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層層規矩裡催成的早熟下，尋求一個個性解放的生活？
一
陳忠實來了北京。這個當口，話劇《白鹿原》正在演出。舞台上一片濃重的陝西腔，話劇演員們用胸腔共鳴發出的聲音，在劇場空間轟隆作響，據說這可以加深空間的厚度，綻出原作的汁味。這出話劇，把在西安過得忙碌而逍遙的陳忠實又拎到了媒體關注的中心，——他這次來，是要參加中央電視台《藝術人生》的節目錄製。
在電話裡，陳忠實說：“哎呀不要採訪了不要採訪了，十幾年了，就是那些話，沒有意思。”和他的同鄉賈平凹一樣，數十年來，陳忠實也還是一口陝西話。西北人好像不太有學習語言的天分，也不太擅長口頭的表達。但那種發自喉間的聲音，像心肺裡掏出來的，沉而實在。
那天特別熱。陳忠實居住的酒店鄰近四環路，沒有樹木，馬路和樓群之間，儘是耀眼的白光。陳忠實穿著短褲，赤腳盤腿坐在椅子上，抱怨北京太大太不方便。有一位出版社編輯正在和他談出版散文集的事，陳忠實從手提包裡拿出一個大信封，裡面是從別的集子複印出的文章。近些年他的散文以不同的名字結集出版，編輯要回去重新擬定書的標題。身為陝西省作協主席的陳忠實，早已不寫小說了，除了參加文化活動，給一些作家寫序，他只是寫一些散文。“我現在，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說。
二
再返回二十年前，陳忠實可不是這樣。作為“陝軍”的大員，那時候的陳忠實已經很有名氣，但是還沒有一部作品，扔出來能讓文壇哆嗦一下，用他的話來說，沒有一本死了以後做枕頭的書。他原打算寫十個中篇以後，再考慮寫一部長篇，但1986年，寫完第九部中篇《蘭袍先生》，陳忠實耐不住性子了。當時正是文壇最熱鬧的時候，各種潮流蜂擁而上，韓少功、王安憶，都在前一年發表了重要的作品。即將五十歲的陳忠實著急了。他反問我：“誰不著急？誰希望自己寫的小說只有一個鄉的人知道？誰不想傳播到另一個鄉去？”他瞥了我一眼：“你問這個，不是說廢話呢嗎？”
而另一個原因，是《蘭袍先生》的寫作引發的“關於這個民族命運的大命題的思考日趨激烈，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創作理想”。1992年，陳忠實寫出了長篇小說《白鹿原》。
當時，還在讀中學的我在一個偏遠的小城讀到陳忠實的小說。對於承擔大命題的《白鹿原》，我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反而對之前墊腳的《蘭袍先生》印象深刻。這部小說不像《白鹿原》那樣野心勃勃，它有陳忠實特有的質樸真誠。那種基於人物命運的內在徘徊，是小說家的稟賦。更重要的是，它牽動了我的記憶。
這部小說講的是一個傳統秩序與個性解放之間矛盾的命題。故事的主人公來自一個耕讀人家——有文化的農民家庭，他十多歲就做了私塾老師，穿一襲蘭色長袍，被村裡人尊稱為“先生”。父親早早地給他娶了媳婦。但是很快，新的政權建立，私塾取消，小“先生”去師範進修，他發現這裡的學生調皮，不講規矩，完全沒有禮數。但不知不覺間，原先早熟穩重的小“先生”被青春的氣息拂動了。他脫掉了蘭袍，愛上了一個女同學。最後還是被強硬的父親打敗，退學在家。
小“先生”的早熟是在日常生活的層層規矩裡被催成的。這種規矩我並不陌生。吃飯要怎樣，見到長輩要怎樣，這種秩序安排，是儒家人倫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表現。長期約束之後，這些規矩會內在化。小“先生”發現即使在沒人的時候，他也不敢舒展自己的身體，躍起來抓一把頭頂的樹枝。在到處都是規矩的環境中長大，不能不缺少些張揚的神采。父親送他兩個字，“慎獨”。這兩個字當時讓我觸目驚心，久久不能忘。這是對完美道德的要求，也含有一種恐怖的力量，這種力是向內的。正如陳忠實所說，“儒家文化是收斂的文化，是對人性格的控制，不是開放的，這是和西方文化本質的差異。”
可以想像，陳忠實從小也生活在這樣的秩序當中。他出生在西安東郊的灞橋區，那是古人折柳相送的地方。漢唐之都，又是內陸，沒有海洋和商業文明的衝擊，文化傳統相對深厚保守。陳忠實說，自己從小家教很嚴，細到一言一行，都不放過。
我請他舉幾個例子。
他說：“家裡來了客人，都是父親接待，孩子不能到前面去干擾，不能在他們說話的場合跑來跑去；家裡接待客人，小孩不能上席；逢年過節去親戚家，小孩可以入席，但大人動了筷子以後，你才能動；夾菜的時候只能從旁邊夾，不能從中間夾，也不能從對角夾，你要那樣，有人會說你沒教養，不懂禮數；飯沒有嚥下去以前不能說話，不能嚼著東西說話。”
在《蘭袍先生》裡，有幾乎同樣的一段話，小“先生”第一次進學校食堂：“女學生也夾在一堆，張著填滿飯菜的嘴巴笑。我很不舒服，這些經過兩年速成進修的男生女生，很快都要為人師表了，卻是這樣不拘禮儀。我在家時，父親自幼就訓誡我關於吃飯的規矩，等上輩人坐下後，自己才能坐；等別人都拿起筷子後，自己才能捉筷；等別人動手在菜盤裡夾過頭一次菜後，自己才能夾；吃飯時不能伸出舌頭，嘴也不能張得太大，嚼時不能有響聲；更不能在填著飯菜時張口說話。現在，瞧這些將來的先生們吃飯時的模樣吧！張著嘴笑的，臉頰上撐起一個疙瘩的，滿院子裡是一片吃喝咀嚼的唧唧嚓嚓的聲音，完全像鄉間莊稼人在村巷裡的‘老碗會’，沒有一點先生應有的斯文。”
陳忠實否認了自己的背景和“蘭袍先生”有共同之處，將小說情節摁在作者腦袋上，本身也相當不智，但這些細節與相似的生長環境，讓我覺得陳忠實一定有和“蘭袍先生”共同的氣質，內斂拘謹，激情包藏其中，或許也受秩序感的約束。無論在小說中，還是現實中，個性解放——這個“五四”以來的重要口號，沒有在敘事上獲勝，也沒有在道德上獲勝。獲勝的是“慎獨”的道德力量，它借助日常生活習性安排好了身體組織。
我問陳忠實：“您小時候會反對家裡的這些規矩嗎？”64歲的他回答：“這都是規矩啊，你沒有理由反對。孩子是一種原生狀態，必須接受社會文明。”
三
陳忠實很不喜歡講話，或者說，是很不喜歡和陌生人講話。開啟他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情。
據說創作《白鹿原》的時候，陳忠實把自己關在家裡悶頭寫，很少對外界，更不對媒體透露風聲。可是有人不知從哪兒聽說了，就寫了一篇文章，把這事捅出來了。陳忠實急了，一直埋怨走漏消息的朋友，他說，就像是蒸饅頭，還沒熟呢，就打開蒸籠把氣放跑了，這饅頭還能蒸得好嗎？這種將自己嚴嚴實實地放在蒸籠裡，不發一言的作風，在我看來是再熟悉不過的西北人氣質。可是陳忠實並不認同，他甚至不認同地域性格。即使在文學中，莫言的山東高密，蘇童的江南水鄉，陳忠實的關中平原，這種在空間、人物性格的不同，也僅僅被他歸結為精神氣質的不同，可是這精神氣質不就是一方水土養成的嗎？
陳忠實一再重複，這是小差異，“南北東西，生活習性上有小差異。精神傳承上沒有大差異，都是儒家文明熏陶下的。”
我問：“您不覺得中國地域性格差異大嗎？”
“那只是性格、習性上的小差異。決定人的本質的不是人的生活習性，而是人的精神氣象、心理結構。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不要說是南方農民和北方農民，就是城裡人和鄉里人，也沒有本質差別。為啥呢？思想、信仰、道德，編織成心理結構。中國靠儒家傳承下來，甘肅、陝西崇拜孔子，人家廣東也崇拜孔子，道德判斷是一樣的。至於生活習性，語言差異，那是表象差異，不是本質的。在外國人看來，都是一樣的。”
在陳忠實看來，重要的仍然是整個民族的心理結構，這是“五四”以來，以西方為參照的思維，正是在這樣的思維下，陳忠實寫作了《白鹿原》。可是存在這樣大而籠統的民族心理結構嗎？即使有一個大的觀照——大的觀照是必不可少的，民族、人類……但辨析人們之間精微的區別，不也是作家所要做的嗎？為什麼陳忠實的判斷不能像自己在作品中的感覺一樣，相對複雜而具體呢？也許這樣的判斷就是限制他進一步走下去的原因？
我們的觀點似乎在不同的層面和方向，在某些地方可能會重合，但是他不願再討論下去了。這個倔老頭執意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對的，因此拒絕討論，任何辯駁都是多餘的，除非你認同他的觀點。或許擔任體制內領導職務多年的陳忠實，也已經習慣了發表見解，而不是被這樣地詢問。
他的臉上出現了明顯的拒絕的神態。這個話題顯然不能再繼續了。談話的氣氛本來就很勉強，此刻更僵硬了。我仍然試圖緩和氣氛，用探詢的方式，和他聊天，但每句話都只能引來一個非常簡單的回答。
最後，他面對我的問題揮揮手，像關上一扇門。他默然不語，側過臉看著右邊的地面。我以為他在思索，於是伸出腦袋期待地看著他。他看著地面，緊閉雙唇，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像兩塊石頭在兩張椅子上實實地放著，卻無聲息。一分鐘。一分鐘後，我才意識到，這是拒絕。真是最令人惱怒和尷尬的沉默。但這種深入到骨子裡的倔強，我的身體裡何嘗沒有？他又為什麼不能厭惡這樣一次不愉快的採訪呢？他要把自己緊鎖起來。何況，當緊鎖之中有面有水，就有了饅頭的香味。
我起身告辭。陳忠實像解脫了一樣，神色緩和下來，他笑著送我到門口，轉頭一瞥，突然指著桌上的西瓜：“這個你帶走吧。”我站住了，看著這個剛才還不願看我的老頭，“您是說真的？”“當然是真的，我明天就走，吃不了也浪費了。”我瞥了一眼，說好吧，就抱著西瓜走出了房間。
畢竟，那是一個非常炎熱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