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論日本的戰略（上）
當一九三八年七月[《西行漫記》第一版問世後一週年]，那是共產黨神秘地預料著的中日戰事爆發以後的一週年。他們對於這次戰事預測的準確性也已經可以看出來了。他們對於這次戰事的分析，和它所包含的革命的內情的信仰，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心——一種在戰事發生以前被許多中立的觀察者認為離奇的見解——都已經被實際的事實所證實了麼？
誰是中日戰爭中的「勝利者」？
從遠隔重洋的眼光來觀察，這問題對於有許多人民一定仍是顯得有些值得討論的。日本在海、陸、空個方面是否仍是明顯地比人家優越？日本有沒有三十倍於中國的機械和飛機？日本仍是一個海軍的強國，而中國現在竟毫無兵艦麼？日本在經濟上是穩固的麼？它的事業上的基礎仍是健全的麼？它戰時的資源在增加著麼？它軍民的士氣仍是很旺盛的麼？
日本已經破壞或攫取了約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國新興事業。減少了中國國外貿易額的一半，侵佔了五十萬方里以上的中國領土。它的海軍現在控制著全部中國海岸。它的軍隊從長城南下已經到達了黃河，從上海西上直抵了揚子江流域的中心。他們的侵略已經遍及了十省。他們又曾經掠焚燬了一個國都，並且似乎準備要攻擊它的繼起者。
但這是一種奇論：這種屠殺忍受的愈長久，最後的結果愈變成可疑。日本愈深入到大陸內地，它將來的幻影也愈顯得不幸。它戰勝的次數愈多，那麼事實也愈是明顯：這一次的戰事決不能就以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的陣地戰和爭奪戰就算了事，而是二大民族拚死競爭的一個長期戰爭。在這戰爭中，各自競爭著大陸的盟主權和他們五萬萬的人口。並且在這個目光遠大的透視中，最後的決定將不單靠軍備，而是要靠亞洲戰略的二個重要因子——時間和空間。
要顧及日本從近位首相所謂的「中國事件」發生以來所獲得的成功或失敗，我們必須首先瞭解它的目標。根本上，這是很簡單的。事實無需再用疑惑，日本是切望著想征服中國，把白種人趕走，而最後想統治整個亞洲的。不合理的麼？不可信的麼？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但是在東方住了十來年以後，在這一點上，我已經給日本軍閥所說服了。——給他們那種率直的宣言和再三的行動——證明這是他們計劃的理論。並且，他們也已經說服了我，說是實現這個小計劃的可能性的宗教信心，是日本軍閥統治著腦中在二十世紀的中心事實。
但是不論什麼事總是逐步進行的。在現階段的侵略聲中，軍事上的目標只是在實際上管轄華北，內蒙古，和西北的一部分——約三倍於日本本部的面積——這是日本希望把它們變為像滿洲偽國一般的殖民地的。同時在華中和華南方面呢，日本或許只要在他的卵翼之下設立幾個偽組織就夠了。
在經濟上，中國各處嚴重的實業競爭必須像在滿洲國一樣的加以破壞，以為一勞永逸之計。日本希望能獨佔全中國的天然資源，交通和她的人工，勞力，市場。
在政治上，目標已經擴大了。所有實權像近衛首相說的「蔣介石政府」必須推翻，中國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須復興起來以便將來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和西方列強的抗衡中助成中國的徵兵制度。這便是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中日合作」以及「鞏固遠東和平」的夢想。
這就完備了。在戰略上，靠著這些行動，日軍希望把從高麗越過蒙古平原一直到中央亞細亞的國防線都武裝起來。把俄國東南部的邊疆用堡壘包圍起來，這樣，便破裂了所有中俄的接壤。並且沿著富饒而直到現在還沒有設防的中國海岸，日本海軍計劃建築許多炮壘和海軍根據地以實現它在西太平洋中最後的野心。這種根據地，一經建立之後，別國想把它從那裡驅逐出去，就不能沒有重大的犧牲了。日本海軍界的激進派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從那種根據地將來可以攻擊或破壞西方各國在南太平洋中的最後壁壘——同時，他們的陸軍也可以開始攻打歐洲的門戶了。
但是，當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進犯華北的時候，它並不想吞噬這麼大一塊像它現在正想一次嚼盡的一樣。但是事態的敗露使它不得不背信而貪食過度，甚至或許會因嚴重的不消化症而致死。不能獲得它預期的速戰速決，它便不得不侵佔比它原來的計劃更大了許多的土地。時間漸漸地從日本那裡奪去了先占土地以制勝敵人的機會，並且無可避免地，它將被牽累到空間的紛擾中去。在那裡，戰爭延長下去的時候，它將無以自拔。
因為空間和時間——在戰略中可以講作出奇制勝的長期 戰和擴大戰場的全面戰——在力量的相互關係上是中國永遠佔著優勢的二個因子。「速戰速決」是戰爭開始時解決一切日本陸軍問題的一個答案。
它需要速戰速決，第一，因為要使這次戰事不致擴大為主力戰。第二，因為要阻止中國人民從一致抗戰的團結意志下發覺他們的力量。第三，因為日本不但需要在這次戰事中保持它一等強國的地位，並且還想從這次戰事中表現出它在經濟和政治上足夠和反對它的列強周旋而有餘。第四，因為要保持它的國外貿易，要立刻開拓它征服的土地，以及保持中國的經濟基礎使足夠抵償它在戰事中的賠款。最後，因為要阻止任何國內叛變或社會革命的發生，不得不在日本人民開始感覺到他們可怕的財政負擔的痛苦之前，帶回去一個完全勝利的結果。
但是在執筆寫這篇文的時候，大多數日人認為至多不過延長到六個月的戰事，現在卻已經是它的第二年了。並且結束的日期還不一定。因為它不能在空間和時間二方面去限制這次戰事，日本對於上面列舉的最初二點需要已經是無疑的失敗了。並且可以預言的，它在第三和第四點上也不會成功。假使它在最後一點上又失算，那麼，日本的太陽或許不會在一個新帝國的天空高昇起來，卻很有可能在它曾經經驗過一次的失敗上沒落。
日本的根本錯誤是它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戰略不能同時並進，尤其是它的軍事戰略不能在中國及國際間和它的政治需要相調整。從一種純粹軍事的眼光來看，大多數的觀察者都同意：日本的戰略在整個上說起來是健全的，有許多地方甚至是很超越的，並且在立即實現它的目標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它最大的錯誤是：在發展它的軍事戰略中，日本卻沒有運用一種狡猾的政治戰略，因此便破壞了它出奇制勝的立場。
日本的軍事專家，他們自信是十分「瞭解中國」和中國人的心理的，他們早就想藐視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智識的，卻不能把握政治戰略的主動地位以獲得東亞戰局的決斷力。在這一點上，他們顯示了一種幾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魯。從政治的立場上來看，他們像一個生手一樣的在從事著運動，不但對於目前的政治環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瞭解中國內部實力均衡的各種特點，以及最近二十年來的教訓。
結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內部分裂，地域觀念，敵對和嫉妒等等的良好機會。這種機會在戰事開始時是任憑一種完美的政治戰略所支配的。它又被迫著不得不改變戰略，不時改變它的目標，增加它的困難，以及擴大它最後失敗的範圍。假使有人要為日本陸軍目前所遇到的悲劇找出一個單獨的理由，他便可以這樣說：他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作戰的教訓，更不能在蔣氏克服蘇維埃區域的戰略中得到什麼好處。委員長曾經再三的說過：和中國紅軍的戰事，「只能用三分軍事，卻需七分政治。」中日戰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這一樣的大；但是日本的參謀機關在計劃它的戰略的時候，幾乎不把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裡。
日本政治戰略的主要錯誤根源於一種先見；這便是對於中國人民目前正在推行著的統一，士氣，愛國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化和普遍性估計得太低。它在和一個不再存在的敵人作戰——和軍閥時代的中國。對於中國內部的分化裡，腐敗，叛逆，地域觀念和不抵抗等自動的成分估計得太大，它在實際上幾乎沒有採取什麼步驟來使這些阻力尖銳化，但是卻因為它的軍事行動使每件事情都促成了他們內部的緊張。由於它推測的謬誤，對於這些得到一個及時勝利所必需的希望，它已是悲慘的失敗了。
所以，即使在華北，它的預料也是毫無根據的。三個北方的行政長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陝西省的老督軍閻錫山，或山東省意志薄弱的首領韓復矩——一個都沒有變為傀儡。日本在這幾省中幾百萬元的賄賂都白白的犧牲了。日本原需要征服他們每一呎土地的，現在卻仍舊寸步未動。像北方這樣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夠驅策所有當地重要的中國領袖出來抵抗，並且用這驚人的力量來抵抗那種多數中國人都怕他們會出賣領土給人本的人。
一
論日本的戰略（下）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經濟的戰略方面曾造成了它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一般都承認它的進犯揚子江，尤其是進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時候，也是它在軍事上時間方面的大錯誤。我個人的意見以為這或許會鑄成歷史上一次斷然的錯誤。它的結果和它所希望的頗相逕庭。日本希望靠著這次對於華中一個實業，經濟，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擊能夠在表面上「叫中國屈膝」。但是不然，它卻使他們站得更穩了。它攻擊揚子江下游時的那種恐怖的震動，中國政府往日的經濟基礎的全部毀滅——所有這些恐怖的和極端主義的計劃，產生了在空間上擴展這次衝突的變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時間上去限制這次戰爭——這些事實不但沒有破壞抗戰，卻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戰的朝氣。
由於它在上海和南京的種種暴行，日本完成了幾件它所應該竭力避免的事。它給予當時中國政府裡的官僚們以一種經濟上的破壞。那些官僚們在客觀上都是反對戰爭的——上海的「買辦階級」，銀行家，實業家，大地主的家族，和麇集在上海外國租界裡的富商們，他們經濟的興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國主義間的妥協。它竟死命地暗損了他們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動，這種活動常是在贊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面的，並且這種活動仍是繼續地存在，直到戰事發生時為止，始終想把華南和華北的往來繼續維持一個相當時期。
排斥了這些人以後，中國政權的基礎便開始迅速地轉移到青年人和激進的愛國分子身上——這些認識是誓死反對和解的。並且他們是把這一次戰事看作爭取獨立的一個長期奮鬥的開始的。因此，日本便破壞了曾失去每件事的人的權利，而把它轉讓於相信能戰勝別一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身上。
所有日軍認為足以促成中國內部分化和阻礙一致抗戰的地方封建勢力，都給他在華中的暴行所大大的破壞了。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方面，它又摧毀了他們所夢想著的世界的最後憧憬，在這世界裡他們曾夢想過和日本共存的可能性。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方面，它又打破了他們和解的幻想。最嚴重的，它更分散了南京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這種統治著全國的力量，使日本達到了它的軍事目標以後，實行它和解的條件所絕不可少的。
即使在頑強的西南，在那裡白崇禧和李宗仁等幾個軍事領袖一向脫離中央政府，單獨地統治著廣西一省的，日本的希望仍是顯得很渺茫。它的陰謀和賄賂已被證實為無用。拒絕了日本的慨助，趁這國難時期來作爭權奪勢的勾當，李，白二人不但沒有在戰事爆發的時候派軍衝入北方，相反地他們卻變成了中國抗戰中的一層堅強壁壘，單獨派一百萬軍隊參加戰事。
當五月裡，日本的海軍攻入廈門，而在華南一帶開始它聲東擊西的戰略的時候，華北徐州的會戰在軍事上是日本一個有價值的幫助，但是在政治上這是許多謬誤中重要的一次。它很快的結束了華北、華中與華南在政治關係上的間隙；它正和揚子江的襲擊破壞了和南京動搖分子妥協的戰略一樣，徹底地消滅了華南一種分立運動的可能性。
但是最使日本失望的是它期望著的中國共黨和國民黨間的衝突卻沒有實現。蔣委員長自從和共黨訂立了統一戰線的和議以後，他不但誠意地依附著這次合約，並且把從前的紅軍派到北戰場戰事最嚴重的地方。自從紅軍以動人的迅速姿態在山西省出現以後，他們的武力已經證明為遠出於日軍的意料，並且很早便開始影響到中國抗戰的特質和主動性。——一種愈到將來愈會涉及更多的事。
因此，山本被迫著不得不獨自去戰勝他們。不能使中國人自己打自己，他們被迫著利用這些政治的誘惑，一般人稱為傀儡政府的，這些除了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是衰弱者而外，不過是些人類的渣滓——搜羅些中國人民早就撇棄了的殘羹。因為它在強佔的地方所施的無限恐怖，因為它在中國平民身上所施的姦淫、劫掠和殺戮，尤其是普及於全國的轟炸，日本的軍人促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且在有些情形之下，避免了一向使國家分離的階級觀念。在不多幾個月之內，它把中國人民鼓動到政治和軍事的團結中去。這種團結在和平的進程上，即使再隔十年二十年也是不能獲得的。——的確，這種團結，如果日本只在北方一隅作戰，而不把它的戰略擴展到全國的話，那麼即使在戰事中也是不能獲得的。
由於這些政治上嚴重錯誤的結果，日本目前在軍事上的實際地位較諸在地圖上所顯示的要差得多。實際上，他們顯然沒有控制著征服的土地和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目前在戰事中所獲得的，無非是些劫掠得來的贓物，天津、青島和上海等地海關的管理權，少數都市居民身上的徵稅權，以及使日貨免稅運到中國來的特權。
當然日本的誤斷，一些都沒有關於中國的民族意識和農民的戰鬥力的。而這些農民在每一處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兵士。把他們從幾百年的睡夢中驚醒以後，給予相當政治上的指導，把他們武裝，訓練和組織了起來以後，他們便可成為一架死命戰鬥的機器，遠在廣一先生的預料以外。後者曾經期望和山西、陝西尤其是華中的農民發生游擊戰。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看透目前正在北方各省和內蒙古一帶開展著的不正規戰。尤其是他們不能預料中國共黨在戰場二翼進佔的速度和力量，以及他們在日軍後方各地發動民眾的活動。
多數日本的軍閥不明瞭在中國共黨的眼裡，日本征服全中國的迷夢是無足恐懼的。相反地，它會掀起全個亞洲大眾革命的巨浪。報上的標題雖然繼續登載著徐州會戰的消息，佔領像徐州那樣的大城市；但是戰事在無限的內地發展著。在這樣廣大的戰場上，在中國的河流，山脈，平原和山谷之間，日本不單會遇到正規的大軍，並且會遇到一個由全民族幾百萬男女老幼組成的大敵。這些人都預備在這次革命的戰役中為著家鄉，為著自由，為著他們自己的將來而長期抗戰下去的。
並且就是為了這種人民運動和抗戰的精神在中國農村中所起的紛擾，我們應該及時轉移我們的視線，以便瞭解未來的發展。
二、紅軍的迎擊 三、游擊戰爭的展開 四、不可征服的中國 五、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六、中國戰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