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先研究各地區的地圖，再去精準地研究整個宇宙及其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各部分與整體的關係的人是誤入了歧途，同樣，那些認為能夠先理解特殊的歷史，才能判斷普遍的歷史以及所有時代的狀況和先後順序，彷彿它們就那樣攤開在書桌上一樣的人，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2]
大歷史代表著一種嘗試，就像E. O. 威爾遜（Wilson）所言乃是一種「統合」，旨在回歸到對現實的統一的理解，以取代那種統治了現代教育和學術的碎片化的認識。[3]此種追求契合的目標看似新鮮，實則相當古老。而現代形式的大歷史也不過25年時間。所以《大歷史雜誌》可以提供一個理想的機會，好讓我們盤點一下存貨。
本文是關於該研究領域的個人觀點。它將大歷史視為一種古老課題的現代形式。我所受的是歷史學家的訓練，所以我的敘述聚焦在大歷史和歷史學科之間的關係。它要反思在英語世界訓練的歷史學家的視野，聚焦在大歷史和以英語為母語的歷史研究的關係。但不僅限於以英語為母語的歷史研究，因為我所討論的問題在其他歷史研究中有其副本和共鳴。我也不聚焦於一般所理解的處在學術圈內的歷史研究，因為大歷史認為人類歷史是範圍廣得多的過去的一部分，它包括生物學家、古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和宇宙學家研究的各種各樣的過去。將不同的視角和範圍與不同的學科聯繫起來，試圖理解當今世界的深刻根源，大歷史就能夠改變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
然而，為了充分把握這個充滿活力的新的研究、學術和教學領域的豐富性和範圍，我們最終需要大歷史學家的視角在其他許多學科中都得到訓練。我希望本文可以鼓勵這些領域裡的學者提出他們關於大歷史的獨特視角。
20世紀歷史的發展
歷史學家會認出來，我的論文題目來自一部經典的歷史著作，大多數以英語為母語的研究生都曾研讀過它。它由英國史學家E. H. 卡爾（Carr）寫於1961年，他是蘇聯史專家。卡爾的書源於1961年在劍橋的一次演講，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歷史學家喬治·麥考萊·屈威廉（George Macauley Trevelyan），和卡爾不同，他認為歷史學就是一門文學，迥異於科學。作為一名俄國史專家，卡爾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認為歷史學必須視為科學的一個分支。在我20世紀70年代初步入俄國史領域時，這個觀念影響了我對歷史的思考。
在《歷史是什麼？》一書中，卡爾回溯了20世紀20年代英國歷史學科的發展。在某個層面上，他研究的這段歷史是一種擺脫許多19世紀歷史思想家過度自信的唯心主義、實證主義，甚至普遍主義的持續的潮流，朝向日益增長的碎片化和懷疑論發展。他一開始就引用《劍橋近代史》主編阿克頓勳爵關於19世紀90年代過度自信的歷史研究。阿克頓認為《劍橋近代史》是「記載……19世紀傳遞給世人的完滿知識……唯一一次機會……」。他還補充道：「我們這一代人不能獲得終極的歷史（但是）……所有的信息現在都具備了，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案。」[4]阿克頓的歷史觀是自信的、實證主義的、樂觀主義的，它假設歷史是增加人類普遍知識的大課題的一部分。他對歷史的視野也甚寬廣。他認為歷史學家應當致力於某種「普遍史」的研究，他似乎認為這個短語的意思，不是一種大歷史的早期形式，而是更接近於現代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阿克頓將普遍歷史定義為「不同於各國史的整合」。[5]
20世紀初英國史學界發生了一次深刻轉型，卡爾寫到，當時，這門學科變得比較脆弱，也比較不那麼自信了。這些變化也是影響到從人文科學到自然科學的大多數學術研究的巨大變化的一部分，隨著具體化和專業化將學術研究破碎成為更小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提供其針孔世界觀。具體化提供了一種強有力的研究策略，但是它切斷了各種知識領域和古代的聯繫，並使它們相互孤立。一個單一的知識世界，不管統一在諸如基督教這樣的宗教的宇宙觀，還是統一在科學研究下面——這也是亞歷山大·馮·洪堡試圖寫一部以「宇宙論」為名的科學的普遍歷史背後的願景——的觀念被放棄了。[6]在諸如歷史學等人文學科裡，本來就缺乏達爾文、麥克斯韋爾和愛因斯坦時代那種自然科學特有的統一範式的觀念，而具體化也削弱了阿克頓的自信的認識論的現實主義。[7]
卡爾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變化，他引用1957年在阿克頓過度自信的宣言發表以後半個多世紀的喬治·克拉克為《劍橋近代史》第二版所寫的導論。在提到阿克頓希望出現一個「終極的歷史」後，克拉克寫道：
後來一代的歷史學家並不期望出現這樣一種前景。他們期待他們的著作被一次又一次超越。……探索似乎是無止境的，一些耐不住性子的學者庇蔭於懷疑論，或至少庇蔭於這樣一個教理：既然所有歷史判斷都涉及個人和觀點，那麼人皆優秀，就沒有什麼歷史真理的「客觀性」了。[8]
對諸如歷史等學科現實主義或理性主義信心之喪失，擴大了科學和人文科學「兩種文化」的分歧，1959年C. P. 斯諾（Snow）在一次演講中對此表示擔憂[9]。在英語國家，這種分歧尤其嚴重，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學術語言不同，英語將「科學」限定在自然科學範圍內。到了卡爾時代，歷史研究既在歷史研究的「科學」特性，又在仍在支持自然科學研究的現實主義認識論上雙雙喪失了信心。
懷疑論和學術研究的碎片化碾碎了歷史研究價值的信心，削弱了歷史能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現在，從而賦予我們力量的古老希望。隨著歷史學家越來越與其他學科相分離，甚至相互之間也發生分離，他們關於過去以及歷史學的性質和目標的見解變得越來越碎片化了。此種逐漸增強的碎片化的意識，類似於塗爾干所說的「失范」在學術上的表現，即喪失了統一性和意義感，卡爾把這種觀念在一個腳注裡面稱之為「個人的狀況和……社會相分離」[10]。學術上的失范起因於學者越來越和其他學者相分離，又和一個統一的世界知識相分離。一種力量稍微緩解了越來越嚴重的學術上的疏離感，那就是民族主義。雖然本質上是部落主義的，自19世紀以來就繁榮一時的民族史為那些和民族史編纂傳統合作的歷史學家提供了某種統一感。
卡爾自己的立場介乎阿克頓堅定的科學現實主義和克拉克猶豫的相對主義之間。他出色地探討了作為真理的歷史和作為我們講述的過去的歷史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他認真地對待真理和科學，因為他相信歷史和一般科學、真理一樣自有其目的：賦予我們力量。它提高我們對現在的認識，從而賦予我們力量。它將現在投射到過去的地圖上以達成此目的：「歷史學家的作用既不是愛過去，也不是把自己從過去解放出來，而是要掌握並且理解它，把它當作理解現在的鑰匙。」[11]這就是說歷史學家畫的地圖必須是好的地圖，就像好的科學一樣，它們必須能讓我們更好地瞭解現實世界。所以卡爾和馬克思一樣，是一個哲學的現實主義者，認為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並沒有分歧。「科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歷史學家都是在從事同一種研究的不同分支：研究人及其環境、研究人對其環境的影響，以及他的環境對人的影響。研究的目標是一樣的：提高人類對其環境的認知並且掌握這個環境。」[12]
另一方面，卡爾比阿克頓等清楚地認識到，過去並不只是等待被發現，不是「魚販子台板上的魚」[13]。歷史由歷史學家創作的關於過去的故事組成，隨著我們的世界和我們的目的改變，我們如何創作故事的方式也會發生改變。我們需要嚴謹的觀察以獲得關於過去的真理，但是在講過去的故事的時候，我們還需要有說書人的技巧，包括卡爾所說的「充滿想像的理解力」、理解和突出那些生活在過去的人。[14]在這方面，卡爾深受英國偉大歷史學家R. G. 柯林伍德的影響，不過他警告說，強調歷史學家的移情作用，如果走得太遠，就會導致懷疑論。[15]
對卡爾思想特別有影響的是馬克思在科學和行為主義之間的辯證平衡。但是馬克思堅持認為，存在一個客觀的未來。但是要創造某種過去，則是一種創新工作，我們如何研究它，取決於我們是誰，以及我們寫作和研究所處的時代。這就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寫的一段名言：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16]
歷史學家也是在創造歷史，但是他們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他們創造的過去固然取決於他們寫作的時間和地點，但是他們所構想的關於過去的故事，反過來會影響到未來的歷史學家研究的過去。作為一個行動主義者，馬克思非常清楚我們如何描述過去的重要性，因為我們的敘述會影響到未來。實際上，他希望他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解釋將會對未來產生深刻的影響，而實際上，他確實做到了。
和馬克思一樣，卡爾也理解作為真理的歷史和作為故事的歷史之間複雜而微妙的平衡。他在一段許多攻讀歷史的研究生所熟悉的文字中寫道：歷史是「在歷史學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互動的一個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一種對話」[17]。歷史就像記憶，不是召回過去，而是要創造它。
但是，什麼是過去？卡爾甚至比阿克頓還要投身於擴大歷史研究的範圍。他首先是一個研究俄羅斯的歷史學家，熱心展現那些為說英語的歷史學家所忽視的歷史的重要性。他讚賞李約瑟，堅持主張中國史以及歐洲之外世界其他地區歷史的重要性。
但是，卡爾所理解的過去雖然寬泛，但不夠深刻。他對人類的史前史或生物圈和宇宙的歷史不感興趣。這著實令人吃驚，因為他對馬克思有興趣，而馬克思則是將歷史看成包含一切科學在內的知識體。實際上馬克思和洪堡一樣，是一個超前的大歷史學家。但是卡爾在一個學術碎片化的時代著書立說，宇宙史的觀念並不在他的視線範圍之內，也不在任何他那一代說英語的歷史學家的視線範圍之內。奇怪的是，它倒是在蘇聯，這個卡爾撰寫最多的國家的歷史學家的視線範圍內，因為蘇聯的馬克思傳統確保了「宇宙的」或者「一般」的歷史觀念始終包含在馬克思的思想裡面。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存在一個在安德烈·科羅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和列奧尼德·格裡寧（Leonid Grinin）領導下興盛一時的大歷史俄羅斯學派。
2001年，戴維·卡納迪尼（David Cannadine）將卡爾著作出版40週年的會議論文主編成一本論文集，名為《如今歷史是什麼？》。[18]卡爾的著述問世之後發生了許多變化。歷史學科在內容和方法論上甚至變得更加碎片化、更加沒有自信了。馬克思或洪堡或H. G.韋爾斯的普遍主義的觀點似乎消失殆盡，只留下民族史這種唯一的縮減版了。卡納迪尼的著作中寫到了許多明顯的變化，反映了戰後大學生、歷史學家和歷史分支學科的繁榮。這是一種世界性現象，因而類似的趨勢在許多不同的修史傳統中也可以發現，只是各有不同而已。
既然卡納迪尼的書不是關於某個單一的歷史學科，自然有眾多學者參與其中。更多的歷史學家和更多的學者似乎意味著關於歷史學科的內容、意義和目的，有著更多的各不相同的觀念。每一章都是不同類型的歷史，所以有些章節呼籲：「如今什麼是社會史？」和「如今什麼是文化史？」。「如今什麼是婦女史？」「如今什麼是環境史？」的闕如令人吃驚，不過卡納迪尼堅持認為，他的書恰好反映了少數分支學科進入了當時還處於分裂之中的歷史研究。
碎片化是由於對該學科的客觀性和科學性的日漸增長的懷疑論所造成的。固然，大多數歷史學家仍然繼續以一種精力充沛的、現實主義的經驗論去研究細節問題，以至於有人諷刺這門學科只不過是一個事實的目錄。但是，隨著問題範圍的擴大，歷史學家的信心似乎減弱了，只有很少的人能夠對歷史研究是一個更加系統的知識或者意義的部分想法感到滿意。歷史學家越來越游離於其他學科（經濟史的衰退就是這個過程的一個令人吃驚的例子），甚至相互之間也是分離的，任何關於歷史的性質和目標的一致認識似乎都已煙消雲散。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注意到，後現代時期聚焦於歷史學家創造性的主觀作用，聚焦於作為說書人的歷史學家。這個研究路徑表現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73年的經典著作《元歷史：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此書幾乎完全聚焦於歷史研究的文學方面，而不是它所主張的真理。歷史研究似乎分裂成為關於過去的多元的、無數的故事，每一個故事都代表一個特殊的視角，沒有一個人對於它所主張的歷史真相抱有信心。對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所認為的那種作為後現代思想主要特點的宏大敘事或者元敘事，歷史學家似乎抱有深深的懷疑。
可是……雖然在2000年卡納迪尼著作的這個地震測量儀上幾乎看不見震動，一種新形式的普遍史的觀念已經在歷史研究的邊緣地帶震響了。世界史在美國盛極一時，有著健全的學術機構和一份成功的雜誌（《世界史雜誌》），越來越多的大學和學院也在講授這門課程。但是有些學者開始的冒險大大地超越了世界史。他們開始探索一種可以囊括整個過去的真正意義上的普遍史，其中包括生物圈和整個宇宙的各個部分。到2001年，「大歷史」這門課我已經開設了12年，但是我只是朝著同樣方向前進的一個小而充滿活力的學術社團中的一分子。埃裡克·蔡森（Eric Chaisson）講授宇航員版的大歷史已長達20年，而弗雷德·施皮爾（Fred Spier）和約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在阿姆斯特丹、約翰·米爾斯（John Mears）在達拉斯、辛西婭·斯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在聖拉法葉、湯姆·格裡菲斯（Tom Griffiths）和格雷姆·戴維森（Graeme Davidson）在墨爾本等等地方，都在講授大歷史。大歷史潛入了正在尋求另一種發展方向的歷史學科。
如今，卡納迪尼的著作出版15年之後，大歷史仍然是邊緣化的，但是它開始動搖歷史學科了。[19]出現了一批學術著作，證明可以以嚴格而清晰的風格撰寫大歷史，可以產生關於過去的新的甚至創造性的洞見。[20]大歷史已經成功地主要在英語世界裡的幾所大學開課，甚至那些不開課的歷史系也經常在其修史座談會上討論大歷史。還有好幾個大歷史的大型在線公開課（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還有一個大歷史學會（IBHA）已經舉辦了三屆大型會議，現在又創辦了一份雜誌。麥考瑞大學創辦了一個大歷史研究所，組織過兩場研討會。大歷史甚至通過「大歷史計劃」（Big History Project），在百餘所中學講授，這是2011年比爾·蓋茨發起並資助的一個主要面向美國和澳大利亞的中學的免費在線課程。
數十年前還是一種似乎過時的、不現實的、執拗的歷史研究路徑，現在開始看上去成了一門強大的、嚴格的甚至創造性的現代學術門類，能夠將歷史的研究和教學同其他人文主義和科學範圍內的學科聯繫在一起。
為什麼要回到普遍史？
發生了什麼？
歷史學科本身發生了某些重大變化。總是有一些學者，如H. G. 韋爾斯或者阿諾德·湯因比，他們一直活躍地堅持一種更宏大的理解過去的視角。但是，通過產生一種數量繁多的新的歷史研究成果，涉及前輩歷史學家所忽略的主題、地區和時代，一些具體研究也為一種更加寬泛的歷史觀奠定了基礎。費利普·菲爾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dez-Armesto），一位興趣廣泛的世界史學家在卡納迪尼著作的一章，恰如其分地寫道：
歷史學家在失去水分的土地上，犁溝挖得越深、越窄，等到犁溝垮塌，他們就被埋葬在自己的枯燥無味裡面了。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他們爬出自己的犁溝，就會有更多的領域去探索，有許多豐富的新工作去完成，從而改變人們的視角，拓展比較的框架。[21]
儘管如此，在向普遍史回歸的同時，在歷史學科以外發生了許多變化，特別是在自然科學領域，總是比人文學科更加友好地對待統合的觀念。[22]量子力學家埃爾溫·薛定諤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出版的一本關於生命本質的著作中就已經預見到了學術統一的新形式：
我們從先輩那裡繼承了對於統一的、無所不包的知識的強烈渴望。最高學府之名令我們想到，自古以來一直延續數世紀的普遍性的知識才是能得滿分的……我們清晰地感受到，我們現在能夠開始獲得可靠的材料將所有已知的知識焊接在一起……[23]
在自然科學裡，正如人文科學一樣，具體的學術研究在數十年間產生了大量的新信息和新觀念。同樣重要的是新的統一範式的觀念的出現。最重要的是大爆炸的宇宙學、板塊構造理論和現代綜合進化論（Darwinian Synthesis）。新的範式在卡爾著書立說的時候幾乎聞所未聞。1953年在卡爾工作的劍橋大學發現了DNA（脫氧核糖核酸），但是這個發現的全部重要性只是在之後的一二十年才變得顯而易見。將大爆炸宇宙學和板塊構造理論聯繫起來的新發現還要再過幾年才出現。可是到了1970年，新的範式已經激發了知識的新整合的希望，至少在自然科學領域。有些科學家開始討論「大統一理論」。
特別令人吃驚的是新的科學範式本質上是歷史學的。牛頓的靜力學已經隨風飄去，被一個按照歷史的和進化的原則運行的宇宙所代替。卡爾意識到了這種自然科學的「歷史性轉變」及其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不過他的洞見在此後的大約50年裡被大多數歷史學家忽視了。他寫道，科學：
經歷了異常深刻的革命……賴爾（Lyell）對於地質學、達爾文對於生物學的研究現在用於天文學的研究，天文學已經成為宇宙如何產生的科學……歷史學家有了一些理由，可以比100年前的歷史學家在自然科學更有賓至如歸的感覺。[24]
在英語世界裡，大爆炸宇宙學激發了如多里昂·薩根（Dorion Sagan）等天文學家詳細敘述宇宙的歷史，而板塊構造理論激發了古地質學家如普雷斯頓·克羅德（Preston Cloud）等撰寫地球新史。[25]可見許多科學家也身陷和歷史學家一樣複雜的境地——試圖從過去留給現在的偶然線索，重構一種已經消亡的過去。自然科學的歷史學轉向使得科學家的方法接近於歷史學家的。地球生命的起源和俄國革命的對照實驗都是不可能的。相反，許多科學的學科看起來面臨著和歷史學家同樣的方法論問題：盡可能多地採集線索——從古代的星光到鋯石晶體，到三葉蟲——用它們重構貌似真實的甚至有意義的關於過去的敘述。這個領域歷史學家是熟悉的。卡爾·波普爾鍾情的強證偽性幾乎不可適用，而且其他歷史學家熟悉的比較模糊的技巧，例如基於一個特定領域裡的長期相似性的范型——認知和直覺，在自然科學裡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統合。[26]
放射性斷代技術的發展，對於現代宇宙史的出現尤為重要的是，它能夠為遠古歷史提供一種確切的年代基礎。[27]H. G. 韋爾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不久即試圖創作一部普遍史，他的早期歷史部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承認，他的所有確切的日期都依靠有文字的記載，他無法提供第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公元前776年）之前的記載。[28]19世紀的地質學家已經知道如何通過研究古代岩層構建相對的編年史，但是誰也說不清寒武紀的生命大爆發是在何時發生的，或者地球是在何時形成的。這些都隨著20世紀50年代放射性斷代技術的出現而徹底改變。1953年，克萊爾·帕特森（Claire Paterson）利用鈾的半衰期測量出地球有45.6億年。他的這個日期沿用至今。當卡爾在1961年著書立說之際，放射性斷代法才剛剛開始改變古生物學家和史前歷史學家的思維。1962年，在南昆士蘭的坎尼弗巖洞，約翰·馬爾瓦尼（John Mulvaney）用放射性技術證明人類在冰河時代晚期之前開始在澳大利亞定居，在以後的數十年間，人類在澳大利亞最早定居的年代往回推算了5萬，也許6萬年。[29]正如科林·倫弗魯（Colin Renfrew）寫道：
……放射性斷代法的發展，……令世界各地史前史的編年史得以建立。此外，這是一種沒有任何關於文化發展或關係之假設的編年史，能夠運用於無文字社會，就像運用於有書面文字的社會一樣完美。史前史在編年史上不再是非歷史的了。[30]
最終，放射性和其他斷代法有可能建構回溯至宇宙起源的嚴格的編年史。首次可能根據一個可靠的宇宙編年史而講述宇宙的歷史。
有些變化確實可以從戴維·卡納迪尼論文集中看出來。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菲利普·費爾南德斯·阿爾梅斯托論證道，歷史的範圍拓展了，越來越具體化，現在則需要將自然科學包含進來：「歷史再也不能將自己局限於『兩種文化』中的一種。人類顯然是動物連續統的一部分。」[31]在1998年，偉大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論證道，歷史學家應當將人類的歷史置於生物圈甚至整個宇宙的歷史之中：
看來人類實際上屬於宇宙，分享其不穩定的、進化的特點……人類所發生的以及星球所發生的看來都是一個巨大的、進化的故事，具有自發出現的複雜性的特點，這種複雜性在從最小的夸克到銀河系，從長碳鏈到生命有機體，從生物圈到人類生活、勞動其中的有意義的符號世界的每一個組織層面產生新的行為方式……[32]
麥克尼爾在其晚年，對於大歷史觀念的興趣與日俱增，將它視為其廣泛的歷史觀的一種自然延伸。正如其子約翰·麥克尼爾所言：「（除孫子之外）是令其最感到激動的事情。」[33]
大歷史是什麼？
那麼，大歷史是什麼？
在本文最後我想探討什麼是大歷史、大歷史會是什麼樣的等若干彼此關聯的描述。這些都是個人的思考，有些是猜測性的。但是我希望它們能夠引起甚至那些不會像我一樣被它們說服的人的興趣。我希望它們會引起關於大歷史及其特點的廣泛討論。我的思想在結構上比較鬆散，大體以卡爾歷史辯證法的「真理」為一端，以「說故事」為另一端這樣一個範圍。
大歷史的目標，和其他各種善知識一樣，是要幫助我們認識我們所生存的世界，從而賦予我們力量。大歷史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世界，從而賦予我們力量。就像各種形式的歷史一樣，大歷史主要是通過將現在投射到過去而賦予我們力量，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今日世界如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這種關於歷史的目的的宣稱假設存在關於知識的一種現實主義的或者自然主義的認識。作為一種進化的生物，我們以某種成功方式和我們周邊的事物打交道，這種成功是以我們（就像一切生命有機體一樣）能夠獲得關於周邊事物的有限的然而真實的認識為前提的。雖然意識到知識的有限性，大歷史，就像一般科學一樣，反對極端形式的懷疑論或相對主義。它和善的知識一樣，建立在同樣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基礎之上，而且有著同樣獲得力量的終極目標。
大歷史是普遍的。但是如果對過去的認識確實能夠賦予我們力量，那麼難道不應該試圖去認識全部的過去嗎？大歷史和其他歷史研究相區別的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是它試圖把過去當成一個整體去認識。它渴望對歷史形成普遍的理解。大歷史對於具體的歷史研究毫無敵意。相反，它完全要依靠豐富的具體的研究。但是它試圖將具體研究的成果整合到一個更大的、統一的景觀裡面，正像數百萬幅地方地圖聯結成一幅世界地圖一樣。這些充滿雄心的目標意味著大歷史要在構成20世紀學術諸多學術研究的知識碎片的浪潮中搏擊。大歷史旨在統合，旨在亞歷山大·馮·洪堡曾說的「那種瘋狂的熱情……要在一本書中道盡整個物質世界」。
許多有趣的結論從大歷史雄心勃勃的普遍主義中湧出。大歷史不承認任何歷史知識的學術障礙。它預先假定存在一個全範圍的以歷史為導向的學科，它們都和同一個目標相關：要重構我們這個世界如何發展到今天的歷史。實際上，我時常在想，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是否能夠看到重新安排大學的校園，不是將科學置於一端，將人文科學置於另一端，而是你將發現一個致力於「歷史科學」的區域，在這個區域裡，天文學家、古生物學家、進化論生物學家、核物理學家和歷史學家能夠並肩工作。
大歷史的這種志在普遍史的靈感意味著它將包含所有能夠產生可能的、精確的、以證據為基礎的關於過去的論述的各種知識領域。這就意味著，目前而言，它要明智地在大爆炸以後發生的一切——亦即可以用許多證據重構的過去與任何先於大爆炸的事物之間畫一條線，後面這個區域，雖然有大量的有趣的猜測，但是到現在為止還不是一個清楚的以證據為基礎的故事。當然，這是可能發生變化的，大歷史的故事本身將有所擴展，也許會將那些支持多重宇宙論或弦理論的證據整合進來。隨著生物學家探討地球生命的起源，或者天文學家尋找周邊星系的生命，或者物理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窺見到意識的「核心」問題，或者歷史學家更好地理解了宗教和科學在人類歷史的多元尺度上的作用，類似的變化也許會在大歷史故事的其他部分發生。
憑著這些條件，大歷史旨在綜合理解歷史，繪製一幅學術上的關於過去的世界地圖。就像一幅世界地圖，大歷史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不僅看見過去各主要國家和海洋，而且看見將不同的學術大陸、地域和島嶼連接成為一個單一知識世界的環節和協同。大歷史的廣泛視角還能夠激發我們在多元尺度裡面運動，從宇宙本身的尺度，到人類的尺度，再到個體細胞的尺度，其中每一秒都會發生數以百萬計的精確校準的反應。大歷史鼓勵我們將時間和空間的小點連接起來，尋找截然不同的實體、學科和尺度之間的協同。諸如安德烈·科羅塔耶夫等俄羅斯學者已經積極投身於尋找多元尺度的複雜進化的數學模型這個任務上了。
通過聚焦於將不同學科連接起來的觀念，大歷史能夠幫助我們克服20世紀在學術研究，尤其是在人文科學研究中日漸極端的懷疑論特徵。在塗爾干手中，「失范」的觀念是指缺少清晰的位置感或意義感，在這種學術上無家可歸的狀況中，世界本身幾乎無法理解，個人感到極大的疏離，以至於要去自殺。20世紀學術的極端碎片化固然允許一個學科又一個學科的學術進步，但是它做到這點，所付出的代價是學科和學科之間的相互疏離，限制更大的、統一的景觀的產生，也限制了在學科之間相互進行真理的檢驗。尤其是在人文學科，學術上的疏離造成學術形式的失范，擊破了人們堅持主張創造意義或者更多從總體上去把握現實的信心。20世紀晚期如此之多的學者們所共同信仰的後現代主義者的懷疑論是對過度自信的實證主義的一種糾正。但是，發揮到極致，就會創造一種深深的無助感，既有學術上的，也有倫理上的。有些人認為，這無異於一種學術上的自殺。
以應有的科學性的穩重態度，大歷史回到試圖將現實的地圖拼接為一個整體的古老課題。通過移除學科之間的分區，大歷史能夠有助於在專家性學術和大型的、範式的觀念之間重建一種更加平穩的關係。
大歷史是協同性的、合作性的。大歷史的故事是組裝而成的，就像一塊碩大的鑲嵌圖，用許多不同國家、時代和學科的小瓷磚拼接而成。一切學術研究都是協同性的。但是大歷史這一異乎尋常的領域將協同置於這門新學科的核心。豐富而可靠的大歷史不是個別學者心靈的產物，而是數百萬心靈的聯手創造。
撰寫大歷史所需要的極致的學術協同使我們重新思考專門知識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專業化造成一種看法，如果你將研究領域變得足夠狹窄，學者個體就能夠完全掌握這個領域。他們就變成了專家。這種觀點太過天真了，因為甚至最狹窄的專家也要引用他們研究領域以外的洞見和範式。但是大歷史的範圍極其廣泛，這就意味著儘管它建立在專家的洞見之上，但是它也要求許多在今天碎片化的知識世界裡不受重視的其他學術技藝。大歷史首先要求一種能夠把握許多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然後將其連接起來的能力。它需要寬度，也需要深度，要有一雙犀利的眼睛，能夠找到學科之間未能預料的協同之處。它還需要一種協調多學科的不同頻率的能力。大歷史學家將不得不成為跨學科的翻譯家，能夠感受到對於不同學科使用的類似概念、詞彙和方法之間的微妙區別。他們還將問一些深刻的跨學科的問題。有沒有一些觀念能夠在多學科的領域裡同樣適用，從宇宙學到生物學到歷史學，諸如弗雷德·施皮爾所描述的「統治」（rigimes）和「金鳳花條件」（Goldilocks conditions），或者在埃裡克·蔡森書中的核心概念「自由能密度」（free energy density）的等級？在物理學具有強大作用的熵理論能否啟發我們對人類歷史的認識？今日納米生物學家正在探索中的原子層面上的分子機器是不是意味著以一種新的方式分配今日世界的能量流？[34]有沒有一種普遍機制（也許某種形式的普遍的達爾文主義？）用以解釋儘管存在第二熱力學原理，但是還會持續出現複雜實體？
通過不僅聚焦於現代學術的零星島嶼，而且聚焦於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大歷史能夠提供一種新的跨學科思維和研究的框架。熟悉大歷史的世界歷史地圖的研究者將自然地在其具體學科以外尋找有用的觀念和方法。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癌症研究到金融危機等都有賴於多學科的發現和洞見，跨學科研究將變得尤為重要。每一種學科內部的研究取得成功都說明了為什麼越來越多的有趣而重要問題現在都處於學科之間。
大歷史這門年輕的學科也證明學術協同是我們人類（Homo sapiens）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徵，雖然許多進化特徵將我們定義為一個物種，但是我們的技術創造性似乎被語言這樣一種極強大的進化形式所規定，使得我們可以用如此準確的、如此大規模的方式進行觀念和洞見的交流，以至於它們能夠使得集體記憶逐漸積累。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物種能夠將這種習得的知識積累起來，跨越無數代人，以便有更多代人能夠不僅認識不同的事物，而且認識比前幾代人更多的事物。這種差異證明是頗具創造性的。跨越無數代人的數百萬個體的知識積累解釋了我們對於這個生物圈的資源和能量流的日益增長的控制權。這種逐漸增長的趨勢已經形成了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並且在今天達到一個高峰，使我們擁有了唯一的最強大的改變我們生物圈的力量。在我本人的著作中，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分享和積累「集體知識」的獨一無二的能力。它使我們人類不僅逐漸控制環境的能量流和資源，而且對我們居住其中的世界和宇宙的認識逐漸增加。現代科學如同現代宗教和文學一樣，都是在共同的知識網絡中辛勤勞作的數百萬個體的創造。只是在一個世紀之內，人類心靈的範圍，或者如同維爾納斯基所稱的「人類圈」（Noosphere）已經變成了一種全球變化的力量。[35]
我個人相信，「集體知識」的觀念提供了一種能夠表達我們對於人類歷史以及我們這個物種與眾不同特點之認識的範式性觀念。人類歷史是由集體知識推動的，就像生命有機體的歷史是由自然選擇推動的一樣。如果這個想法大致正確，那麼它就證明大歷史能夠通過將某些深層次的問題置於一個極其廣泛的背景之下，將其視為現代知識的「世界地圖」的一部分，從而使這些問題得到澄清。
大歷史是一個故事。迄今為止，我已經討論了大歷史所能夠提供的真理性認識的特點，以及它的跨學科的協同能力。但是，大歷史當然也要講故事。正如卡爾論及的各種歷史一樣，它要開展「現在與過去之間一個永無止境的一種對話」。它有兩極，一是作為整體的過去，一是從現在這個特殊的有利位置觀看過去的歷史學家。就像一般歷史一樣，大歷史是正在建構大歷史的歷史學家的產物。當然，這就意味著大歷史是進化的，而且是不斷進化的，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樣，因為它是由不同說書人，從不同社會背景、有著不同關注點的人所說的故事。
大歷史是一個起源故事。但是，由於其具有普遍主義的雄心，大歷史不只是再講一個過去的故事而已。大歷史普遍性的野心意味著它分享著許多傳統起源的故事。正如我們所知，所有人類社群都試圖建構關於我們身邊萬物起源的統一的故事。我所說的這樣一種「起源故事」的觀念就是這個意思。起源故事試圖將一定社群關於我們的世界如何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的知識整合起來，並且流傳下去。如果有人相信了，如果那些聽到並流傳下去的人覺得是可靠的，就會具備特別強大的力量，不管我們討論的是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民族，還是從儒家到佛教到阿茲特克的，還是伊斯蘭教世界、基督教世界等世界文明的偉大哲學和宗教傳統。它們之所以強大，還因為被一定的社群的大多數成員所共有，他們從小就獲知這些起源故事的雛形，然後經過許多年的教育，將它們推廣到國際上去並且補充其細節，使其更為精緻。正如我們所知，起源故事處在一切教育的核心位置。它們在神學院和大學提供基礎知識，就像食物採集社群里長者傳給後代的豐富的口述傳統。
根據這種討論，顯然塗爾干的「失范」概念也可以理解為那些不能獲得可靠的、豐富的和權威的起源故事者的心靈狀態。學術失范就是沒有地圖、沒有意義的狀態。奇怪的是，隨著全球化和現代科學既在世界的都市的中心地帶又在殖民的邊緣地帶將傳統的起源故事的信心擊得粉碎，這種學術狀態竟成了20世紀的規範。現代世俗教育體系不再傳授作為基礎知識的共有的傳統了。
有些人發現傳統的起源故事的衰落令人高興、使人自由，為著沒有共同起源故事而隨意漂流的世界觀深感榮耀。但是許多人，在殖民世界和都市中心，都感受並且繼續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感。如今，我們習慣於一個沒有普遍框架的觀念（尤其是在人文學科中）的世界，很容易忘卻隨著不再相信起源故事而喪失學術的連貫性所造成的痛苦。但是，這種失落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哲學和藝術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在這裡，我們可以隨意找到幾個例子，說明我想說的事情。1851年，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岸》中寫道：
信仰的海洋
也曾一度漲潮，圍繞大地的海岸，
像折起的閃光的腰帶。
但是現在我只聽到
大海拖長的落潮吼鳴，
沿著世界上巨大、陰鬱的邊岸
和赤裸的卵石沙灘，
退入吹拂的夜風。
詩人繼續寫到一種沒有一致性或意義的未來的可怕異象：
啊，親愛的，讓我們
相互忠誠，因為看徹人間，
猶如幻鄉夢境
五光十色、美麗新穎，
實在沒有歡樂、沒有戀愛和光明，
沒有肯定、沒有和平，也無從解除痛苦。
人生世上猶如置身於黑暗曠野，
到處是爭鬥、奔逃、混亂、驚恐，
如同愚昧的軍隊黑夜交兵。
葉芝的《二次聖臨》作於1919年，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似乎實現了阿諾德對未來的夢魘般的異象：
盤旋又盤旋在漸漸開闊的旋錐中，
獵鷹再也聽不見馴鷹人的呼聲；
萬物崩散，中心再難維繫；
世上遍佈著一片狼藉，
血污的潮水一片泛溢，
把純真的禮俗吞噬。
詩歌的結尾更是展現了一種著名而又可怕的景象：
何等惡獸，它的時辰終於到來，
懶懶地走向伯利恆來偷生？[36]
專業化和傳統的統一敘事的喪失乃是諸多20世紀文學、藝術和哲學所描述的混沌、一致性喪失的世界的症狀。實際上，人們經常假定，這種孤立的、不可比較的學科和視角的世界是現代性的普遍特徵。現代世界將人、文化、宗教和傳統統統粗暴地糅合在一起，創造了一種人類的單一感，而逐漸喪失了對傳統世界觀的信心。我們在《共產黨宣言》裡讀到，人類歷史到了資產階級時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在一本論現代性的著作中，馬歇爾·伯爾曼（Marshall Berman）寫道，現代世界創造了「一種乖謬的統一，一種不統一的統一；它把我們全部投入到永恆的、分割與重生、鬥爭與矛盾、含混與痛苦的巨大漩渦裡面去了。做一個現代人就是要成為一個宇宙的一部分，在這個宇宙裡，正如馬克思所言『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37]
但是也可能有一種不同的解釋。也許對於20世紀的大多數時期而言，我們生活在一種學術的建築工地上，周圍是古老的起源故事的廢墟，而一個新的起源故事正在我們身邊建造起來，這個故事便是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故事。這個想法的最好的證據便是最近50年來新的統一的故事的出現。從這個角度看，大歷史就是一個試圖梳理並建造一個現代的、全球的起源故事。
大歷史是人類紀時期的起源故事。於是，也許我們可以將大歷史設想為20世紀的起源故事。大歷史建立在現代科學的學術成就之上，但是它也是一個不斷全球化的世界的產物，和卡爾的世界大不相同。科學知識的推進比他所能想像的更快，諸如互聯網等新技術創造了一個相互交織的世界。最重要的變化也許產生於自卡爾著書立說以來的60年間巨大的加速度、人類數量、能源使用、人類控制環境，以及人類的相互聯繫的急劇增長。在這個短暫時間裡，我們人類已經集體變為生物圈中唯一一支最重要的變化力量，地球生命40億年中首個起到如此重要的物種。這種結果卡爾在1961年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在這個意義上，大歷史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人類紀的起源故事。
要將人類紀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我們需要大歷史這樣寬廣的尺度，因為這不僅是現代世界史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作為整體的人類歷史甚至地球歷史的一個重要門檻。大多數當代歷史學研究集中在過去500年的歷史。這種縮短了的視角的危險也許在於能夠規範化最近的歷史，令最近數世紀在技術上和經濟上充滿動力的社會看上去好像是人類歷史的普遍現象。他們不是這樣的。他們的動力是不同尋常的，是一種例外。這樣的歷史觀念，就長時段的變化而言是現代的，而且正如約翰·麥克尼爾所證明的那樣，現代社會的變化的尺度尤其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實際上是「太陽底下的新鮮事」[38]。與此形成相對照的是，在過去20萬年間，大多數人類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所生活的體系和周圍環境似乎都是相對穩定的，因為變化如此緩慢，以至於用幾代人的尺度根本無法觀察得到。
只有在大歷史的廣闊尺度內，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人類紀的時代，不僅就人類的尺度而言，而且就地球歷史的尺度而言都是奇特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批古地質學家主張，人類紀時代是生物圈歷史的三大重要轉折點之一，另兩個是大約40億年前生物的出現，以及6億年前多細胞生物的出現。之前從未有一個物種能夠像我們人類這樣按照決定、洞見甚至奇思怪想來主導生物圈的變化。如果我們要應對它對不遠的將來提出來的挑戰，如何看待現代社會的這種奇特性便是至關重要的。認識當今世界如何奇特也會對我們祖先的洞見和認識形成一種新的看法，他們數千年來和整個生物圈一直維繫著一種更加穩定的關係。
大歷史是一切人類的首個起源故事。如果大歷史就是一個起源故事，那麼它也是一切人類的首個起源故事。由於它出現在一個高度密集化的相互聯繫的世界，它是首個為全體人類為了自己所創造的起源故事。傳統的起源故事試圖從特定的社群或者地區或者文化傳統中概括出某種知識，而這是試圖從世界各個部分積累的知識中概括出來的知識。這本身就表明一個現代起源故事的信息之大、細節之驚人的豐富。
傳統的起源故事提供一種對於各社群的統一的觀點，不管其內部在語言、文化、宗教和族群上的差異。同樣，大歷史的故事也能夠開始提供一個統一的全部人類的景觀，不管其在地區、階級、民族和文化傳統上有多麼巨大的差異。一個全球性的起源故事的建構和傳播有助於產生人類的統一感，這種統一感正是人類社會集體應對今後數十年的全球化挑戰所需要的。雖然主導卡爾的那個世界的民族和文化上的諸種部落特徵今日還大量存在，但是他仍會驚訝地看到，和它們同時出現的，還有一個人類整體的起源故事。
今日世界相互聯繫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一個有其自身歷史的人類統一體的觀念擁有了某種統合性，這是卡爾的時代所不具備的，那時候，最重要的人類社群似乎不是民族國家就是保持文化一致的區域，如「西方」或者伊斯蘭世界，或者被著名傳統帝國如中國和印度那樣統治的地區。如今，某種意義上的全球公民、同屬人類全球社區，不僅具有科學的準確性。〔總體而言，我們畢竟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物種，因此，人類有一種科學的準確性，而「中國人類」和「美國人類」的範疇則是不具備這種準確性。〕意識到什麼是全體人類所共同具有的東西，尤其是在一個核武器的世界中，乃是人類對自我的一種保護。卡爾撰寫《歷史是什麼？》之後一年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當時肯尼迪總統就曾說，一場全面核戰爭的可能性介於「1/3和1/2之間」。[39]
1919年H. G.韋爾斯試圖寫一本普遍史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尚縈繞在他心頭，他對人類一體性的感受促使他寫了這本書。他主張和平需要有新的思維方式。它需要：
具有公共的歷史觀念。世界之各人種各民族，若不集合於此等觀念之下通力合作，而猶循於其狹隘自私及互相衝突之民族習慣，則唯日趨於爭鬥之途以自召滅亡耳。此理在百餘年前已為大哲學家康德所見及……今則路人盡知矣。[40]
威廉·麥克尼爾對此也有精闢的論述：
人類完全擁有一種歷史學家可望理解的共同性，就像他們能夠確切地理解將人類聯合在任何較小的群體中一樣。不是像狹隘的修史不可避免的那樣去強化衝突，一種理智的世界史可以通過培養個體等同於人類整體的勝利和痛苦的觀念而消除群體衝突的致命性。實際上，它喚起了我在我們時代歷史專業的道德責任。我們需要發展一種足以容納處於各種複雜性中的人類豐富多樣性的一般史。
正如韋爾斯所認識到的，一種普遍史是統一的人類歷史的載體，因為，和民族史不同，與大歷史相遇的人類首先不是好戰的部落，而是單一的而且顯然還是同等的物種。這是一個現在可以準確地、自信地去講述的故事，它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我們這個物種不僅在最近的過去，而且在生物圈乃至於整個宇宙的位置。
[1] 本書以「What is Big History」為題發表於國際大歷史協會（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創辦的《大歷史學刊》（Journal of Big History）2017年第1期。經作者大衛·克裡斯蒂安和雜誌主編洛厄爾·古斯塔夫森（Lowell Gustafson）援權使用，特此致謝。
[2] 讓·博丹（Jean Bodin），16世紀，轉引自克雷格·本傑明（Craig Benjamin），《起始和終了》，載於馬爾尼·休斯——沃林頓（Marnie Hughes-Warrinton）主編：《世界史的新進展》（紐約：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2005），第95頁。
[3] E. O. 威爾遜，《論統合：知識的融通》（倫敦：阿巴庫斯，1998）。
[4] E. H. 卡爾，《歷史是什麼？》（哈蒙茲沃思：企鵝，1954），7。初版於1961年，基於1961年在劍橋喬治·麥考萊·屈威廉講座的演講。
[5]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5頁。
[6] 關於洪堡是一個超前的大歷史學家，參見弗雷德·施皮爾（Fred Spier），《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第2版（莫爾登，麻省，和牛津威利——布萊克韋爾，2015），和安德烈亞·沃爾夫（Andrea Wulf），《自然的發明：亞歷山大·馮·洪堡，失去的科學英雄》（倫敦：約翰·默裡，2015）。
[7] 範式和前範式的學科的區分，是由一部首版於1962年，只比卡爾的著作晚一年的著作引入的：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0）。
[8]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7—8頁。
[9] 斯諾，《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59）。
[10]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32頁。
[11]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26頁。
[12]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84頁。
[13]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23頁。
[14]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24頁。
[15] 柯林伍德的著作，和卡爾一樣，是我們那一代研究生的主食。柯林伍德最重要的著作是《歷史的觀念》，修訂版編輯，揚·范·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牛津和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16] 轉引自羅伯特·C. 塔克爾主編，《馬克思恩格斯選讀》，第2版（紐約和倫敦：諾頓，1978年），第595頁。
[17]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30頁。
[18] 戴維·卡納迪尼主編，《如今歷史是什麼？》（巴辛斯托克：帕爾格雷夫麥克米倫，2002年）。
[19]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古爾迪·阿爾米塔基和戴維·阿爾米塔基（Guldi and David Armitage）的《歷史學宣言》（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14年），對當代歷史研究的短期論（short-termism）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20] 初步看來這些著作包括埃裡克·蔡森的《宇宙進化：自然中複雜性的興起》（劍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大衛·克裡斯蒂安的《時間地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第2版，2011年）、弗雷德·施皮爾的《大歷史與人類的未來》（第2版，馬爾登，馬薩諸塞州：威利——布萊克韋爾，2015年）、辛西婭·斯托克斯·布朗的《大歷史：從大爆炸到今日》（第2版，紐約：新出版社，2012年）、一部大學教材，大衛·克裡斯蒂安、辛西婭·斯托克斯·布朗和克雷格·本傑明，《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紐約：麥格勞——希爾，2014年）；論文集有羅柏安（Barry Rodrigue）、列奧尼德·格裡寧和安德烈·科羅塔耶夫主編的，《從大爆炸到銀河文明：大歷史文集》，第1卷（德裡：普利姆斯書社，2015年）；麥考瑞大學大歷史研究所出版的一部精美的圖片集，《大歷史》（倫敦：DK書社，2016年）。
[21] 卡納迪尼主編，《如今歷史是什麼？》，第149頁。
[22] 本部分內容是對我發表於《歷史與理論》，泰晤士卷，49（2010年12月），第5—26頁的論文《普遍史的回歸》的論證所做的概括和補充。
[23] 埃爾溫·薛定諤，《生命是什麼？》，第57頁。
[24] 卡爾，《歷史是什麼？》，第57頁。
[25] 卡爾·薩根電視系列片，《宇宙》於1980年首播；普雷斯頓·克羅德的《宇宙、地球和人：宇宙簡史》（紐黑文：耶魯大學，1978年）僅比它早兩年；蘇聯已經有了一個興盛的「生物圈」歷史的傳統，以偉大的地質學家弗拉基米爾·維爾納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為先驅，他曾出版《生物圈》（紐約：斯普林格出版社，1998）等著作。
[26] 約翰·齊曼（John Ziman）的《真科學：是什麼、意味著什麼》（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2000年）對現代科學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化的方法論，做了非常細緻的描述。
[27] 參見大衛· 克裡斯蒂安，《歷史、複雜性和編年史革命》（Historia, complejidad y revolucion cronmetrica），載於Revista de Occidente，2008年4月，第323期，第27—57頁，以及大衛·克裡斯蒂安，《編年史革命以後的歷史和科學》，載於史蒂文·J. 迪克（Steven J. Dick）和馬克·L. 盧皮塞拉（Mark L. Lupisella）主編，《宇宙和文化：從宇宙背景看文化進化》（NASA，2009年），第441—462頁；並參見多格·麥克杜格爾（Doug Macdougall），《自然的鍾：科學家如何測量萬物的年代》（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2008年）。
[28] H. G. 韋爾斯，《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第3版，（紐約：麥克米蘭，1921年），第1102頁。
[29] 約翰·馬爾瓦尼和約翰·卡明加（Johan Kamminga），《澳大利亞史前史》（悉尼：艾倫 & 烏溫，1999年），第1—2頁。
[30] 科林·倫弗魯，《史前史：人類心靈的形成》（倫敦：韋登菲爾德和尼克爾森，2007年），第41頁。
[31] 卡納迪尼，《如今什麼是歷史？》，第153頁。
[32] 威廉·麥克尼爾，《歷史和科學世界觀》，載於《歷史與理論》，37，第1卷（1998）：第12—13頁。
[33] 《起源》（國際大歷史學會），VI. 08（2016），7。
[34] 彼得·M. 霍夫曼（Peter M. Hoffmann），《生命的棘齒：分子機器從混沌中抽取秩序》（紐約：基本圖書，2012年），極好地探討了分子機器如何利用個體分子偶然創造的「分子風暴」使細胞的化學作用得以運轉，以及為什麼這樣做的時候不會違背第二熱力學定理，因為它依靠額外的自由能的資源，主要是儲存能量的分子三磷酸腺甙（ATP）。
[35] 關於「人類圈」的觀念，參見大衛·克裡斯蒂安，《人類圈》，2017年Edge.org年度問題（2017年1月），載於https://www.edge.org/response-detail/27068。
[36] 以上兩首詩，譯文采自王佐良編，《英國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譯者注
[37] 馬歇爾·伯爾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現代性體驗》（紐約：企鵝，1988年，1982年出版），第15頁。
[38] 關於更多的相關觀點，參見大衛·克裡斯蒂安，《歷史與時間》，載於《澳大利亞政治和歷史雜誌》，第57卷，第3號（2011年）：第353—365頁，以及約翰·R. 麥克尼爾，《太陽底下的新鮮事》（紐約：W. W. 諾頓出版社，2000）。
[39] 格雷厄姆·埃裡森（Graham Allison）和菲利普·澤裡科夫（Philip Zelikow），《決定的本質：古巴導彈危機解釋》，第2版（紐約：朗文出版社，1999年），第271頁。
[40] H. G. 韋爾斯，《世界史綱》，第VI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