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單的人聲
我們是空氣，我們不是土地……
——馬馬達舒維利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也許兩者是一樣的，我該講哪一種？
我們才剛結婚，連到商店買東西都還會牽手。我告訴他：「我愛你。」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不知道……我們住在消防局的二樓宿舍，和三對年輕夫婦共享一間廚房，紅色的消防車就停在一樓。那是他的工作，我向來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他人在哪裡，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聽到聲響，探頭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說：「把窗戶關上，回去睡覺。反應爐失火了，我馬上回來。」
我沒有親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東西都在發亮。火光沖天，煙霧瀰漫，熱氣逼人。他一直沒回來。
屋頂的瀝青燃燒，產生煙霧。他後來說，感覺很像走在焦油上。他們奮力滅火，用腳踢燃燒的石墨……他們沒有穿帆布制服，只穿著襯衫出勤，沒人告訴他們，他們只知道要去滅火。
四點鐘了。五點。六點。我們本來六點要去他爸媽家種馬鈴薯，普利彼特離他爸媽住的史畢懷塞大約四十公里。他很喜歡播種、犁地。他媽媽常說，他們多不希望他搬到城裡。他們甚至幫他蓋了一棟房子。他入伍時被編入莫斯科消防隊，退伍後就一心想當消防員！（沉默）
有時我彷彿聽到他的聲音在我耳邊迴響，即使相片對我的影響力都比不上那個聲音。但他從來沒有呼喚我……連在夢裡都沒有，都是我呼喚他。
到了七點，有人告訴我他被送到醫院了。我連忙趕去，但警察已經包圍了醫院，除了救護車，任何人都進不去。
警察喊：「救護車有輻射，離遠一點！」
不只我在那裡，所有當晚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都來了。
我四處尋找在那所醫院當醫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護車，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說：「把我弄進去！」
「我不能。他的狀況很不好，他們都是。」
我抓著她不放：「我只想見他一面！」
「好吧，」她說，「跟我來，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看到了他，全身腫脹，幾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說，「每個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歡牛奶……」
「他現在會喝的。」
那所醫院的很多醫生和護士，特別是勤務工，後來都生病死了，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危險。
上午十點，攝影師許謝諾克過世了。他是第一個。我們聽說還有一個人被留在碎片裡——瓦列裡·格旦霍克，他們一直無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裡。我們不知道他們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問他：「瓦西裡，我該怎麼辦？」
「出去！快走！你懷了我們的孩子。」
可是我怎麼能離開他？他說：「快走！離開這裡！你要保護寶寶。」
「我先幫你買牛奶，再決定怎麼做。」
這時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諾克和她爸爸跑了進來，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間病房。我們跳上她爸爸的車，開到大約三公里外的鎮上，買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給大家喝。但是他們喝了之後就開始嘔吐，頻頻失去知覺。醫生只好幫他們打點滴。醫生說他們是瓦斯中毒，沒人提到和輻射有關的事。
沒多久，整座城市就被軍車淹沒，所有道路封閉，電車火車停駛，軍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擔心第二天怎麼出城買新鮮牛奶。沒人提到輻射的事，只有軍人戴著口罩。城裡人依舊到店裡買麵包，提著袋口敞開的麵包在街上走，還有人吃放在盤子上的紙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進不了醫院，到處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聲對我說話。我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馬上會被帶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來，決定跟他們一起去：「我們要和丈夫一起行動！你們沒有權力阻止我們！」
我們拳打腳踢，士兵已經出現了一把我們推開。後來一個醫生出來宣佈：「沒錯，他們要搭機去莫斯科，所以你們得幫他們拿衣服，他們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燒壞了。」公交車停駛，我們只好跑著去。我們跑過大半個城市，但是等我們拿著他們的行李回來，飛機已經起飛了。他們只想把我們騙走，不讓我們在那裡哭鬧。
街道的一邊停滿了幾百輛準備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邊是從各地開來的好幾百輛消防車。整條街都覆蓋著白色的泡沫。我們踏著泡沫走，邊哭邊罵。收音機裡說，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內進行疏散，要大家攜帶保暖衣物，因為我們會在森林裡搭帳篷。大家都好開心——露營！我們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慶祝五一勞動節！很多人準備了烤肉器材，帶著吉他和收音機。只有那些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在哭。
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到我爸媽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來就看到了媽媽。我說：「媽媽，瓦西裡在莫斯科，搭專機去的。」
我們整理菜園（一星期後，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誰知道？當時有誰知道？那天晚上我開始嘔吐，我懷了六個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夢見他在夢裡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後就沒有到我夢中呼喚我了，一次也沒有（開始哭）。
我早上起床後決定，我得一個人去莫斯科。媽媽哭著問：「你這個樣子要去哪裡？」我只好帶父親一起去，他去銀行裡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記得到莫斯科的過程。抵達莫斯科後，我們問看到的第一個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被安置在哪裡？」
他馬上就說：「休金斯格站的六號醫院。」
我們有點驚訝，之前大家都嚇唬我們，說那是最高機密。
那是專門治療輻射的醫院，要有通行證才進得去。我給門口的女人一些錢，她說：「進去吧。」接著又求了另一個人，最後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裡耶芙娜·古斯科瓦的辦公室。不過當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須見她。她劈頭蓋臉就問：「你有沒有小孩？」
我該怎麼回答？我知道我絕不能說出我懷孕了，否則他們不會讓我見他！還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說。
「幾個？」
我心想，我要告訴她兩個，如果只說一個，她不會讓我進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樞神經系統完全受損，頭骨也完全受損。」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點煩躁。
「還有，如果你哭，我就馬上把你趕出去。不能抱他或親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個小時。」
但我知道我不會走，除非我和他一起離開，我對自己發誓！我走進去，看到他們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裡！」他們叫。
他轉過身看了我一眼，說：「好啦，沒戲唱了！連在這裡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號的睡衣，看起來很滑稽，他應該穿五十二號。袖子太短，褲子太短，不過他的臉不腫了。他們都在打點滴。
我問：「你想跑去哪裡？」
他要抱我。
醫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說，「這裡不能擁抱。」
我們後來把這些當成笑話來說。其他房間的人也來了，所有從普利彼特搭專機到莫斯科的二十八個人都聚集過來。「現在怎麼樣了？」「城裡情況如何？」我說他們開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會在三到五天內清空。大家都沒說話，這些人裡有兩個女的，其中一個哭了起來，發生意外時她在電廠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裡，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了？」
我想和他獨處，哪怕只有一分鐘。其他人察覺出來了，於是陸續找借口離開。我擁抱、親吻他，但是他移開。
「不要離我太近，去拿張椅子。」
「別傻了。」我不理他。
我問：「你有沒有看到爆炸？發生了什麼事？你們是最早到現場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壞，有人引爆，大家都這麼認為。」
當時大家都那樣說，以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們躺在自己的病房裡，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談。他們用指節敲牆壁，叩叩，叩叩。醫生解釋說，每個人的身體對輻射的反應都不一樣，一個人能忍受的，另一個也許不行。他們還測量病房牆壁的輻射量，包括右邊、左邊和樓下的病房，甚至撤離所有住在樓上和樓下的病人，一個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們一直說：「你拿鍋子，拿盤子去啊，需要什麼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雞肉湯，因為當晚執勤的消防員有六個1：巴舒克，克比諾克，堤特諾克，帕維克，堤斯古拉。我幫他們買牙膏、牙刷和肥皂，醫院都沒有提供，還幫他們買了小毛巾。
現在回想起來，朋友的反應讓我很詫異。他們當然擔心，怎麼可能不擔心？但即使傳言都出現了，他們還是說：「需要什麼儘管拿！他情況怎麼樣？他們還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當時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過我記得一位看門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邊照顧他們。」
我一大早去市場買菜，然後就到朋友家熬湯，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說：「幫我買蘋果汁。」我就帶六罐半升的果汁過去，都是六人份！我趕到醫院，在那裡待到晚上，然後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還能撐多久？三天後，他們說我可以住進醫院的員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裡沒有廚房，我怎麼煮飯？」
「你不用煮了，他們沒辦法消化。」
他開始變了，每一天都判若兩人。灼傷開始在外表顯露，他的嘴巴、舌頭、臉頰，一開始是小傷口，後來愈變愈大。白色薄片一層層脫落……臉的顏色……他的身體……藍色……紅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憶！無法用言語形容！無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無法釋懷。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發生得太快，根本沒時間思考，沒時間哭泣。
我好愛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們才剛結婚，走在街上，他會抓著我的手把我轉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對我們微笑。
那是收容嚴重輻射中毒的醫院。十四天，一個人在十四天內死掉。
住進宿舍的第一天，他們測量我有沒有輻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熱」的，他們當場全部拿走，包括內衣褲，只留下錢。他們給了我一件醫院的袍子作為交換——尺寸是五十六號，還有一雙四十三號的拖鞋。他們說衣服也許會還我，也許不會，因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乾淨」。我穿著袍子去看他，他嚇一跳，說：「女人，你是怎麼回事？」
我還是想辦法幫他熬湯，我用玻璃罐煮水，放進很小塊的雞肉。後來忘了是清潔婦還是守衛給了我鍋子，也有人給我砧板，讓我切香芹。我不能穿醫院的袍子去市場，所以他們替我帶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費功夫，他沒法喝東西，連生雞蛋都吞不下去。不過我還是想讓他吃點好的，好像那還是有差別似的。
我跑到郵局說：「小姐，我要打電話給在伊凡諾·福蘭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們立刻明白我從哪裡來，知道我先生是什麼人，馬上幫我接通了電話。我的父親、妹妹和弟弟幫我帶了行李和錢，當天就飛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過去常對我說：「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勝利紀念日，會放煙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裡，他睜開眼睛問：「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
「晚上九點。」
「打開窗戶！他們要放煙火了！」
我打開窗戶。我們在八樓，整座城市都映入我們的眼簾！一束火花在空中綻放。
「你看！」我說。
「我說過我會帶你來莫斯科，而且逢年過節都會送你花。」
他從枕頭下拿出三朵他拜託護士幫忙買的康乃馨。
我跑過去吻他：「我好愛你！我只愛你一個！」
他開始咆哮：「醫生是怎麼說的？不能抱我和親我！」
他們不讓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幫他鋪床，放溫度計，拿餐盤，整晚待在他身邊。
有一天，我突然覺得天旋地轉，連忙抓住窗台，還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間。一名經過的醫生扶住我的手臂，接著突然問：「你是不是懷孕了？」
「沒有，沒有！」我好怕有人聽到。
「不要說謊。」他歎了口氣。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辦公室。「你為什麼騙我？」她問。
「我沒辦法，如果告訴你實情，你會叫我回家。那是神聖的謊言！」
「看看你幹了什麼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輩子感激安格林娜·維西裡那·古斯克瓦。一輩子！其他人的妻子也來了，但是她們不能進醫院，只有他們的母親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維克的媽媽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換。」
負責骨髓移植手術的美國人蓋爾醫生安慰我：「有一點希望，雖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線生機，因為他們都還年輕力壯！」
他們通知他所有的親戚，他的兩個姐妹從白俄羅斯過來，在列寧格勒當兵的弟弟也來了。年紀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歲，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適的。（沉默）我現在可以講這件事，之前沒辦法，我十年沒講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們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時斷然拒絕，他說：「我寧可死掉。她那麼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達當時二十八歲，是護士，很瞭解移植骨髓的過程，但是她願意移植，她說：「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過手術室的大窗觀看手術過程。他們躺在並排的手術台上，手術一共歷時兩小時。結束之後，柳達看起來比他還虛弱。他們在她胸前刺了十八個洞，麻藥幾乎退不掉。她從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現在卻體弱多病，一直沒結婚。我在他們的病房間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裡，沒有人可以進去。
他們有特殊儀器，不用進入帷幕就可以幫他注射或放置導管。帷幕用魔術貼粘著，我把帷幕推到旁邊，走到裡面，坐在床邊的小椅子上。他的情況變得很糟，我一秒鐘都離不開他。他一直問：「露德米拉，你在哪裡？小露！」一直問。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員都由士兵照顧，勤務工因為沒有防護衣物，所以拒絕照顧他們。那些士兵端衛生器皿，擦地，換床單，什麼都做。他們從哪裡找來那些士兵？我們沒問。但是他……他……我每天都聽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諾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錘敲在我的腦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隨著血液和黏液。手臂和雙腿的皮膚開始龜裂，全身長瘡。只要一轉頭，就可以看到一簇頭髮留在枕頭上。我開玩笑說：「這樣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們的頭髮都被剃光，我親手替他剃，因為我想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話，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待在他身邊，我一刻也閒不下來。（沉默許久）
我弟弟來了，他很害怕地說：「我不讓你再進去！」
但是我父親對我弟弟說：「你以為你能阻止她嗎？她不是從窗戶，就是從逃生口爬進去！」
我回到醫院，看到床邊桌上擺了一顆橙子，很大，粉紅色的。他微笑著說：「我的禮物，拿去吧。」
護士在帷幕外對我比手勢說不能吃。已經擺在他身邊好一陣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連碰都不該碰。
「吃啊，」他說，「你喜歡吃橙子。」
我拿起那顆橙子，他閉上眼——他們一直替他注射，讓他入睡。護士驚恐地看著我。而我呢，我只希望盡可能讓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會不會死得很慘，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記得當時有人說：「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愛的人了，而是有強烈輻射、嚴重輻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沒有自殺傾向，就理智一點。」
我發狂似的說：「但是我愛他！我愛他！」
他睡覺時，我輕聲說：「我愛你！」走在醫院中庭：「我愛你。」端著托盤：「我愛你。」我記得在家的時候，他晚上都要牽我的手才睡得著。他習慣一整夜握著我的手睡覺，所以在醫院裡我也牽著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萬籟俱寂，四周只剩下我們。他專注地看著我，突然說：「我好想看我們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們要替他取什麼名字？」
「你自己決定。」
「為什麼我自己決定？我們有兩個人。」
「這樣的話，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裡；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樣！甚至感覺不到心臟下面小小的心跳，儘管那時我已經有六個月身孕，我以為寶寶在我身體裡很安全。
醫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護士讓我進去的。起初他們求我：「你還年輕，為什麼要這樣？他已經不是人了，是核子反應器，你只會和他一起毀滅。」
但我像小狗一樣在他們身旁打轉，到門口站好幾個小時，不斷懇求，最後他們說：「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點，醫生開始巡房前，護士會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個小時。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我有通行證。我的小腿腫脹，變成藍色，我實在累壞了。
他們趁我不在的時候幫他拍照，沒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蓋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換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來，他的皮膚粘在我手上。我告訴他：「親愛的，幫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盡可能撐著，我幫你理順床單，把皺的地方弄平。」
床單只要稍微打結，他的身上就會出現傷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會不小心割傷他。沒有護士接近他，他需要什麼都會叫我。
他們替他拍照，說是為了科學。我放聲大叫，把他們推走！捶打他們！他們怎麼敢這麼做？他是我一個人的——是我的愛，真希望可以永遠不讓他們接近他。
我離開房間，走向走廊的沙發，因為我沒看到他們。
我告訴值班護士：「他要死了。」
她對我說：「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倫琴的輻射。四百倫琴就會置人於死地，你等於坐在核子反應爐旁邊。」
都是我的……我的愛。他們都死掉之後，醫院進行「大整修」，刮掉牆壁，挖開地板。
到最後……我只記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點鐘，我跟他說：「我去散個步。」他睜開眼睛又閉上，表示他聽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沒辦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潔婦敲我的門說：「快去找他！他像發瘋一樣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諾克拜託我：「陪我去墓園，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去。」
維佳·克比諾克和沃洛佳·帕維克要下葬了，他們是我和瓦西裡的朋友，我們和他們兩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張照片，我們的丈夫都好英俊！好開心！那是另一種生活的最後一天。我們都好快樂！
我從墓園回來後，馬上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他怎麼樣？」
「他十五分鐘前死了。」
什麼？我整晚都待在那裡，只離開三個小時！
我對著窗戶大叫：「為什麼？為什麼？」我朝天空大喊，整棟樓都聽得到，但是沒有人敢過來。然後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樓，看到他還在生物室，他們還沒把他帶走。
他臨終前最後一句話是：「露德米拉！小露！」護士告訴他：「她只離開一下子，馬上回來。」他歎了口氣，安靜下來。我後來再也沒有離開他，一路陪他到墓地。雖然我記得的不是墳墓，是那隻大塑料袋。
他們在太平間問我：「想不想看我們替他穿什麼衣服？」
當然想！他們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沒法穿鞋，因為他的腳太腫了。他們也必須把衣服割開，因為沒有完整的身體可以穿，全身都是……傷口。
在醫院的最後兩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覺骨頭晃來晃去的，彷彿已經和身體分離。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從嘴裡跑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到。我用繃帶包著手，伸進他的嘴裡，拿出那些東西。我沒辦法講這些事，沒辦法用文字描寫，覺得好難熬。都是我的回憶，我的愛。
他們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讓他光著腳下葬。他們當著我的面，把穿著制服的瓦西裡放進玻璃紙袋，再把袋口綁緊，放入木棺，然後又用另一層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紙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後他們把所有東西塞進鋅制棺材裡，只有帽子放不進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來了，他們在莫斯科買了黑色手帕。特別委員會召見我們，他們的說辭都一樣：「我們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兒子的遺體，他們都有強烈輻射，要用特別的方式——密封的鋅制棺材，上面蓋水泥磚——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們要簽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議，說想把棺木帶回家，他們會說，死者是英雄，不再屬於他們家了，他們是國家的英雄，屬於國家。
幾個軍人和我們坐上靈車，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們遵照指令行事。我們在莫斯科環城公路繞了兩三個小時，又回到莫斯科，他們說：「現在不能讓任何人進入墓園，墓園被外國記者包圍了，再等一下。」
兩家父母都沒有說話，媽媽手裡拿著黑色手帕。我覺得自己快昏過去了：「他們為什麼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麼？殺人犯？罪犯？我們要埋葬什麼人？」
媽媽摸摸我的頭說：「女兒，安靜，安靜。」
上校說：「我們進墓園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們到了墓園，那些士兵負責抬棺木和包圍、護送我們，只有我們可以進去。他們不到一分鐘就用土蓋好棺木，上校在旁邊大喊：「快一點！快一點！」他們甚至不讓我擁抱棺木。接著我們就被送上巴士，整個過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們馬上幫我們買好回程機票，第二天就出發。從頭到尾都有便衣軍人跟著我們，不讓我們離開宿舍購買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讓我們，尤其是我，和別人交談，好像我當時有辦法說話一樣，其實我連哭都哭不出來。
離開時，值班女工清點物品，她當著我們的面，疊好毛巾和床單，放進聚乙烯袋，很可能準備拿去燒掉。我們支付宿舍費用。十四個晚上，那是治療輻射中毒的醫院，十四個晚上，一個人在十四天內死掉。
回家後，我一走進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護車來了，醫生說：「她會醒的，只是睡了一場可怕的覺。」
我當年二十三歲。
我記得，我夢到死去的奶奶穿著下葬時的衣服來找我，我看到她在裝飾新年樹，便問：「奶奶，為什麼我們有新年樹？現在是夏天。」
她說：「因為你的瓦西裡馬上要來找我。」
他在森林裡長大，我記得那場夢——瓦西裡穿著白袍，呼喚著娜塔莎——我們還未出世的女兒。在夢裡她已經長大了，瓦西裡把她拋向天空，兩人笑成一團。我看著他們，想到：幸福真的好簡單。我在夢裡和他們在水邊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傷，這是他從天上給我的暗示。（沉默許久）
兩個月後我去莫斯科，從火車站直奔他身邊！我在墓園裡對他說話時，突然開始陣痛，他們替我叫救護車。幫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維西裡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訴我：「你要來這裡生小孩。」離預產期還有兩個禮拜。
他們把她抱來給我看——是女孩。我喚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來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臟有二十八倫琴的輻射，還有先天性心臟病。四小時後，他們告訴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說辭：「我們不會把她交給你。」
不把她交給我是什麼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給你們！你們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們的科學！我恨科學！（沉默）
我一直講錯話……我中風後不該大叫的，也不應該哭，所以我才一直說錯話。但是我要講一件沒人知道的事——他們帶來一隻小木盒，告訴我：「她在裡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變成骨灰。我哭著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腳邊。」
墓園裡沒有娜塔莎·伊格納堅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還沒有名字，什麼也沒有，只是一個靈魂，我埋葬在那裡的是一個靈魂。
我每次都帶兩束花去，一束給他，另一束擺在角落的是給她的。我跪在地上，繞著墳墓爬，一定用跪的。（開始語無倫次）我殺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兒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輻射，就像避雷針。她那麼小，好小。（她呼吸困難）她救了……可是我好愛他們，因為……因為你不能用愛殺人，對不對？那麼濃烈的愛！為什麼愛情和死亡會並存，誰能解釋給我聽？我跪在地上，繞著墳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們給我一間基輔的公寓，在一棟大樓裡，所有核電廠的人都被安置在那裡。公寓很大，有兩間房，是瓦西裡和我夢寐以求的那種，可是我住在裡面都快瘋掉了！
我再婚之後，把所有事情告訴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個很愛的人，我一輩子愛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訴他，我們雖然見面，但是我從來沒有邀請他到我家，因為那是瓦西裡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邊做蛋糕一邊流眼淚，我沒有哭，眼淚卻一直流。
我後來生了一個兒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醫生恐嚇我：「你的身體無法承受。」
後來他們說，他會少一隻手，說儀器顯示他沒有右手臂。
「那又怎樣？」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寫字。」
可是他出生時完好無缺，是個漂亮的男孩，學業成績優異。現在我有一個讓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麼事都懂，他問我：「媽媽，如果我去奶奶家兩天，你能呼吸嗎？」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離開他。
有一次我們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風，就在大街上。
「媽媽，你要喝水嗎？」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邊不要亂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記得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我被送到醫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醫生幾乎無法把我拉開，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現在我們出門，他會說：「媽媽，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會亂跑。」
他也生病了，兩個禮拜在學校，兩個禮拜待在家裡看醫生，這就是我們的生活。（她站起來，走到窗邊）
這裡有很多像我們一樣的人，整條街都是，這裡就叫切爾諾貝利區。
那些人一輩子都在核電廠工作，當中不少人還會去那裡打工，現在沒有人住那裡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體弱多病，卻沒有離開工作崗位，他們甚至不敢想像，如果反應爐關閉了，還有什麼地方需要他們？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著後永遠醒不過來；帶花給護士時，心臟突然停止跳動。一個接一個死掉，但是沒有人來問我們經歷了什麼、看到了什麼，沒有人想聽和死亡或恐懼有關的事。
但是我告訴你的故事是關於愛情，關於我的愛……
——露德米拉·伊格納堅科，已故消防員瓦西裡·伊格納堅科的遺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