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很多失去親人的人。他們的親人並不是因為年老體衰最終離世的，而是突然地或者非自然地與他們陰陽兩隔。
有一位朋友曾經在我家暫住，他和我們談起了他的父親。他的父親出生在台灣，而他自己是很小的時候被收養的，可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成年以後，未婚妻的家人調查他的背景時他才知道了真相。妻子告訴他，他現在的父母其實不是他的生身父母。後來，他開始尋找生身父母，在一個小村子裡遇到了一個女人，自稱是他的母親。從此以後，他給她送錢，盡量讓她過得舒服，直到她去世。現在，他的兒子懷疑這個女人跟他們一點親緣關係都沒有。我的這位朋友最近把他的DNA樣本送到兩家基因家譜檢測公司進行檢測，期待著檢測結果可以證明他的中國血統。但是，兩家公司的檢測報告上都顯示他的DNA中有7%可能來自別的地方，其中一家公司認為，這神秘的7%是波利尼西亞血統。
有一位女士跟我在同一座大樓工作，她告訴我，她的父親是一個棄嬰，被人放在英格蘭一戶人家的門口。除了奶奶的名字之外，她對祖父母便一無所知了。她開始在檔案記錄中搜尋，還把父親的DNA樣本送到基因家譜檢測公司檢測。後來她找到了幾個同名的女人，最後鎖定了一個人。每次我見到她時，她的調查都小有進展。
我還認識一位遺傳學家，他從小就注意到自己的父母年紀特別大，但是從來沒把它當回事。長大以後他才發現，他所謂的「姐姐」其實才是他的母親，把他撫養大的是外祖父母。
對於我的祖父，我瞭解得也不多。自從我開始寫這本書以後，我的父母才慢慢開始和我說起一些有關家譜的事情，然而想讓他們說些我想知道的事情還是很難。探尋仍在繼續。
21世紀的遺傳學最有趣的發現之一，就是遺傳並不像我們害怕的那樣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文化歷史給予我們的影響比我們知道的要更加深遠。文化的作用會延續多久呢？世界銀行的高級經濟學家卡拉·霍夫，通過對印度的種姓制度和決策進行調研，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見解。
種姓制度是一種社會等級制度，有著幾千年的歷史。雖然從歷史上看，種姓制度具備一些靈活度，使得個人可以改變自己的種姓，但自從英國統治印度以來，種姓制度的劃分是很嚴格的。高貴種姓總是擁有更多的自由、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利，而低賤種姓總是幹些卑微的工作，比如處理死屍、打掃廁所等。高級階層把最低的階層叫作「賤民階層」。
劃分賤民階層的做法在50年前就被廢止了，今天，各種姓在法律上的區別已被根除，很多社會差異也被抹平。一個屬於高級種姓的人不見得一定就富有、受過高等教育，或者與當地的政界有聯繫。然而，各個群體仍舊嚴格監督著種姓之間的社會界限。高貴種姓與低賤種姓的人結成夫婦，被私刑絞死、強姦或毆打的事件屢見不鮮。2014年4月，一個17歲的達利特（屬於賤民階層）男孩被一群高貴階層的人毆打、勒死，就是因為他們看見男孩和他們的妹妹坐在一起。據報道，種姓歧視和種姓暴力在印度80%的村莊都發生過。
霍夫調查了現如今群體內部的團結程度是如何受到種姓制度影響的。她安排了很多次試驗，讓來自高貴和低賤種姓的三個人玩一個欺騙和懲罰的遊戲。她發現，來自低賤種姓的人不願意懲罰任何人，無論騙子屬於哪個種姓。然而，當騙子來自其他種姓時，來自高貴種姓的人卻非常樂意懲罰那些傷害到自己同一種姓成員的騙子。即便把財產、受教育水平和政治參與度考慮在內，種姓的影響依然是相同的：已經獲得特權的人是相互支持的。
霍夫認為，憤怒的懲罰和強烈的群體認同在高貴種姓家族裡傳承了下來，因為這有助於維持他們的權利。考慮到高貴種姓在印度享有特權的歷史相當地長，因此，這些處事態度看來也已經在許多家族裡傳承了幾百年。
對於霍夫這樣研究發展的經濟學家來說，首要問題是這些極端的古老處事態度能否改變。她對此充滿希望，並給我講述了一項最新研究。這項研究跟蹤了1993年憲法修正案頒布以來，在印度社會中發生的一些變化。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要求在三分之一的印度村莊裡，村長一職必須預留給婦女。她說：「他們發現在短短的七年當中，接觸女性村長根除了男人評價女性領導時帶有的偏見。雖然男人仍然不喜歡女性領導人，但是他們在評價女性領導人的政績時，也還算公正。父母對於女兒的期望值提高了，即便村長沒有凌駕於警方之上的審判權，而且公開報道家庭暴力的層級也得到了提升。即便在取消這種預留職位以後，婦女仍然可以參加競選，而且比過去更有可能獲得競選。研究結果預示著社會文化發生巨變的可能。」
霍夫還說：「如果你認為文化就是一套實際的經驗——不要相信女性，不要選女性當領導，也不要讓女兒受教育——那麼它就很難去改變了，因為這些是你從小就耳濡目染的。」
現在，我們用以瞭解文化歷史和個人歷史的工具非同一般。比方說，如果人人都做了DNA分析，並且把這些信息同自己的歷史信息聯繫起來，那將會非常接近人類歷史這本書了。但是，我們應該去做DNA分析嗎？這其中有現實的考慮和潛在的負面結果，涉及保險、隱私、健康等問題，還有整個行業如何發展的問題。任何想要分析自己DNA的人都要考慮這些因素。
2010年，我在一家名叫deCODEme的冰島公司做了DNA分析。這是第一家在網絡上提供個人DNA深度分析的機構。它的母公司deCODE是基因組研究領域知名的創新公司。2013年，deCODE公司被一家世界最大的生物藥品公司接管，屬於公開交易。估計這家收購deCODE的公司肯定要回答投資者如何從中獲利的問題。從那時起，deCODEme公司不再接受新顧客了。
當deCODE公司被出售的時候，我沒有收到有關deCODEme暫停服務或deCODE新股東的消息。到2014年5月為止，我還能夠登錄網站查看deCODEme為我做的DNA分析，但是一直沒有更新。我不禁要問，幾年以後會出現什麼情況？10年以後呢？100年以後呢？如果像這樣的公司更換了股東之後，又會遵循哪些政策條款？不同的公司對客戶所做的承諾是不同的。對於打算檢測自己DNA的人，最明智的做法是首先仔細閱讀那些難懂的條款，再送交自己的樣本。但是我也在想，無論現在說法如何，任何公司都可能倒閉，你的DNA樣本卻仍然可以繼續存在，並永遠指向你。
喬治·丘奇負責哈佛大學個人基因組項目（PGP），其目的是收集大量完整的基因組，以供科學家研究。現在，任何人都可以自願為工程提供自己的基因組，一旦被接受，他就要繳費測定基因組序列。每年有很多PGP成員都要參加在波士頓召開的專業會議，與會科學家都熱衷於探索他們的基因組和由這些基因組表達的特徵。在2013年的會議上，我看到PGP成員進行了嗅覺測試、呈送了含有細菌的口腔黏膜，還猜測了一些名人的出身。每個與會者都過得非常愉快。
在一開始，這個項目只有10名志願者。認知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是第6位。他的基因組連同他的病例都可以在網上查到。他當時寫道：「基因組與互聯網一樣，信息應該免費。「2014年，他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對23andMe公司的干涉稱為監管過度。他說：「人們更多地瞭解自己的基因組並無害處，如果他們想這麼做，那麼不關政府的事。"PGP的第4位志願者、杜克大學的教授米沙·安格裡斯特告訴我，基因組序列會改變他的自我認知，這種預期的感覺比瞭解事實本身更棒。現在，安格裡斯特每隔幾個月就檢查一次基因組，他說：「我注意到，原先被定為高危傾向的等位基因已經被調低風險等級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當我們給越來越多的基因組測定序列時，我們才開始發現那些變異（看上去真的會破壞某種蛋白質的變異）其實在我們身邊比比皆是。」他又補充說：「這也提醒了我們自己是多麼幼稚，而且對人類生物學的理解又是多麼淺薄。」
我遇到的第3位PGP志願者是投資人兼技術評論員埃絲特·戴森，她跟我說，她小時候得過水痘，於是每天都要仔仔細細地數一數臉上起的水泡。那個時候她就對「量化自我」很好奇。現在，她從量化的基因組中瞭解到什麼了呢？她說，實際上這不是什麼大事，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如此。她解釋說：「就像瞭解美國歷史一樣，你可能對你自己瞭解並不多，但是對歷史背景卻瞭解很多。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這是你應該知道的東西……它會使你對事物有更深的理解。」
她想了想，又補充道：「實際上，我有一個APOE4變異，這說明我患阿爾茲海默症的概率比別人高了一倍，但是說實話，這並沒有改變我的生活，也沒有改變我對事物的看法。我清楚地知道有一天我會死去，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細枝末節。」
丘奇跟我說，在項目發展的初始階段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這個項目無法確保傳統實驗對像擁有的隱私保護。DNA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身份特徵，而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一旦把信息放入公版領域共享，就再也無法把它撤回了。事實上，2013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運用另一個數據庫（千套基因組項目）中的DNA數據，再加上其對外公開的年代和地點數據，研究人員能夠使用一個家族家譜網站，按照姓名來識別出千套基因組中挑選出來的五個人。因為他們一旦發現了個人的家譜，也就找到了他們的家族。
丘奇的方法是請志願者「公開同意」，意思是不承諾實行匿名制。志願者要接受咨詢和審查，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在加入項目之前就瞭解了面臨的風險。
很多我採訪過的人都擔心保險公司可能會獲取他們的基因數據（儘管大多數DNA並不起決定性作用），並且根據這些數據調整他們的保單。這種擔心是有根據的。近來在美國，反基因信息歧視法案（GINA）防止了健康保險公司強迫投保人提供基因信息的情況發生，但是如果保險公司已經知道存在某種健康風險，那麼他們就可能要求某個人接受特定檢測。不過，反基因信息歧視法案不適用於人壽、殘疾和長期護理保險。在英國，暫停向保險公司提供DNA檢測結果的法案數次延長期限，目前有效期到2017年。然而，英國保險公司要求人壽保險的保額超過50萬英鎊時必須向其公佈亨廷頓病的檢測結果。在澳大利亞，接受基因檢測的人可能會被迫向保險公司提供檢測結果。2013年，一家保險公司甚至為投保人提供打折的基因檢測服務。這項服務美其名曰幫助人們關注自身健康，但是卻在條款說明中聲明投保人必須公開檢測結果。目前，很多歐洲國家都禁止基因歧視，但在加拿大卻沒有這樣的法律。
現在，政府在做大規模全基因組關聯方面的研究，以調查普通疾病和罕見基因變異，人口之間的生物聯繫網絡只會不斷增長。除了美國、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的研究項目以外，位於北海的法羅群島（維京海盜在9世紀時曾在此定居）政府也計劃為全部五萬人口進行基因組測序。這些項目會有很大的收穫，但如果監管不到位的話，人們很想知道保險公司和醫藥公司在掌握了我們子孫後代（甚至在他們出生以前）的基因信息後將如何對待他們。
拋開保險不談，在今後幾年中，隨著缺失的遺傳信息得到填補，我們將會讀到更多關於遺傳和健康的故事。除了遺傳以外，研究人員還要考慮社會經濟的影響，這一點很重要，要時刻牢記。即便是現在，很多研究也顯示，表面看來是某一人群具有某種疾病的遺傳傾向，如2型糖尿病，但實際上是社會經濟影響的結果，或者是遺傳與社會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
隨著研究人員對文化和DNA的理解逐漸加深，最令人激動的前景也許是一個更大的知識綜合體系，它能夠解釋歷史影響DNA的方式，以及DNA影響歷史的方式，這兩者都以某種形式作用於我們身上，無論是我們個人還是家庭。最近，有一項歐洲民間故事方面的調查，運用了人口遺傳學的技術來研究這些傳說的地理分佈。研究人員發現，這些傳說的地理位置分佈與基因的分佈相同，而且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來確定語言和民族的邊界。實際上，地理和語言邊界對於民間故事的影響要大於基因的影響，這說明基因在人口群體之間的交融更加細膩。就群體之間的融合來說，即便語言不通，兩個人之間的基因融合也比故事跨越語言進行傳播更為容易。這或許正如遺傳學家兼科學博客作者拉吉比·汗所說的那樣，文化是博大厚重的，而基因是光滑細膩的。
既然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什麼傳承給了我們，那麼，我們能否有選擇地阻止哪些東西傳承下去，哪些東西繼續傳承、如何傳承呢？毫無疑問，我們會繼續借助所有的傳統方式進行傳遞，但是我們也多了一種全新的方式。科學家們注意到了DNA是一個存儲高密度信息的非凡介質，他們已經開始探索將其作為數字化存儲設備的潛能。在20世紀末，人們就開始嘗試利用DNA進行幾個詞的編碼，10年以後，科學家就能夠把複雜的故事記錄在DNA上了，這包括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一篇科學論文，當然還有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坦率地講，這項新技術有可能為古老的DNA「羊皮卷」書寫上更多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