主教，此後大約還有九位主教先後被派往格陵蘭。這些主教都在歐洲出生、受教育，只是出於國王的派遣才不得不來到格陵蘭。所以他們自然以歐洲為榜樣，喜歡吃牛肉勝過海豹肉，並敦促當地人去北方狩獵，以此來換取歐洲的美酒和華服供自己享用，還有教堂的彩繪玻璃等。
亞諾德主教上任後，以歐洲教堂為藍本，在當地大興土木。這股建築風潮一直持續到公元1300年，美輪美奐的赫瓦勒塞教堂是最後興建的教堂之一。所以格陵蘭除了有一個大教堂外，還有13個大型教區教堂和許多小教堂，甚至還各有一間修道院和修女院。雖然大部分教堂都是石頭做地基、上面用草皮建造而成，但赫瓦勒塞大教堂和其他3間教堂完全由石頭興建。格陵蘭的社會很小，相比之下，教堂的規模實在大得不成比例。
例如，位於加達農場的聖尼可拉斯大教堂，長105英尺，寬53英尺，規模可與冰島最大的兩座教堂相媲美。但冰島的人口卻是格陵蘭的10倍。我估計教堂牆基那些最大的石塊是從一英里外的採石場切割後運過來，每塊重達3噸。主教住宅前面還有一塊更大的石板重達10噸。教堂隔壁是一個80英尺高的鍾塔，還有一個面積達1400平方英尺的禮拜堂，是格陵蘭最大的禮拜堂，規模約是挪威特隆赫姆大主教禮拜堂的四分之三。教堂兩個牛欄的規模也很壯觀，一個長達208英尺（是格陵蘭之最），光楣石就重達4噸。教堂的地板鑲嵌了25個完整的海象頭骨和5個獨角鯨的頭骨作為裝飾，讓參觀者們無不嘖嘖稱羨。在島上其他的維京遺址，考古學家們只找到一些海象牙的碎片，因為它們價值昂貴，所以幾乎全部出口到歐洲。
加達大教堂和其他的教堂耗費大量的木材用以支撐牆壁和屋頂，從歐洲進口的銅鐘和聖酒等教堂用品對格陵蘭人而言都彌足珍貴，因為這些都是格陵蘭獵人在北部狩獵地流血流汗再加上寸金寸土的貨船空間換來的。與此同時，格陵蘭人還要向羅馬教廷上繳什一稅，以及分派給所有基督徒的十字軍稅。為此，格陵蘭的出口物資要在卑爾根轉換為銀兩，用來繳納稅金。保存下來的船運收據顯示，在1274年至1280年6年間，格陵蘭上繳的十字軍稅包括斬殺191頭海象所得的1470磅象牙，挪威的大主教將其出售換來26磅純銀。教堂能讓格陵蘭人心甘情願地上繳什一稅，並大興土木建造教堂，由此可見它們在格陵蘭的權威地位。
在格陵蘭，教堂大多擁有最好的土地，其中包括東聚落三分之一的土地。格陵蘭上繳給教廷的什一稅，可能還有其他出口物品，都是從加達大教堂轉運出去，現今在大教堂東南角的隔壁仍可見到大倉庫的遺跡。加達大教堂擁有全格陵蘭最大的倉庫、最多的牛和最肥沃的土地，因此控制了加達大教堂等於控制了整個格陵蘭。我們不清楚加達等教堂的農場所有權是歸屬於教堂，還是當地的農場主。不管如何，格陵蘭依然是個階級分明的社會，教堂富可敵國。我們現代人不禁會猜想，如果格陵蘭少進口幾個教堂銅鐘，多進口一些鐵，用以製造工具和對抗因紐特人的武器，或是進口一些可以和因紐特人交換肉類的物品，維京人在格陵蘭的境遇會不會好些？當然這是後話，維京人做出的這個選擇必然是受到文化傳統的影響。
格陵蘭的維京人除了以基督徒自居，在許多方面也向歐洲人看齊，比如從歐洲進口銅燭台、玻璃紐扣和金戒指等。在殖民地存在的幾百年裡，格陵蘭人事無鉅細地追隨著歐洲的風俗禮儀，喪葬禮俗便是其中一例。中世紀的挪威人把早夭幼兒和死產嬰兒埋在教堂東面的山形牆附近，而考古學家們在斯堪的納維亞和格陵蘭教堂墓地也發現類似的做法。中世紀早期的挪威人先把死者安放在棺材中再埋葬，女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南面，男性死者埋在墓地的北面。後來挪威人不用棺材，只是用屍布或壽衣包裹起來就入土了，埋葬的地點也沒有男女之別，格陵蘭的喪葬禮俗也有同樣的改變。在中世紀歐洲大陸的墓地，死者以頭在東、腳在西的姿勢平躺（使死者得以「面向」東方），但手臂擺放的姿態則有些變化：公元1250年以前，手臂與身體兩側平行；1250年左右，手臂則略向骨盆彎曲；之後雙手曾放在肚子上；到了中世紀晚期，雙手則交疊置於胸前。這種種變化在格陵蘭的墓地也得到印證。
格陵蘭的教堂建築以歐洲為藍本，亦步亦趨地追隨它的風格變化。任何參觀過歐洲大教堂的遊客都不會對長形的中堂、面西的正門入口、聖壇和南北耳堂感到陌生，這些特徵在今日加達大教堂的遺址一覽無餘。赫瓦勒塞教堂幾乎和挪威艾德峽灣的教堂一模一樣，我們可以肯定格陵蘭人如果不是把整座教堂搬過來，就是根據艾德峽灣的教堂藍圖複製的。在公元1200年和1225年間，挪威的建造者棄用以前的長度單位（即所謂的「國際羅馬尺」），而採用較短的希臘尺，格陵蘭人也跟著這麼做。
格陵蘭人對歐洲人的效仿還表現在梳子和服裝等生活用品中。公元1200年以前，挪威的梳子為單排梳齒，其後潮流轉向有雙排梳齒（兩排梳齒指向不同）的梳子。於是格陵蘭人也改用這種雙排梳。（這讓我想到梭羅的《瓦爾登湖》對遠距離盲目跟風的世人所作的諷刺：「巴黎的猴王戴了頂旅行帽，全美國的猴子便起而傚尤。」）從格陵蘭殖民地晚期賀喬爾夫斯內斯教堂墓地凍土層出土的保存完好的死者壽衣看來，格陵蘭人一直在追求歐洲最新潮流，儘管這些服裝並不適合格陵蘭的寒冷氣候：女性身著低領細腰長袍，男性則穿著被稱為「候普蘭德」的華美大衣，繫腰帶，風能從寬鬆的袖口灌進來；還穿前面一排紐扣的夾克，戴一頂高高的禮帽。相比之下，因紐特人穿的是一件式的有袖子有頭套的毛皮外套。
顯然格陵蘭人非常熱衷於追逐歐洲的最新流行，這種行為無意識中表達了如下信息：「我們是歐洲人，是基督徒，上帝禁止任何人把我們與因紐特人混為一談。」就像澳大利亞，我在20世紀60年代去那裡時，發現澳大利亞人比英國人表現得更英國人。儘管格陵蘭地處歐洲最偏遠的角落，但在情感上與歐洲緊密相連。如果這種聯繫只是體現在雙排梳或死者相疊的雙手，倒是無傷大雅。但是他們處處對歐洲身份的堅持體現在如下方面就顯得過火了：在格陵蘭嚴酷的氣候條件下養牛；在夏季忙著收割乾草時還出動人力到北方狩獵；寧可餓死也不向因紐特人學習生存的本領。我們現世的眼光很難看穿當時維京人所面臨的窘況。如果他們將社會生存等同於生物生存，那麼就會把奉獻給教堂的東西有所保留，會向因紐特人學習或與他們通婚，會為了在地球上熬過一個嚴寒的冬天而面對永恆的「罪孽」。格陵蘭的維京人也許就是受到歐洲基督徒這一形象的制約，才會如此保守。他們比歐洲人更像歐洲人，文化束縛限制了他們對生活方式的改變，最終將他們推上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