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像醫師治療肺結核：初期總是容易治癒而難以診斷，但要是沒被發現或接受正確治療，病情就會變得容易診斷而難以治癒。國家大事也是同樣道理，唯有才華出眾者才能預見禍患，輕易解決可能因此產生的惡果，但若缺乏遠見，問題就會擴大到所有人都無法想像的地步。
——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君主論》（The Prince，1513年）
1930年，美國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868—1953年）曾表示，人類不可能對任何像地球這麼大的東西造成真正的傷害。[1]就在同一年，美國化學工程師托馬斯·米奇利發明了氯氟碳化合物，也就是造成大氣圈臭氧層薄化的化學物質。密立根雖然確實是個「優秀」的人，但他並不瞭解可能造成的危害。馬基雅維利針對國家大事的思考，更能印證在全球生態與社會的事務上。在事情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幾乎不可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人類是否已邁向一場真正的生態危機，其實我們無法得知。確定的是我們現在的作為在生態上無法永續，只是我們不可能知道生態還能維持多久，或者即使真能維持下去還會發生什麼事。無論如何，無法永續存在的社會，自人類有農業以來比比皆是，其中有些消失無蹤，許多在改變做法之後也存留了下來。他們改變的不是永續的做法，而是某些新形態且種類不同的非永續做法。或許我們能像以前的人一樣，永無止境地以另一種非永續機制取代原來的非永續機制，進行大大小小的調整但避免全面崩盤，就像中國「三千年的非永續發展」。[2]明顯保守的古代中國比較像是老鼠而非鯊魚，通過採用新的糧食作物與新科技、改變與鄰國的貿易關係等做法，來適應新環境，並因此度過多次危機。然而，全球性的非永續社會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數千年以來中國對這個世界所做的事，如今可能維持不久了。如果真是這樣，生態預言家經常警告的全面瓦解就會在眼前出現。從現有的非永續機制轉變為另一種模式，過程可能極度痛苦，而且正如既得利益者常主張的，他們會不計代價避免或至少拖延此一命運。
到底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不僅無人知曉，而且本來就無法確定，即使是指最近的將來。毫無疑問，有些狀況發生的概率較高，但沒什麼事是確定的。未來的變動性的確更甚以往：目前存在各種從根本上看來截然不同的可能，因為科技的影響力大增，觀念散播如此迅速，而且連繁殖行為這種通常以極緩慢速度改變的變量，都在快速變遷中。除此之外，這所有變量的互動，可能都比以往更為緊密，因此整個地球社會與環境體系也比以往更加不確定且更為混亂。
這一切都顯示，我們必須進行大幅調整，才能避免陷入困境。許多在過去幫助人類社會度過艱困時期的生態緩衝區——空曠的土地、無人使用的水源、未經污染的空間——現在都已消失。最艱難（更正確的說法是，不會發生的可能性最低）的是清潔淡水供應短缺、氣候變遷的多重效應，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
沒有人敢說未來會發生何種形式的生態緊縮（ecological crunch）、什麼時候會發生、會有多嚴重，但要預測哪些人受到的衝擊最大就比較簡單了。手中毫無權勢的窮人，現在已經無法避免自己不受生態問題影響，未來還是一樣。富有的權貴以往就擁有必要的資源，能讓自己不受污染、土壤侵蝕或漁業崩盤的影響。只有在緊縮非常嚴重時，他們才可能面臨極高的代價。當然，誰是富人誰是窮人這件事常有變動：以韓國人為例，1960年他們的平均財富甚至低於加納人，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已躋身富國之列。此一事實激發個人與團體拚命想脫離貧窮與衰微，而這樣的努力往往加重了生態問題。1960年後韓國為自身的經濟奇跡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城市區深受有害空氣所苦，河裡流著有毒的工業廢水，還有許多其他令人不快的狀況。但現在他們比加納人更有能力承受嚴重的生態失調，因為現在他們更有錢了。
如果你接受未來將會發生更嚴重的生態問題這種觀念，那麼依照馬基雅維利的說法，及早面對這種可能是比較謹慎的做法。在解讀現代史之後，我認為最明智的做法是加緊導入更潔淨的全新能源機制，並加速人口轉型，讓死亡率與生育率都能降低。前者代表我們必須集中科學與工程研究，也許需要市場干預，鼓勵既有能源基礎建設，並盡快推廣新型設備。後者代表必須加強窮國女性的正規教育，這不僅因為窮國的人口轉型並不完全，也因為女性教育是生育控制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也許還有其他方法，例如教育大眾接受生態約束的信念，或引導統治者施政時不要只考慮下次的選舉或政變。[3]還有某些做法則因為較為激進，顯得更加困難且較不實際。
我預期未來會發生可怕的生態與社會問題，只是因為我看到了過去的歷史。在本書中，我嘗試以數字來呈現20世紀所歷經的部分生態變遷。其中只有少部分能夠轉化為數字。這些數字都摘錄在表11.1中，這是20世紀環境變遷與部分造成這些變遷因素的概略數據。這個表格忽略了只在1900年之後才擴張的現象，例如氯氟碳化合物的釋放與拖拉機的數量。它忽略了若以1900年為基礎，則增加率如同天文數字的擴張，例如全球汽車總數、化學肥料使用量，或是化學合成物產量的噸數。這個表格是個不完美的度量標準，但呈現的整體印象依然正確。
表11.1 從數字看20世紀
註：有些數字的可信度較高。正文中評論了各項數字的可信度。
根據《聖經·舊約》，上帝創造萬物第五天時吩咐人類要充滿並管理、統治萬物。在歷史上大部分的時間人類未能遵守這些命令，原因並非他們沒有試過，而是能力不足。但20世紀人類利用化石燃料、達到前所未見的人口增長及各種科技變革，實現這些指令幾乎變得可能。在主流政治與經濟體系下，不去嘗試成了一種不智的行為：多數社會及所有大型社會，都冒著犧牲生態緩衝區與未來復原能力的風險，來追求國力與財富的極大化。20世紀最常見的政策是盡可能利用資源，讓大自然發揮到淋漓盡致，然後盡量往好處想。
人類擁有新的力量後，過去一些在醫療與人口、糧食生產、能源使用及一般消費的限制因此消失。對這些限制有所瞭解的人，極少會對其消失感到遺憾。但隨著這些限制的消失，我們受到了其他限制，也就是地球處理廢棄物、副產品及人類行為所帶來衝擊的能力。後者在過去偶爾即已帶來痛苦，但僅限於局部影響。到了20世紀末，它們似乎在全世界都限制了我們的選擇。人類與這些限制的交手，將塑造未來的世界，正如我們以往的努力塑造了過去的世界。
負責制定政策的人，都會以我們所認知的世界作為參考標準。這使得他們會因為自身觀察與經驗，而認定某些事物是「正常的」，也就是我在本書序中所說的知覺障礙機制。其實以生態用語而言，目前整個世界的狀況極度背離人類歷史上所謂持久、較為「正常」的狀態。如果我們能活上700或7000年，只要根據經驗或記憶就可以瞭解這點。但對我們這樣只能活70年左右的生物，要瞭解所有可能性以及什麼叫作永續，就必須去研究過去、未來與現在的事物。
20世紀生態變遷規模之大，強烈顯示至少對現代而言，歷史與生態必須互相重視。若只探討人類事務為背景的現代歷史，會認為現代歷史的維生系統相當穩固，這種做法不但不完整且會造成嚴重誤導。生態學若忽略了社會力量與歷史變動的複雜性，也同樣會自我局限。就知識領域來說，歷史與生態兩者都具有超高的綜合特質，必須相互融合。
如果歷史與生態真能相互融合，或者說當它們相互融合時，我們將對過去有更好、更完整、更吸引人、更全面，甚至可以說更複雜的概念。我們將更瞭解現狀，以及現狀是否已處於危險處境。如此一來，我們也將更瞭解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事，然後才有能力就這些可能進行辯論與抉擇，至少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屆時我們可能會自覺地選擇改變世界，而且只有從自身做起，不厭其煩地改弦易轍，才能避免嚴重傷害。我們可以創造命運，而不僅止於相信命運。就是這一點，讓我們有別於老鼠與鯊魚，還有20億年前的藍菌。
[1]Hobsbawm 1994：534．
[2]Elvin 1993．
[3]McGovern 1994提供了一個富有教育意義的故事。15世紀挪威屬地格陵蘭人跡滅絕。10～12兩個世紀間北半球氣候異常溫暖，當時挪威人在格陵蘭沿岸的內飛地（enclave）屯墾。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開始之後，他們無法適應越來越冷的氣候。這時倣傚因紐特人（Inuit）以海豹為主食是較為謹慎的做法，但他們仍依賴以牛只與魚類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故事作者表示挪威人之所以未能改變生活方式，是因為格陵蘭由一群擁有土地的精英階級所管理，他們控制了生產與貿易，並認為自己的地位（特別是在取得斯堪的納維亞貿易商品的特權方面）只能仰賴土地與牛只的經濟模式。這些擁有土地的精英階級緊握權力不放，妨礙了任何針對生態環境變遷所做的有效調整。正如我在本書序中所言，格陵蘭的地主就像鯊魚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