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我家三代農民
楊勝剛
黃燈《大地上的親人》源自《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的觸發。2016年1月《十月》以《回饋鄉村，何以可能》為標題首刊此文，經“當代文化研究網”推出後，引發了網絡的廣泛關注，並直接引發了春節期間全國鄉村話題大討論，但其引發的熱議主要集中於知識界。出版方由此邀談黃燈，表達了對她獨特的記錄和思考中國農村問題方式的理解、支持，並鼓勵她寫出一部書來。此後，黃燈利用在中國人民大學訪學的機會，寫下了這本書。儘管此書的出場貌似偶然，但我知道，多年來，她一直關注鄉村話題，十年前就曾寫下對她故鄉的若干思考。我還知道她多年的一個遺憾：博士畢業後，她曾興致勃勃地說起要專門為在廣州打工的湖南老家的親人寫一本書，並為此做了不少的訪談，可惜後來家事繁雜，剛剛起步的工作不得不戛然而止。這次書寫，也算是完成了她多年的夙願。
除了新媒體的熱傳，《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也引起了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欄目記者郝俊英的注意。2016年4月初，由《新聞調查》欄目製作的片子《家在豐三村》，在央視新聞頻道播出後，引起了民間巨大的反響，央視記者撰寫的解說詞，在各地、各類網站上廣為傳播，諸多門戶網站也紛紛以頭條推出。我的家鄉孝感市和孝昌縣的網絡媒體，對此亦有專門的報道。我家鄉的同學好友，認識不認識的同鄉紛紛致信、致電給我，表達他們的觀感和心情，從他們熱情的回應裡，我聽見了令我感動的質樸民聲。
黃燈在發表此文之前，曾徵求過我的意見。這篇文章涉及我家的很多私事，雖然當時我有顧慮，但也沒怎麼在意。我完全沒有料到，這篇文章在網絡上會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更沒有想到記錄我家事和家鄉的《家在豐三村》會引起那麼多關注。我由此進一步感受到了農村問題的普遍性，感受到我的家庭其實是更多農村狀貌的一個縮影。黃燈眼中的鄉村圖景，不僅僅是一個農村兒媳的鄉村圖景，更是知識界觀照當代鄉村的一次聚焦特寫。
同時，此文也招致了一些批評，有人認為這篇文章刻意“渲染悲情”。作為當事人，我完全沒有悲情的感覺，反而覺得文字節制、理性，而瀰漫文中的情感顯然沒有經過任何過濾。我能夠理解黃燈的寫法，也不會把“悲情吐發”當成是什麼毛病。畢竟，在講述自己身為農民的親人面對的艱難處境時，因為親情所繫引起情感波動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更何況，任何深入中國農村的認真寫作，很難不遭遇“悲情”的境況——苦與難（nán）、貧與困始終是中國農民普遍的生存現實，我依然留守農村的親人，生活就是如此。
我的母親出生於1930年代。由於外祖父木匠手藝不錯，她從小在娘家沒怎麼幹過農活，家裡的地都是請人種。母親成年出嫁後，新中國也剛建立不久，這樣她就成了建國後的第一代農民。結婚後的十多年，在中國農民大多艱辛的公社歲月，她生下了六個孩子。更大的生存挑戰從她失去了丈夫開始。家裡沒有了頂樑柱，年幼的姐姐們不得不很小就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大姐十一歲就跟著大人去修水庫。就算如此，一家人一年掙得的工分仍然很少，按工分從生產隊分得糧食，根本不足以讓一家人果腹，家裡經常揭不開鍋。聽母親說，四姐兩歲那年，家裡斷炊幾天，能吃的都吃完了，她餓得奄奄一息，躺在家門口，被隔壁的周伯母看見，送來了一碗米，才把一家人從死亡的邊緣拉了過來。
為了補貼家用，那些年母親經常紡線織布到雞叫，然後趁天色未明拿著織好的布，趕到二十里外的周邊公社集鎮上賣。她之所以捨近求遠避開本公社的集市，是怕撞見熟人引人譏笑，也怕帶來麻煩。那時候嚴禁私人擅自售賣自產物資，母親經常被管理者沒收布匹，有時為了躲避，不得不逃到廁所。公社時代的家境，的確可以用“一貧如洗”來形容，一年到頭，難得見到錢的影子，以致母親經常和大姐感歎，“要是一個月有五塊錢花就好了”——這句話，大姐一直記得。現在想來，母親以柔弱之軀拉扯六個孩子，勉力支撐起這個沉重的家庭，沒有任何來自集體的援助，她內心的悲苦、孤獨，乃至望不到頭的絕望，一定壓得她艱於呼吸視聽。也是在那個時候，鄰居周伯母察覺了母親的抑鬱，她勸母親難過時吸點土煙，也許會好點。我不知道抽煙是否紓解了母親當時的情緒和壓力，不過，從那時起，母親的確抽上了土煙，土煙陪伴了母親以後的歲月，她也是農村婦女中少有的抽煙的人。
日子再難也要過。時光到了“分田到戶”、“大包干”的80年代。身為農婦的母親漸漸老去，她的女兒先後嫁人，大兒子（我哥哥）亦成年成家，開始擔起一個家庭的責任。我哥哥能做的還是種地，成為隨“大包干”成長起來的新中國第二代農民。
哥哥從小身體單薄，母親很為他擔憂。在他讀完小學後，母親去求村裡的剃頭匠八哥，拜託他收哥哥做徒弟，以便可以行走於四鄉八里，拿理發這門手藝養活自己。但“包產到戶”後，因為是家裡耕種的主要勞動力，哥哥只能利用農閒給本村和附近的村民理發以換得微薄的工錢補貼家用，沒有多餘的精力去外面學習、更新理發技術。改革開放後，各種新潮的髮式層出不窮，哥哥從老剃頭匠那裡學到的那點傳統技藝，就顯得落伍了，加上年輕人的外流，他也失去了年輕的顧客。相較公社年代，“大包干”時期，我家裡的境況已經有所好轉，起碼溫飽不再是問題，一些小的開銷也可以應付，但遇到要急用錢的情況，還是會拿不出來。1987年6月底，我要去外地參加中考，需要二十元送考費，這讓母親犯難起來，不知找誰借。後來還是試著去找了村裡的鐵匠艷哥，才得以渡過難關。母親每次跟我說起這件事，都對艷哥的幫忙念念不忘。
在哥哥1993年跟隨四姐夫外出北京、常年打工以前，為了改善家裡的境況，1985年前後，他曾斷斷續續地跟隨村裡的泥瓦匠，奔赴城市的建築工地。由於哥哥身體瘦弱，要學會以砌牆抹灰為主、需要大力氣的泥瓦匠手藝比較困難，所以他只能在工地上干打雜的小工，收入比一般泥瓦匠低很多；有時候出力一年，也僅夠家裡日常開支，並不能存下錢來。等到我上大學的1990年，哥哥儘管已外出幾年，可我上學的開支，還是親戚們一起湊的。那時的師範生不用交學費，每月還有一點生活補貼，我進大學不久就做起了家教，之後再也不需要家裡為我的生活操心了。暑假時，我會多帶幾個學生，收入也會高些。到了家裡的“雙搶”時節，我甚至可以拿點工資，帶回去給家裡救救急。
到了90年代，侄子、侄女都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哥哥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在北京當包工頭的四姐夫見哥哥的日子太過艱難，就決定帶他到北京，一起謀生。畢竟在親人身邊，哥哥會得到更多照顧。沒過幾年，嫂子也跟隨哥哥外出。這樣，侄子、侄女就成為留守兒童，步入老年的母親則不得不承擔起照顧孫輩的重任。整個80—90年代，家裡的日子仍然過得十分緊巴，一旦遇到大事，都需要借賬，如哥哥結婚、蓋房等，都會帶來債務。總的來說，作為第二代農民的哥嫂，儘管他們也一直努力，試圖改變家庭的經濟狀況，要麼在農村辛勤種地，要麼在城市的建築工地出力流汗，但最後也只是能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收入僅夠解決必要的生活花銷，沒有存款，也沒有任何物質享受。對孩子的基本教育都談不上，更不用說每天對孩子的守候和陪伴。不僅如此，身體也需要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哥哥因為常年在工地出蠻力，住的是臨時窩棚，吃的是粗糲食物，身體健康受到極大損害，因此落下了嚴重的胃病、腿疾。就在去年，他因為腿疼來廣州看病，檢查後發現他的雙腿關節已嚴重變形，磨損非常厲害，難以恢復。眼下，哥哥已年過半百，再也無法承受城裡打工的辛勞，只能回到家鄉；但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他忙碌多年，最後因為工程欠款，幾乎是赤條條回到家鄉，開始自己的晚年生活。隨著母親的去世、兒子的成年，為了生存，回到家鄉後哥哥只得依靠在附近的工地打打零工、耕種幾畝口糧田維持收入，同時還要幫外出打工的兒子、兒媳照顧孩子，開始重複母親辛勞的晚年。
作為第二代農民和第一代農民工，哥哥五十多歲從城市返鄉，他長大的孩子則開始了另一種輪迴。現在，輪到第三代農民，我的侄子、侄女開始外出謀生了，他們由此成為第二代農民工。侄子是典型的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管教。讀書時隨隨便便地讀，混到初中後，在我的建議下，去了一所老牌的技校——孝感工校學數控機床。可侄子在工校只讀了一年多就退學了，他說學校老師根本不好好上課，教學所需的設備匱乏，學生無心學習，早早就被學校送去沿海的工廠，說是去實習，其實就是給工廠提供廉價勞動力。從工校出來後，侄子曾去浙江富士康打工，但最後工廠借口裁員，他沒能留下來。之後他還去了一些別的工廠，但除了勉強維持自己的生活，這個階段他並沒有給家裡寄過什麼錢。幾年後，侄子離開工廠，回到家鄉。當時建築行業發展的勢頭不錯，村裡的泥瓦匠們一年可以賺好幾萬，這讓侄子心動、決定跟著本村的師傅去城市的建築工地，學起了自己並不喜歡的傳統手藝。他單薄的身子骨和不足的力氣，讓他在這個靠力氣吃飯的行當飽受呵斥和歧視。在和師父鬧翻後，經過熟人介紹，侄子和侄媳於今年（2016）六月，來到了虎門一家電子廠，重新開始了他們的工廠生涯。
那天，給侄子、侄媳婦準備了簡單的行李後，我負責送他們到虎門的工廠，也得以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傳說中的南方企業。工廠的辦公樓和車間都很乾淨，洋溢著一種冰冷的、現代化工業的鋼鐵氣息，工作氣氛緊張有序。侄子他們剛進廠，底薪是1500元/月（一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雙休日加班的薪酬是17元/小時，平時加班是13.6元/小時。第一個月，兩人共拿到5000多元工資，第二個月兩人合計拿到6000多元，相比外出工地的奔波勞累最後卻一無所獲，這種看得見的收入讓他們覺得內心寬慰。不過，讓他們沒想到的是，儘管兩人同在一間工廠，但因為侄子上白班（從早8點到晚8點）、侄媳上夜班（晚8點到早8點），夫妻竟難得見面。我記得當時送他們到工廠宿舍時，發現房間裡除了床竟然沒有其他傢俱，連常見的桌子、椅子都沒有。當時還頗為納悶，現在才明白，桌子、椅子對他們確實沒有太多用處。一天上班十幾個小時，回到宿舍除了睡覺，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別的事情。在農民工的工餘，除了必要的睡眠，一切娛樂、休閒、文體活動似乎都顯得多餘。這種日復一日、機械簡單的生活，就是侄子他們這些進入工廠的第二代青年農民工生活的全部內容。
儘管勞累，但侄子在給我的電話中沒有任何抱怨，他孩子尚小、結婚欠下的債務沒有還清，生活壓力擺在眼前，只要工廠能夠維持，他的生存就能獲得保障。我擔心的是，如果經濟狀況不好，侄子、侄女在城市找不到出路，或者年齡大了以後，身體無法承受加班加點繁重的勞動，那麼他們的未來將何去何從？他們在戶籍上雖為農民，但從小就沒有幹過農活，農田里的活計一概不會。被城市的工廠淘汰後，他們是否可以像我哥哥那樣，心安理得地回歸農村？回到農村後，由於土地已被轉租，他們將面對無地可種的境況，又該以何為生呢？如果不回農村，城市又是否有他們的容身之所？他們又該憑什麼生活呢？還有他們的孩子，第二代留守兒童，又會面臨怎樣的人生呢？
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中，關於豐三村的敘述，實際上已經凸顯了對三代農民命運的整體思考。作為一個親歷者，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整體的命運流轉不是來自某種宿命的因素，在此背後，一定有更為結構性的原因。我第一代農民母親的苦難、第二代農民（第一代農民工）哥哥的貧困、第三代農民（第二代農民工）侄子不容樂觀的現狀和不可預料的未來自有其特殊性，但他們的命運在中國廣大的農民中卻有著代表性。落實到個體，或許可以說這種命運受他們自身條件的制約；可落實到整體，我分明能夠感知到宏觀層面的農村政策對個體的深遠影響。
眾所周知，自1950年初，國家需要農業去支持工業建設，農業被壓上了為工業提供積累的重任。這樣就有了在中國延續五十年之久的工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從農業和農村獲取農民所創造的資本，只留給農民維持生存和簡單再生產的產品[1]。即使條件比我們好些的農村家庭，也無非是能吃飽肚子，有一點點零花錢。到1980年代初期，隨著農村“大包干”“分田到戶”政策的實施，農村釋放了極強的活力，農民得到了一些好處、生活也改善了不少，但這種政策優勢帶來的邊際效應到90年代開始遞減、消失。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社會資源急劇向城市流動，農村的境況越來越嚴峻，“三農問題”成為社會上下關注的焦點。我哥哥作為第二代農民，恰好見證了90年代農村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儘管辛勤勞動，但整個家庭的經濟狀況依然處於社會的底層。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於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改革，全面取消農業稅及“三提五統”等等，啟動了新農村建設，實施合作醫療、義務教育和糧食補貼等惠農政策。農民的確從中得到了一些實惠，不過，由於長期以來施行的都是“以農業支援工業、以農村支持城市，優先發展工業和城市”的基本政策，農村病象深重，並非政策的良藥一到，就可以藥到病除。雖然家鄉的公共服務和基本建設確實有所好轉，但建設新農村的主體力量（青壯年農民）卻不在場，很多地方依然只有老弱婦孺留守，田園荒廢。農村主體力量的缺失[2]，使得新農村建設的美好願景面臨極大挑戰。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農村的“空心化”，甚至讓很多地方的自然村落正從我們的版圖上消失。我哥哥、嫂子如此，我侄子、侄媳婦也如此。現在，第一代農民工（像我哥哥）體力透支、年近半百，已被迫從城市退回農村，繼續在已經荒蕪的土地勞作，收成僅夠一家人餬口。當下輾轉在城市的建築工地、工廠的，是像我侄子、侄媳一樣的第二代農民工。可是由於戶籍制度的制約，他們和他們的父輩一樣，雖然在城市幹著最髒、最累、最危險的活，但依然無法享受跟城市人一樣的待遇。因為長時間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自然也無暇接受專業技能的培訓或進一步的教育，無法更新和提高自己的知識、技能，而這一切正是他們進入城市、融入現代文明的巨大障礙。
在“三農問題”變得日益複雜、並且已越出農村固有邊界的當下，不能任由廣大的農民自生自滅，因為城市不可能脫離農村而獨存，一個社會的良性發展，也不能拋棄龐大的農民群體閉著眼睛走入野蠻的境地。要讓“三農”進入正常和公正的軌道，需要我們的政府、社會拿出更大的智慧和更多的勇氣。
黃燈在《大地上的親人》中，展現了這個群體複雜、多樣的生存狀貌，她忠實自己的眼睛，其用意不在為農民群體代言，也沒有野心和企圖給出解決農村問題的終極答案，她只是秉承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讀書人的本心，作為見證者，用文字為時代記錄下她親人的呼吸和氣息，迷惑和掙扎，痛苦和希冀。她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以及大量訪談，記錄了一個時代幾個村莊的變遷，並通過細節的描述，透視自己的親人和鄉親們在時代中的升沉起伏。這種寫作於時代是一種證言，於黃燈自己是一種提醒。
儘管通過高考，我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並得以在城市立足，但出身農村的卑微，依然像基因一樣植入我的生活和內心，這種真實的感受總是讓我感慨：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印記尚且不能抹去一個農村貧寒家庭子女的內心沉痾，對那些出路日漸狹窄的農村孩子而言，他們又該如何面對殘酷的現實？
本書所揭示的圖景提醒我注意：在這個看似繁華的時代景觀背後，有一個卑微的群體依然在艱難掙扎，他們以農民的身份構成了社會的基本底色。本書所顯示的基本立場喚醒了我內心的隱秘：對一個從鄉村進入城市的流浪者來說，我不能因為自己已在城市立足、自己從事的工作與鄉村無關，就在生活的慣性中，忘記、背叛自己的出身；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時，我和黃燈一樣，不能忘記那些與我們血脈相連、依然奔走在大地上的身為農民的親人，不能忘記那一片養育我們的土地，不能忘記與我們有著深厚的情感聯繫的鄉親。
2016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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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計表明，從1979年到1994年，國家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部門抽取了1.5萬億元人民幣。1992年中國進入市場經濟新體制以後，剪刀差的總量更是大幅度增加。同時，在國家提高工業化、城市化的水平大戰略下，實行了不利於農村發展的財政體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出台了《土地法》，地方政府從農民那裡低價徵收土地，然後賣給開發商。據農業部和國土資源部統計，通過這一舉措，各級政府從這些土地上獲得了5萬億人民幣的資金。
[2] 蘇小和提供的數據表明，在過去大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農村每年為城市建設貢獻了1.2億數量的青壯年勞力，他們的年齡處於16歲到46歲之間，平均接受7.3年的教育（蘇小和：《農民工背後的經濟學風景》），“財經網”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