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文先生來港演講，相約晚上見面，領他到灣仔一間土耳其餐廳吃烤肉和喝啤酒，但忽然改變心意，道：「不如帶你逛街散步？」 王先生點頭同意。我便領他沿著駱克道與分域街交界處往東走到盧押道，街道兩旁都是中門大開的酒吧，鼓噪的音樂，比音樂更鼓噪的人聲，排山倒海地從酒吧裡湧到馬路上，穿越其中，似被無形的波濤衝撞著、攻擊著，直從心底迫出了一股熱浪，裡應外合，幾乎使人連走路亦難穩步。
在喧鬧裡我扯開嗓門對王先生道：「這區就是《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英文小說，也拍成了好萊塢電影。」
「哦，就是這裡？蘇絲黃的世界，我知道，我當然知道。」王先生笑道。
我續道：「十來歲的時候我在這裡打過工，在舅舅的裁縫店，客人都是英國和美國來的海軍士兵，只留港三天，前來訂造西裝，第一天量身，第二天試身，第三天便要取貨離開了。舅舅有時候耍詐，西裝明明造得過寬，他叫阿兵哥站在鏡前，繫上外套鈕扣，他從後面輕輕拉住外套，客人便以為合身了……」
我邊走邊說，還伸手拉一下王先生的衣服以作示範，手肘不小心觸碰到過路行人，被一對年輕男女白了一眼。我們兩個男人遂笑得更開心，像惡作劇的孩子。
到了盧押道，右轉過馬路走進修頓球場，我又說了其他故事。修頓於戰前的名字是蕭頓，紀念一個叫作Wilfrid Southorn的殖民洋官的老婆，我小時候常來踢球，三山五嶽，都是黑社會，卻從來沒人召喚我加入，因為嫌我又矮又瘦，嫌我礙事。
穿越修頓球場而到莊士敦道，有電車軌，對街是和昌押店，騎樓式唐樓被保留下來，但內部經營高檔餐廳和創意精品。我對王先生說，小時候陪母親進過這押店，她牽著我的手，櫃檯極高，母親踮起腳尖，極艱難地把手錶遞給店主，我年紀雖輕，卻仍覺得委屈與難過，替自己，更替母親。
之後是聖佛蘭士街、星街、月街、日街，再繞回莊士敦道，路經洪聖古廟，我對王先生說了阿姨在這裡找盲公炳算命的故事。盲公炳鐵口直斷她有四次婚姻，她氣得罵人，但結果靈驗了，她嫁誰，誰便死，三回皆如此，只有第四任丈夫保住了命。
再之後是船街、大王東街、汕頭街、廈門街、利東街、春園街、太原街，我告訴他這裡曾是港島的海岸線，所以船街極短，更有幾級石階殘跡，是昔年的碼頭，香港人搭乘舢舨來往港島和九龍即由此登岸。再之後便回到修頓球場，經由盧押道和駱克道的原路返回酒店。兩個老男人都累了。
把王先生送返酒店握手道別後，我意猶未盡，折回修頓球場坐了一陣子，獨自重溫昔年往事。我在灣仔長大，至今仍喜自稱「灣仔人」，把灣仔視為故鄉。這裡有太多太多的故事讓我回味，親身經歷的，耳朵聽來的，眼睛讀到的，或悲涼或哀傷，或歡欣或荒唐，或關乎背叛，或訴說忠誠，皆離不開球場四周的街道與馬路。電車軌從上環蜿蜒而至灣仔，再經銅鑼灣而延伸至筲箕灣，可是我的記憶電車就只在灣仔迴旋打轉，我是司機亦是乘客，涼風習習，我忘記了今夕何夕。而在平常日子裡，當有朋友從外地來港，我亦喜歡帶他們到灣仔走動，讓他們坐上我的記憶電車，在幾條道路之間兜兜轉轉，分享我所知道所記得所想像所渴望的Wan Chai。劉克襄、莫言、余華、初安民、陳雪、駱以軍、閻連科、黎紫書……皆曾是我的記憶電車上的乘客，他們搭得高興與否，我管不了，但我這司機把方向盤握在手裡，用故事權作鈴聲，叮叮噹，叮叮噹，滿足自在，無論白天或黑夜，同樣是無比地暢快。
《龍頭鳳尾》折射了記憶電車的若干窗外風景，或虛或實，或浮或隱，連我都不太容易分辨個中真偽。如楔子所言，剛開始時我想寫的是發生於一九六七年的「金盆洗捻」盛宴以及其後的江湖風雲，然而寫了兩三萬字，心意改變，推倒重來，把時間移前了三十多年，改由陸南才的鄉間遭遇寫起，最後竟把故事寫成了「前傳」，原先的「金盆洗捻」反而變成待續情節，只好留待下一部小說細述重頭。這些年來，我經常不無濫情地覺得對灣仔有所「虧欠」，要給灣仔寫幾個故事，《龍頭鳳尾》正是我還出來的第一個，之後，若無意外，陸續有來。
小說動筆於二○一四年中。廿年前寫過兩三千字的短篇，坐下一小時即完成一篇，艷情、鬼怪、科幻，刊發在八卦週刊上，賺稿費，過日子，從沒認真對待自己的作品。到了五十一歲才開始寫長篇，既然為的不再是稿費，總得認真一些，是前所未有地認真，不管每夜多晚上床睡覺，翌晨八點必起床，坐到書桌前，寫完一千字再忙其他。有時候只寫出幾百字，甚至幾十字，甚至幾個字，但仍堅持每天寫，因有一回跟楊照在台北的國家音樂廳吃晚飯時，他提醒我：「必須每天寫，停下來了便會永遠停下來。」我向來敬佩這位大哥，聽他的，果然有效。
中間也並非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張家瑜忽然生病住院，我當然停筆照顧，一停便是三四個月；其後再有家人動手術，忙亂得晨昏顛倒，唯有停寫兩三個月。又其後，竟有兩回弄壞了記憶棒，好不容易救回部分電子檔案，失去了兩三萬字，非常挫敗懊惱。幸好每回定神之後，像陸南才一樣罵一句「是鳩但啦！」便又有了重新起步的意志。就這樣，寫寫停停，從未想過放棄，最大理由是寫小說確實是一樁非常快樂的事情，快樂到可以驅趕所有挫敗懊惱。
《龍頭鳳尾》完成後，我讀到村上春樹在《身為職業小說家》寫的字句：
「去做能讓自己最快樂的事，做自己『想這樣做』的事，依自己想做的方式做，就行了。那麼就算評語不好，就算書賣不好，也可以想成『算了，沒關係。至少自己快樂了』，就多少可以接受」。
我於初老之年動筆寫長篇，感受正是如此。
第一部長篇小說出版在即，必須對一些朋友送上誠摯的感謝。陳蕙慧是最先鼓勵我寫長篇的人，並且一路督促，令我不敢怠懶。還有王德威、范家偉、胡洪俠、止庵、顧文豪、余執、劉美兒、妮娜等諸位老師和好友，皆曾以不同的方式對我的寫作提出寶貴的意見和動人的鼓勵。尤其張大春先生，我靠，把我的十八萬字從頭到尾讀了據說兩遍，不僅挑出無數錯字，更對其中情節矛盾之處、細部遺漏之處、結局發揮之處，統統給了非常關鍵的提點，令我慚愧和「震驚」得失眠了兩個夜晚。非常感激張大春的認真對待，對我，對小說。
對了，還有林美枝, 也就是作家「張家瑜」, 她期待和支持我寫小說好多好多好多年了, 終於, 小說現身了, 她終於有了一位「小說家老公」。至於她和我的女兒馬雯，經常被迫聽我把小說情節說了又說，偶爾也被迫提幾句「聽後感」，卻都有啟發。正在奮力創作英文長篇的廿三歲的馬雯有一回道：「你沒法強迫小說人物如何想、如何做，他們自有生命。」
我怔怔望著她，心裡最渴望的事情其實不是她讀我的小說，而是，終有一天，我讀她的。
二○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香港九龍塘