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被騙的，項目暫時凍結了，是政府在搗鬼，你去網上看看，股東都在想辦法。等到問題解決了，本息還得補給我，得有九十萬了。」我不知道是因為愛面子，還是真的搞不清楚，大勇始終堅信，他沒有上當，「項目」還在。
我也願意事情真是這樣。我希望從來沒有什麼詐騙，我的兒時玩伴，大勇，他參與了高回報的項目，賬戶裡資金每天都在翻滾。我希望項目恢復正常，他將拿回近百萬的本金和利息。我希望他的事業順利，婚紗店繼續開下去，如他所願，某一天擊垮所有的對手，開著豪車風馳在街頭。最終，我所有的縣城朋友們，都能成為這個時代創富傳奇裡的一員。
我與科幻世界
文_韓松
一
13億人的中國只有一家專業發表科幻小說的雜誌，那就是《科幻世界》。
我第一次來到《科幻世界》編輯部，是在1989年10月，我正讀研究生二年級。我應編輯部邀請來成都開筆會。那時雜誌還叫《科學文藝》，但正準備改名為《奇談》。
雜誌社在成都人民南路4段11號的省科協大樓中辦公，給我的印象是條件很差，就幾張桌子，不到十人，也沒有電腦，請客吃飯都很節省。
雜誌正苦苦掙扎，以求生存。關於《奇談》，一些作者私下不以為然，說這個名字，預示了中國科幻的末途。「奇談」之後便是「怪論」了。我也這樣想。
副總編譚楷帶作者來到青城山下，住進一個招待所，舉行筆會，也就是關起門來寫作，為《科學文藝》或《奇談》提供內容。
很奇怪的是，許多人並不是寫科幻的。比如我跟一個叫金平的人住一個房間，他是寫報告文學的。另外，還有劉繼安，也是寫報告文學的。
我努力寫科幻，寫了一個外星人與人類關係的故事。但編輯認為寫得不行。
編輯們對科幻作家非常失望。倒是那些報告文學作家很受歡迎。
我把1988年7月完成的《宇宙墓碑》手稿交給編輯。他們也覺得不行。
《科幻世界》創刊於1979年，當時就叫《科學文藝》。這是托了改革開放的東風。中國每到社會轉折點，科幻就會興旺一番。
第一次是清末民初，中國要建立現代國家。第二次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建立起了現代國家。但每次興盛都為時不長。
第三次，趕上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人們說，科學的春天來到了。
但這股春風來得快去得也快。據科幻科普界元老董仁威回憶，到1982年，《科學文藝》的印數就從最高峰時的22萬冊下滑到7萬冊。
也就是說，在1983年科幻被當作「精神污染」遭到清除之前，它就已經衰落了。
「清污」致使科幻進一步走向末途，全國科幻雜誌紛紛停刊。1983年，《科學文藝》的發行量僅剩下一萬冊。
但那時候，像我這樣的作者，都還在埋頭寫。劉慈欣他們也在埋頭寫。不明白為什麼要寫科幻。也許是年輕人覺得未來還有希望吧。
雜誌苦苦支撐，畢竟沒倒。有人問及譚楷，《科學文藝》為何能夠倖存，他說：「因為當時看到僅剩這一家了，我們要停刊了，中國的科幻也就沒有人搞了。所以咬咬牙堅持了下來。不過，說句心裡話，當時國內要是還有第二家，我們也就不搞了。」
上級也打算放棄它。1984年，《科學文藝》與主管單位四川省科協脫鉤，完全自負盈虧。沒有了公費醫療，工資要自己掙自己發。這樣的情況，在當時還是少見的。
這年，經過民主選舉，楊瀟擔任了主編，後又任社長。她最終讓《科幻世界》復興並走向興旺。但紅火之後，社長又變成上級委派了。
從1987年第六期《科學文藝》上，可以看出稿荒的嚴重。編輯部不得不用非科幻作品湊數。該期共登了三篇紀實報告文學，還有一些歷險記、訪問記、「成就動機」隨筆、雜記科學散文和科學詩等。科幻小說有八篇，但四篇是微型小說。八篇中僅有兩篇是中國人寫的。譚楷也親自上陣，為雜誌寫文章。
那時，雜誌社要靠做少兒圖書來養活自己。編輯們都推著板車上街賣書。
二
我再次來到編輯部，是1991年5月。世界科幻協會年會（WSF年會）在成都召開，由《科幻世界》承辦。這時情形已經有些不一樣了。
許多國際大牌都來了。在參觀都江堰時，我問一個老頭兒，世界科幻中，關於政治的主題是怎麼寫的。他的回答我已記不得了，卻漸漸知道，這人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代表人物奧爾迪斯（Brian Aldiss）。
我與張勁松住在科協招待所的同一房間。這個上海年輕人獲得了銀河獎。他很講究，為領獎，大熱天的，還帶了件黑色西服來。
頒獎那天，舉辦了隆重的儀式，還有文藝演出。
會議由四川省外辦、省科協和《科幻世界》雜誌（這時已由《奇談》改成這個名字了，並一直延用至今）聯合舉辦，四川省省長張皓若、副省長韓邦彥以及世界科幻協會主席馬爾考姆·愛德華茲（Malcolm Edwards）出席會議並分別講了話。規格夠高的了。會議的宗旨是「科幻·和平·友誼」。
我能來與會，非常榮幸或幸運。《科幻世界》的邀請信到達時，我正在武漢大學上入黨培訓班。學校決定提前讓我從黨校結業，去開大會。
不過，那時，我連去成都的路費也難湊齊。譚楷副總編於是寫了一封信給他並不認識的武大校長齊民友。信封上客氣地寫著「校長台鑒」。信中稱我是大有希望的科幻作者，來成都開會很重要。
經校長特批，學校資助了400元錢。當時，這筆錢是個不小的數目。同學中在外企工作的人收入最高，當時一個月拿600元。
校長是齊民友是一位數學家。我寫這篇文章時，查了一下百度，看到齊民友有一段話：「人們曾經不只是為了某個具體的目的去研究一個個具體的數學問題，而是追求深層次的真理，又怎樣由此而造出美好的世界。這就是創造。」
這跟科幻的主張有些相像。
在大會上，我被安排作了一個發言，講了中國科幻與傳統文化的關係。其實到底有什麼關係，我到今天也沒弄明白。
對我很重要的是，在會場上，遇見了呂應鐘，台灣的重要科幻作家和不明飛行物研究的開創者，那年40歲。
我把《宇宙墓碑》的退稿交給呂應鐘，想請他看看。結果他帶到台灣，交給了張系國、張大春他們，又參加了《幻象》的世界華人科幻文藝獎。最後，這篇小說獲得了小說類金獎，獎金為10萬元新台幣，相當2.5萬元人民幣。我是到獲獎時，台灣那邊到處打電話找我，才知道這回事。
那段時間，我接到《科幻世界》不少退稿。後來都不知弄哪兒去了。當時都是手寫。我是1992年開始，才在電腦上寫科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